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坝文化：酒泉华夏文明的青铜时代

第三节　四坝文化

四坝文化因首先发现于山丹县四坝滩而得名，从遗址最初面世到最终定名，经历了较长的过程，期间人们对它的性质没有明确的把握。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酒泉考古和发掘工作不断展开，尤其是玉门火烧沟遗址的发现，四坝文化才被考古学界认定为一种独立的地区性青铜文化，也因此称火烧沟文化。年代约为距今3900～3400年，相当于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

早在1948年，山丹培黎学校师生就在四坝滩一带发现了史前文化遗迹和墓葬，并采集了一批石器和陶器。195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河水库考古队开展考古调查，在此又采集到一批遗物。当年，安志敏先生撰文认为该遗址发现的两批陶器独具特色，以夹砂粗红陶为主，多饰浓重的彩绘且凸起于器表，既不同于马厂类型，也有别于沙井文化，应单独命名为四坝文化。当时未发现共存的铜器，所以推测该文化属新石器时代，但在后来正式发掘的各遗址中普遍出土铜器。因此，学术界才确认这是一支纯属青铜时代的遗存。^[20]此后，四坝文化遗址在各地屡有发现，如1956～1958年，甘肃省博物馆先后在酒泉下河清、民乐东灰山和西灰山及山丹山羊堡滩等地，发现了四坝文化遗迹和墓葬。^[21]经过发掘的还有酒泉下河清的两个遗址，重点调查的有民乐西灰山、瓜州鹰窝树、玉门沙锅梁等遗址。

1976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对玉门火烧沟遗址进行了首次正式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312座，出土以模铸为主的斧、镢、镰、凿、刀、匕首、矛、镞、锥、针、铇、钏、管、锤和镜形物等铜器200多件，陶器近千件，还发现有加工精致的金、银耳环及玉器等。出土铜器墓葬共106座，占全部墓葬的1/3，还有铸镞的石范。从而纠正了学术界对四坝文化的误识，进一步明确四坝文化是一支青铜器时代的文化。

1986年秋至1987年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联合对河西走廊四坝文化进行调查发掘，其中在民乐东灰山遗址发现249座四坝文化墓，出土陶器、石器、骨器和铜器975件，并采集到小麦、大麦、粟、稷、高粱等五种农作物的炭化籽粒，从而对四坝文化的性质、内涵和分布等都有新的认识。^[22]特别引起农史专家感兴趣的是，东灰山文化层中采集到完整饱满的小麦粒，这是我国境内最早的小麦标本。小麦起源于西亚，东灰山的发现表明至少在青铜时代我国已开始栽培小麦。

1987年5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联合对酒泉干骨崖墓地进行发掘。清理墓葬107座，出土一批青铜时代早期阶段的玉石器、陶器、铜器、骨蚌器、牙器及装饰品等遗物450余件（套）。通过对干骨崖墓地出土遗物，特别是对陶器的比较研究，大致可确定墓地的性质属于青铜时代早期的四坝文化，文化面貌与山丹四坝滩遗址、玉门火烧沟墓地、民乐东灰山遗址相同。通过对干骨崖墓地部分墓葬采集样本进行常规碳十四检测，年代数据在公元前1850～前1500年（数轮校正值）。年代范围恰好处在中国中原地区的夏代至商代初期。经比较研究，干骨崖墓地的绝对年代略晚于玉门火烧沟墓地和民乐东灰山墓地。因此，可将后两处遗址作为四坝文化早期阶段的代表，干骨崖墓地为四坝文化晚期阶段的代表。^[23]

2003～2004年，西北大学考古系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位于酒泉市肃州区清水镇的西河滩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时，发现一个距今约4000年的早期青铜时代文化原始遗址，首次重现了四坝文化大型聚落遗址。西河滩遗址共发现半地穴式和地面式房址50余座、烧烤坑400余座、储藏坑150余座、祭祀坑20余座、陶窑7座、墓葬3座以及畜圈遗存等，出土大量陶器、细石器、打制及磨制石器、骨器等。发掘中还出土了一些青铜器残片和残铜块。从此次考古发掘出土陶器等遗物的特征看，西河滩遗址的主体遗存与四坝文化关系密切，同时文化面貌显示出偏早的特征，并据此提出早期四坝文化的概念。^[24]

