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法国败降之后，美国首先面临来自大西洋方面德国对美洲安全的威胁。因此，美国首先援助英国抗击德国入侵英伦三岛的战争，并在援助英国的过程中，订立了《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彻底摆脱了中立法的束缚。同时，美国在援助英国的过程中，在大西洋上对德国潜艇的攻击采取“见了就打”的方针，开始了对德国的“不宣之战”(Undeclared War)。美国由此确立了制衡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战略。欧洲局势的迅即变化刺激了日本南进太平洋的野心，因此，美日矛盾迅速激化。中国抗战从正面、日本南进准备从反面推动了美英东亚战略实质性的变化，并开始对日本实行战争物资制裁措施。
向太平洋地区侵略扩张，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战略步骤中的既定国策。西南太平洋有日本侵略战争所需要的橡胶、石油、锡等天然资源，也是日本商品销售扩张所需要垄断的重要地域。如前所述，日本对太平洋的野心，是美国一直关注的问题，太平洋区域也是美国对日本扩张容忍的底线。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认为，东经180度以西的一切，日本都打算占有。1939年7月，赫尔召见日本驻美大使，抗议日本占领中国海南岛，着重指出：“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在于整个中国及其附近太平洋岛屿是否被日本所‘满洲化’……是否将这半个世界的大门加以关闭，不许其他任何国家插足。”[51]但由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制约，日本一直不能进行南进或北进的第二步战略。1940年5月至6月，德国闪击西北欧的重大胜利使日本看到，欧洲殖民宗主国在远东的殖民地一时成为无人保护的“真空地带”，因此，南进野心迅速膨胀。5月10日，日本外相有田发表声明，公开表示日本对包括荷属东印度在内的太平洋区域所谓“关注”。法国沦陷后，日本国策重心转向南进。对于日本准备南进侵略冒险，美国显然认为是对美国的战争威胁，必须在东亚战略上作出抉择。
还在德国开始西线闪击战并取得重大突破时期，美国就密切注意着日本可能的南进动向。1940年6月11日，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呈报美国国务卿赫尔有关欧战爆发后和德国开始西线进攻并取得成功之后日本的反应。报告说，日本外务省给美国驻日使馆的通知是：“(a)欧洲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于1939年9月5日劝告英国、法国、德国及波兰自行将(欧洲)交战国在中国的军队及战舰撤出。(b)(欧洲)交战国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中现在驻有的军队和战舰可能导致与日本不卷入(欧洲纷争)政策相违背的不幸的事件和形势。(c)现在意大利站在德国一边参加欧洲战争，反对大英帝国和法国，其结果是加剧了引起日本深切担忧的中国境内的紧张形势，因为(欧洲)敌对双方在上海、北平以及天津的军队和战舰靠得如此之近。(d)因此，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提出友好建议，劝告意大利军队和战舰自行从上述地区撤出。(e)意大利军队和战舰撤走后，日本当局将以最大努力保护意大利公民在中国的生命及财产。(f)此建议将同时递交于大英帝国和法国，也将这一信息通知美国和德国政府。给英国和法国的通知中的用语是：日本政府深切感到有必要以友好的方式敦请英国和法国的军队和战舰自行撤走。”6月22日，赫尔在致格鲁电文中阐述了答复日本的原则意见，要求格鲁继续与日方会谈，探讨美国与日本之间能否通过互换照会来达成互相谅解，并表示美国的看法：“美日两国的兴趣在于保持将欧洲战争的影响转化到最低限度，这一点是美日双方谅解的基础……双方都期望维持现在欧洲各交战国在太平洋地区所拥有的属地的现状，除非是以和平方式改变这一现状。”[52]
7月中旬，鉴于日本施压法印当局，要求日军进驻印度支那北部的问题，史汀生向英国驻美国大使洛西恩(Lothian)表示，美国对付日本南进“可以停止供应日本的石油”。摩根索也向罗斯福提出对日制裁的具体计划，即美国以国防为理由，停止对日本的一切石油出口，全面控制日本的石油资源。他甚至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在日本强行攻占荷属东印度石油产地之前，英国与荷兰当局炸毁油井。同时加紧援助中国制约日本。[53]但是，美国政府内对日“钳制派”人士的主张开始没有得到罗斯福的认可，因为罗斯福的主要关注点在欧洲方面，而东亚事务由国务卿赫尔与副国务卿韦尔斯负责，他们主张对日南进企图采取谈判温和手段加以劝阻，并以此提高日本国内“亲英美派”的地位，避免与日本矛盾激化。这样，在日本迫使英国关闭援华滇缅公路，日本进兵印度支那北部等南进准备初期阶段，美国没有以强有力的措施支持英国与法印当局反抗与制约日本。
1940年6月24日，日本向英国提出要求，停止通过滇缅公路把战略物资运到中国，关闭香港至中国大陆的关卡等。英国参谋部主张应避免与日本的战争，除非美国作出支持英国的肯定答复。但美国25日拒绝了英国的要求，不同意派军舰到新加坡给日本施加压力。7月17日，日本外相有田与英国驻日大使达成协议，终止从缅甸和香港向中国运入包括石油与卡车在内的战争物资。中国政府向美国提出请求设法挽救这一危局，美国同样没有采取行动。美国国务院只是在7月16日发表泛泛声明：强调美国“拥有合法权利使世界各地的通商主要道路保持畅通”。“注意日本的不法行为。”[54]英国决定关闭滇缅公路。7月18日，赫尔交与英国驻美大使一份关于反对日本要求关闭滇缅公路的记录，并评论说，美国的主要目的是直接关注日本的非法行为。[55]英国关闭滇缅公路反而促进了日本南进的步伐。在关闭滇缅公路的第一天，美国对英国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英国则指责美国没有援助英国并仍然向日本出口石油。7月26日，美国宣布部分汽油和废钢铁实行加强许可证时，英国仍忧心忡忡，同时英国拒绝荷兰要求帮助的请求，只是再次要求美国帮助。8月，应美国之邀，英国派石油委员会主席、石油专家安德鲁·阿格纽特(Anderewe Agnewt)到美国讨论石油问题，双方认为两国石油公司的充分合作很重要，但却不肯对荷属东印度安全作出保证，这样石油禁运的讨论也无任何结果。9月23日，日军进驻印度支那北部，迈出了南进准备的第一个实际军事步伐。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矛头直指英美，英日战争危机加剧。于是英国于10月18日宣布重开滇缅公路，英国对日政策逐渐明朗。同时，英国更积极寻求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以共同对抗日本。1940年底到1941年初，英国不但在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可能步骤加紧对日防御，而且在经济上也寻求与美国合作共同制裁日本，企图让日本停止南进准备。但是，英国因为大西洋方面的牵制，在东亚方面基本上看美国的态度来决定自己的行动。
印度支那是美英最终被迫对日进行相关战争物资禁运的主要导因。在这一问题上，英国的基本态度是奉行与美国一致的路线。美国的态度很明确，就是发表泛泛的对日声明，按1940年4月17日与5月11日赫尔关于荷属东印度的声明对应日本进军印度支那的行动，即“对荷属东印度的干涉将危害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稳定”。1940年8月9日，哈里法克斯致电英驻日大使克莱琪，希望日本“忆及英国在1940年4月26日向日本表达的英方态度，即英国政府与日本充分协商维持荷属东印度的现状。英国政府将加上维持印度支那与维持太平洋其他领土的现状具有同样的重要性。”[56]8月13日，哈里法克斯致电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谈到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表示，日本对印度支那的行动威胁着英国在马来亚和印度的利益，建议英国与中国政府合作，共同担负防御日本的责任。但是哈里法克斯表示对中国政府的考虑不能表明态度，只能说英国确实不希望看到法帝国的崩溃。[57]实际上，英方所谓“维持印度支那现状”的前提早就不存在了。1940年4月，日本就炸毁了印度支那铁路，迫使法印当局宣布停止向中国运输各种军火和战略物资。6月16日，日本驻南宁的军队切断中国与印度支那路线。18日，日本参谋本部会议讨论了进驻法属印度支那问题，四相会议通过了对法属印度支那施策大纲。20日，法印当局全面接受日本的要求。[58]但是日本的目的是占领印度支那获取南进的桥头堡，因此，7月11日，驻南宁日军集结于法印边境。8月1日，日本向法印当局提出在印度支那北部建立军事基地以及日军过境权的要求，并递交最后通牒。与美国一样，英国对日本进兵印度支那直到既成事实，仍然是奢谈“维持现状”，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实际反对行动。[59]9月4日，郭泰祺向哈里法克斯提出，中国政府支持法印当局准备抵抗日本的举动，中国政府的政策是与法印当局合作抵抗日本，并准备对法印当局提供援助。哈里法克斯表示中国提出的问题已经超出了英国内阁考虑的范畴，建议中国最为重要的是了解美国的态度。英国政府将用全部外交与道义手段保持对日本的压力，并强调英国在欧洲的行动是间接支持印度支那。[60]9月15日，哈里法克斯致电克莱琪转告日本，英国的“立场是，‘公正与平等’的和平意味着自由谈判，而不是当中国正被终止滇缅公路运输的问题困扰之时，用通过对第三方领土的侵略来强迫中国谈判”。[61]这是印度支那危机时英方较为强硬的表态，但也可以看出英国仍然是主张中日和谈的。9月17日，日军在河内提出使用印度支那北部的6个机场和派驻25000名日军，法印当局屈服。9月22日，日本与法印当局协议，日本有权在印度支那驻扎6000名日军，有权取道印度支那输送25000名日军去进攻云南的中国军队。美国此时真正认识到日本的战略意图，答应派飞机支援法印当局，但是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北部已成为事实。9月25日，中国驻英大使向哈里法克斯提出，鉴于法国维希政权已对日本让步，中国已经做好必要准备应对面临的形势，希望英国立即重开滇缅公路，也希望美国勒紧对日本出口禁运的绳索。哈里法克斯回应说，英国驻美大使正在与赫尔会谈，要求美国派舰队访问新加坡。美国的立场正在接近中国和英国，英国正在尽力调整远东事务的政策，尽可能与美国远东政策相协调。[62]
