人類飲食生活與飲食文化的發展，與人類的社會發展密切相關。我們從中國飲食文化發展為出發點，結合史前到文明時代飲食文化發展重要節點的表述，從而對於喇家遺址和齊家文化的飲食文明的地位，就可以自然地做出一個判斷。
王學泰先生在《華夏飲食文化》書中，把中國飲食文化劃分為：飲食文化的蒙昧時代、萌芽時代、昌明時代和昌盛時代等幾個不同發展階段。他認爲中國飲食文化的蒙昧時代是中國的史前文化時期，即石器時代；飲食文化的萌芽時代是中國文明形成的夏商時期；飲食文化的昌明時代是周秦漢時期；漢代以後是中國飲食文化的昌盛時代。這或許代表了部分史學家對中國飲食文化發展的一種認知。我們確有不同的看法和認知。該書把整個中國飲食文化的發展往後延遲了一大段時間，把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水準，頗有些看低了。而且飲食文化的時代概念劃分也並不貼切。就考古學領域而言，舊石器時代或可作為中國飲食文化的“蒙昧時代”；但在人類學會用火前後，是一個很大的分界點。若說人類用火之前是蒙昧時代，應該更恰當。至新石器時代，飲食文化就已經遠遠超過了“萌芽”的狀態，應該說已經是一個初步發展的時代，而新石器時代晚期和夏商周時期，則是飲食文化走向昌明的時代，我們理解爲是飲食文明形成和成熟的時代。上古文獻“三禮”中許多關於飲食禮儀規範的記載，記錄的就是由飲食文化逐步形成的禮儀制度的內容，是當時的發展的一個總結，而不應只視為一個新規。這應是一個不爭的共識。隨後，秦漢以降，可說是中國飲食文化和飲食文明不斷繁盛的時代（用昌盛時代也未爲不可。其中還可以再劃分出不同的發展階段，我們不再細述）。只有這樣理解，才可以比較充分表述清楚中國飲食文化發展的脈絡和進程，並反映中國飲食文化鮮明的時代性發展和進步。
人類在進化過程中，從最初的茹毛飲血，進步到用火熟食，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飲食生活上的“革命”。這是飲食文化最初的一大發展和轉變。由此便開始了人類飲食所具有的泛文化的涵義。後來人工取火方法的發明，也是標誌性的重大事件。飲食文化的發展，直接影響到了社會發展。即使在人類學會用火之前，早期人科成員在食物的分享行為上，就已經明顯可分辨出人類的社會性烙印。所以說，人類的吃與動物的吃有著一定本質的區別，並與人類文化及社會活動直接相關。因而人類飲食文化幾乎可以說是與人喇的歷史同樣久遠。
在中國新石器時代，距今約一萬年前後，人類從採集、狩獵，發展到農業種植和家畜養殖，是人類歷史上的又一次大發展，考古學家稱爲新石器時代革命，也即所謂農業革命。它以生産的方式提供了人類社會相對穩定而且越來越豐富的食物來源。生產方式的革命，也帶來了人類生活方式的變革，直接導致了人類飲食文化發展，也隨之進行了一系列深刻革命。新石器時代還開始了陶器的製作，陶器進入人類生活，便開始了陶烹的方法，美食美器的風尚由此起源，飲食文化也從此有了豐富多彩和奇異變化的內涵。
在新石器時代數千年的發展中，飲食文化不斷有重大的發展，同時也對人類社會發展産生巨大而深刻的影響。其中意義最重大的影響，莫過於對於文明起源和文明形成所發生的積極作用。簡單說，就是隨著原始農業經濟的發展，食物資源的逐漸豐富，人口的日益增長，社會物質財富的積累，帶來了社會結構的變化和發展，一些人可以脫離直接生産勞動而仍然能夠滿足其生活所需，他們不參與生産，而從事淩駕於生産勞動之上的事情，或是一些精神領域的工作，社會的分層結構和社會分化出現了，隨著社會結構越來越複雜化，人類聚落形態也在發生變化和發展，以血緣爲紐帶的人群結構，逐步改變爲血緣和地緣共同維繫的社會結構，在複雜的社會生活中，禮制規範適應需要就慢慢出現了，甚至有時突出地變得重要。所謂禮起於飲食，說明禮制與飲食文化有最直接的關係，最初的一些禮儀講究是在飲食規範中表現出來的。飲食文化中還包括了祭祀的和原始宗教與崇拜的內容。
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和夏商周時期進入文明時代，是所謂飲食文化的昌明時代。飲食文化從吃的需求，一部分轉變爲品和賞的追求。包括調味與食物製作工藝的提升，飲食成了藝術。隨之而來的飲食文化發展有了更加複雜的演化，而且食不厭精，講究細緻入微和繁縟精緻的精彩變化，飲食文化的內涵更加豐富而且不斷充實和疊加，更要求出奇制勝。祭祀與原始宗教內容的滲入，禮樂形式的配合，反映出文明教化的特徵。飲食文化發展到細膩精湛的程度，幾乎變成爲一個標誌和象徵，飲食文明的展現，提升到禮制的高度，從這個意義上說，昭示著文明的形成和文明時代的到來。有道是，治大國若烹小鮮，飲食藝術被看成了蘊含治國之道。事實上，夏商周一些重要官職，由於歷史原因，均出身於與庖廚等與飲食相關的身份。所謂君子遠庖廚之說，不過是希望不要看到宰牲的場面，而這正是文明時代進步的顯示。我們可以看到，飲食文化發展，在中華文明形成前後的這個時期，與社會政治生活充滿了密切的關係。
在國家誕生和文明形成前夕的龍山文化時期，中國社會發展的文明化進程是與飲食文化發展相對應的。研究發現，中國文明起源是與中國史前食物豐富即農作物與家畜禽的生業發展相關的。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作用及環境因素相關，飲食文化的發展受經濟發展的推動，也對社會發展和文明進程產生積極影響和作用，這是不可低估的。這些相關性應是互動的，相互作用的。這時期，酒的釀造工藝早已日臻成熟，酒乃成爲人類禮儀活動中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媒介。以食物精細加工作為祭品進行祭祀活動，成為一般較為固定的儀式形式。這時期，食物已經比較豐足，據植物考古學研究認爲，“在華夏文明的形成過程中，作爲中國北方旱作農業傳統農作物——粟和黍這兩種小米的主導地位開始動搖，中原地區開始普遍種植稻穀和大豆，小麥也已經傳入，包括粟、黍、稻、麥、大豆在內的多品種農作物種植制度逐步建立。稻穀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普遍種植提高了糧食作物的總體産量，爲文明的形成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小麥的傳入導致了北方地區灌溉系統的發展，加速了文明化的進程”。這時期，農作物“五穀”已經完備，“六畜”已經呈現，豬、牛、羊、馬、狗、雞齊全，完成了中國歷史上基本成型的五穀六畜的格局。動物考古學的研究表明畜養充足，商代早期都城祭祀區發現的祭祀動物大量使用豬，這個現象延續了新石器時代祭祀品大多使用豬的現象。甲骨文中經常出現的“太牢”“少牢”祭祀，印證了新石器時代已完備的主要家畜品種中，豬牛羊組合是最重要的種類。
