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文学批评的修正探讨

第三节　中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偏误与修正

基于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驱迫，面对逐步丰富的生态文学创作，作为生态文艺理论的实践形式，中国生态文学批评走过了20余年的探索之路。应当说，经过20余年的发展和积淀，中国生态文学批评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尽管中国生态文学批评之路尚在起步或曰途中，但阶段性的成果作为起步时的风景已经让人流连。

20余年来，中国生态文学研究的成就表现在诸多方面。首先，对于生态文学作品的评论和研究已经涉及到了文学作品的各个体裁，生态小说、生态散文、生态诗歌、生态戏剧等文学样式和重要作品都有相应的推介、评析和批评。成绩突出者诸如陈晓明、王兆胜、雷鸣、杨剑龙等关于生态小说，丁晓原、罗宗宇、龚举善等关于报告文学，徐治平、汪树东等关于生态散文，吴笛、田皓、西敏等关于生态诗歌，佘爱春、付治鹏、龚丽娟、刘永杰等关于生态戏剧，其中很多个案研究或可成为各自领域的本源性文献。其次，从生态学的角度考察文学作品的生态蕴涵的论著更是涵盖了古今中外文学领域的许多方面，引人瞩目的诸如王诺关于欧美生态文学的宏观考察，朱新福关于美国生态文学的梳理，李美华关于英国生态文学的评述，杨素梅和闫吉青关于俄罗斯生态文学的论析，汪树东、吴景明关于中国现当代生态文学和韦清琦、王军宁、张晓琴、雷鸣关于新时期生态文学的梳理与评析，王先霈、王志清、陈玉兰等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生态意蕴的挖掘，苗福光关于劳伦斯作品的重新阐释，陈茂林关于海明威作品的生态解析，覃新菊关于沈从文作品的生态观照等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第三，生态文学研究突破了作品评论的单一路向，出现了关于文学现象、文学环境的生态研究，成绩突出者如吴秀明关于新世纪文学现象的生态研究。第四，支撑开展生态文学批评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原则逐步明晰，曾繁仁、鲁枢元、曾永成、王诺、刘文良等的探索展示了这方面的主要成就。

总之，在中国生态文学批评这个维度上，无论是狭义生态文学评论，还是生态视角下广义生态文学甚至是非生态文学的生态学观照，抑或是关于文学现象、文学环境的生态研究，20余年的努力应当说已经基本具备了从史论的角度来观照的空间。

但是，作为理论的应用，作为生态批评最活跃的部分，中国生态文学评论还存在一些需要梳理、分析和修正的问题。

第一，精神资源的庞杂和批评话语的空泛。

生态文学批评是在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现实驱迫下关于生态文学作品的研究，其目的是通过文学作品的解读，揭示生态危机的人文根源，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生态批评的精神资源既有中国古代关于天地自然的冥冥玄思，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视人类为自然界一部分的朴素理念，更有创立于20世纪的对于中世纪之后启蒙文化反思和批判的西方生态伦理学。这些精神资源产生于中西不同的文化系统，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其中的各种观点丰富庞杂、交叉矛盾，必须辩证历史地加以辨析、吸收和利用，简单的继承和移植必然会因时空的变换、面对问题的不同而古今不符或食洋不化。

就中国古代生态精神而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是中国古代儒道哲学重要的基础范畴，也是当下生态批评者借鉴最多的两个概念。“天人”关系，实际上就是自然与人的关系。何谓“天人合一”，张岱年先生曾讲：“中国哲学之天人关系论中所谓天人合一，有两意义：一天人相通，二天人相类。天人相通的观念，发端于孟子，大成于宋代道学。天人相类，则是汉代董仲舒的思想。”^[25]同时，张岱年先生还曾讲：“讲天人合一，于是重视人与自然的调谐与平衡，这有利于保持生态平衡，但比较忽略改造自然的努力。讲知行合一，而所谓行主要是道德履践，于是所谓知也就主要是道德认识，从而忽视对于自然界的探索。”^[26]在这里，张岱年先生既讲到了“天人合一”观念的生态意义，也涉及到了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的文化基因。那么，如果追溯一下“天人合一”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应当说，它主要体现了人类文明早期对于自然的恐惧、敬畏和顺应的普遍社会心理。这种心理今天看来契合了生态整体主义的理念，但是，如果简单地以此作为生态批评的准则，恐怕还有值得讨论的地方，其中最可悬疑的就是如何看待科学与生态的问题。生态批评反对科学工具理性，反对科学至上观，这些无益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因为科学至上带来的生态危害而反对科学，则一定会招来合理的质疑，因为在我们这个现代化后发国家，民主、科学的现代性吁求还是一个未竟的艰巨工程。