日本进驻印度支那成为事实后，1940年7月2日，罗斯福总统签署2413号公告：“无论何时，美国总统鉴于国家防御利益，认为有必要禁止或减少对外国出口任何军事装备或弹药，或与之相关的零件，或服务于军事战斗的机器、工具、物资等，他可以发布禁止或削减出口的公告，除开总统有特别规定的项目。”公告列出46项禁止出口的项目。7月26日，罗斯福签署2417号公告，规定禁止石油产品、四乙铅、废旧钢铁出口。9月25日，给中国贷款2500万美元，中国以钨砂偿还。9月26日，美国白宫宣布，自1940年10月16日起，所有等级的废旧钢铁一律实行许可证制度。[63]12月10日，罗斯福签署第2449号公告，宣布从1940年12月30日开始，禁止从美国出口钢和铁。其后至1941年4月，罗斯福又签署一系列公告，宣布大约100多禁运项目。1941年5月28日，罗斯福签署的2488号公告中，将禁止出口物资的范围规定为：美国的领土、美国属地和殖民地，包括菲律宾群岛、巴拿马运河区、哥伦比亚特区。[64]
但是，对日本关键性的战争物资石油，这一危害中国抗日战争，也是对美国构成战争冲突的物资没有禁运，结果是加强了日本扩大战争的物资储备。美国直到1941年7月底以前仍然没有对日本战争机器的关键资源石油进行限制禁运。连罗斯福自己在1941年7月24日与日本大使的会谈中也承认：“美国现在东部石油供应短缺，美国男人与妇女不能理解，为什么在他们被要求节省使用汽油的同时，美国政府要允许继续出口石油给日本，而日本在过去的两年里所有表现提示人们，日本奉行着武力和征服政策，而这一政策是与希特勒正在实行征服和统治世界的政策相联系的。”[65]中国《大公报》在7月26日的社论中质问罗斯福，“一、一九三七年主张隔离瘟疫，而今供给日本油类，为疫助势；二、卖油给日本，防止南太平洋战争，此乃以邻为壑之法；三、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苏联的德苏经济协定，无不食其果”。[66]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是，美国对日制裁政策，源于日本南进准备时期，并逐渐加大了制裁的分量，到1941年8月日本进兵印度支那南部时，美国断绝了对日本石油供应和冻结日本在美资产，标志美国对日经济制裁达到顶峰。尽管这是在日本南进准备日渐加剧的情况下被动实行的，但作为美国对日抗衡政策确立的一个关键部分，还是逐渐得到了全面实施。
中国共产党对美英等国政策中呈现的积极因素表示欢迎。1941年6月29日，周恩来指出：“在东方，英、美的地位也显然增高了。过去，我们因为了解英国对德作战的困难，故只望英国不再对日妥协，而现在则较有可能加强其远东反日的力量，加增其对我的援助了。过去，我们因为了解美国不愿两洋作战，要先对德后对日，故也只望美国对日禁运，不再妥协，而现在则更有可能断绝一切对日妥协的念头，彻底对日禁运，加强对我的援助了……我们最小限度的主张：不再对日妥协，实行对日全面禁运，加强对我的援助，准备在太平洋上反法西斯主义的自卫力量，‘共同制裁日寇’一个要求，这总应该可以做到，而我们更应联合起英、美人民结成太平洋上反法西斯阵线，以求其做到。”[67]
在日本进兵印度支那北部时期，英国对新加坡等基地的防务作了调整。首先，把防御范围扩大到整个马来亚，英国政府判断同日本的冲突将不可避免。1940年7月，参谋长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远东事务报告，报告认为日本可能通过马来亚进攻新加坡，参谋长委员会建议防卫新加坡应该从防卫整个马来亚来考虑。因此为了保卫新加坡，英国把在远东驻扎的陆空军主力向马来亚北部移动，并将防御重点放在马来半岛(Malay Peninsula)东部沿海一线。英国守卫马来半岛的部队8.8万人，飞机158架，空军主力部署在新加坡。其次，防务力量结构的调整。先前，新加坡防务的主力是炮兵，以对付来自海上的攻击。当英国把防务扩大到马来亚后，陆军和空军的作用开始被强调。英国参谋长委员会还要求派336架飞机去新加坡。10月底，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缅甸的代表在新加坡开会，对飞机数量的要求又增加到582架。[68]最后，英国军方已开始考虑以空军和陆军作为远东军队的主力。最后，协调大英帝国内部和荷兰在远东的防御。
对美英战略转变有着重大刺激的是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的建立。1940年9月27日，在美国宣布对日本禁运废钢铁的第二天，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Three Powers Pact Between Germany，Italy and Japan)正式签字。结成轴心联盟(Axis Alliance)是日本南进的国际后盾。德意日在柏林签署的《三国同盟条约》规定：德意日三国相互承认彼此在欧洲和亚洲的“领导地位”。在条约第三款中，德意日向全世界公开宣称：在受到第三国——未参加中日战争和欧洲战争的国家攻击时，进行互相援助。[69]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第五条规定：“日本、德国、意大利确认，上述各条款对三缔约国各自同苏联之间现存的政治状况无任何影响。”[70]德苏之间尚存在“互不侵犯”的协定，因此，同盟矛头直接对准美国。日本则是通过这一条约公开把自己绑在轴心战车上。德意日三国同盟在远东的含义是，确定了日本将来的势力范围与进一步侵略太平洋地区的目标。同时也与欧洲战争联系起来，对美国正在进行的援助英国保卫美洲大陆的努力也是巨大的冲击。
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的建立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促使美国国内政治状况以及政治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主张对日实施强硬路线的观点逐渐上升为主流。恰如1939年5月15日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在日记中预言：“假如日本因全面军事同盟的关系而被绑在纳粹阵营内，要美国仍与日本和平共处，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71]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日本参加德意轴心同盟已构成对美国安全的现实威胁。[72]长期鼓吹美日友善、与日本财界有密切联系的美国商界大亨们也开始被迫转向。《商务周刊》撰文代表他们的观点表示：“假如日本一意孤行……我们商务界人士必须准备承受市场丢失的压力。”[73]美国“国家外贸常设办事处”宣布：“粉碎轴心国支配世界的迷梦是和平和各民族繁荣的出发点……美国对日本实行贸易控制是必要的。”[74]
美国金融界巨头托马斯·拉曼特(Tomas Lamant)在美国政治学院演说中说：“我本来在数年内一直致力于美日友好并以物资支持日本……但是，我对日本的新秩序无好感。”他呼吁美国政府“给予中国更多的物资支援，声援中国为民族独立所作的英勇斗争”。格鲁认为托马斯·拉曼特立场的转变是他从未见过的好事情，因为“拉曼特一直是以坚定主张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而著称的”。美国的投资者也纷纷卖出投在日本企业的股份，有的占股下降为零。拉曼特的观点，代表了那些不同意对日本施加压力的经济集团的转变，其原因在于，日本的扩张政策越来越危及美国的根本利益。在中国和西南太平洋各国有着大量投资的美国金融家，也因其资本受到和将要受到日本的排斥，极其希望阻止日本的进一步扩张。[75]受美国东部财团的支持，长期不太重视远东事务的“怀特委员会”也提出《美国的远东政策》备忘录，其中谈到抑制日本南进的必要性，美国应主动采取行动而不是坐等。具体计划包括：给中国一切可能的援助，特别是战争物资，陷日本于中国；与英荷合作，加强东南亚防务；通过切断某些战争物资的供应削弱日本。三国同盟的建立使欧亚两个战争合为一体，“中国无疑是我们的盟国”。“来自太平洋的威胁和大西洋的威胁同样重大”，“是连成一片的战争阴云”。[76]美国一些民众团体纷纷向政府施压。“不参加日本侵略行动委员会”的成员极不满意美国政府对英国和中国的区别政策。他们认为，支援中国抗战实际上对英国的存在，阻止日本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指出“中国抗战实际上是为了美国”。美国社会形成了一股要求制约日本侵略的潮流。格鲁在日记中写道：“三国同盟的目标是针对美国的，它可以改变太平洋地区的形势，使美国有后顾之忧，美国若是继续克制，反而会使日美关系越来越不稳定。”[77]1940年12月，哈德利·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等人在《公众观点季刊》发表文章，认为1940年10月，随着欧洲战局的发展和日德意三国轴心的确立，美国民众开始坚定地支持在远东地区对抗日本，一致表示他们加强国防并愿意为之做出某种牺牲的意愿，有60％的人愿意冒战争的危险来保持他们的价值观，由此，孤立主义势力渐渐衰弱。作者通过大量统计数据、表格，翔实地说明了公众舆论的变化。[78]