上述几处遗址的发掘，较全面地提示了四坝文化的基本面貌。

四坝文化的分布，主要在河西走廊的中部和西部祁连山以北地区，东起山丹，西至新疆哈密盆地，北及黑河下游，南涉疏勒河中上游一带。半个多世纪以来，四坝文化遗存已有玉门火烧沟等多处墓地的发现和发掘，但一直未能找到同时期的聚落遗址，使考古学界对该文化的了解和研究无法深入。酒泉西河滩遗址的发掘，首次重现了四坝文化大型聚落遗址，大大丰富了四坝文化内涵，为认识该文化的性质增添了新的依据，使河西走廊史前考古学文化之谜有望得以破解。同时，该遗址的发现对于河西走廊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立，以及对于该地区乃至我国西北地区古代民族的构成、民族迁徙及相关问题的研究，都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新资料。下河清遗址存在四坝文化在上、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在下的地层叠压关系；酒泉干骨崖遗址十余座墓葬填土中，发现有马厂类型彩陶片，都说明四坝文化晚于马厂类型文化，是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和当地土著文化的融合，并受到齐家文化和来自北方的某些文化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一支青铜文化。

四坝文化石器有斧、刀、锤、盘状器、磨盘、磨棒、臼、穿孔石锄、石球及磨石等，以打制的手斧和盘状器、磨制不佳的穿孔长方形石刀为常见，如双肩斧、亚腰形斧、长方形穿孔刀、穿孔锄、马鞍形磨盘、磨棒、臼、凿、锤、锛、环状器和多种形式的砍砸器等，形制多具特色。石器虽然数量大、种类多，但制作粗糙、打磨简单，呈现出明显的退化趋势。^[25]骨器有锥、凿、匕首、针、纺轮等。骨匕磨制精致，刃体较薄，一端穿孔。西河滩遗址所出骨针细匀修长，针孔能容现代缝衣线穿过。玉器有璧、斧、锛、凿、权杖首等。有些玉器为实用器，显示出玉器源自磨制石器的演变关系。

四坝文化使用铜器已相当普遍，器类有刀、削、锥、斧、戚、凿、镢、匕、矛、镰、针、镞、权杖饰及刨、钏、管、镯、鼻环、镜等装饰品，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的风格，尚未发现容器。红铜与青铜并存，而青铜数量已开始多于红铜，器型种类也大为增加，代表了齐家文化之后甘、青地区青铜工艺的发展高度，是甘肃境内出土早期铜器最多的古文化。从金属工艺来看，四坝文化不同遗址的铜器不尽相同，多为铸造与热锻并用，有些需有坚硬锋利刃部的器物如刀、锥、镞等，在铸造或热锻后还经过了冷加工处理。采用分铸工艺制作的玉门火烧沟遗址四羊首铜权杖，羊首系用复合模具分铸后镶嵌于器身的，工艺相当复杂，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件镶嵌铸件，表明四坝文化的人们已经有制造较复杂器物的能力。迄今为止，在山丹四坝滩、玉门火烧沟、瓜州鹰窝树、民乐东灰山、西灰山、酒泉干骨崖等四坝文化遗址采集和出土的铜器已有270多件，大致可分为工具、武器和装饰品几大类。就其种类和型制而言，四坝文化铜器与较早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齐家文化所出同类器物差别不大，但显然更为进步一些。如锥的形制已相当规范，且均为有柄复合工具；铜刀个体较大，以往罕见或不见的环首刀、有銎斧已成为常见之物，代表了一种新的、更为进步的文化因素；就器物的合金成分来看，玉门火烧沟遗址中，红铜器和青铜器的比例大致相当，约各占50%，个别器物含有少量的砷；民乐东灰山遗址出土的铜器均含有砷，其含砷量在2%～6%，部分样品锡的含量接近8%；酒泉干骨崖遗址所出铜器主要是铜锡、铜砷合金。其中铜砷合金的含砷量为1%～6%，铜锡合金的含锡量多为2%～10%，与东灰山遗址铜器的砷、锡含量接近；年代稍晚于东灰山和干骨崖遗址的瓜州鹰窝树遗址出土铜器全部为铜锡合金制品。研究表明含砷2%～6%，是砷铜合金最理想的成分范围，在此范围内合金具有较好的延展性，在冷加工时不会出现裂纹，合金的硬度也会大大提高。^[26]四坝的冶铜业比齐家文化的发展程度更高，铜器已广泛存在于生产、生活、军事及装饰领域，青铜制作已经程序化、规模化，虽然仍未达到制作和使用青铜容器的高度，但无疑已进入青铜时代。(www.xing528.com)