相对而言，“道法自然”比起“天人合一”来，生态意义更为直接。在先秦道家看来，天地人是一个紧密相连的有机整体，人和天地万物一样，有着一个共同的本源，这就是道家哲学的核心范畴“道”。在“道”和天地人之间，它们的关联顺序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既有万物本源的含义，也有“自然而然”的准则的含义。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对于道家哲学之“道”曾有过清晰地诠释，他指出：“对道家来说，‘道’（或道路）不是人类社会中正确的生活之道，而是指宇宙的运行之道，换言之，即大自然的秩序。”^[27]由此推论，“道法自然”实际上表达了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自然”有其自在的、自然而然的、先于天地人而存在的规则和秩序，天地人只有遵循这些规则和秩序，包含天、地、人、道的自然才能平衡和谐。但是，这个“自然的秩序”是什么？道家哲学没有也不可能给出清晰的答案。同时，如何才能做到“道法自然”，道家的途径是清净、无为、退隐、出世。那么，在今天这个全球化境遇中，道家的“法自然”的生态观念在何种程度上具有借鉴意义，恐怕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我觉得，道家哲学几千年来尽管很少成为统治集团的主流思想，但还是薪火不灭、得以传承，其原因在于其清净、出世的思想实际上为士大夫阶层提供了一个仕途不畅、精神压抑时精神超越的理论支撑，提供了一个保全精神的逃遁途径。思想史告诉我们，能够做到退隐、出世、清净、无为的文人志士，其心路历程基本上是先进后退，先入后出，先喧后静，先为后无为，一句话，道家的追求是有条件和境界的，贩夫走卒无所谓退隐出世、清静无为，因为在思想史上他们本身就是沉默者。由此可见，生态批评在道家哲学中挖掘的生态思想，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理想，一种超越意识，而不是一种可以完全照搬的实践途径。不错，生态批评所推崇的梭罗的瓦尔登湖之旅是一个倡导简朴生活的生存实验，陶渊明的归隐则是保全独立人格的精神升华，他们的生态意义在于让后人看到了精神超越物质的境界，这是精神倡导，也是行为示范，而不是简单的逃遁或避世，“道法自然”的生态精神要求知识分子既要清静也要有为，知识分子的彻底退隐带来的将是更为严峻的精神危机。

所以，“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是古人对强大的自然体验和思考的结晶，其中体现了古人对于自然的敬畏和顺应，也显示了富有启示意义的生态精神，作为生态批评的重要资源，我们必须在此基础上使其成为可以作为评论基点的理论支撑，而不是人云亦云的盲目引用，以免对生态文学的评论陷入空泛。

再看西方生态伦理学。一般而言，西方生态伦理学的主要理论包括史怀泽提出的“敬畏生命”，利奥波德提出的“大地伦理”，罗尔斯顿提出的“哲学走向荒野”，奈斯的提出“深层生态学”，辛格和黑根提出的“动物解放与权利”等。毫无疑问，这些理论家及其理论在生态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他们对于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的开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启示和推动作用。但是，就中国生态文学研究而言，借鉴这些理论不能不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这些理论产生的文化系统和这些理论言说的现实语境。具体地说，这些理论的基本核心是倡导生态中心主义，产生的土壤是西方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主流支撑下的文化传统，质疑和批判的直接对象是在西方具有统治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至上观，产生的背景是西方发达国家高度现代化的现实语境，希望达到的目的是试图拯救伴随现代化而来的生态危机。理论的有效性取决于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契合程度，对于生态危机同样严峻的中国而言，以试图拯救生态危机为旨归的西方生态伦理学，直观的感觉也应是可以疗救中国问题的良药。但是，面对中国这个前现代与现代以及后现代并存、人本主义和科学意识尚且淡薄的国度，虽然不能因前现代的存在而鼓吹不顾生态的现代化、因人本思想的淡薄而鼓吹人类中心主义，但借鉴和倡导西方生态理念需要注意理论的本土化，而不能简单照搬，否则，本来就处于边缘状态的生态话语就会被“先发展后治理”等土壤丰厚的言论所淹没。