1940年10月4日，罗斯福在白宫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如何应对三国同盟建立后的严重局势。陆军部长史汀生、财政部长摩根索、内务部长哈罗德·L．伊克斯(Harold L．Ickes)极力主张：“采取一些直截了当的行动，表明我们说话是算数的，对它(日本)毫不畏惧。”[79]国务院远东司顾问霍尔贝克在给国务卿赫尔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实际上处于战争之中，必须随时准备同日本战斗。”[80]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于10月5日公开发表演说：“三国公约是直接针对美国的，美国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这些人士几乎一致主张以强硬措施教训日本。在舆论推动下，罗斯福总统宣称：“欧洲和亚洲独裁国家的结合，绝不会使我们在自身生存和民主事业前进的道路上止步……美国人民……反对绥靖主义。”[81]英国也对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立即做出反应。10月8日，英国政府口头通知日本，它将在两国的相关协定到期后重开滇缅公路。[82]10月18日滇缅公路和香港通道同时开放。随后，英国设立远东委员会，限制向日本输出废钢铁、镍以及铁合金等重要战略物资，并把限制措施扩大到整个英联邦国家。英国决定采取禁运措施出于两个目的：引导日本政策向有利于英国利益的方向转变，阻止印度成为日本的战利品。英国甚至期望禁运取得较好的效果，将有可能说服美国采取平行行动。1940年10月至1941年4月，英国及其自治领、殖民地的代表与荷兰的军事代表在新加坡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以讨论针对日本扩张行动的远东防务问题，以及如何共同使用军事力量问题。会议初步制定了应对日本进攻英、澳、新、荷等国的联合作战计划。
由于日本南进将威胁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美国自身安全也受到威胁，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主张加强对中国抗战的支持。1940年10月23日，詹森致电赫尔，对美国援助中国抗日不力提出批评，并说：“‘除战争以外的一切援助’这句话常常出自美国的口号实足以使一个艰苦抗击侵略已达三年之久的民族感到气馁。它们曾把这场战争看做与我国利益是一致的，尤其是在这种援助是以高昂的代价提供时情况更是如此……我们并未给予任何东西，既没有付出生命，也没有献出财富，来帮助他们，而他们正在抗击那些一旦成功注定会集结一切由征服得来的力量来打击我们的人们……在那些地方，人们正在拼命地节衣缩食来还我们的债，以此来维持他们所必需的反抗征服的手段。”[83]
三国轴心同盟的建立在美国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主要原因是由于欧洲严峻的局势及其在远东的连带影响。德国击溃英法联军，横扫西北欧，已形成雄踞欧洲的大帝国，如德军进而攻占英伦三岛，美国将失去唯一屏障而直接与德国对峙。对此，罗斯福十分清楚，他说，德国击溃英国之后，下一步计划将是荷兰和法国在拉美的殖民地，这将给美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84]主张援英抗德的“怀特委员会”呼吁：“英国垮了，美国就会孤立，美国在对付欧洲形势上必须采取主动地位。”[85]从法国沦陷开始，美国就积极研究如何支持英国顶住德国。至此，美国实际上已卷入欧洲战争，成为英国的盟友，美德之间已成为不宣而战的敌对国。日本在这个时候公开投身于德国阵营，促使美日之间矛盾加剧。与之相联系，日本加入三国同盟，在美国看来，是策应欧洲战争，阻碍美国援英抗德方针的施行。日本与德意联盟，为其南进争取到了国际后盾，对英国远东殖民地造成威胁。日本如攻占东南亚，英国至远东的生命线将失去依托，被断绝重要战略和生活物资来源的英伦三岛只有坐以待毙，美国御德于英吉利海峡的计划将付诸东流，前景将不堪设想。
在制衡日本战略之下，美国对日本不断加强了经济禁运比重。1940年12月，美国扩大了对日本出口禁运的范围。其中包括铁矿石、生铁、钢、钢制的主要商品和许多工具。1941年1月，美国又将禁运范围扩大到铜、黄铜、青铜、锌等。其中，纯铜和黄铜禁运对日本打击较大，日本拥有的储存量约等于一年的进口量。废钢铁的禁运，使日本进口从1940年的10.5万吨跌落到1941年的3.8万吨。这期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首次超过对日本的出口。据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对外贸易与投资署档案材料记载：1940年，美国对日本出口2.272亿美元，对中国出口0.71968亿美元；1941年，美国对日本出口0.59901亿美元，对中国出口0.93349亿美元。[86]但是，在主要对付德国、避免与日本首先发生战争的“先德后日”原则框架下，美国对日本禁运留有较大余地，尤其是对日本至关重要的战略物资石油没有禁运，担心日本可能因为石油短缺加快南进夺取荷属东印度油田的步伐。截至1941年8月初，美国运往日本的石油为0.12564亿桶。[87]
1941年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南进对英美战争的方针，7月18日，日本迫使法国维系政权同意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的8个空军基地和2个海军基地。这标志着日本南进挑起太平洋战争一触即发。由于德国进攻苏联之后，美国与英国在欧洲方面的压力相对减轻，美国于7月26日决定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8月1日，罗斯福在建议日本撤出印度支那，由几个大国监督使印度支那“中立化”的建议失败之后，决定全面禁止向日本输送石油，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达到顶端。其后，英国和荷兰等国相继对日本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同时，美国对日本彻底的经济禁运，使中国与英国政府及其人民受到极大的鼓舞，也受到美国民众的支持。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民意测验组主持的测验图表数据表明，美国公众赞成冒与日本作战风险打击日本侵略气焰的比率从1941年初的60％骤然上升到8月的70％以上。[88]美国一些报纸欢呼冻结令是美国对日绥靖政策的终结，有评论说：“绳索终于套到日本的脖子上了。”[89]《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认为日本只有呜咽投降。史汀生回忆说：“1941年七八月间，美国对日本的态度完全变了，正当改善两国关系的会谈在赫尔与日本人之间进行时，日本却出兵进驻了印度支那(南部)，这就决定性地表明了日本这样的意图：日本人在东南亚的扩张只要有可能随时随地都会付诸实现。这样一来，美国所奉行的那种我当时认为类似张伯伦式的对日‘绥靖政策’骤然停止下来。”[90]原驻华大使詹森到澳大利亚就职时发表演说，也认为美国停止了对日本的绥靖。[91]
美英荷的石油禁运对日本的打击相当严重。1941年8月前，日本石油的储量比1940年少近100万桶。按1941年8月以前几个月最低量算，日本进口石油一年约少800万桶，按1941年全年进口量算，日本每年将少进口3000多万桶。1941年8月以后，日本石油库存更是锐减。[92]日本每天消耗石油1.2万吨，库存仅够2年使用。由于全面禁运，日本的其他战略物资储量，特别是铁矾土的情况与石油同样严重。美国及英国等国对日本的联合经济制裁，使日本陷入中国抗战与美英制裁的双重打击之中。英国驻美国大使哈立法克斯说：“禁运将使日本在抵抗与让步两者之中作出选择。”[93]但是，美国在对日实施了石油禁运后仍然存在着与日妥协的愿望，以求延缓与日本开战的时间。如宋子文1941年8月29日所分析的：“美国方面因尚想与日方延宕时期，不愿中国参加(美英苏莫斯科会议)。”“两星期前丘吉尔演说关于太平洋泰荷星(新)加坡问题，反以美为主，英为援助者，牵连美国，使其不能置身事外。美方对丘之手段，颇为愤懑。赫尔向报界称，余对丘首相一般演说文字之雄壮，备极钦佩，惟余对其各个演说，不愿有所评论。”[94]但是，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应该说是美国顺应时势的正确的战略选择，日本已经在中国的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物资与人员消耗，美国的经济制裁，使这一消耗如雪上加霜。
关于对日本实施经济施压来制约日本南进，英国政府内部，特别是军方对此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英三军参谋长委员会在1940年7月认为：“日本的最终目标，是把西方的影响从远东排除出去，并且控制远东的自然资源。然而，除非占领新加坡，日本是不能实现这个目标的。日本当前的目的——与其所采取的步步推进的传统政策一致——是将英国的影响从中国和香港排挤出去。”[95]丘吉尔也认识到英日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1940年10月他对内阁同僚说：“在战争(指欧战)结束后，我们不得不面临肃清远东的问题。”[96]但是，从丘吉尔的话中可以看出，英国此时是将主要精力放于欧洲，对于远东，只是日本触犯了其根本的利益，英国才决定对日采取强硬政策。从1940年10月到1941年6月底，英美对日方面施加的经济压力逐渐增大，但就如英国经济制裁部于6月底认为的那样，各民主国家所实施的限制没有对日本的经济产生严重影响。[97]英国除了对那些能用以帮助德国及其盟国所需要的日本进口货物实行禁运外，基本上仍然实施允许日本从英国及其帝国领地进口正常货物的政策。这一时期，英国对日经济制裁是不力的，它主要是在金融、部分战争物资方面采用加强对中国的有限援助，期望中国能把日本军队继续拖在中国大陆。
