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傣族文学：云南多民族作家研究

傣族在民间文学艺术上有着深厚的文学传统，傣家人或吟唱美好爱情，或赞美绿水青山，或鞭挞封建统治，或颂扬英雄人物，或歌唱幸福生活。不论是优美的民歌，还是传唱不衰的口头作品诗章，字字句句都承载着祖辈创世立业的厚重历史，浸透着历史的沧桑，显示着浓郁的民族特色。

新中国成立以来，边疆各民族人民在祥和安宁、团结友爱的大家庭里和睦相处，民族传统文化交相呼应、相互促进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在新时期党的政策的惠及下，云南当代傣族作家文学面临传统和现代的承接，傣族作家不断成长，基于此，对云南当代傣族作家文学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分析就显得尤为必要，这对傣族文学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一、发展中的云南当代傣族作家文学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云南当代傣族作家文学在现代化的浪潮中逐步发展起来。“当代傣族作家一直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吮饮着本民族民间文学的琼浆玉液，使自己笔下的形象和民间文学发生了巧妙的连接，实现了当代作家文学与本土民间文学的成功传承。”^[1]如今傣族作家文学创造了灿烂崭新的文学作品，这固然与云南傣族辉煌的民间文学关系密切，但更离不开国家政策对少数民族的倾斜，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承前启后的作家。他们创作了各种体裁的作品，翻译介绍了傣文版的民间文学作品，不但致力于促进民族文学的创造与发展，而且也在提升云南傣族文学在多民族融合中的重要地位。发展中的云南当代傣族作家文学形成了以下三个时期。

（一）20世纪50年代云南当代傣族作家创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0年代，是中国当代社会的转折点，也是文学艺术意识形态的转折点，随着“双百方针”的提出，文艺创作上，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题材、不同手法的作品同时存在，这个主张为当代文学的新面貌奠定了宽松的创作环境，也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指引了道路，当然也包括云南当代的傣族文学。傣族文学在适应大转折的情况下，掀起了第一次文学创作高潮，以傣族传统文学的一大批老歌手为核心，同时带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歌手和新型知识分子，因此这一时期的云南当代傣族作家作品以诗歌为主，主要作品有康朗甩的《傣家人之歌》、康朗英的《流沙河之歌》、波玉温的《彩虹》、庄相的《幸福的种子》，在当时引起评论界的极大关注。康朗英、康朗甩、波玉温三位老歌手合著的诗集《从森林眺望北京》，刀保乾的《朝着北京敲，朝着北京跳》《我们的飞机》《向祖国拜年》《给泼水姑娘》《欢迎江南兄弟》《美丽的孔雀之乡》《把党的恩情写成诗歌八万四千卷》《刀保乾作品选》等作品。著名诗人庄相的《迎接丰收》《送到毛主席面前》《喜鹊传喜讯》《太阳照亮了瑞丽江》《孔雀啊，朝着朝霞飞翔》《我们的歌唱不完》《自从东方升起了太阳》《星星落在竹楼上》《党——红太阳》《民族团结建电站》《瑞丽江之歌》《北京——太阳城》等歌颂了党的英明领导和民族政策、民族团结。

同时，一大批傣族传统文学作品也陆续整理出版，如叙事长诗《召树屯》《娥并与桑落》《苏宛纳和她的儿子》《一百零一朵花》等等也相继译成汉文出版，这也使得传统文学和当代文学没有断裂。这些作品有的被中央一级理论刊物作过评价，也有一些歌颂党的光辉和幸福新生活的作品被选为国庆十周年献礼。至此，当代傣族文学形成第一个创作期。

（二）60年代末到70年代云南当代傣族作家文学创作的低潮期

“文化大革命”时期，云南当代傣族文学也未幸免于难，60年代末和整个70年代是傣族文学的低潮期，期间的文学创作明显地比起解放后的崛起黯然失色了许多。这个时期的傣族文学，只有少数作品能提及。

如《醉了的年代》，大意是：“天罪了，地醉了，人也醉了；水在跳，山在摇，风在吼叫；花不香，田不笑，坏的不坏，好的不好，醉得一切都颠……”语言简洁，读起来朗朗上口，极其形象地勾勒出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病态。仔细品味这些诗句，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作家对自己身处的特殊环境的揭露和宣泄，而且还能清晰地洞察出傣族文学的新时期色彩。也是由于这首歌的风靡流传，傣族人民把“文化大革命”时期称为“醉了的年代”，这也从侧面衬托出这部作品影响之深远。另一首名为《糯谷秧不愿搬家》，主要是讽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醉”干强迫命令和瞎指挥生产的错误行为。

诗人庄相于1962年创作的长诗《幸福的种子》是一部成功之作，也是庄相的代表之作。诗歌讲述了一个悠久的神话故事，在傣族人民居住的勐巴拉纳西地方，“坝子里有一颗幸福的种子……”诗歌通过劳动人民同魔王争抢种子，以及救活种子的过程，生动形象地讴歌了傣族人民的勤劳、善良、智慧和百折不挠、大公无私的精神品质。从一定的程度上说，这一时期的当代傣族文学是非常苍白的。