关于生态文学批评的精神资源和理论基点，一些学者已作出了清醒的辨析，如刘文良就提出了“相对人类中心主义”^[28]的观点，王诺等人也将生态中心主义改称为生态整体论。而在生态文学评论领域，对于此类关涉理论基点的问题重视不够、研究不深。目前，一些生态文学创作和评论者基于对生态问题紧迫性的感触，往往随着西方激进的生态主义者发出一些激越的呐喊，高亢地倡导回归荒野、守望大地、动物平等、敬畏生命，作为一种精神导向，这些评论有其合理的因素，但是，许多评论文章仅仅停留在从舶来的生态理念出发，到作品中寻找相应的对应元素，以此蠡测文学作品中蕴含的生态意识，评估文学作品的生态价值，这样的套路和结论显示的激越和高亢掩盖不了价值指向的空泛，所以，真正的富有建设意义的生态文学评论不仅应当回答作品中表现了什么样的生态意识，而且应当分析这些生态意识产生的文化基因和现实价值，应当分析这些生态意识在生态思想发展链条上的位置和作用，应当鞭笞生态背后中国当下更严峻的经济中心、权力中心、唯长官意志等现象并提出生态疗救方案。

第二，哲学根基的薄弱和终极追问的乏力。

哲学问题是人类面临的最本源的问题，哲学的结论也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就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而言，可以说，任何学科都离不开哲学的指导，任何学科发展的最高境界也往往会归为哲学性的结论。就生态批评而言，其思想基础同样与哲学密切相关。王诺曾经指出：“生态批评不是生态学这门自然科学与文学批评的简单相加，不是套用自然科学的批评。生态批评主要吸收的并非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它吸取的是生态学的基本思想——主要是整体观、联系观、和谐观等。生态批评最主要的思想资源不是来自生态学，而是来自生态哲学。生态批评是在生态哲学思想指导下的文学批评。”^[29]在生态学与生态批评的关联中，生态哲学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中介，这个中介吴秀明将其称为“哲学抽象化”。吴秀明指出：“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文学中来，首先要把其所蕴含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思路、观点提升到哲学思维的高度，使之成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哲学方法，然后才能用来指导生态文学的研究。”^[30]简单地说，王诺所谓生态哲学对于生态批评的指导，侧重于认识论范畴，吴秀明所谓“哲学抽象化”侧重于方法论范畴。在这里，我们无意对于生态批评的哲学思想基础作系统的梳理，学界在这方面已经有相当多的结论，以上引述想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内容还是方法，研究生态文学或曰开展生态批评决不能忽视哲学的维度。