英国对日本全面经济制裁的政策准备，也在日本南进准备并与德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期间进行，并力图与美国逐渐加强的对日经济制裁措施相协调。1940年10月，英国内阁任命以R.A.巴特勒(R.A.Batler)为主席的内阁远东委员会，用以贯彻执行内阁以抵抗日本和削弱日本战争潜力而制定的政策，其中李滋-罗斯(Leth-Ross)等小组委员会负责经济方面的工作，负责受命制定一项统一的控制对日贸易的帝国政策，并使其同美国和荷兰政府的政策协调起来。委员会关于对日需要采取的直接措施是：预防日本积累将使它在未来的封锁中不受损害的原料储备，阻止日本站在反对民主国家的一边。在制裁日本方面的计划是：实行对日限制贸易，但不实行禁运或全面禁运，并制定一个与美国全面合作政策。具体设想是对日本分两个阶段实施经济压力：一是把整个英帝国的全部必需品包括一切原料的出口置于出口许可证的管制之下，并限制那些日本和轴心国家缺乏的必需品的出口数量最多不超过其正常的贸易水平；二是更严厉限制更重要的战略物资，这一点是求与美国合作。[98]但美国此时对于英国的建议没有立即作出决定。在1940年底，英国实行了出口许可证制度，英国和各自治领已贯彻了英国制定的第一阶段措施，对一切主要出口商品实行限制，特别是镍、黄麻和云母更被严格控制，但对日贸易却仍在进行。[99]英日仍然继续在就经济合作进行讨论，但是非正式的。
1941年1月6日，巴特勒催美国以协同行动来削减从东印度半岛和美国向日本输出石油。2月7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见日本驻英大使重光葵，发表了态度强硬的讲话。艾登指出，英国政府不能同意日本自称有权调解远东的各种冲突。英国政府认为，日本调解泰国与印支之间的冲突，只不过是想从泰国和印支方面获得军事和政治方面的特权。对此，艾登指出，如果英国在远东的领土又受到日本进攻的危险，英国将竭尽全力保卫这些地方。[100]英国在采取外交措施的时候，还力求获得美国的帮助。美国方面自1941年1月以来，已经将对日本的禁运扩大到铜、镍、铅、黄麻等物资。美国又向日本提出严重警告：“有人认为美国人在向英国大量输出军火的时候，对英国与英国的自治领和海外殖民地之间的海路将报无动于衷的态度，这种想法是荒谬的。因此，日本或其他任何国家对这些交通线的安全进行破坏……势必同美国发生冲突。”[101]从4月21日起，英美两国专家就经济战问题进行广泛会谈，在限制拉美对日本出口方面采取迅速行动。5月初，赫尔却终止了会谈，不允许扩大限制，直到6月20日才改变其决定，但仍反对对日石油禁运。英国也未使它的石油公司对日实行完全禁运。对于英国来说，日本的南进则严重威胁到了英国的利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虽然严重阻碍了中英之间的贸易，但中英之间的贸易额只占英国对外贸易的2％，这并不能严重影响英国进行战争的能力。可是日本窥视荷属东印度，进而威胁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马来亚、缅甸等地。这些地区所提供的原材料如石油、锡、橡胶等对英国正在进行的对德国战争却是必不可少的。[102]
1941年6月11日，日军陆海军部制定了《关于促进南方政策的方案》，决定坚决进驻印度支那南部。7月14日，日本与维希政权谈判，23日强行达成关于进驻印度支那南部的协议，28日，日军进驻印支，这具有十分明显的军事意义。金兰湾隔海与马尼拉、新加坡相望，陆上与泰国毗邻。英美在东亚的领地都处于日军进攻的范围内，英国此时对日采取了强硬措施。1941年7月26日，英国宣布打算实行冻结令，同时通告废除《英日通商航海条约》、《印日通商条约》和《缅日通商条约》。[103]英国冻结日本资产是自1931年日本开始侵略扩张以来第一次对日本的侵略行径采取的强硬的抵制措施，但英国仍不打算完全禁止同日本的贸易，英国认为这样可使日本不入侵荷属东印度，防止一场太平洋上的战争，直到9月，英国同日本的贸易才几乎完全停止。
中国对美国制衡日本战略确立的另一个推动，就是坚决反对并会同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以及美国制日派人士成功地制约了美日谈判中的可能的妥协。尤其重要的是，通过努力使美国不要从对日经济制裁后退。发生在这一时期的美日谈判，是美国试图拆散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阻止日本南进的手段之一，也是美国东亚政策中深刻的绥靖印记的表现之一。美日谈判的破裂，与中国的坚决反对以及美国不可能牺牲中国抗战的问题密不可分。
1940年9月3日，美国国务卿赫尔致电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要求格鲁尽快与日方会谈，表示出美国对日本准备进占法属印度支那的担忧。但是赫尔仅仅以日本此举会造成对美国公众的“不良影响”来泛泛地对日方提出异议。9月19日，赫尔再次让格鲁约见日本外相，向日本转达美国政府的态度：美国政府对日本对法属印度支那当局提出日军即将占领河内、海防以及5个机场的最后通牒表示“震惊”。美国政府希望得到日本政府的保证，说明美国国务院获得的报告不是事实，并不是在河内的日本军事当局和日本帝国政府的意图。[104]1941年2月14日，罗斯福在与日本新任大使谈话中，着重强调了美国对日本南进和三国同盟问题的忧虑。罗斯福指出，“日本南下到印度支那和斯普拉特利群岛(Spratly Islands)以及那一地区其他地方的举动，已经引起美国极度关注。”“日本加入三国同盟条约也正引起美国同样的极度关注，因为，特别是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即假定日本已经以自己的主权为代价来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并将这一问题置于由德国领导的三个签约国之下来处理。”[105]3月14日，在白宫会见中，罗斯福又着重强调了“三国条约”对美国公众舆论产生了深层的影响，指出：“对于日本来说，这一条约的后果是危险的，而且日本从自身各种福利的观点看，也没有任何合理的缘由参加这一条约……一旦有机会，希特勒就试图统治一切国家，恰如现今正统治着意大利和其他信任他的国家。”[106]罗斯福的谈话勾勒了当时美国谈判的主旨，即劝说日本放弃南进和脱离三国同盟条约，为美国避免首先与日本发生战争冲突的总体政策服务。
1941年1月21日，罗斯福在给格鲁的长篇电文中谈了“援助英国为先”的看法：“必须认识到在欧洲、非洲与亚洲的冲突都是世界整体冲突的一个部分。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利益受到欧洲与亚洲两方面的威胁……我们的自卫战略必须是全球战略……如果日本获得荷属东印度与马来半岛，英国赢得对德斗争的胜利机会将不会因此而被减少。英伦岛，英国在这些岛屿，仍然能够存在并保卫他们自己，不仅是因为他们准备本土防卫，而且因为英帝国的心脏与神经中枢能获得巨大资源，能从事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他们的敌人的经济、军事和海军压力。他们生活依赖于世界各地的商品进口和利用庞大的海外财政资源。他们不仅需要防卫本土，而且需要通过远距离与广阔范围的经济、军事与海军行动来维护他们的供给，切断敌人的某些物资来源，阻止那些敌人从集中足够军事力量打击英帝国的心脏与神经中枢地区。”罗斯福认为，“美国面临着如此广阔，如此相互关联的问题，任何思考都必须将五个大陆、七个海洋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罗斯福强调，美国的问题是一个防御的问题，不能设计出强硬与迅即的计划。在每一事态发生时美国必须根据存在着的形势，决定美国能在何时、何地、如何最有效地配置运用自己的资源”[107]。罗斯福的看法其实是美国对日谈判的基调。
1941年4月10日、14日，赫尔致电格鲁转告日本，美国相信德国最后必然被打败，这其中暗含美方希望日本在美日谈判中在三国同盟条约问题上做出让步的意思。[108]但是，霍恩贝克对美日谈判抱着疑虑的态度。他在1941年4月11日备忘录中认为，美国面对的是日本准备了几个月的草案，因此，美国没有必要在几个小时内就提出对案，避免让日本摸清美国的意图。他还认为，应该将美国反对日本武力南进的立场明确通报日本，并告知英国。在美国提出对案之前提前通知英国。关于“满洲国”问题，他主张由中日“满”三方自愿谈判。[109]霍恩贝克极为关注日本策应德国从事南进，因此，4月14日他在美国远东司准备的给国务卿的备忘录中，提出美国应继续给中国提供财政、物资、技术、道义援助。同时，美国应对日本采取坚定的政策。美国面临自身国防计划需要，一些补充的限制应该在进出口方面施于日本。步骤也出于另一理由，就是确信日本将不会成为一个将美国物资提供给德国的转运站。[110]
美国与日本的非正式谈判开始于4月16日。在谈判中，美国方面主要依据了日方所提出的条件进行交涉。从美国接受以日本方案进行谈判的意图看，是想与日本之间达成妥协，阻止日本南进，并使日本脱离轴心同盟。这是一个不顾客观实际的意图，放松对日本的经济制裁和拿中国利益作为谈判筹码，将对中国抗日战争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也违背美国自己力图阻止日本南进的初衷。特别是美国愿意将接受有关中国主权的所谓“满洲国”问题作为谈判条件之一，更是传统绥靖政策的表现。霍恩贝克也认为不应该对日本报过多的期望，4月18日，他在备忘录中认为，日本军人政治不会放弃既定的目标。他主张在美国援助中国、日本南进英荷殖民地问题上对日本表明坚决态度。4月24日，霍恩贝克又主张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美国应以实际行动表明坚持原则的态度，[111]反映出他一直对美日谈判中日本意图的怀疑。但是赫尔与格鲁对日本政局会向美国所期望的方面发展仍然抱有期望。[112]