（三）20世纪70、80年代云南当代傣族作家文学的第二次崛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傣族当代文学开始恢复生机，进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崛起，这一时期傣族当代文学呈现丰富的成果，其中包括老作家兼歌手恢复创作，新一批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活跃文坛，一些女性作家崭露头角。

老作家的创作有：康朗甩的《森林里的宝石》《欢迎你，远方的客人》；庄相的《象脚鼓又敲响了》《泼水节之歌》《瑞丽江的欢歌》《庄相作品选》；康朗亮的《孤胆英雄颂》（叙事长诗）；康朗甩、刀兴平合著的《玉帮血泪史》等。

青年作家则涌现出了征鹏、方云琴、朱宽柔、朱光灿、岩林、岩温扁、岩峰、方文琴、柏桦、岩罕丙、岩诺、方华、王竹曦、帕罕、张海珍、朗昌辉、段林、王松、玉罕空等。其中优秀的女性作家有柏桦、张海珍、方文琴、方云琴、帕罕等。

诗歌主要有：邵伍的《邵伍作品选》、勐癑诗集《月光下的恋河》、朗昌辉诗集《朗昌辉诗选》、管有成的《瑞丽江畔之歌》等。岩峰的诗歌《楠木的呼声》在第一届“骏马奖”中获奖。这一时期当代傣族文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散文主要有：《西双版纳风情》《西双版纳览胜》《西双版纳与名人》《勐仑》《西双版纳风情奇趣录》（合作）、《西双版纳风物志》（合作）、《新编西双版纳风物志》（合作）、《西双版纳之旅》（合作）等。段林的散文《傣乡连风也多情》获得第四届“骏马奖”。岳小保的散文集《勐焕风云》、柏桦的散文《母亲的村庄》在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杂志社与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联合举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祖国颂”征文大赛中荣获三等奖。张昭强的散文《傣乡的月亮》在德宏州50年州庆征文活动中荣获二等奖。

小说主要有：征鹏、唐中一合著的长篇小说《流亡土司》，具有浓厚的边疆民族特色和异国情调，洋溢着强烈的时代精神气息。征鹏、方云琴合作的《南国情天》。征鹏、刀治国合著的傣文长篇小说《象滚塘》，描写一名傣族舞蹈家的成长过程，反映了傣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张曼菱的中篇小说集《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云》《星》。刀正明的小说《邻居》获第四届“骏马奖”（中篇小说）。帕罕的《蜜多罗熟了》《南卡河畔》《一个往日的故事》《依兰香》《王城暮色》。朱宽柔的《玉妹罕》（中篇小说）。多永湘的《边境线上的开场戏》（中篇小说）。

以上傣族当代文学的成果形成了云南当代傣族作家文学的第二次崛起。

至此，云南当代傣族文学的作家文学基本概貌形成。云南当代傣族作家文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也形成了自己本民族的特点。

二、云南当代傣族作家文学的思想内容

云南当代傣族作家文学在传承文学传统的同时，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创新发展，学习、借鉴和吸收中外文学精华和养分，广泛地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现代艺术流派等先进方法，青年作家尤为明显，如小说的散文化和议论成分的增加，情节打破时空次序的跳跃性、诗歌的哲理性、新意境的可探求性等等。“历次文化交流中，傣族的歌手、诗人和知识界是起到了推动作用的，他们既虚心地大量引进外来文化，又不让外来文化全盘替代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是创造性地把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融合在一起，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傣族文学作品，就是这样的融合体。”^[2]鲁迅先生在谈到借鉴时说：“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吧，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 ‘会摹仿’决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 ‘会摹仿’的。‘会摹仿’又加以有创造，不是更好吗？”^[3]经过几代傣族作家的共同努力，使傣族当代文学不断往前推进，逐步发展成为时代特征鲜明、民族特色浓厚的云南当代傣族作家文学。他们创作和出版的许多作品不管是在主题，还是在体裁上既有相同的地方，也存在差异，但总的来说傣族作家文学有以下特点：

（一）歌唱新中国新面貌

1950年，边疆解放了，苦难中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一起收获解放以后的成功和喜悦。而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作家因其特殊的成长环境和遭遇决定了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民族特色和民族精神。因而，这也启示我们文学的民族性不应该从它描写的外在的生活形态上去寻找，而应该深入到作品所反映的内在思想内涵中找解答。