反观中国生态文学评论，激越、空泛、单一的生态意识发掘式的评论文章很少涉及生态问题的哲学反思，即便有一些对于自然与人类的终极性的生态追问，也因哲学根基的薄弱而显得浅表乏力。也许大家都承认，“生态文学从根本上讲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这种反思和批判不是要解构现代性，‘而是要超越现代性，并试图通过对现代前提和传统观念的修正，来构建一种后现代世界观’。”^[31]但是，现代性是一个歧义丛生、争议不断的命题，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是一个未竟的现代化方案和事业；在福柯看来，现代性则是一个值得质疑的态度；利奥塔则把现代性看成是需要彻底批判的“宏大叙事”。同时，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和思想活动，现代性在不同领域又表现为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且二者之间常常处于对立的紧张关系之中。那么，生态批评所要反思和批判的是哪一个层面的现代性，并且，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同样表现为反思性、批判性和变革意识，那么，生态批评如何看待现代性的这些特征，这些都有进一步追问的必要。在西方，作为现代性的主要代表，启蒙现代性的主要思想倾向是人文主义，但是，进入现代以后，“启蒙现代性裂变产物之一的资产阶级现代性所关切的主要目标已经不再是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而是资本、市场和利润——这一点在卡琳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一书中得到了清楚的揭示。”所以，“主宰当今世界的并不是启蒙现代性所承诺的人文—人本主义，而是从资产阶级现代性观念中衍生出来的市场中心主义（正是后者导致了日益严峻的环境灾难）。”^[32]对于张旭春的观点，虽然需要警惕其由此引发的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张目，但其对资产阶级现代性观念背后的市场中心主义的审慎态度倒是值得借鉴。在中国，现代性的问题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论域。作为一个现代化后发国家，现代化的诱惑至今还令国人孜孜以求，作为现代化的伴生物和结果，现代性更是一个进行中的话题，只是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使得这一话题显得更加复杂和沉重。处于现代化的诱惑、儒道等传统文化的浸润和生态危机的折磨等三重文化张力中的中国，任何简单的舶来理论都需要科学的审视，“在中国思考现代性问题，有必要强调两点：一方面是保持清醒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确立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视界。”^[33]所以，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对于现代性反思这一生态文学主题的研究，都要潜入问题的底层，都要结合各自的现实语境，都要呼应关于现代性的哲学反思，只有这样，才可能发出更有力量的终极性追问。

第三，批评方法的单调和切入路径的因袭。

从文艺理论发展规律和西方文艺理论思潮发展更替来看，生态批评是对形式主义批评、语言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等所谓内部批评的反拨；作为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直接回应，生态批评是一种倾向于关注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外部批评。同时，作为一种对于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借鉴，生态批评与20世纪80年代的新方法论有着某种目的和方式的相似。“所不同的是，新方法论致力向自然科学寻求借鉴，停留在批评的思维和方法本身，是一场方法论的革命；而生态批评则超越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范围，进入了开放开阔的‘自然—社会—文化’的大系统，从本质上讲是一场思想革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批评。它不仅是对文学的反思，同时也是对文明的反思，体现了人文工作者的强烈的‘类关怀’和文化忧患意识，在层次境界上大大超出了方法论，已明显嵌入了全球化的思维观念，与当下盛行的文化批评形成了‘共生互补’的关系。”^[34]在中国，生态批评的产生还有一种疗救批评“失语症”的学术努力，它所负载的时代精神、社会责任和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与20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有着学术追求的相似，尽管其思想核心已经迥然不同。同时，“这次文学批评理论的‘转移’，是一次基于‘人类文明知识系统’大转移之上的‘时代性转移’。……人们甚至还可以期待，日益萎顿的文学精神将获得新生，时代的转移将为历史悠久的文学艺术提供一次‘重建宏大叙事，再造深度模式’的机遇。”^[35]