5月16日，美国国务卿对日本大使提出非正式和非官方的口头声明，表明美国对美日谈判的关注点在日本南进，认为对于日本提出的具体建议进行讨论不是时候，应先同意美日谈判的愿望和目的，这就是，“制止在太平洋地区采取任何武力侵略的行动，在美日双方以各自的名誉和行动担保维护和保持太平洋地区的和平”。[113]日本建议的第三部分，是关于中国问题。赫尔在声明中认为，“近卫声明”中的原则，在日本建议的“附录和解释”中作了说明，诸如睦邻友好、共同防共、无经济垄断和限制其他国家利益的经济合作，经过一些更改是可以接受的。声明还建议日本对建议的第三部分进行修改，并指出，“这样补救可以感化中国政府同意与日本进行签订和平协议的谈判吗”？中日同意谈判“显然是美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建议的缔结一项协议基本因素”。[114]声明还询问：“假如美国总统出于对蒋介石的信任，将谈判框架中的中日可能同意进行谈判缔结一项和平协议的基本条款事先告诉他，(美日间的)和谈成功的前景不是更好吗？”[115]
美国在递交日本声明的同时，也交给日本大使一份美国国务卿4月21日的讲话摘录和美国的建议案，主要是阐明美国政府对希特勒德国侵略战争的立场，其含义很清楚，就是想让日本不要配合希特勒的战略。在美方建议案的第二部分，美国提出美国和日本关于对欧洲战争的态度方案：“日本政府宣布它的轴心联盟的目的是防御性的，签约是为了阻止现行没有卷入欧洲战争的国家卷入进去；日本政府声明自己在德国、日本、意大利签订的三国条约之下的军事支持的义务，只有在三国条约中的一国遭到一个目前尚未卷入欧洲冲突的国家侵略的时候才能履行。美国宣布，它对于欧洲冲突的态度现在和将来都是仅仅基于对于自身的国家安全和防务的警戒和自卫。”[116]美国建议案的第三部分是关于“中国事件”，具体建议是：第一，“睦邻友好”；第二，“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第三，“日本军队在协商的时间表之下从中国领土撤出”；第四，“不并吞领土”；第五，“不赔款”；第六，“在公平对待各国的条件下实行贸易机会平等”；第七，“采取相同措施防御外来的颠覆行动”；第八，“满洲国的前途问题通过友好谈判处理”。美国建议案的第五部分，是美日“两国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经济行动”，“美日双方作出的保证的基点是：美国和日本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行动将采用和平方式，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同意双方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平等取得本国安全防卫、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如石油、橡胶、锡和镍)等方面彼此合作”。[117](www.xing528.com)
霍恩贝克一直关注美日谈判问题，认为美国与日本谈判会有诸多不利因素，特别重要的是，他明确地提出了“绥靖”问题，这与中国关注美日谈判时的心情差不多。5月23日，他在备忘录中认为，日本进行谈判的实质是为了进一步侵略，促使英国不信任美国。他历数日本侵略与背信弃义的历史，分析日本谈判的真实目的。24日，他又提出，不能接受日本关于“满洲国”独立的条件，否则就是绥靖。[118]5月26日，胡适在给赫尔的电文中表示，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已经使日本完全投靠了轴心国，美国不能存有幻想。鉴于日本的态度，中国不可能通过第三国来进行中日间的调停。[119]同日，赫尔致电格鲁表示，在美日达成协议之前须征得中国的意见，美国坚持日本应该改变对欧洲的现实路线，这是美国遵循的原则。[120]赫尔的电文说明美国谈判分化德日的目的，同时，也表明美国不可能完全不顾忌中方态度与日本谈判订立有关中国的协定。27日，英国大使拜望赫尔也传达了英国对美日谈判订立太平洋和平协议问题。赫尔表示，美国在谈判中坚持基本原则，确保中日满意，和平协议的目的是，在美国卷入欧战的情况下避免日本南进策应德国。[121]28日，赫尔告知胡适，美国没有调停中日的打算，美日谈判的结果都将与中方交流。[122]
赫尔谈判的主旨是非常明确的，就是配合美英在3月联合参谋首脑会议上确定的“先德后日”的战略原则。5月28日，赫尔在与日本大使的会谈中再次明确提出，日本在会谈中没有足够澄清日本与轴心国关系这一个问题，这就是：如果美国因为自卫卷入与德国的战争，日本是否对美国保持和平意向。6月2日，赫尔问日本大使，日本是否严肃而诚挚地希望和平解决太平洋地区的问题以及维护在该地区的非歧视商业关系和友谊。[123]6月4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报告美日谈判问题：“日本驻美大使野春，曾向美国国务卿商定类似日俄协定公约，上星期重新提议。国务卿以日屡次失信，例如门户开放等等，毁灭无遗，对日当局已无信誉，婉词拒绝。”[124]在这一阶段的会谈中，美国的关注点主要是两个，即轴心国问题和太平洋现状维持问题，中国问题则次之，并作为与日本讨价还价的筹码。
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美国政府内显然对日本对这一事态的应对政策方面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与预测。同日，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对英国驻美大使哈里法克斯表示，英国应避免与苏联的正式联盟，因为有日本因素的存在。在德国进攻苏联的情况下，日本迟早会进攻苏联。如果有英苏联盟存在，日本进攻苏联，自然也会与英国发生冲突。美英的聪明政策应是仅仅承认英苏都在与德国作战这一事实，直到美英清楚知道日本政策可能发展的路线之后再作决定。哈里法克斯则表示同意这一路线，相信英国政府也同意。他似乎相信情况发展将有利于英国，尽管他是想象了一个可能性，即如果当德国打败苏联，希特勒将在已经打败共产主义与建立欧洲新秩序的实施基础上营造一个虚假和平建议，这一建议就是不再与英国和美国发生冲突。[125]
在6月23日备忘录中，汉密尔顿认为，德国进攻苏联将在日本政府内引起混乱与争议。一些日本政府人士将认为这给了日本几个月的机会，不再担心苏联对日本的威胁，可以放手进攻荷属东印度与英属马来亚。其他日本政府人士将敦促进攻苏联的远东地区以消除苏联对日本的威胁。德国进攻苏联可能的结果似乎可能推迟至少几个月日本南进进攻英国与荷兰的领地。德苏战争爆发将可能增加日本希望与美国缔结协议。而美国方面则是减少了缔结协议的需要，减少了日本将执行任何订立的条约促使太平洋地区和平的机会。[126]25日，美国远东司副主任亚当斯(Adams)发表的看法是，不能用经济制裁对付日本，认为如果在德苏战争时期美国加强对日经济制裁，这将会刺激日本，使其未来发展目标不确定。[127]7月2日，美国远东事务司官员威利斯·R．佩克(Willys R．Peck)表示应该加紧援助中国制约日本，认为德国攻击苏联初期的成功会导致日本进攻西伯利亚与南进，因此，援助中国为当务之急，援助规模应达到最高水平。[128]7月22日，霍恩贝克发表与佩克同样的看法，即中国有效地制约了日本的南进，应该通过援助中国来发展这种有利形势。[129]
但是，在美日谈判中，以赫尔为首的国务院官员准备以对日让步换取日本不南进的承诺是主旋律。日本准备进占印度支那南部同时破灭了美国拆散三国同盟与准备作出相应妥协的积极与消极的意图。7月24日，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就日本准备进兵印支南部发表声明。同日，罗斯福对日本口头建议，如果日本不占领印度支那，不在该地区建立陆海军基地，撤出军队，美国将向英国、中国和荷兰政府提议，美英中荷共同宣布印度支那为“中立区”，条件是日本也作出相同的承诺。如此，日本可以得到其他国家的保证，以最充分和自由地机会来确保日本所极力寻求的食品和资源。[130]日本则是以7月底军事占领印度支那南部，完成南进准备中最后战略要地的占领回答了罗斯福的建议。
日本侵入印度支那南部后，美国为了延缓日本南进步伐，仍然想通过与日本的谈判达成相应妥协。1941年8月，美国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将对日经济制裁推向了最高峰。但同时，罗斯福也仍然希望不关闭与日本的谈判大门。为了避免太平洋战争，集中力量对付德国，罗斯福至少是希望通过与日本的谈判来缓解来自太平洋方面的战争压力。韦尔斯在罗斯福与丘吉尔会晤的大西洋会议的第一天就对英国同僚说，罗斯福总统目前在太平洋的主要目标是“避免同日本交战”。罗斯福也对丘吉尔说：“应尽一切努力来防止爆发同日本的战争。”罗斯福维持与日本的谈判的想法是：“会谈的现实目标不是根本改变日美关系，而是争取时间……如果情况允许，就一直延长到把希特勒打败以后。国际形势的变化甚至可能使日本改变政策，而不必进行战争。”美方在8月8日再次递交给日本大使7月24日罗斯福“印度支那中立化”的建议。[131]8月17日，罗斯福在给野村的声明中提到：“如果日本政府感到希望，并且在实际处于停止其扩张行动之中，调整其立场……美国政府将准备考虑在7月中断了的非正式试探性会谈，并高兴尽力安排交流看法的时间和场所。”[132]8月18日，美国向英国通报了美日谈判情况。[133]日本外相向格鲁大使口头声明，建议日美首脑会谈定在檀香山(Honolulu)进行。8月28日，日本首相向美国总统建议举行高峰会谈。