解放初期云南当代傣族第一批老作家便开始创作，也是在这个时期，云南当代傣族的文学拉开了序幕，他们有的有过特殊的生活经历，生活贫困，命运多舛，其创作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面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大转折，他们快速适应了崭新的新中国，又因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自成体系。但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热血在每个傣族人的身上流淌，就如著名诗人庄相，当他看见自己生长的土地有了新气象时，民族感情、气质、理想和愿望的表达便成了民族文学特征的核心，他的诗歌就像流水一样，潺潺而流，歌颂党，歌颂了对祖国的热爱，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这样深情地诉说对祖国的热爱，抒发了赤子之心：“祖国啊，傣家的慈爱的妈妈，傣家用什么向你报答？”“社会主义到处都在前进，我怎能不放声歌唱！”“我站在瑞丽江边，心哟，永远贴着祖国母亲歌唱！”他的诗歌代表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歌颂祖国新面貌的生活缩影，他奉献给祖国和社会主义的诗歌很多，其中尤以1962年创作的《幸福的种子》为其代表作。在诗歌的开头作者这样写道：“百花迎着太阳开放，我要把幸福种子的故事歌唱。我要歌唱幸福的来历，我要歌唱光辉的太阳。”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作者感受到的是这个民族大家庭的温暖，他以自己的经历，向人们诉说“幸福的来历”。随着形势的发展，庄相的新创作标志着诗人新的成就，其作品《泼水节之歌》唱出了傣族人民欢迎凯旋的子弟兵的心声：“从黎明到清晨，人们挑来了清粼粼的井水，穿上漂亮的节日盛装，等候在村口路尾……”诗人为傣家人代言，深情地向英雄战士挥洒这幸福吉祥的水，尽情倾吐对子弟兵的鱼水之情。

新中国成立后傣族人民祖祖辈辈的一个梦想，流沙河水坝建成了，老作家康朗英便带着这份祖国的赠礼写下了《流沙河之歌》，歌颂了党的伟大和民族政策，同时也不忘歌颂傣族人民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诗人以自身投入群众建设为创作思想，从为个人的自由幸福转变为全民族的幸福。康朗甩的《傣家人之歌》是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佳作，它歌唱了傣家人的崭新精神风貌和对党和祖国的深厚感情，序歌中：“听吧，傣家人呵，请您静静地听吧，我要歌唱我们的民族，怎样从地狱跨进天堂。”诗歌用饱满的热情在新旧生活的对比中凸显对幸福日子来临的向往和赞美，歌唱新中国新面貌。

（二）揭示了傣家生活的生态情韵

云南当代傣族作家文学作品中反映的生态美和浓厚的地域性是当代傣族文学新时期的一个思想内容。我们可以得出：“民族作家之所以珍重本民族独特的文化现象和经验记忆，并非出于狭隘的地域意识，更不是媚俗的自我炫耀，它不仅是对故土的热爱，其中也包含着以后现代意识的宽容、开放心态对主流文化理解之后，对本民族文化的理性的反思与重建，可以说对地域性、本土化的追求才能挖掘出云南当代民族文学存在的新意义，从而使其在当今多元化的文学中独树一帜。”^[4]云南傣族主要聚居在西双版纳州、德宏州，这两片美丽神奇的土地，是以热带、亚热带的地理气候为主的，这里平坝的地形、丰富的物产，生长在水边的傣族拥有得天独厚的域色彩，这些大自然的馈赠滋养了云南当代傣族作家的心灵，使其作品带有浓厚的地域性。另外，傣族认为大自然与人类共生共存，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前提条件，傣族人民的生态意识，保护森林的职责让傣族文学的生态土壤愈加肥沃，生态文化的产生也就不言而喻，傣族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生态文化也就不难理解。

如叙事诗《抗英记》中描写道：“温和的春风吹绿干崖山川，坝头坝尾披挂着五彩的锦缎。山清水秀是我们祖先的乐土，勤劳的人民把守着锁钥边关。富饶的土地养育着健美的民族，男耕女织共同建设美好家园。”^[5]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自己家乡的赞美之情。“所谓文化生态系统，是指某一族群在其居住地长期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加工、改造而逐渐建立起来的人工生态系统，亦即由自然、社会、经济系统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意识形态系统所组成的复合体。每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学，又从属于该民族的文化大系统，与一定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密切相关。”^[6]所以，地域性这一概念包含自然和人文两方面。有的叙事诗把傣族的命运同一条江河联系起来，例如《欢笑的南览河》和《流沙河之歌》。傣族女作家柏桦的诗集《都市民谣》中的《摆龙湖》描绘的是诗人故乡一个风景如画的湖泊：“慢慢负载一簇簇绿色火苗，从这片湖面到那片湖面，一种燃烧的声音，热辣，静静弥漫。”诗中呈现了生态美。创作生态文学作品凸显了傣族作家们强烈的生态意识，呼吁人们关注生态环境，同时也是傣族作家作品中地域性的一个侧面表现。

地域性和生态意识在一定层面上是有所关联的，傣族文学作品的形成和发展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美丽的田园风光，澜沧江畔，红河之滨，南盘江和南汀河都成为傣族文学作品中如诗如画的自然环境。这些自然环境贯穿在作品中使作品充满独特的生态情韵。

（三）反映了民族面貌的时代精神

文学作为传承文化的载体之一，具有不同于其他载体的特点。少数民族的文学介绍给其他民族时，应该展现该民族的特有的精神面貌，也就是这种精神面貌的时代精神。“所谓时代精神，简单地说，就是代表那个时代先进生产力的阶级的意志、要求和愿望，代表整个民族前进和发展方向的那样一种精神。”^[7]这就从理论上说明什么是时代精神，那么民族作家在创作具体的文学作品时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凡是优秀的文艺作品，由于深刻地反映各个时期民族的生活和斗争，反映了该民族的精神面貌，符合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而不仅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反之，那就根本谈不上民族特点和时代精神。”^[8]下面就具体分析傣族文学作品中呈现的民族时代精神。