但是，不论生态批评被如何表达和希冀，作为一种方兴未艾的思想性文化批评，尽管被寄予了开放的姿态和“多元共生”的思维原则，在批评方法上，生态批评还没有成熟批评所应有的、评论者所可遵循的研究方法。“关于生态批评方法的研究，现有的研究也主要还只是停留在宏观层面上的原则性探讨，宏观指导下的微观研究相对来说还显得很薄弱，这也直接限制了生态批评‘批评功能’的发挥。生态批评一方面要揭示生态文艺（文化）中表现了什么样的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危机及其根源，另一方面，又应该分析这种自然、生态危机等是通过什么样的艺术方式表现出来的。但当前的生态批评却常常忽视了后者，往往只是通过对作品进行扫描、复述来简单地诠释生态文艺作品的主题，以支撑起几个‘生态’观念。批评的视角和方法往往显得比较单一、单调，缺乏活力，得出的结论也就难免千篇一律。”^[36]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状况？有两方面的因素不应忽视：其一，生态批评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思想型外部批评，这与我国传统的社会学批评有着外在的形似，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异质同构”。尽管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已经得到了空前的丰富和发展，经过新时期“方法论”洗礼的批评家们已经很少操持社会学批评话语，但是，经验的、惯性的思维方式还有着强大的力量，在“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念浸润下的中国文学批评者，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在文本中发现作者所载之“道”的蕴涵，这样做最容易、最简便、最自然也最难避免。所以，尽管生态批评在文本中挖掘的生态意蕴已经和社会学批评所要追溯的思想内涵完全不同，但追溯文本所载之“道”的批评方法却异曲同工。其二，已有的生态批评理论形态的确很少方法论的指导，生态批评实践依傍的本源性文献所探讨和提供的多是批评的思想性原则。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和《欧美生态批评》是多数生态文学批评者难以绕开的理论文本，其中所阐述的生态文学的思想内涵或曰生态文学研究的切入点，阐述的都是生态文学文本中已有的生态思想或者应该在生态文本中挖掘的生态思想。对于生态批评具有开拓意义的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提出了“作为开展生态文艺批评的可资参考前提”的著名的十项原则，^[37]其中也多为思想内涵界定和思想原则倡导。应当说，刘文良的《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在这方面有着创新性的建构意义，但是，它所借助的“文化诗学”、“生态女性”、“经典阐释”等也还是偏重思想内涵的批评方法。所以，理论形态的有待完善带来了批评实践方法的单一，进而也使生态文学评论表现出方法路径上的雷同因袭。相对于传统的文学批评来说，生态文学批评的变化是所借助的理念由阶级、社会、历史、人性、审美等依次递补为“生态”，批评的方式和效果并没有质的超越，如果说“新方法论”是“新瓶装了旧酒”，生态文学批评则可以说是“新酒装入了旧瓶”，这是生态批评的现状，也是生态批评进一步提升的预留空间。

第四，文本细读的不足和审美体验的隔膜。

作为一个诞生于全球性生态危机驱迫下的创作潮流，生态文学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伦理色彩；作为用生态学的理念和方法挖掘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蕴含的生态意识，探究导致生态危机的深层思想文化根源的生态批评，同样显示出政治和伦理方面鲜明的批判性和深刻的反思性。正由于此，生态批评往往表现出关注生态问题的急切和审美体验上的隔膜，不少以“生态”为着眼点的文本解读，“往往停留在对显在的‘生态题材文本’进行‘主题批评’的层面，概括文本中体现的‘生态思想’，泛化地总结出其‘生态主题’，难以体现一种文学批评特定的批评视角和广阔解读空间。”^[38]纵观目前生态文学批评的各个层面，之所以表现出方法简单、路径单一、叙述和结论千篇一律的发展状况，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对于文学文本的精读、细读和美学意义上的品鉴阐释。作为生态理论的具体实践，详尽的文本解读既是生态理论的应用，也是完善理论建构的新的来源，对于实践性很强的生态批评来说，如果忽略对于大量文本的品鉴阐释，所谓的评论和以此为基础的生态理论建构便是无源之水、无基之塔。王诺曾经指出：“与生态美学和生态文艺学有所不同，生态批评是批评实践，其主要任务不是建构学科体系，而是通过大量、具体、细致的文本解读和评论，为文学史重写、生态文艺学和生态美学理论的逐渐丰富完善进行学术储备，并通过这种解读和评论挖掘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39]文本细读的不普遍、不深入，也带来了更多的违背文学规律、降解生态文学美学内涵的批评现象，诸如先入为主地在文本中挖掘生态理念，从理念出发在作品中寻找作者的生态意识和由此体现出的生态责任等，这种所谓生态视角的浮光掠影的主题思想概括式批评，其结果常常造成文本与理论的游离，很难触摸到文学的美学内核，最终带来的不仅是生态批评的庸俗化，而且可能是接受者对于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逆反，进而影响到生态文学研究的终极目标。