9月3日，美国对8月28日日本大使转交的日本首相电报作答，表示希望与日本首相会谈，指出，日本国内是否存在严重妨碍两国政府首脑有成效合作的思潮。罗斯福对日本驻美大使野村说：首先必须就双方关系中重大原则问题达成协议，这包括日本保证退出三国公约，表示愿意从中国撤兵，在经济关系中遵守不歧视原则。日美谈判实际走进了死胡同。日本9月3日至6日召开联席会议和御前会议，接受并批准陆海军联合制定的《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并连续于9月6日和25日对美提出新的谈判方案。对于美日之间的谈判，中国方面极为关注。9月4日，中国大使拜访美国国务卿，询问美日会谈情况。赫尔表示，美日之间非正式会谈远没有构成谈判的共同基础。美国政府在与日本进行涉及中国局势的谈判之前，会先与中国、英国、荷兰和澳大利亚政府商量。[134]这反映了美国的矛盾状况，对与日本能否达成妥协不能肯定。9月5日，霍恩贝克反对罗斯福与日本首相近卫举行会谈，认为此举将导致美国与中苏英荷之间可怕的隔阂。他表示，这一会谈将类似于慕尼黑张伯伦与希特勒的会谈，中国问题是目前问题的核心，不能忽略中国的观点。日本正处在中国抗战的深渊之中，面临严重依赖外部资源的困境，罗斯福与近卫会谈只能减轻日本的负担。[135]
客观地讲，美国进行谈判是其奉行的双重政策的表现。对于美国与日本谈判的意图，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电文中就有详细分析，认为“罗斯福对日本采取哄与拖的政策，哄的目的是使日本实质上离开轴心，至少中立，不武力南进，停止武力扩土，不干涉援苏。中日和平谈判条件是同意日本在中国的经济特权、南洋的利益均沾，如日本答应则可能先召开远东和平会议，使太平洋暂时和平，便于集中力量对德。这对于英、美均有利，但对于中国则包含着危险，将使中国屈服，政治经济更殖民地化，且将酿成内战”。[136]也就是说，美日谈判在美国的某些积极意图中包含了拿中国利益作一些让步的可能，不能不引起中国的严重关注。如居里对罗斯福所说，中国人的心情“是同捷克人当年被张伯伦和希特勒决定他们命运的心情是一样的”。[137]
美日背着中国所进行的谈判使中国不能不提高警惕。鉴于绥靖政策已经对世界造成的危害和对反法西斯斗争大局的负面影响，中国对于在美日谈判中可能的妥协表示极大的关注和坚决的反对，并成为美国在谈判中牺牲中国利益和中国抗战，向以往对日妥协政策回复的关键性制约力量。1941年5月25日，毛泽东在《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中指出：“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138]6月8日，周恩来在《论敌寇两面政策》中指出：“日、美愿意避免而且愿意友好，这是他人的自由，但是如果以调解中日战争换取日美的妥协，那便是侵犯了中国的自由……就连美国的外交界也认为‘……此种解决办法，等于牺牲中国，欲造成远东慕尼黑，故美国乃拒绝此议’(华盛顿三日国际电)。我们很欢迎美国外交界这种消息，但我们更希望美国政府公开地拒绝这种提议，我们尤希望我国政府公开地申斥这种阴谋，那么，远东慕尼黑的暗流也才会受到有力地打击。”[139]10月19日，周恩来发表《太平洋的新危机》长文，呼吁警惕美日间的牺牲中国抗战的问题。文章深刻分析说：“过去十年，许多国家已经放松了对于日寇的制裁，现在日寇侵略的火焰，快烧到大家的眉毛，太平洋沿岸的任何国家，都不应再存姑息之心、等待之念了……目前英、美与纳粹斗争和援苏的行动，实不仅在西线，并已发展到东方，东方与西方的反法西斯阵线，已快联成一片了。现在一切反侵略反法西斯国家，胜则同胜，败则同败，谁要躲避先后，谁将要成为反侵略战线中的罪人。中国独立抗战了四年多，苏联正处在抵抗纳粹德国进攻的主线，英国也打了两年，其他许多国家，亡的亡，降的降，欧洲地图早已变色，非洲的战火也未熄过，只有美国隔着两洋，暂时尚置身于烽火之外……现在日寇又要在太平洋作新的冒险了，如果美国仍然放任不管，则欧亚的烽火连成一片，孤立的美国决不能在两洋的夹攻之中，再保持其光荣的独立战争的历史了。”[140]
毛泽东明确指出：“美国应该毫不踌躇地向德国宣战，这是一个绝对不可回避也不应回避的步骤，实现得愈迟就只有让德国炸沉更多的美国船。”针对美国和日本间可能出现的妥协，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决不应听信日本的阴谋，与日本订立任何的妥协，美国应和中国及英国一道，以实力制裁日本法西斯。很显然，我们的这种希望是和英国、美国大多数人民的希望相符合的，可惜在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和国会方面，都还有一部分不明大义的人，阻挠着人民的意志的实现。因此，英、美的人民现在必须努力战胜这种时代的障碍，把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推向更高的阶段。”[141]
中国共产党的分析和呼吁是十分及时的，说明中国不是他国可以牺牲得了的。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抗战，如果没有中国抗日战场的建立和稳定，美英在远东对付日本方面的局面要艰危得多，对日妥协绥靖成分会更浓烈。1941年10月8日，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在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文中也报告了中国《大公报》的文章，文章批评美国对日谈判的妥协倾向，指出：“美英处于欧亚两条战线作战，美国应该放弃与日本的谈判，在对日政策中，现在英国比美国更显得强硬。”[142]
中国政府在美日谈判过程中也尽力争取影响美方谈判意向，利用美方不可能完全忽略和牺牲中国抗战的基本态度，不断向美方施放坚决反对美国对日妥协的信息。在中国的努力下，1941年9月4日，赫尔第二次向胡适表示，美国政府“不会考虑在未召见中国大使并与他和他的政府就事情的全部进行商讨之前，进行影响中国局势的谈判”。胡适在会晤中申明中国不会与日本言和的态度。[143]9月10日，高斯在电文中报告，中国认为美日谈判会放松对日本的经济压制。同日，中国外交部长郭泰祺对高斯等美国驻华外交官员表示，对日放松经济制裁就是给予日本喘息的时间，日本面临的危机实际上远甚于英美。[144]郭泰祺还表示了对美日谈判可能出现的妥协的担忧，并告知美方蒋介石将发表声明，表明“中国在反对日本及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中首当其冲，已经经历了四年时间，已经牺牲了许多生命和财产，中国对此并不感到后悔，而且还将继续斗争直至最后胜利，不管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是中国相信，任何与日本谈判而求得和平的安排都不会对中国有利，从长远观点看，也不会对美国有利，因为日本是远东所有国家的敌人”。[145]据欧文·拉铁摩尔记载，在1941年的美日谈判中，蒋介石对拉铁摩尔说：“如果采取任何与日本人搞缓和的措施，都会鼓励这里潜在的汪精卫们，并削弱我领导中国抗日的能力。”他担心美国人在抚慰日本方面走得太远，而没有充分认识到日本南进的危险，并且美国人没有认真对待中国的警告，以为只是要吓唬美国采取比较强硬的对日政策。由于知道罗斯福实际上偏重欧洲，主要考虑的是支持英国，因此蒋担心华府为了英国的利益可能会牺牲中国利益。[146]
在中国的强烈反对下，9月12日，赫尔致电美国驻华大使高思表示：“在与日本会谈中，我们始终按照本政府长久以来就相信的，构成国家间稳定关系的唯一良好基础的那些基本原则行事，以求得太平洋问题的全面解决。对于允许在中国继续进行侵略的任何安排决未给予任何考虑。”赫尔表示，美国对日本采取的政治经济措施不会改变，直到形势允许改变。[147]赫尔显然隐匿了美国在谈判中确实存在的妥协意图，而且这种意图并没有完结。但是，中方的态度是美国在谈判中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则是不争的事实。9月15日，美国驻中国大使高斯面见中国外交部长，转达赫尔会晤胡适的谈话要点：“日、美两国所举行之谈话，系属偶然，或试探性质，但双方迄未觅得可做谈判之共同基础。美国政府甚至在考虑涉及中国情势之任何谈判以前，希望与中国政府及其驻美大使，讨论全盘问题。”[148]这反映了美国此时已经不可能完全不顾忌中国的态度来与日本单方面达成妥协，同时，也反映了美国对谈判已经失去了大半信心。10月，美国陆军部加快了关于在远东军力配置的战争准备，包括菲律宾、新加坡、荷属东印度，以及美英荷在太平洋军事合作等计划制定工作。[149]
10月16日，白宫向国务院递交了罗斯福致近卫的建议信复本。罗斯福谈到，美日两国政府几个月来为了缓和太平洋地区的武装冲突采取了许多方法。罗斯福个人将很愉快甚至旅行数千里去会见日本首相，如果有一两个基本共识可以达到，会谈就肯定是成功的。首先是中国未来的完整，其次是，日本与美国都不诉诸战争获取在太平洋地区及邻近区域的任何进一步的领土。如果报告确实的话，日本正在考虑武装进攻俄国，或者法国或英国或荷兰或南太平洋的其他地域，而结果将是明显的，大西洋与欧洲、近东的战争战场必然扩展到整个太平洋区域。这种扩张将必然牵涉美国的利益。美国反对任何占领。恰如看待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和平问题，恰如看待在公正基础上的航海与贸易自由。如果日本能加入我们(美国)将战争排除于太平洋，我们将愉快地恢复正常贸易关系。另一方面，如果日本将开始从事北部或南部的新的战争，美国奉行和平政策，将极度关注和试图阻止任何这一类型的扩张。[150]同日，霍恩贝克在备忘录中记录，汉密尔顿不赞成这一建议行动，认为美国应避免给予日本对华战争的任何支持。霍恩贝克则认为，美国应该避免给日本任何支持其在中国作战的暗示。[151]