云南德宏州当代傣族诗人庄相，在童年时期就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听老人们讲民间故事，唱优美的山歌，耳濡目染之下萌发了对诗歌的热爱，在佛寺学会了傣文，在阅读大量的文件、文学作品和书籍的基础上，庄相用自己熟悉的瑞丽傣族民歌的形式创作了著名的长诗《幸福的种子》。这篇作品取材于民间神话故事葫芦种子的传说，但却不同于民间传说以悲歌激起人们的觉悟的思想内容，而是用一曲鼓舞人们不畏艰险曲折，勇敢开拓光明幸福的未来的壮歌。他的另一首诗《泼水节之歌》，作者不再仅限于自己感情的喷发，而是为整个傣族人民代言，吟诵了军民团结，赞美了人民军队捍卫祖国“四化”建设的英雄形象。新的时期的到来，经济的飞速发展，民族优惠政策的实施，让当代傣族文学中呈现的时代风貌随时代的主题而变化，这种变化有传统的继承和现代的发展革新。

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傣族作家，在继承本民族传统和接受现代意识之间也出现过彷徨，为了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要，作家们在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外来民族思想影响的背景下创作了反映不同主题的作品，给傣族文学带来了新的生机，有反映民族团结主题的；也有反映尊老爱幼伦理道德观念的；还有反映人民群众对文化科学知识的渴求的；还有反映男女青年恋爱婚姻生活的。在这些作品中反映农村改革的比较多，在新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下，傣族文学也在繁荣起来，而体现傣族文学民族时代风貌的作品也越来越多，这些作品都在将各种各样的文化因素注入文学之中，表达新中国成立后的云南当代傣族文学积极向上、昂扬的充满正能量的创作主题和时代精神。

三、云南当代傣族作家文学的艺术特色

云南当代傣族作家文学作品，创作于社会主义时代。它既是傣族传统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保持着独有的傣族风格，又是傣族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反映，增加了鲜明的时代民族精神，反映现实的民族生活。总的来说云南当代傣族作家文学的艺术特色是明显的，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阐述：

（一）诗歌的艺术特色

云南当代傣族作家的诗歌创作呈现独特的艺术特色，诗人通过一系列的自然意象来表现本民族的特色，傣族生长的地区和气候条件使傣族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创作富于傣族特有的民族特色。因此，傣族诗歌的艺术特色包括以自然意象来表现民族特色和口语化的诗歌语言表达真挚感情这两个方面。

1.以自然意象表现民族特色

云南当代傣族诗歌中的生态情韵表现在诗歌具有的独特的民族自然的意象上。从民间叙事诗到当代傣族诗歌，傣族作家仍然坚守的是傣族自身古老而灿烂的生态精神文化特征，在长期的实践和积累中，具有代表性的大象、孔雀等动物，驾驭波涛汹涌的大江大河。将大树、大象、河流、森林、太阳和神鸟一系列本民族特有的有形的物质文化演练为无形的精神文化，形成了傣族独有的精神文化及气质。这些优秀的生态精神文化反映在诗歌这一文学体裁上便是独特的民族自然意象。

著名傣族作家征鹏的《西双版纳的怀念》中的“大青树”“诺晓鸟”“凤凰花”“竹楼”“金花”等自然意象是诗人用来寄托情感最好的载体，在傣族的传统文化中，大青树是傣家人村寨的神树，是祈求愿望达成的神树，而在大青树下的祭拜活动也是傣族人民重要的活动之一，因为在傣族人民生长和居住的地方就有大青树的环绕和庇佑，于是大青树这个自然意象成了诗人的取材。

大象是傣族人的图腾崇拜物，象征吉祥、五谷丰登，也是傣族力量和精神的代表，是古代傣族政权的象征，她的威猛精神延伸出象脚鼓舞、象脚鼓声等艺术。在傣族诗歌中，如庄相的《幸福的种子》里：“象脚鼓锣日夜震响，群山起舞，江河歌唱。”诗中不仅有象脚鼓，还有山河这样富有自然情韵的意象。再如征鹏《西双版纳的怀念》：“总理和我们跳象脚鼓舞，一起敲锣打。”诗人用这些傣族特有的民族自然意象表达的是新生活开始的喜悦和欢乐景象。

河流和森林是傣族地区两大表征，同时也是诗歌中的两大自然意象。诗人通过江河把傣家人的命运与之联系起来，如傣族诗中反复出现的意象“澜沧江”。傣族是森林的子孙。康朗甩的《拖拉机在公社的土地上奔驰》中：“太阳把森林照得金光闪闪，社员们正围着菩提树喝茶乘凉。”诗中的森林、太阳、菩提树这些意象都是傣族文学中经久不衰的生态具象。