对此，从生态文学创作的角度看，作家应当避免因寄寓生态思想、表现生态理念而出现理念排斥诗性的弊端，防止创作中对于文学审美价值这一本质特性的忽视，防止使文学作品成为生态说教的媒介的不良结果。“生态文学不同于一般的哲学，它引进生态学而又要保持文学自身的特点，还要经过艺术特殊化——也就是美学的特殊中介这样一个环节。这里所谓的审美中介，就作家的创作主体来说，就是情，即主体情感；通过情感这样一个内在的中介，来融涵和统摄主体与客体、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寄托自己的忧生意识和创生思维。”“对于生态文学来说，它的主要价值不在写了什么样的生态而是怎样写生态，即怎样根据自己对现实生态的切身体验和感受，通过写情和写人的审美中介，将其纳入富有意味的创作机制中给予美的造型。真正的生态文学，它的所有有关生态的思维理念都被充分地情感化、形象化了，因而它的生态叙事既是生态的，更是审美的，具备了文学作为人学应有的情感和美感、温暖和魅力。”^[40]从生态文学批评的角度看，生态批评虽然属于一种思想文化批评，其基本任务是挖掘文学作品中蕴含的生态思想以及导致生态危机的深层思想文化根源，但也要时刻警惕不能忽视批评的审美原则，防止出现重视思想内容而背离文学诗性本质追求的类似社会历史批评的简单化、庸俗化倾向，“理想的生态文学批评应当寻求文化性和审美性之间的和谐统一，将生态文学作品视为文化的审美凝结，不剥离文化的审美蕴涵，从而使文学批评摆脱过度的文化哲学的观念思辨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其文学性读解的审美精神和诗性维度，这样才可以避免空洞的文化说教。”^[41]

第五，典型文本的稀缺和批评视野的狭窄。

不可否认，尽管生态文学发展迅速，堪称文学园地的奇葩；尽管生态文学批评已逐步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地位，几成新世纪文学研究的显学；但是，相对于积淀深厚的文学传统和文学批评历史，相对于强大的主流文学批评话语，生态文学和生态文学批评仍然处于边缘地带，欧美如此，中国更如此。在欧美，尽管“那个在我初入环境批评领域时困扰我的问题——‘有谁听我说话？’已经让位于‘我怎么才能跟得上这项新事业的前进步伐？’”但“迅速成长未必是成熟或成功。‘生态批评’这个最为常见的、对一个成分日渐复杂的运动进行总括的术语，还没有赢得和性别批评或后殖民批评或种族批评等研究同等的身份。”^[42]“在当今西方文论界纷乱的话语角逐中，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新出现的话语，仅仅只是开始引起注意而已，还没有能够获得当代西方批评话语的主导权，更谈不上引导当代批评理论完成从语言论到生态论的‘绿色转向’。”因为，“生态批评目前还主要局限在英美两国，并没有掀起席卷整个西方批评界的浪潮”，“即使在英美两国，从事生态批评的学者大部分都还处于比较边缘的学术地位，要成为英美批评界的理论主流恐怕还要假以时日。”^[43]在中国，尽管生态文学创作已经有了近三十年的历史，但是引起较大反响的仍然主要是凭借一幅幅灾难性图景和一串串触目惊心的数字进而表达直白的生态理念的纪实性作品，如果从历史感与美学性和谐统一、思想性与形象性完美结合、批判性与情感性水乳交融的高度来看，真正称得上经典的生态文学作品实在不多。与之相应，生态文学批评尽管文章数量不少，但程式化、浅表化的主题思想式文章很多，可资阐释的经典作品和可资抽象理论形态的批评文章尚属少数。

当然，生态文学批评的文本视野没有仅仅限于狭义的生态文学，也正是众多的从生态视角下对于具有生态意识的文学作品乃至反生态的作品的评论充实和繁荣了生态批评的实践园地。但是，需要指出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中国很多所谓生态视野下的文学批评文章，仅仅因为作品描写了所谓自然、田园等意象，就据此认为其中蕴含了深刻的生态思想，其实论证了一些假象。相对于美国、俄罗斯等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经典生态文学创作，“中国生态文学家对自然赞美性的描绘、对田园生活不再的怀旧性感伤，大多是因由作家的文人情趣和文人理想。他们不是为了自然而赞美自然，他们并非真正为自然界的伤痛而哭泣。他们的立足点仍然是人。因此，他们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思想思索和生态文学描写。”^[44]这样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绵延流布，有其深厚的文化基因，需要认真地加以分析和甄别。事实上，作为原始社会和农业社会的产物，中国古代悠久的传统文化，的确显示了生态意识，但是，古代很多关于自然的观念是人们出于对自然威力或者天高地阔的敬畏，有些属于神秘想象，有些属于图腾崇拜，并非完全现代意义上自觉的生态思维。古代文学作品中许多山水诗、田园诗，表现的多是文人失意后的寄情自然，对此的生态评价应当是“蕴涵了生态意识”而非“表达了生态意识”，“蕴涵”和“表达”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作家是否存在自觉的生态思想问题。如果仅仅凭借自然、家园等字眼，不去作更深入的生态思想分析和生命意义上的追问而仅仅作浅表性的结论，损害的必然是生态文学批评的品位和地位。

