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散文的发展和成就：散文

第一节　散文的发展和成就

宋代散文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作家之众，作品之多，传播之广，影响之深，较其前朝后代，都可谓独领风骚。自唐代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以来，历时近二百年，到了宋初，古文势力日趋衰弱，骈俪绮靡的文风重新盛行。有宋一代，欧阳修等人第二次创导古文运动，从理论到创作，都取得了胜利，文坛又呈现了新的面貌，古文势力成了散文的主流，直到近代“五四”新文代运动前。

宋代散文的发展，经过了几个阶段：

一、北宋初期。从太祖建国到真宗约六十年间，可说是古文运动的准备阶段。此期间，散文沿袭五代余绪，骈体盛行，文格卑弱。石介《上赵先生书》云：

今之文何其衰乎。去唐百余年，其间文人数以千计，而斯文寂寥缺坏，久而不振者，非今之人尽不贤于唐之人，尽不能为唐之文也，盖其弊由朝廷敦好时俗，习尚染，非一朝一夕也。

为了与当朝的政治、经济改革相配合，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重新举起了韩柳古文运动的旗帜，倡导诗文革新，其代表作家有柳开、王禹偁、张景、姚铉、穆修、石介、范仲淹、尹洙等，他们可说是倡导古文运动的先行者，不过，他们的文章多为论政言道之作，强调文章的教化作用；在表达艺术上，虽提倡韩柳古文，但大多平易自然不足，而表现出“辞涩言苦”、“断散拙鄙”的毛病。沈括《梦溪笔谈·艺文》载：

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同时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

只有王禹偁、范仲淹等几个作者，在写作上，为新文风做了些奠基工作，成就较大。

二、北宋中期。从宋仁宗庆历新政到神宗熙宁变法后，约四十年间，是古文运动开展并取得胜利的时期。此期间仁宗政治上依靠范仲淹等推行新法，神宗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政治和经济较为开放发达，诗文改革的外部条件已经具备。就文学本身而言，经宋初柳开等人对五代绮靡文风的批判，石介等人对西昆派的笔伐，欧阳修等对太学苦涩之文的遏止，已为古文运动打开了局面，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了一定的基础。到此期间，欧阳修主盟文坛，他团结了尹洙、石延年、范仲淹、苏舜钦、梅尧成，掀起了古文运动的新高潮。他又培养和提携了曾巩、王安石、司马光、苏洵、苏轼、苏辙等一大批后起之秀，使诗文革新得以持久进行，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们不仅建立了古文家的文学理论，从文学主体性出发，既重道，又重文，不仅重文章的内容，也重文章的艺术形式。他们不仅批判了西昆文风，还对新出现的道学家重道轻文的倾向和怪涩文风进行了抵制。在创作实践上，出现了“唐宋八大家”中的六大家，产生了大量平易自然的优秀作品。《四部丛刊·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卷四说：“至修文一出，天下士皆向慕，为之犹恐不及，一时文章大变，庶几乎西汉之盛者，由修发之。”继欧阳修之后，苏轼等一大批作家雄姿焕发，各逞其才，直抒胸臆，发而为文，为古文运动创造了辉煌的业绩。这次古文运动，是我国散文史上的又一里程碑，重新确立了古文的正宗地位，上承汉唐，下至明清，这一文统稳固地传了下去。宋代散文平易自然、个性鲜明、美感浓郁的特点，在这一时期已经形成。

文坛从来都不是单纯的一统天下，此时，在汹涌澎湃的古文洪流里，也有一些支流和回水。一是古文运动内部，王安石当政后，如苏轼《答张文潜县丞书》所批评的那样，“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这是指王以经义取士，客观上影响了古文的艺术风格的发展。二是道学体的出现。当时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为代表，他们重道轻文，否认文学的艺术性，认为“作文害道”、“玩物丧志”。《二程遗书·十八》云：“问作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吕与叔有诗云：‘学如元凯方成僻，文似相如始类俳。独立孔门无一事，只输颜氏得心斋。’此诗甚好。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其他则不学。今之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这完全抹煞了文学的独立性，否认了文学的抒情和娱乐功能，使之成为宣传道学的附庸。他们的文章就必然成为讲理义、谈心性的哲学讲义。不过他们有些抒发个人性情的文章，也写得颇具文采，自然流畅，如周敦颐的《爱莲说》、程颐的《养鱼记》等，寓理于事，文笔简洁，可算宋代散文中的佳作。三是在古文运动的进程中，排斥了“太学体”。叶梦得《石林燕语》说：“至和、嘉祐间，场屋举子为文奇涩，读或不能成句。欧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贡举，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当这种“太学体”和“西昆体”遭到摒弃之后，一些学子和太学诸生学习唐人文风而取法不当，又新出现的一种不正文风。苏轼《谢欧阳内翰书》云：“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模写，号称‘古文’，纷纷肆行，莫之或禁”。虽有以上三种情况，但并没有改变以欧苏为代表的古文主流地位。