四坝文化陶器有罐、壶、盆、豆、杯、鼎、盘、盒、埙、铃、牌饰及形式多样的器盖等，以罐类器的数量和样式最多，如双耳罐、单耳罐、四耳罐、腹耳罐、筒形罐、带盖罐等，其次是壶。陶质较粗，多为夹砂陶，红陶为主，也有褐、灰陶。火候偏低，陶色不纯，常出现灰、黑色或黄白色斑痕。多手制，用泥条盘筑法分段套接成器，小型器则直接用手捏成。饰绳纹、弦纹、刻画纹、戳印纹和附加堆纹。彩陶比例较大，约占陶器总量的1/4，火烧沟墓地比例高达1/2。均施紫红色或姜黄色陶衣，纹饰浓重，喜用黑彩，红彩较少，富有凸起感。主要纹饰有三角纹、折线纹、条带纹、回纹、圆点纹，以及以羊、犬、鹿、蜥蜴等为题材的动物纹，其中以蜥蜴纹及其变体最有特色。有些器物上还绘有类似字形符号的装饰。陶器彩纹有的为入窑前绘制，有的为出窑后绘制，故部分彩陶的图案已经脱落。器物造型新颖别致，器盖和器耳尤富于变化，有些器物或器物的某一部分特意做成动物或人形，工艺精细，堪称陶塑艺术佳作。

四坝文化的建筑遗迹发现很少。在民乐东灰山遗址曾发现有土坯残块和夯土墙一段。在酒泉干骨崖发现用砾石垒砌的房院墙残迹，灰层下有柱洞等遗迹。酒泉西河滩遗址地面式房址平面形式较为复杂，其中有长方形的单室，也有长方形主室附加后室和侧室的多室形式，墙体一般为木骨泥墙，并有下挖的基槽。门多开于东、南方向，也有在北面的，后者在门前设有挡风墙。这些发现虽然很不完整，无法窥视建筑全貌，但却反映了当时有用土坯、砾石、木骨泥墙构造的建筑。四坝文化聚落房址分半地穴式和平地起建两种类型。半地穴式均为长方形，地面多经硬化处理，室内有一至数个烧烤坑和储藏坑。平地起建式虽多为长方形，但有的结构较复杂，出现一间主室带三间侧室的套合形式。烧烤坑和储藏坑的形制也有多种，大小深浅不一。墙壁存基发现土坯残块、夯土、砾石垒砌等遗迹，可知建筑方式及使用材料已趋多样化。

四坝文化的墓葬发现较多，仅火烧沟、干骨崖、东灰山三处遗址清理、发掘的墓葬即达666座，且大都保存完好。墓式常见的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竖穴偏洞墓或带龛墓。偏洞墓多为平行式，即在长方形墓道坑的长侧掏洞作墓室，墓室与墓道坑并列且长度相当，底部处同一平面。有的在墓道坑一侧设生土二层台。洞室平面有圆形、椭圆形、长方形、圆角长方形多种形式，少数洞室口用木板或圆木封堵，随葬品多与死者一起置于洞室中。竖穴带龛墓的墓穴多长方形、圆角长方形或椭圆形，在墓穴一端或一侧的墓壁上开龛，葬品置龛中。有的墓在坑底排列数量不等的砾石或卵石，形成石棺状，被称作“积石墓”。部分墓有木质葬具。葬式以仰身直肢单人葬为主，其次是二次扰乱葬，也有侧身屈肢葬与合葬。合葬墓人数2～6人不等，以成年男女二人合葬居多。东灰山墓地中成年男女合葬墓占成年合葬墓总数的80%。此外也有一男二女或一女二男的合葬墓，和齐家文化墓葬情况类似，这应当是一夫一妻制形成过程中多种婚姻形态并存的现象。还有一些被认为是父子合葬墓，反映了父系家族制的存在。墓向无序，东西向和南北向都有，东北向与西北向的比例较大。