第六，批评主流的漠视与批评力量的不足。

生态文学批评影响的大小、水平的高下，既与它所关注的问题的重要程度有关，也与研究的对象即生态文学的丰富性有关，但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仍然是批评主体的整体力量和个体素养。对于创作主体的研究，理论界曾经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创作主体心理、创作主体素养等曾经是文艺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创作主体的精神生态分析也已经成为文艺生态研究的关注点。但是，对于批评主体，文艺心理学的研究浅尝辄止，文艺生态研究则尚未引起重视。

回到关于目前中国生态批评实践成效的评估，可以说，上述关于生态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其根本的原因最终必然不可避免地归结到批评主体。理论基点的奠定，精神资源的继承，哲学根基的构建，批评方法的借鉴，文本细读的实施，批评视野的拓展，无不指向批评主体。所以，所谓生态文学批评的问题，实际主要就是生态文学批评主体的问题。透视目前生态文学批评的发展实践，应当说，主流话语的漠视，整体力量的不足，批评个体素养有待完善等是制约生态文学批评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

从整体上看，中国生态文学评论界和欧美情况类似，从事生态文学评论的大多尚处于学术界边缘，京沪重点学术机构并没有形成生态文学研究的中心，国内知名的评论家也较少将研究视野拓展到生态文学领域。即使在生态批评界内部，涉足较早、成就较大的学者也主要关注生态理论的构建，真正从事生态文学评论的多是一些初涉理论界的年轻学者。这个现象值得分析。在我看来，生态文学评论界存在的这一现象，一则与生态文学评论尚处于简单应用阶段，初涉者更容易由此积累学术根底，浮躁的学术评价机制也迫使年轻的学人更容易滑入追求事半功倍的学术轨道上。二则也是更重要的，这一现象的存在主要与评论家的代际特征有关。具体地说，新时期以来目前尚且活跃的评论家，从代际上大致可分为50年代前后出生、“文革”后蜚声评坛的老年一代评论家，60年代出生、90年代转型期中跨入学术界的中年一代评论家和新世纪前后崭露头角的年轻一代评论家。目前，操持评论界话语权的实际上主要是老年一代和中年一代评论家，而这两代评论家最突出的代际特征就是抱有浓重的“主体性情结”。感受了“五四”文化革命遗泽、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辉煌的他们，面对中国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努力，其内心深处最深的烙印应当是现代性精神，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实际就是他们在这一思想核心指导下的一次没有集结号的集结。可以说，“主体性情结”和现代性精神已经成为他们臧否人物、褒贬作品的心理基础和基本标准，成为他们评论创作中难以摆脱的思维定势。所以，面对以“后现代精神”为思想基础的生态文学及其批评，我更倾向认为，他们不是不明白生态危机的严峻和生态批评的必要，而是难以认可生态理论对于主体、人本、科学等理念的激越否定，难以找到他们认为最合理的拯救人类危机的理论途径。对于生态文学保持的沉默，潜藏的是他们对于后现代观念的立场游移，反证的则是生态问题的沉重。当然，同为这一代际领域的少数评论家已经成为生态文艺理论的领军人物，如曾繁仁、鲁枢元等，但仔细追溯一下他们的理论轨迹，可以发现，他们的代际特征只是得到了创造性转换，并没有被生态理论的后现代理念所完全更替（关于这一问题，将在后面章节分析论证）。

从个体上看，由于主流话语的漠视，初涉学界的年轻学者支撑了生态文学评论的大半江山，而这些年轻学者尽管具有思维敏捷、较少思想羁绊、外语能力较强等优势，但浮躁的学术考评体制和急功近利学术研究风气，使得这一代学子潜心研究的精神已远不如老一代学者，其学术积淀也还需要假以时日。所以，观点激越、浮光掠影、理念为先、脱离文本成为很多生态文学评论的突出表征。