这一期间，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内显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日本会接受美国的和平条款，只要将希特勒限制在欧洲，因此应该给予日本经济机会，不能迫使它走上武力挑战的地步。而另一种观点是美国不能忽略中国的抗战努力，日本主要兵力陷在中国，如果南进将从事两条战线的作战。对日本经济限制与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支持，就会制约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目标。[152]11月13日，汉密尔顿准备的协议草案的第一条是美日对欧洲战争的态度，第二条是国际贸易关系的非歧视原则，第三条是关于日本军队驻屯中国问题。[153]说明美国在为使日本不策应德国做最后努力，尽管感到无多少希望。11月15日，赫尔交给日本大使口头声明，强调自由贸易原则。[154]该口头声明附有声明草案，即非官方、试探性的、无义务的美国和日本关于经济政策的联合声明，第一部分为“总的原则”，强调美国自由贸易原则。第二部分为“美日关系”：1．美国和日本尽快采取实际可行的措施，以恢复双方商务、金融与其他经济关系至正常基点上来；2．美国和日本同意举行会商，争取两国间互惠贸易的谈判；3．可以理解的是，在目前国际紧张局势之下，日本和美国各自将准许出口对方所需商品，但须受某些各自为了自身安全和自卫所实施的必要限制。第三部分是“太平洋地区政策”： 1．恢复中国对自身经济、财政和货币事务的完全控制。2．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同意不在中国为本国和本国公民寻求任何优势或垄断性的商务或其他经济权利，而要运用其全部影响确保获得与其他第三国完全均等的贸易待遇，确保从中国方面获得推进本声明第一部分宣布的普遍原则的充分合作。3．美国和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建议，假如中国开始在必要的外国支持下开始实施一项经济发展的全面计划，参与该计划的全部机会都应适合于美国和日本，其条件不得低于所给予的第三国的条件。4．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地区与其他国家寻求建立的关系，将建立在美日联合声明的基本原则之上；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同意一切合适的机会中敦促这些国家在具有完全的机会条件下，实施全面的经济发展纲领，并在可能请求外国支持的情况下，给予美国和日本与第三国同样的无区别条件。[155]美国的口头声明及其草案表明了美国继续保持与日本的谈判接触的愿望，也表明了美国有可能在经济制裁方面对日本作出让步。
11月19日，美日关系及谈判发展到关键阶段。赫尔在给美国驻华大使高思的电文中说明与中国大使18日会谈的情况，再次表示美日双方“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如果日本政府要说的任何建议被认为是可行的，则我们就要和中国、澳大利亚、英国和荷兰等国就此事对各该国家有利害关系的诸方面进行商谈……在日本决定采取和平方针而不是武力征服的方针以前，我们是不可能在任何讨论中取得实质性进展的”。[156]但同时，美国则在准备对日提出妥协方案。11月20日，日本大使与美国国务卿交换看法，提出如果有临时措施的协议能在美日之间达成，就会为美日进一步会谈创造良好的气氛。11月21日，美海军军令部副参谋长致电赫尔，再次强调主要目标是避免与日本的战争，以完成美国菲律宾防卫建设。美海军军令部部长哈罗德·斯塔克(Harold Stark)电致赫尔，说明美国海军力量在太平洋方面的不足，认为如果促使日本废除三国同盟条约将有利于美国太平洋防御。[157]
11月22日，美国拟就《美日临时协议建议草案》(Draft of Proposed“Modus Vivendi”With Japan)，一般称为《临时协议草案》。内容主要是：1.美日政府双方热心于太平洋和平，确定其国家政策方向是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持久与广泛的和平。两国政策中没有领土设计。2.两国都不从自身有军事存在的区域使用武力进行任何进一步的推进，或者用武力威胁进入东南与西南亚，或者太平洋南部与北部地区。3.日本政府立即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撤出现在驻屯的军队并不替换这些军队；削减日本在法属印度支那军队的总数至1941年7月26日的数目，这一数目无论如何不得超过25000人；也不能输送补充军队到印度支那作为替换者，或者用其他方式进行替换。4．美国政府立即修改现存的冻结项目与出口限制，在必须的范围内允许恢复两国用于两国人民使用与需要的贸易项目……附录：1.美国与日本政府将努力在英帝国、中国、日本、荷兰、苏联、泰国与美国之间缔结一个多边的互不侵犯条约。2.两国政府将努力缔结美国、英国、中国、日本、荷兰、泰国政府间的协议，每个协议国政府将保证自己尊重法属印度支那的领土完整，在法属印度支那领土完整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协议国马上进入协商，采取必须及有利的措施处理威胁问题……3．日本政府将从中国与印度支那撤走全部陆、海、空军和警察部队(包括满洲)。4．除了临时首都设在重庆的中国国民政府之外，美国和日本政府将不支持在中国的任何军事、政治、经济的政权。5．两国政府将放弃全部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包括在中国的国际租借地的权利与利益，以及在1901年《辛丑条约》下的权益。两国政府将努力使英国及其他国家政府达成协议，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包括在中国的国际租借地的权利与利益，以及在1901年《辛丑条约》(Boxer Protocol of 1901)下的权益。6．美国政府将建议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关于“满洲”未来地位问题。7．美国与日本政府将谈判缔结美日贸易条约……8．美日政府将取消在美国的日本资产的禁令，在日本的美国资产禁令。9．美日政府将同意稳定美元汇率……10．两国政府将同意双方不将协议解释为冲突的理由，建立全太平洋地区的和平。11．两国政府将运用双方影响力号召其他政府共担并实际运用这一协议的基本的政治和经济原则。[158]同日，赫尔对日本大使和特使来栖强调：“一旦具有和平理念的日本人能制约日本的局势”，美国“可能考虑供应日本一些石油作为民用。但我们不能供应日本石油用于任何军事目的”。[159]
从美国《临时协议草案》内容看，中国面临美日谈判的最大的问题，是对中国抗战会产生直接的重大负面影响。因此，《临时协议草案》的要害是对中国抗战构成了现实危险。第一，放松对日本已经开始的经济制裁；第二，允许日本驻兵印度支那。这两点都意味着牺牲中国抗战。
11月22日，美国向英国、中国、荷兰大使通报了《临时协议草案》内容，说明该协议效力时限为三个月，当即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指出，允许日本屯兵印度支那北部与放松对日本的经济制裁都将给中国抗战造成严重影响。英国大使认为放松对日本经济制裁应该不包括军备物品。11月24日，蒋介石电示胡适转告赫尔：“此次美日谈话，如果在中国侵略之日军撤退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前，而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政策，无论有任何一点之放松或改变，则中国抗战必见崩溃，以后美国即使对华有任何之援助，皆属虚妄，中国亦决不能再望友邦之援助，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德亦不可复问矣。”[160]24日，胡适在与赫尔的会谈中，再次明确反对25000名日军部队留驻印度支那。[161]赫尔则认为25000名日军驻屯印度支那不会对中国造成威胁。在与霍恩贝克的会谈中，胡适表示，完全相信美国政府不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也不会实行“绥靖”路线。但是《临时协议草案》第二条不适应于日本与中国的冲突，意思似乎是让日本继续自由地在华进行针对中国的作战。关于第三条，日军驻留印度支那，也使日本可以从该地进攻中国。在印度支那的日本空军也严重地威胁着滇缅公路和中国在云南的军队。中国政府承受着巨大压力，缺乏有效装备保护滇缅生命线，而保持这一公路对于中国来说至关重要，肯定与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关系极大，它们正在通过这条公路运送援华物资。胡适希望美方应该严肃地考虑是否没有更严格地制定这一协议草案。[162]24日，罗斯福在给丘吉尔的信中阐述了《临时协议草案》引言中的意思以及《临时协议草案》的主要内容。罗斯福在信的末尾谈道：“这个临时协议对我来说似乎是对日本的一个良好的愿望，但是接受与反对则是取决于日本内部的政治。我所抱希望不大，我们都要准备应对实际的可能迅即到来的麻烦。”[163]
11月25日，胡适与赫尔交谈。赫尔表示，美国提出临时协议的建议是为了缓解太平洋南部的局势，美国海军人员说，限量供给日本石油将不会增加日本储备促使陆海军的战争准备。[164]同日，居里电致赫尔，转告拉铁摩尔转述的蒋介石的观点：强烈反对美日间的妥协，并将美国的这种妥协比作当年英国关闭滇缅公路，而“关闭滇缅路永久地毁坏了英国在中国的声望”。[165]同日，宋子文也向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转交了蒋介石的电文，蒋介石认为：“美国放松对日本的经济封锁与资产冻结，这将给中国军队在道义上严重打击。过去的两个月中日本就在宣传将与美国在11月达成协议。如果(美国)有任何放松禁运和冻结的措施，中国人民将认为中国已经被美国牺牲。每个亚洲国家将失去对民主的信任，世界将进入悲剧时代。中国军队将瓦解，日本将能通过实施他们的计划，这样，甚至在未来美国来与我们一道挽救形势都没有了希望。这一损失不单单是对中国的。中国在4年多的时间里的斗争牺牲了无数生命，中国的牺牲与损失史无前例。”蒋介石最后指出：“中国的抗战的崩溃将是世界空前的灾难，我不知道未来的历史将如何记录这一事件。”蒋介石在电文中要求美国不要妥协，并宣布：如果日本撤退军队问题没有达成协议，美国就不会考虑放松对日本的禁运与冻结的问题。[166]同日，胡适大使将中国外交部部长郭泰祺的电文面交赫尔，电文中表示，蒋介石对美国的态度反应强烈，认为美国将中国问题撇在一边与日本寻求协议，仍然是倾向于绥靖日本在中国的扩张。郭泰祺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增加中国抗战困难，或者加强日本侵略中国力量的措施。[167]