傣族诗歌中的自然意象表现了傣族特有的民族特色，它是傣族文学独特的传达介质，在诗歌中傣族诗人康朗英的《金纳丽在飞翔》中：“地上跑得最快的是金鹿，天空中最能飞翔的是金纳丽，金纳丽一天要绕大地七转。多少个做梦的夜晚，我曾经请求叭英借给我金纳丽的翅膀。”诗中的金纳丽是傣族传说中的美丽神鸟，传说驾金纳丽飞翔的是最幸福的人，这种神鸟只有傣族文学中才会出现。诗人们用动物来比喻，也反映出傣族文化中对动物的崇拜。诗中的“金鹿”“金纳丽”等意象正是傣族诗歌中尤其是叙事诗的一个艺术特点。这些自然意象自然而然成为傣族文学中生态文化在文学中的载体。

2.以口语化语言表达真挚之情

语言是文学作品的存在形式，文学语言风格往往是作家追求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作家创作个性的显著标志。在云南当代傣族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见傣族诗人用口语化的创作来表达自己的真挚情感。

刀保乾在《感谢党和毛主席》中这样唱道：

傣族经文有八万四千卷，

卷卷都讲佛主对众生的恩典，

都讲佛主有长生不老的仙丹妙药，

可以普救众生消灾脱险。

佛主的仙丹妙药谁也没有看见，

也没有见过长生不老腾地成仙，

只看见人人黄皮瘦脸，(www.xing528.com)

只看见荒草坝上新坟日愈增添。

过去的“烟瘴之地”呵，

如今变成了“四无”地区，

感谢党和毛主席呵！

派来了很多“药王神医”，

消灭了天花、霍乱、鼠疫……

或许这样的语言过于直截了当，但它确实是刚刚获得新生的傣族人民及其诗人的真情。诗的前半部描绘了新中国成立前傣族地区的悲凉景象，接着写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安宁、欢乐的新面貌。通过这样的强烈对比，作者从内心喊出了傣族人民的心声：“毛主席对我们边疆民族这样关怀呵！我们有一颗赤诚的心，听毛主席的话，搞好生产，搞好卫生，消灭疾病，来报答毛主席的恩情。”

岩峰的《楠木的呼声》中这样写道：“我是古森林的儿子，喜欢大自然的喧闹；爹妈虽然很疼爱我，但从来不许我耍娇。白天我需要几缕阳光，夜晚我只喝几滴露水，古森林里有一条规律，受宠的孩子体格都矮小。我的日子比百花姐妹们清苦，我的个儿却比他们长得高。”诗一开头就直白地宣称：“我是大森林的儿子。”表述了他爱乡土、爱祖国——母亲的感情，表露了自己的赤子之心。楠木本是森林中的伟丈夫、植物园里的美男子，是值得赞美的，但是他却“不希望得到歌手画家的赞美，只盼能参加人类最伟大的创造”。不但写出了诗中主人公淡泊明志的性格，而且表露了他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高贵品质，他的呼吁并非只为个人出路的心迹也就不言而喻了。这句豪言壮语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是赤子之心的真实流露。诗的结尾还有“我没有白等呀，没有白等”，在重复的口语中更加能够体现作者自然流露的感情。

征鹏的《爱情诗六首》中这样描写诗人的爱情观：“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你不知道我向何处去，在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是上帝安排我们不期而遇，你把深情的目光投向我，我把信赖的目光还给你，相视一笑，透尽深藏的秘密，任何语言都成了多余。”诗人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配上直白的语言，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诗人对爱情中缘分的渴望，对两人之间的默契的描写也是读起来我们便能感受到的。

云南当代傣族诗歌中的口语化创作是诗歌语言的一个特色，无论抒情话语还是叙述话语，无论表现什么样的主题，诗歌的口语化虽然直白，但是却表达了诗人的真挚感情。

（二）小说的艺术特色

《南国情天》，一方面，开创了当代傣族长篇小说的序幕，在小说创作中逐渐形成本民族独特的艺术特色，小说以民族风俗来穿插文本，并以民族风俗为小说线索展开叙述；另一方面，小说人物形象以历史变迁来刻画，随着历史事件的推进展现人物的不同侧面。

1.文本中穿插民族风俗

傣族作品中的地域性和民族风俗为傣族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元素，尤其是傣族独特的民族风俗事物是傣族小说中穿插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为傣族小说的叙述主体增添了色彩，也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而服务。