三、北宋后期。从哲宗元祐到钦宗靖康，约四十年，可说是古文创作的延续期。此期间国事衰败，徽宗时新党执政后，严禁苏文，文坛颇为寂寞。苏轼门下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诸人，多以诗词名世，其散文创作成绩平平，未见有何新的建树，只不过是此前古文的自然传承罢了。

四、南宋初期。高宗建炎至绍兴末，约三十多年，此间金人南侵，宋室南渡，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社会的剧变激起了文风的复兴，一大批爱国将士，虽不以文为业，但却写出了气壮山河、明快畅达的作品，奏响了高亢动人的爱国主义乐章。如宗泽的《毋割地与金人疏》、李纲的《议国事》、陈东的《上高宗第一书》、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岳飞的《五岳祠盟记》、虞允文的《论今日可战之机有九疏》等政论文，内容充满了高度的谏争性和战斗性，文笔流畅锋利，逻辑谨严，语言雄肆，决非一般文人所能作出的。这种出自肺腑的真情实感之作，忠义慷慨之情感人，一直贯穿到宋末文天祥诸人的作品，成为宋代文学中最骄人的篇章，也是中华民族文学史册中最耀眼的一页。

五、南宋中期。从孝宗隆兴到度宗咸淳之间，约一百一十多年。这一时期，宋王朝偏安已成定局，南宋与北方的金朝局势相对稳定，散文出现了较为复杂的情况，多种流派并存，一方面是古文继续行世，另一方面道学、场屋之文和“纤巧摘裂”之文也较盛行，可视为散文多样化发展期。

在此期间，一大批仁人志士，继承了此前的爱国主义传统，关心国计民生，不满朝廷偏安一隅，不图恢复，“直把杭州作汴州”的败落局面；他们在文风上，坚持了欧苏古文运动的正确方向，创作了许多论政言兵之文。其中如陆游的《代乞分兵取山东札子》、杨万里的《千虑策·国势》、范成大的《论邦本疏》、辛弃疾的《美芹十论》、陈亮的《中兴论》、叶适的《上宁宋皇帝札子》等，都呈现了慷慨悲壮、笔势浩荡、说理透辟、语言晓畅的特点，古文平易自然的文风得以继承发展。特别是南渡后，苏轼之文解禁，举国上下都以苏文作为榜样，科举场上尤为看重。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载：“建炎以来，尚苏轼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可见当时苏文流行的情况，书坊还刊行了《三苏文粹》和《苏门六君子文粹》等文本。

此外，当时道学家们的讲学之风盛行，他们之间观点不同而时常产生辩论，也促进了言道散文的发展。“理宗以后，天下趋朝廷风旨，道学日兴。谈心性者谓之‘真儒’，讲事功者谓之‘杂霸’。”(《四库全书·宋忠简集提要》)谈心性者的代表人物是朱熹、陆九渊，前者鼓吹客观唯心主义，后者宣扬主观唯心主义，他俩曾在江西铅山的鹅湖寺展开一场大辩论。讲事功者的代表人物是陈亮和叶适，他们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出发，对程朱理学和陆氏心学进行了批判。通过这些不同派别的争论，言道之文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特别是到了理宗时，朝廷大树道学派的权威，追赠朱熹为太师，封信国公，并将其《四书集注》钦定为科举必读教材。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是当时的朝廷重臣，他恪守道学家论文的原则，选编了《文章正宗》和《读文章正宗》各二十卷，强调“穷理致用”，抹煞了文学的审美功能和艺术价值。由于当时道学派把握着教育大权，以使学子竞尚性理之文，非四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熙)之书不读，散文几成道学家的讲义，语录体也大为盛行。不过，在道学派散文作家中，也有比较重视艺术性的，如魏了翁、林希逸等人。此时继续古文派传统，注重文学艺术特征的作家，还有叶适的弟子陈耆卿和其门人吴子良、车若水等人。

此外，一些文人安于现状，消极应世，“纤巧摘裂”和“奇诡浮艳”的文风有所抬头，但未能成大气候。

值得提及的是此时笔记文大行其道。这种文体活泼自由，论政言道、谈古说今、天南地北、鱼虫花草，万事万物，皆可入文；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其代表作有洪迈的《容斋随笔》、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等。

在这百余年中，散文的形式多样化，艺术上已成熟，原有的体裁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样式，散文创作繁盛，但散文巨匠却不多，许多有文采的人，或为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将领，或以诗、词创作为主，散文只是他们生活中应用性的工具，如语录、日记、笔记、小品之类。

六、南宋末期。从恭帝德祐到昺帝祥兴之间，仅五年时间，这是宋王朝灭亡前夕，可说是宋代散文的尾声。此时，北方金朝已亡，蒙古人占领了北中国，频频向南宋进攻。咸淳十年(1274)，元世祖下诏攻宋，以伯颜为帅；宋度宗死，其子恭帝即位，才四岁，贾似道专权，抗敌无力，节节败退，吕文焕召降沿江旧部，国家危亡已在旦夕。虽有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诸爱国将领的拼死救亡，却大势已去，无力回天。此间的散文与诗词一样，都闪烁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光辉。一大批慷慨悲歌之士，用血泪写就了动人肺腑的作品，抒发了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之痛，国家将亡、飘流无依之悲。如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陆秀夫的《拟景炎皇帝遗诏》、王炎午的《生祭文丞相文》、郑思肖的《心史总后序》、邓牧的《伯牙琴》、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等，都是这一时期或稍后的作品，其忠君爱国之情，感人至深，在我国散文史上实属罕见。