英国也明确地表示了对临时协定的疑虑，间接地表示不同意的态度。25日，英国驻美大使与赫尔会谈。赫尔表示，不让日本得到一些作为平民使用的石油是不可能的，如果美国依次提供一些石油给日本，就可以得到日本极有价值的承诺，即3个月内不在中国范围以外奉行任何侵略路线。这有利于中国不用考虑滇缅公路的(物资运输)问题，因为滇缅公路可能被摧毁。同时也可以转移任何对南海地区的威胁，极大地有利于英国、澳大利亚、荷兰与美国。英国大使则是提出《临时协议草案》限制日本在印度支那驻扎25000名军队的问题，认为应该在协议中减少驻扎军队的人数。赫尔回答，将尽力对待，但美国陆海军专家认为25000名日军驻扎印度支那北部将不会威胁滇缅公路，甚至两倍于这一数目的驻军也将不构成严重的威胁。[168]英国大使馆在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文中指出，《临时协议草案》仅仅移动“大部分”日军出印度支那，将留下一个太大的漏洞。似乎应该明智地从中国角度来构思协议，这样可以在达成临时协议的过程中挫败任何(日本)进攻昆明的可能性。哈里法克斯在给赫尔的电文中提出英国政府建议，美国在讨论协议中尽可能降低日本驻扎印度支那军队数目，25000名是一个不能期望的数目。[169]11月26日伦敦时间上午6时，英国驻美大使致电赫尔转交丘吉尔给罗斯福的电文，其中谈道：“我们肯定也不需要另一场战争，只是有一点我们是担忧的，蒋介石怎么办？他不是已经极度的困难了吗？我们担忧的是关于中国。如果他们崩溃，我们共同的危险将急剧增大。我们相信美国对中国的关注将支配着你们的行动。我们认为日本正处于最不自信的状态之中。”[170]美国民众也呼吁“不要出卖中国！”[171]
11月26日，宋子文报告蒋介石，他在与罗斯福会谈中对罗斯福关于临时协议的理由进行了反驳：“总统以美国提案乃完全注重保护滇缅公路，经文一再申述，该路仍不能避免威胁，各地仍不免蹂躏，则中国毋宁因抵抗攻击而牺牲，不愿因日美妥协之故而崩溃。总统无言可答，态度似露窘促。”“总统对文所说各点，未加直接答复，但云，现实局势变化多端，难以逆料，一两星期后，太平洋上极有大战祸，亦未可知。”宋子文对会谈的结论是：第一，所谓临时过渡办法，尚未提交日方，从美国国务院方面的信息也得知。第二，在未得到中英荷澳四国同意之前，美日不会就此开始谈判。第三，假如日方此时增加南面军力，美日谈判即破裂，战争不可避免。宋子文电文记载，罗斯福还谈道：“昨日据报，日本由山东海上运输二三万军队南下，正值两国谈判之时，而有如此行动，是无诚意，谈判难以继续。”[172]同日，赫尔致电罗斯福，鉴于中国的反对，英国、荷兰与澳大利亚政府半心半意的支持和实际的反对，也鉴于美国民众普遍的而越来越多的反对……我希望并建议此时召见日本大使向其提交为普遍和平协议目的的谅解基本建议，同时搁置临时协议的建议。[173]
一些美国官员也不赞成美国对日妥协，呼吁不要牺牲中国。11月26日，宋子文在与美国财政部部长摩根索谈话时，摩根索认为，美国国务院态度“向来懦怯。两年前中国借款，乃特候霍(赫)赴南美洲时进行，使得告成。冻结日本资产，我已费两年心力，艰难可知……日美妥协，不易实现，对于日本，只有以武力制裁”。27日，摩根索约胡适密谈，表示“中国应取坚决之态度”，美国政府内阁除赫尔外都是同情摩根索的。[174]
因为各方反对和中国所持坚决的态度，也因为美国已经得知日本启动了南进战略作战的兵力调动，美国政府打消了与日本达成临时妥协的念头。11月26日，美国国务卿交给日本大使两份文件，第一份是作为美日协定建议性基础的临时办法的概要；第二份是与此办法相关的声明，重申美国关于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的基本原则，日本从中国与印度支那撤出全部军队，放弃在华特权，不与第三国签署与太平洋和平相抵触的条约等。[175]美国的文件表明了美国自美日谈判以来最为强硬的立场，这是中英等国和美国有识之士共同极力反对的结果。日本特使来栖读了文件后表示：“日本政府接到这份建议的时候将可能非常绝望。这一对日本政府11月20日建议的答复可能被解读为终止会谈。”11月27日，罗斯福对日本大使和来栖谈到，美国政府对全部远东形势采取了极具耐心的态度，这是需要注意到的事实。假如日本的行动路线使美方能继续保持耐心的话，美国将准备继续持有耐心。除非日本给美国一些明确的信息，表明日本的和平意图，否则美国将不会放松任何经济限制。[176]11月28日，副国务卿韦尔斯向英国大使表示美国将不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177]
美国向日本提交的文件表明了美国的最后立场，也标志着美国抹掉了其政策中最后的绥靖痕迹，美日之间兵戎相见的形势最后明朗化。11月30日，日本首相声明，“日本必须将美国和大英帝国在东亚的影响‘彻底地清除’出去”。赫尔则认为，“我们不能肯定日本军事首脑们将可能做什么，同样我们也不知道日本军队被试图派驻何地，我们不可能对将发生的事态发展保持沉默，恰如日本军事力量在印度支那的扩展；我们不会允许自己被逐出太平洋”。12月1日，赫尔强硬表示，“任何人都知道，日本战争宣传的口号，比如表述为的‘东亚新秩序’和在一定区域内的‘控制性影响’”，“这些都是强力政策的欺瞒手法。只要日本朝着这一方向前进，并继续加强通过反共产协定和三国条约与希特勒的军事和其他关系，缔结和平方案就没有真正的进展”。“美国政府关心帮助中国问题的解决，如果日本能达成与在美日会谈中商讨的基本原则相一致的协议的话，美国将乐于提供帮助。如果日本军事领导们仅表示遵循和平路线的意图，美国将向日本提供它要求的全部物资。”“日本军队驻屯印度支那，无论在印度支那驻扎何地，都给周围地区造成了威胁。日本这些军队驻屯印度支那也使美国及其友国感到保持部署大量武装部队在东亚之必须。这样，日本的行为正在造成一种支持希特勒的影响。赫尔提请注意有关日本重兵进入印度支那的报道，再次强调看法，鉴于大批日本军队在印度支那各地存在，美国不得不更多地关注这样一种态势，即日本正在宣称他们将要驱逐我们出东亚。”[178]
此时，日本开始大批向印度支那、泰国以及向南调动海军的消息传到美国高层。美国驻日大使格鲁12月1日连续向美国国务院发出两份电文，报告日本首相和外相的最新讲话。1941年11月30日，日本首相东条发表演说：“当我们环视四周时，我们发现仍然有许多国家正放纵于敌视我们的行为。事实上，它们正试图在建立东亚共荣圈的道路上铺设障碍……我们必须以猛烈的手段将这类活动清除出东亚。”同日，日本外相发表讲话：“当前世界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动荡……美国拒绝承认东亚的真实形势……妨碍了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我们必须充分准备去面对比以往更为巨大的困难和障碍。”[179]12月2日，罗斯福让赫尔当面询问野村和来栖，日本为什么继续把军队调往印度支那。12月5日，赫尔对野村说：“假如日本政府不奉行武力和侵略路线，美国将不耽搁地解决难题。美国不寻求麻烦，但同时也会直面威胁。”[180]美国此时的目的仅仅是拖延战争的时间。
对于美国确立制衡日本的战略，中国表示了欢迎与支持。中国政府表示：“日本攻美，早具决心，即使美国对日本提出临时妥协办法，牺牲我中国，日本亦不能接受，故由于我国反对，美国乃提出强硬原则。”[181]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评论说：“美国坚决拒绝了日本奴役全中国和争取东亚霸权的要求。”[182]
1941年12月6日，罗斯福给日本天皇写信，作延缓战争的最后努力。[183]日本则是以大举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行动对美国总统罗斯福做出了回答。1941年12月7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称：“日本已经背信弃义地和完全无缘无故地对美国发动了进攻……全世界现在已经明了，日本最近表示的和平愿望是极端无耻的假象和充满欺诈的谎言。”[184]罗斯福12月8日在国会发表演说：“当我断言我们将不仅保卫我们自己到最后，而且确保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将不再危及我们的时候，我相信我是在诠释美国国会和人民的愿望。”[185]同日，美国在关于对日本处于战争状态的声明中宣布：“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授权总统运用全部美国海军和陆军部队和政府资源从事对日本帝国政府的战争；为将冲突导向成功的终止，美国国会批准动员国家全部的资源。”[186]珍珠港的炸弹彻底终结了美国对日本不切实际的企望和本末倒置的外交策略，加入到以中国抗日战争为开端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行列之中。
纵观中国抗日战争与英美远东政策变化的轨迹，可以说，中国抗日战争改变了西方大国主导国际关系发展并产生极为负面影响的结果。珍珠港事件和日本横扫东南亚与美英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失利和付出的惨重代价，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其关键点就在于美英长期对日妥协绥靖政策的实施以及向抗衡政策转化的缓慢。但是，美英对日抗衡战略的确立，则标志着东亚以中美英为基础的抗日同盟的建立已经成熟，这对最终战胜日本法西斯有着更为长远的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抗日战争是美英东亚政策向抗衡转化的现实推动力量之一。这种成功的实践，在反法西斯战争时期强国与弱国关系处理中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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