《南国情天》最为典型。据说，远古时候傣族没有房子住，有的住在山洞，有的栖息在大树上。帕雅桑目蒂他想为傣族造屋，却连连失败。帕雅桑目蒂日夜沉思默想，苦于想不出一个好办法。后来天神召帕腊就变作一只金凤凰，在一个风雨之日飞落到他面前。他见凤凰的双脚直立在地上托住身子，暗示他此地潮湿，房屋应有高高的脚柱，分上下两层。凤凰又抖抖双翅，暗示他盖房子要像凤凰展翅那样，盖成“人”字形。凤凰飞走后，他就仿照凤凰沐雨站立的姿势，盖起了美丽的高脚竹楼，名为“凤凰展翅屋”。这样，这种竹楼就一代一代地传下来了。到了近代，傣家又吸收了国内外先进的建筑艺术，使竹楼的样式更加精美。我们可以看出“吊脚楼”等各式干栏建筑，是傣族等少数民族为适应山高林密多蛇虫的自然环境与高温、潮湿等气候而创造的悬空的“固定住宅”，是西南民俗风情的重要标志。小说中将吊脚楼的描写与对小说主人公日常生活的描写融汇在一起，使吊脚楼具有了南国温婉多情的生活气息。在小说中还有一处这样的描写：“勐畹坝山清水秀，我虽然没进过城，但从宝石寨的农民，他们的房屋、奘房等可以看出，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您看峰牛拉的竹篷车，像缅甸的又像印度的。全民信仰的小乘佛教，起源于印度，由缅甸传入，但又受内地影响，所以有它的独特性。宝石寨演的傣戏，有不少是由内地戏曲改编的。他们博采中外文化的精华，创造自己独特的文化艺术、生活习俗。”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通过茶马古道，西南勐畹坝的傣族吸纳与融汇祖国的中原文化与境外的印度文化和缅甸文化，从而创造自己了独特的文化艺术、生活习俗，并在小说中穿插，为情节和人物的塑造起到了作用。

帕罕的短篇小说《一个往日的故事》中有这样的描写：“刚解放，依布就要升天，这使她终生难忘。因为在他们这偏僻的寨子里，不管是男是女，凡满六十岁的那一天，都要将自己梳洗干净，换上新衣服，拿上几根香，带上干粮和路费，把要嘱咐的话讲完了，就顺着通往南山的小路走去，决不回头。家里的人，不管怎样舍不得这个老人，也要忍住夺眶欲出的泪水，千万不能让它流出来。据说，这泪水会变成迷雾，缠住要升天的老人，谁家有人洒泪相送，谁家的老人就只能在鬼门关和通往天堂的路上徘徊了。直到半年以后，由家里的人再到佛寺去赕佛才能消灾。这是世代相传的秘密，决不能外传，如外传了，不仅不能升天，反而得入地狱。”这样的民俗是作者为小说情节的发展而埋下的伏笔，而在小说里：她弯下腰，用手掸去沾在筒裙脚边上的草籽、树叶，又把那洁白的头巾重新裹在头上，然后，双手合十，跪在石板上朝天拜了三拜。她从“筒巴”里取出拜神的香火，点燃后插在石缝里，再虔诚地跪在石板上，双手合十，双目微闭，口中念念有词：“愿早日脱离尘世，升入仙境与成仙的亲人团聚……”这是对“升天”民俗的描写。

民族风俗穿插在作品中为作品的人物情节和民族文化内蕴增加色彩，这样的方式在云南当代傣族小说中比较常见，傣族人民对本民族的民俗文化的赞美与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构成作品中独特的艺术风格。

2.历史变迁中刻画人物形象

《南国情天》被认为是云南当代傣族作家文学创作第二次崛起的标志，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是非常成功的。作家采用的是在历史的变迁中来刻画人物形象这一叙述模式。

小说描写的是傣族土司刀承宗与缅甸混血儿丹瑞·埃利经过曲折艰辛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时间跨度大，从辛亥革命到云南边疆解放和傣族自治州建立，在这一动荡的历史时期，几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串联使人物形象随着历史进程不断变迁而呈现每个时期的特点。小说的男主人公刀承宗看到海外异族日益强盛时，他为本民族的落后而担忧，想通过改革或废除封建土司制度使本民族富强起来，这里塑造了一个有远见的末代土司形象；在祖国的边境受到异族侵害时，他誓死不向侵略者投降、屈服，并组织民族部队进行抵抗，这里塑造了一个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英雄形象；当他的弟弟在国民党的支持下，要以武力夺取土司职位时，他为了不让广大百姓因宫廷相互残杀而受牵连，他自愿放弃土司职位，到森林过隐居生活，这里又塑造了一个热爱和平、忍让、善良的人物形象。人物形象就在一件件历史事件的演变中塑造的栩栩如生。正如有的学者在评价时说道：“《南国情天》中的人物群像各自具有自己所属民族的心理气质和文化素质，人物的真实性和典型性通过作者的生活积累、长期酝酿和精心塑造，让其在特定的民族的自然的环境和社会历史动荡中表现出来、站立起来，是有血有肉的具有典型的民族性格的真实的人。”^[9]

征鹏、唐中一合著的长篇小说《流亡土司》，同样也是塑造了“末代土司”这一形象，小说讲述的是土司刀恩民，因为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加上国民党的挑拨离间，在国民党溃退到缅甸边境丛林地带时被胁迫到境外。在异邦，刀恩民名义上是国民党反共救国军某师副师长，实际上仍受到国民党的怀疑和监视。由于边境地区不断传来家乡在共产党领导下百姓安居乐业、上层人士得到妥善安置等好消息，使他倍加思念故乡和祖国。1954年初，他决心弃暗投明，毅然回到祖国，结束多年来寄人篱下的流亡生涯。小说通过描写主人公的遭遇和民族内部和外部的矛盾，情节的进一步发展，突出了刀恩民思想认识从被动到觉醒到主动的历程，这也是作家塑造人物形象主要采取的方法。同样是在历史变迁中刻画人物形象，傣族作家的笔下呈现出不同的、鲜明的个性差异的形象特点。