同處在這個時期，在文明形成的關鍵時間段的齊家文化，雖然我們傾向於認爲它最終沒能夠踏進文明的門檻，達到國家化的發展高度，但是它在多方面仍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它所發展出來的一些重要文明因素對於夏商周王朝和夏商周文明也起了若干積極的作用，是中華文明發展中一個重要的源流。如齊家文化玉器和銅鏡等，就對夏商周文明發生過正面影響。喇家遺址就表現出了不少如我們前面所述諸多飲食文化方面的成就和現象，對中華文明的形成和發展，産生了明顯作用和影響，有些方面顯示出它們同步的發展，有些方面如在麵食文化、進食用具的叉子等等，就顯然影響了夏商周。
從飲食文化的角度，我們還可以看到，最新的科學研究測試表明，喇家遺址人骨的食性分析提示，四千年前喇家遺址先民的營養級，較青海上孫家墓地的卡約文化和漢代的在約兩三千多年前的人骨反映出來的營養級要高，說明齊家文化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物産豐富；而且喇家遺址若干人骨分析，反映出其營養的個體差異並沒有截然分明的重大差異，這說明人們彼此間沒有嚴重的兩極分化；食物結構反映，喇家遺址人們食用許多動物性食物的肉食，但仍然以C4類植物（粟黍）爲主，巧合的是，喇家遺址與山東校場鋪遺址人骨的食性分析頗爲接近，前面我們曾提到校場鋪遺址發現了小麥遺存。該分析測試還表明，略晚於齊家文化的青海上孫家的卡約文化和甘肅火燒溝四壩文化的人骨以及上孫家的漢代人骨，均顯示出了以C3植物即可能是以小麥爲其主要食物來源的現象。人骨的食性分析蘊含極爲豐富的文化，以及社會和環境的訊息，值得我們再進一步深入探討。
如上所述，喇家遺址從飲食文化方面所反映出的文明化進程，我們已經看到了一個大致清晰的輪廓。
（本文原载于《考古》2007年第5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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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刘昶、方燕明：《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载《南方文物》2010年第4期。
[8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都邑与文化（二）——“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72-382页。
[83]〔清〕吴仪洛：《本草从新》卷十，清刻本，第102页。
[84]李晓燕：《沙棘性状及形态解剖特征与其生态适应性研究》，内蒙古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2页。
[85]袁宝财、单巧玲：《沙枣树经济价值与栽培技术》，载《林业科技通讯》2001年第8期。
[86]杨颖：《河湟地区金蝉口和李家坪齐家文化遗址植物大遗存分析》，兰州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第42-43页。
[8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民和喇家史前遗址的发掘》，载《考古》2002年第7期。
[8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2000年发掘简报》，载《考古》2002年第12期。
[89]a.夏正楷、杨晓燕、叶茂林：《青海喇家遗址史前灾难事件》，载《科学通报》2003年第48卷第11期。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民和喇家史前遗址的发掘》，载《考古》2002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2000年发掘简报》，载《考古》2002年第12期。
[90]HouyuanLu，XiaoyanYang，MaolinYe，et all.“Milletnoodles In Late Neolithic，China”，Nature，2005，437，pp.967-968.
[91]a.安志敏：《甘肃远古文化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载《考古通讯》1956年第6期。
b.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渭河上游天水、甘谷两县考古调查简报》，载《考古通讯》1958年第5期。
c.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古文化遗存》，载《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d.胡谦盈：《试论齐家文化的不同类型及其源流》，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92]a.夏鼐：《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载《中国考古学报》第3册，1948年。
b.夏鼐、吴良才：《兰州附近的史前遗存》，载《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1951年。
[93]a.夏鼐《临祧寺洼山发掘记》，载《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年。
b.谢端琚：《马家窑文化渊源试探》，载《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94]张学正、张朋川、郭德勇：《谈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的分期和相互关系》，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95]a.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上、下），载《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1987年第2期。
b.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载《文物》1978年第10期。
c.谢端琚：《试论齐家文化》，载《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d.谢端琚：《试论齐家文化与陕西龙山文化的关系》，载《文物》1979年第10期。