随葬器物各遗址情况不尽相同，以陶器为主，数量相差悬殊，少者仅1件，多者达19件。少数墓的随葬品中含金、银、铜、玉器和绿松石珠、玛瑙珠、贝蚌品等珍贵饰物。海贝的发现值得关注，火烧沟墓葬中出土了上百枚海贝，有些被钻孔串成长串，有的含在死者口内，有的置于陶容器中，显然被视之为珍贵物品。它们应来自于东部地区的物物交换。盛行以羊、猪、狗、牛、马等畜类为随葬品，尤其是羊和猪，十分普遍。个别规格较大的墓葬存在人殉、人祭现象。东灰山遗址还出土了大量卜骨，系用动物肩胛骨修治而成，骨面有圆形灼孔，和齐家文化的占卜风习一脉相承。墓葬中已呈现明显的贫富分化，成年男女二人合葬墓的大量存在，表明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已相当稳固。人殉、人祭现象的存在，显示出贵族政治体制已露端倪。种种迹象都说明：四坝文化的社会已处于父权制下的军事民主阶段。

从生产工具的形制和功能考察，四坝文化的农业是有一定基础的。石器中有用于农作的锄和镰，用于加工谷类的臼、磨盘和磨棒，铜器中也有农具镢、镰、刀等。除了常见贮藏粟粒的陶容器外，还发现了小麦、大麦、黑麦、稷和高粱等炭化籽粒，表明当时已种植多种作物。东灰山遗址文化层中采集到的保存完好的小麦粒，还是目前所知我国年代最早的小麦标本。陶器中有些容器如人足形深体罐和小型方杯等，可能属于酒器，酿酒的习俗也反映了农业的发展程度。在火烧沟遗址墓葬中发现有盛在大陶罐中的粟粒和陶制的酒器如彩陶方杯和人足罐等，在一些尸骨、铜器和陶器表面有麻类纺织品的痕迹；^[27]东灰山遗址出土的陶器上还发现有麦穗纹饰。^[28]这说明当时的人们不仅广泛种植粟、麦、麻等农作物，而且农业生产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可以提供足够的粮食用于食用和酿酒。四坝文化遗址中普遍存在的以畜类随葬的习俗，显示出畜牧业在社会经济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养羊业最为兴盛。火烧沟遗址M227随葬羊距骨达88件，这意味着要一次杀掉44头羊，可见畜牧业之规模。以羊的形象作为陶器的塑饰，也很能说明问题，流行在器盖、器耳、器把上装饰羊首，是四坝文化陶器的一大特点。权杖是部族首领手持的神圣器物，象征着身份和权力，实由更古老的图腾柱转化而来，权杖上的主题性饰物，通常都是部族的图腾崇拜物。火烧沟青铜四羊首权杖饰，昭示着四坝主人很可能就是个羊图腾部族。以上迹象表明，四坝居民兼营农业和畜牧业，而畜牧业在经济构成中比重应当更大一些。经济形态多属于半农半牧类型，但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以及生态环境的影响，有的地区偏重于农业，有的偏重于畜牧业或狩猎业，同时兼营农业生产。但不论经营哪一类经济类型，从已发现建筑遗迹看，当时居民都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

四坝文化居民喜爱彩陶艺术，生产彩陶数量多，在火烧沟墓地发现的彩陶占陶器总数之一半。施有彩绘的器类有双小耳罐、双大耳罐、单耳罐、四耳罐、三耳罐、腹耳罐、杯、盆、豆、盘、鼎和器盖等多种。彩陶纹样多以均匀的直线、斜线、三角、方块等构成几何形花纹，具有对称整齐的美。还有以羊、犬等家畜和鹿、蜥蜴等动物为装饰纹样的。其中，蜥蜴纹及其变体纹是火烧沟彩陶最具有特点的一种花纹。