批评主流的漠视和批评力量的弱小，造成了关于中国生态文学研究的两个悖反式结果：失语和喧哗。所谓失语，并非评论界完全没有关于生态文学的评判，而是评论家表现出了对于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点、基本原则等重要问题在认知上的困惑和立场上的游移，其结果是经典性阐释文献的稀缺；所谓喧哗，则是评论界对于生态文学表现出了一定群体内的高度关注，但因为浮躁激越的态度，产生的评论成果很多是难以形成理论合力的无主调的众声喧哗之声。失语也好，喧哗也罢，对于生态文学的发展来说，一个共同的结果是，生态文学批评难以承担其阐释、预警、导引、净化等批评应有的功能。

指出问题的存在，是为了希冀问题的解决。针对中国生态文学批评的现状，批评界、理论界应当进一步梳理研究中西方生态精神资源，确立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生态理论基点，摒弃“以人为本”和“生态为本”的悖论纠缠，注重传统生态智慧的现代性转换，拓展生态批评的国际化视野，凝炼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话语，高扬“中国文化的生态情怀，中国文艺的生态特色，中国诗学的生态倾向”，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荣，为建设人类生态文明作出生态文学及其批评的贡献。

对于中国生态文学批评来说，“道路崎岖”已在意料之中，“前途光明”也应是发展必然。

【注释】

[1]王先霈：《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绿色”观念》，《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

[2]参见鲁枢元：《20世纪中国生态文艺学研究概况》，《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6期。

[3]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173页。

[4]鲁枢元：《来路与前程》，《文艺报》1989年9月5日。

[5]纪秀明：《近三十年中国生态文学研究综述——兼论生态文学与批评在中国的演进》，《辽宁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6]许贤绪：《苏联当代生态文学》，《中学俄语教学》1987年第1期。(www.xing528.com)

[7]纪秀明：《近三十年中国生态文学研究综述——兼论生态文学与批评在中国的演进》，《辽宁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8]参见纪秀明：《近三十年中国生态文学研究综述——兼论生态文学与批评在中国的演进》，《辽宁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9]刘文良：《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10]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11]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12]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13]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修订版，第24-27页。

[14]转引自刘青汉主编：《生态文学》，待出版，第49-51页。

[15]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37页。

[16]雷鸣：《危机寻根：现代性反思的潜性主调——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128页。

[17]雷鸣：《危机寻根：现代性反思的潜性主调——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129-145页。

[18]雷鸣：《危机寻根：现代性反思的潜性主调——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145页、151页。

[19]雷鸣：《危机寻根：现代性反思的潜性主调——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158页。

[20]吴秀明：《新世纪文学现象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3页。

[21]吴秀明：《新世纪文学现象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

[22]吴秀明：《新世纪文学现象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19页。

[23]吴秀明：《新世纪文学现象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19页。

[24]吴秀明：《新世纪文学现象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0页。

[25]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3页。

[26]张岱年：《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27]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8页。

[28]刘文良：《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2页。

[29]王诺：《欧美生态批评》，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

[30]吴秀明：《新世纪文学现象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页。

[31]吴秀明：《新世纪文学现象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32]张旭春：《生态法西斯主义：生态批评的尴尬》，《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

[33]周宪、许钧：现代性研究译丛•总序，《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页。

[34]吴秀明：《新世纪文学现象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35]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华东师大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36]刘文良：《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37]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86-388页。

[38]刘蓓：《西方生态批评的特色和启示》，转引自曾繁仁主编《全球视野中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长春出版社2011年版，第296页。

[39]王诺、宋丽丽、韦清琦：《生态批评三人谈》，《三峡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40]吴秀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态文学——关于当下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几点思考》，《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1期。

[41]刘文良：《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112页。

[42][美]劳伦斯•布依尔：《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刘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43]张旭春：《生态法西斯主义：生态批评的尴尬》，《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

[44]纪秀明：《近三十年中国生态文学研究综述——兼论生态文学与批评在中国的演进》，《辽宁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