e.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
[9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碳十四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二九）》，载《考古》2003年第7期。
[97]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碳十四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三一）》，载《考古》2005年第7期。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碳十四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三五）》，载《考古》2009年第7期。
[98]a.叶茂林：《喇家遗址绝对年代的初步认识》，《载中国文物报》2004年2月6日第7版。
b.夏正楷、杨晓燕、叶茂林：《青海喇家遗址史前灾难事件》，载《科学通报》2003年第48卷第11期。
c.张玉柱、黄春长、庞奖励等：《黄河上游官亭盆地喇家遗址地层光释光测年研究》，载《地理学报》2013年第68卷第5期。
[99]夏训：《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载《考古》1977年第4期。
[100]a.仇士华、蔡莲珍：《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碳十四年代框架》，载《考古》2001年第1期。
b.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等：《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载《考古》2007年第8期。
[101]a.吴小红、付罗文、李水城等：《重庆忠县中坝遗址的碳十四年代》，载《考古》2007年第7期。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碳十四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加速器质谱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美队：《河南虞城县马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碳十四测年》，载《考古》2010年第12期。
[102]a.仇士华、陈铁梅、蔡莲珍：《中国气年代学研究》，科学出版社，1990年。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碳十四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加速器质谱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美队：《河南虞城县马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碳十四测年》，载《考古》2010年第12期。
[10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碳十四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二九）》，载《考古》2003年第7期。
[10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碳十四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三五）》，载《考古》2009年第7期。
[10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碳十四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三一）》，载《考古》2005年第7期。
[10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2000年发掘简报》，载《考古》2002年第12期。
[107]a.夏正楷、杨晓燕、叶茂林：《青海喇家遗址史前灾难事件》，载《科学通报》2003年第48卷第11期。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民和喇家史前遗址的发掘》，载《考古》2002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2000年发掘简报》，载《考古》2002年第12期。
[10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发现齐家文化祭坛和干栏式建筑》，载《考古》2004年第6期。
[109]a.谢端琚：《试论齐家文化》，载《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d.谢端琚：《试论齐家文化与陕西龙山文化的关系》，载《文物》1979年第10期。
e.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
b.正吉怀：《天水西山坪和师赵村遗址发掘的学术意义》，载《考古》1991年第7期。
c.水涛：《西北地区史前考古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载《考古学文化论集（三）》，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1页。
[110]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
[111]a.谢端琚：《试论齐家文化》，载《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d.谢端琚：《试论齐家文化与陕西龙山文化的关系》，载《文物》1979年第10期。
e.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
b.正吉怀：《天水西山坪和师赵村遗址发掘的学术意义》，载《考古》1991年第7期。