彩陶中出现一批做工精细、造型新颖、装饰华美的珍品。如双大耳折腹彩陶罐，胎薄，制作精巧，花纹华丽，在肩、颈及耳面上都遍饰复线三角、菱块或网格纹。人形彩陶罐，塑成鼓腹站立的人体形，两足并拢，一对环耳充双手，形象逼真。羊头形把手杯，方体，把手塑成羊头形，杯的四周各绘手印纹、雷纹、三角网纹和折线纹，构思新颖，造型奇特，器形小巧，直径4.4厘米，高5.1厘米。鹰形壶，整个造型似鹰，双足站立，背部彩绘麻点纹，象征羽毛，高7.5厘米。方盖鼎，鼎盖上塑三只站立的狗，作一字形排列，高25厘米。彩陶豆，浅盘高圈足，在豆座外画一群羊纹，作左右连续排列，羊昂头弓腰，作奔跑状，栩栩如生，通高9.4厘米，口径15.4厘米。另有一批陶埙，呈扁圆形或鱼形，器表饰菱格纹、十字纹等。埙上皆有一个吹孔和三个音孔，能吹出6、1、2、3四个完全音，可以演奏《在北京的金山上》乐曲。可见，当时制造者已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装饰品丰富多彩，有绿松石珠、玛瑙珠、海贝和铜镯、铜耳环、铜管以及牙饰、蚌饰等。蚌饰是将蚌壳打磨穿孔，牙饰是用兽牙制作，在其一端穿孔。这些穿孔饰品可用绳连成串，挂在颈项上或胸前。还有陶牌饰和陶铃等。海贝应是由沿海地区交换来的，这些海贝放在死者口中或贮于陶器之内，它是一种较为贵重的物品，既可作为装饰品，又可能赋予了货币的职能。

对于四坝文化的来源，学术界虽然还有不同认识，但多数人认为它同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有人主张它是马厂类型向西发展的一支，有人主张它直接就是在马厂类型基础上演化而来的。从陶器造型和彩陶纹饰看，四坝文化与马厂类型的确有许多相同的因素，特别是四坝早期陶器器形十分接近马厂类型晚期的风格，可视为马厂类型晚期器物的变体。东灰山遗址陶器的器类组合及彩陶图案，由于更接近马厂类型晚期特征，故有学者称之为由马厂类型向四坝文化的“过渡类型遗存”。四坝文化代表性器物双耳彩陶罐，在许多马厂遗址中都能找到形饰相若的同类器。这些陶器的相同或相似，说明它们之间存在着上下继承关系，“至少可以说，四坝文化是吸收了马厂类型的诸多文化因素而形成的。所以，认为马厂类型是四坝文化主要来源之一，应该是合适的”。^[29]

此外，四坝文化发展过程中曾接受了齐家文化的巨大影响，也是学界所公认的。由于四坝文化的中心地域正是丝绸之路的咽喉区域，活动着不同种系的牧猎部族，多种文化交流的印记必然在遗存物中有所反映。如陶器中十分独特的手纹，在时代相近的古波斯彩陶上也能看到；颇为多见的有銎斧，也能在鄂尔多斯文化和西亚文化中找到源头；前述四羊首青铜杖饰，则与高加索山脉南麓特利墓地所出下部出梃纳柄、器身铸5枚瘤状凸钮的铜杖首造型接近。在干骨崖墓地发现一批与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遗物。如M44墓主左手抓握一件权杖，杖头用白色大理石制成，工艺十分精良。此类遗物在中原内地极为罕见，但在中国西部的新疆及甘肃境内有发现。若追溯其源，此类文物在中亚、西亚及北非非常流行，且年代更为古老。初步研究可知，此类遗物的源头就在西亚和北非地区。其他与东西文化交流有关的遗物还有骨针筒、耳环、铜斧等，此类遗物集中出现在河西走廊，表明中国西北地区、特别是河西走廊的古代先民们很早就与新疆、中亚乃至西亚等地的域外文明存在交往联系，相互间不断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