（三）散文的艺术特色

云南当代傣族作家的散文创作内容大多是对故乡迷人风景的描写和赞美，以及对民族风俗、人情的描绘，所以在散文创作的艺术风格上所体现出来的风情傣寨的渲染下，抒发热爱生活的情怀，正是散文诗的随意性和舒放性的体现，散文的语言的朴素自然进一步展现作家对现实生活感受的抒发。

1.注重对现实生活的内心感受，抒情性强

傣族作家的散文创作大多以故乡迷人风景为描绘的蓝本，在描绘现实生活图景的同时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如征鹏的《西双版纳风情》中“美丽的勐巴拉纳西”一章中：“林荫道左侧的水塘里，翠绿的睡莲开放着粉红色的花朵，一堵堵围墙上爬满了刺藤，刺藤上缀满了其花似叶，其叶似花的叶子花；招蜂引蝶的炮仗花，散发出扑鼻的馨香。这里的天气，与北京相比，真是暖和得出奇。男同志一般都穿一件衬衣，姑娘们穿着薄料的紧身上衣，下着筒裙，外出时撑一把花伞。我身上感到热辣辣的，很不舒服，解开纽扣一看，原来身上还穿着一件毛衣。”

作家柏桦的散文《母亲的村庄》中：“当我一次又一次乘坐钢铁做成的大鸟遨游在祖国的蓝天之上，俯瞰美若锦绣的云南大地，那个名叫席草寨的小村庄在盘亘交错的群山河谷之间羞涩地躲藏；当我一次又一次徜徉在天安门广场，我仿佛是代表席草寨的全体村民到北京看望伟大领袖毛主席，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问好和致敬。虽然我没有在席草寨出生和长期生活，虽然我还没有念完小学就跟随父亲进城做了 ‘城里人’，但从懂事到现在，我无数次地到过席草寨。由于迄今为止，我是那个村子健在的后人里进过的学校最多、到过的地方最多的人，无意中我已把自己当成这个云南省省级文明村派出的形象大使和代言人。”这是作者在离开家乡又回到家乡时的不同感受，对家乡新生活的感受是作者在创作整个作品时的主要着眼点，作者见证了自己母亲的小村庄从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变成一个富裕文明的文明村，这一系列的变化，包含了两代人的梦想，作者在现实生活的感受中，抒发了自己对村庄的新面貌和对党的赞美之情。

2.语言简洁洗练，生动传神

段林的散文集中地体现了语言简洁洗练、生动传神的艺术风格。他是云南省当代傣族作家群中比较重要、比较有特色的一位，他的散文选材大多来自傣乡，语言寥寥几笔便把傣乡的怡人风景写得淋漓尽致，动词的运用和修辞的丰富让他的作品灵动起来，跃然纸上。

段林的散文《水，清明的水》：“大青树站了起来，把天撑高，让河水缓缓地淌过坝子。寨子边，风很瘦，很瘦。摇曳着的漫无边际的龙竹，用绿把高远的天染得一碰就能淌下绿色的汁水……系着五颜六色筒裙、耳环上闪着金光的小卜哨们在这大舞台上晃动着，变幻着，让我感到山还在走，地还在动。”这是一段绝妙的文字。段林在这里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一系列动词，如“站”“撑”“淌”“染”“晃动”“变幻”“走”“动”，使傣乡风光之美和傣家少女之美水乳交融，两相辉映，美不胜收。而且，这里的美像闪着波光的水一样在晃动、变幻和流淌。其中还有“满街花伞，撑不住一个夏天，水淋透了一个个四季穿筒裙的寨子，人们欢笑着、比划着、追逐着，似乎跃上了一个巨大的舞台……”这段文字也是用了几个连续的动词写出傣家人在雨中欢乐嬉戏的美丽画面，这也是段林的散文最富有生动性的一个特点，这些动词的运用的确让我们领略了傣家村庄的生动和自然之美。

他的另一篇散文《傣乡，连风也多情》：“傣乡，山青、水绿，连风也多情，傣乡有多少个村落就有多少条小河，有多少条小河就有多少曲清脆悠长的歌。”作家仅仅用了短短几个字就勾勒出傣乡河流纵横的自然风光，清澈见底的河流浇灌出来的是傣家人明静的心灵，作家简洁凝练的词语勾画和生动传神的类比，一幅傣族生动的自然风光动态图跃然纸上，呈现在读者面前。他的《傣乡，门上没有锁》中这样写道：“南汀河把好大一个孟定坝子劈开，两岸稻田像一片海，密密的竹楼像是绿海上漂着的小船，青翠的龙竹就是它的帆。我外婆家就在一只船上，细柔清凉的雨丝中，白鹭站在牛背上翻着毛，斑鸠在大青树上咕咕、咕咕地练着嗓……”一个“劈”字写出了南汀河的气势，让读者想见河水的充沛丰盈。竹楼是“漂”着的，令人联想到万亩稻田绿浪翻滚，一幢幢竹楼掩映于稻海和凤尾竹之间的曼妙画面，“翻着毛”“练着嗓”则逼真传神地写出了白鹭和斑鸠悠闲自在的神态。