c.水涛：《西北地区史前考古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载《考古学文化论集（三）》，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1页。
[1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1年。
[1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和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1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1年。
[1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载《考古》2014年第7期。
[116]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等：《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载《考古》2007年第8期。
[117]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简本），世界图书出版社，2000年。
[118]仇士华、蔡莲珍、冼自强等：《成有关所谓“夏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的初步报告》，载《考古》1983年第10期。
[1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等：《青海喇家遗址齐家文化的重要发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2年1月第3期。
[120]王国道等：《青海喇家村齐家文化遗址最新揭示：史前灾难现场摄人心魄，黄河慈母佑子情动天地》，载《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5日第1版。
[1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等：《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发现齐家文化祭坛和于栏式建筑》，载《考古》2004年第6期。
[1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青海民和喇家史前遗址的发掘》，载《考古》2002年第7期。
[1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等：《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发现齐家文化祭坛和干栏式建筑》，载《考古》2004年第6期。
[1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等：《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2000年发掘简报》，载《考古》2002年第12期。
[1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青海民和喇家史前遗址的发掘》，载《考古》2002年第7期。
[1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青海民和喇家史前遗址的发掘》，载《考古》2002年第7期。
[127]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128]庆阳地区博物馆：《甘肃宁县阳坬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1983年第10期。
[129]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墓地发掘简报》，载《文物》1988年第9期。
[130]钱耀鹏：《窑洞式建筑的产生及其环境考古学意义》，载《文物》2004年第3期。
[1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
[132]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86年第2期。
[13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
[134]西安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文物出版社，1988年。
[13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宝鸡福临堡》，文物出版社，1993年。
[136]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扶风案板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
[137]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138]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139]圆子沟遗址F2004灶址也曾发现有烟道，但非居室（主室）灶址，且文字及图示皆不甚清楚。
[140]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章丘县董东村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2002年第7期。
[141]王明辉：《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人骨及其相关问题》，载《考古》2002年第12期。
[14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等：《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发现齐家文化祭坛和干栏式建筑》，载《考古》2004年第6期。
[143]钱耀鹏：《关于环壕聚落的几个问题》，载《文物》199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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