四、云南当代傣族作家文学的价值意义

少数民族文学从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以各自的民族特色活跃在文坛，而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下审视的云南当代傣族作家文学在中国文学范畴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站在文学的整体性上看待云南傣族当代文学的发展前景，这是当前有必要研究的课题。正如张永刚所说：“将当代云南民族文学作为一个丰富的世界而不是一系列抽象的符号看待，寻找其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构成关系，在理论的对象身上获得理论话语的力量资源，对于推进云南民族文学创作和云南民族文学研究，改变边缘弱势地位，有着较为开阔的空间。”^[10]就傣族自身而言，当代傣族文学作家在民间文学肥沃的土壤当中吸取养分创作出优秀的作家文学，这是云南当代傣族作家群体共同努力的结果。

同时，也应该辩证地看待在继承民间文学和本民族特色时应采用何种恰当的方式来呈现给读者。而作家自己本身的世界观是影响其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键因素。正如别林斯基说的：“不管诗人从什么世界为自己的作品吸取内容，不管他笔下的主人公隶属于什么民族，可是，他本人却永远是诗中自己民族精神的代表人物，用自己民族的眼睛去看事物，把自己民族的烙印镌刻在这些事物上面。”^[11]只是，尽管少数民族的作品带有鲜明的民族性，但这也不影响民族文学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历程。“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明显壮大，作品数量与质量的大幅度增加和提高，尤其是在题材领域的拓展方面，出现了新的突破；许多反映与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已经摆脱和正在摆脱那种只注重体现表层性民族特色的倾向和那种偏重对汉族文学进行模仿的创作路子。力求以独立的、时代的审美眼光，来深入观察本民族生活的各种变化，从而更深刻、更真实地来表现本民族的精神气质和现实生活。”^[12]这从云南当代傣族作家的作品中也是可以得到佐证的。因此，“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定义出发，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大量作品进行细致的、深入的探索和研究，是打开民族文学民族特性的钥匙”^[13]。

最后，应该看到，以中国文学走向对外交流的话语平台来看，云南民族文学作为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和将来都将是受关注的，而随着现代化、后现代的推进，梳理整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案例，变得尤为重要，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学精华之处，也是傣族作家文学前进的创作之源。云南当代傣族作家正在进行尝试，新的创作手法和表现手法使得作家更好地将民族创作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有机的统一，傣族文学中的后起之秀以各式各样的文学形式丰富着本民族的文学内涵与外延。云南当代傣族作家文学的价值意义就在于理性、辩证地用丰富的创作之源寻求自身民族特色的突破，找到自己文学创作的立足根基，并不断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学。

通过阅读并梳理云南当代傣族作家的作品，从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角度，对作品进行分析和概括，呈现出傣族当代作家文学的概貌。结合具体的作品以及云南当代傣族作家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进行概述，初步地归纳其特点，这对于传承、发展和丰富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有一定的价值。

本文对云南当代傣族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民族心理、民族气质和民族精神做了一些简要的分析，从作品透露的民族特征来领悟傣族作家创作的心理。纵观整个中国文学，多民族性是我国文学的特点之一，在研究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同时，应充分肯定各少数民族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那么傣族当代文学的研究也将是民族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傣族作家文学正迅速发展，国内对于当代傣族作家文学的研究还不是很多。本文对当代傣族作家文学创作的基本状态及特点的梳理和归纳，可以为以后关注和研究当代傣族作家文学提供一个参考，同时也给发展中的云南当代傣族作家文学一点启示。

本文仅仅是对能够找到原文本的作家文学基本状况进行概述、分析和总结其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没有涉及有关当代傣族作家今后的发展意见。另外，正是因为收集到的资料有限，思考与表述缺乏系统性，个别作品分析可能还缺乏理论性，对当代傣族文学的认识还存在局限性，认识视角的深度还有待提高，笔者在这方面还将继续关注傣族作家文学的发展，并努力改进今后对傣族作家文学的研究。

（汤洋　执笔）

【注释】

[1]刀承华：《文化传承视野中的当代傣族作家文学》，《百色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第28页。

[2]岩峰：《傣族文学理论与傣族文学作品》，《民族文学研究》1987年第2期，第25、26页。

[3]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3页。

[4]张永刚、杨凡佳：《云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走向》，《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第18页。

[5]王跳之、杨世光编：《贝叶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1页。

[6]李子贤：《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学——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7]范道桂：《探求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

[8]李洪平：《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中的语言艺术》，《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0期，第9页。

[9]张承源：《傣族现代生活的历史画卷：评傣族第一部长篇小说 〈南国情天〉》，《小说评论》1991年第4期，第55页。

[10]张永刚：《从边缘到中心：当代云南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进程》，《民族文学研究》2009年第4期，第71页。

[11]［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12]杨红昆：《民族·历史·现实——傣族文学创作浅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第89页。

[13]吴重阳：《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选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