总之，在宋代三百二十多年里，散文的成就是辉煌的，宋濂《文原》认为，散文“自秦汉以来莫盛于宋”。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作家众多。近期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纂的《全宋文》，收作者9 176人，其中著名作家也多，唐宋八大家宋占六家，即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范仲淹、宋祁、苏舜钦、周敦颐、司马光、沈括、程颐、李格非、胡铨、岳飞、洪迈、陆游、范成大、朱熹、辛弃疾、陈亮、岳珂、罗大经、文天祥、邓牧等，都是散文高手，有优秀作品传世。二是内容广。《全宋文》共8 345卷，分装360册，文字1.1亿，文章178 292篇，内容涉及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军事、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科技、法律、制度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得到反映。三是体裁全。宋代除继承了前朝所有的散文体裁(辞赋、诏令、奏议、公牍、书启、赠序、序跋、论说、杂记、箴铭、赞颂、传状、碑志、哀祭、祈谢)外，还对它们加以改进和发展，如文赋、记叙文、书序等，在内容和艺术上，比唐代更为成熟，而且还开辟了一些新领域，创造了一些新样式，如文艺性散文、日记、诗话词话、随笔、书画的题跋品评等。四是风格新。宋代散文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不同于其他时代的散文。周必大在《宋文鉴·序》中云：

盖建隆雍熙之间，其文伟，咸平景德之际，其文博，天圣明道之辞古，熙宁元祐之辞达，虽体制互兴，源流间出，而气全理正，其归则同。嗟乎，此非唐之文也，非汉之文也，实我宋之文也，不其盛哉！

前人也曾将宋文与唐文进行比较，指出各自的特点。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说，宋文“流易，不如汉唐厚重”。袁枚《与孙俌之秀才书》说：“大抵唐文峭，宋文平；唐文曲，宋文直；唐文瘦，宋文肥；唐文修辞与立诚并用，而宋文或能立诚，不能修辞。”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卷首说：“词气并胜者，唐文也，气胜词者，宋文也。”查慎行《曝书亭集》卷首说：“唐之文奇，宋之文雅；唐文之句短，宋文之句长；唐以诡卓、顿挫为工，宋以文从字顺为至。”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通过比较，指出了宋文总的特点，其说未必全面准确，但也有切实之处。其实，宋代散文派别众多，各派之间风格不同，即便同一作者，亦有多种风格。欧文以平易、柔婉为主，也有语奇气壮之作；苏轼文以流转新奇为主，也有平淡闲适之篇。所以评品某一时代、某一派别、某一作家和作品的特点，也只能是就主要倾向而言。宋文的风格概括地说，就是平易自然，舒徐婉转，色泽淡雅，明白畅达。这与唐代波澜起伏、逆折奇崛，色泽夺目、好用奇语的特征形成了不同的审美情趣。具体地说，宋文的艺术特征有如下几点：

第一，充满了时代精神。宋代散文从始至终都与时代紧密结合，随时代的脉搏而跳动。北宋初期，王禹偁等作家就以儒家“明道致用”的正统文学观指导自己的创作，写出了像《唐河店妪传》这类歌颂边疆军民英勇抗敌的文章，表现了对国事的关注。古文运动中，大量反映现实生活、关心国家政治、抨击朝廷弊政、建议实行改革的文章，如滔滔江水，汹涌澎湃，其文质俱佳，前所未有。欧阳修的《与高司谏书》、《朋党论》，苏洵的《六国论》、《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苏轼的《上神宗皇帝书》、《再论时政书》和《商鞅论》等一系列古代历史人物评，司马光的《与王介甫书》、《谏院题名记》，王安石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答司马谏议书》，等等，都是流传千古的不朽之作，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重大社会问题，言之有物，表述畅达，切合实际，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宋室南迁后，民族矛盾进一步加剧，爱国主义成了散文最鲜明的主题。大批爱国将领，挥毫疾书，呼吁抗敌救国，还我河山，或向朝廷上书，痛斥投降派罪行；或相互致信勉励，愿为民族效命，大义凛然，浩气贯日，呈现出一派悲壮激切的时代色彩。下录若干片断以见一斑：

臣谨按，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虏。专务诈诞，欺罔天听，骤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齿唾骂。今者无故诱致虏使，以诏谕江南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刘豫我也。刘豫臣事丑虏，南面称王，自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不拔之业，一旦豺狼改虑，捽而缚之，父子为虏。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朝廷宰执，尽为陪臣；天下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变为胡服。异时豺狼无厌之求，安知不加我以无礼如刘豫者哉！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怫然怒。今丑虏则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稚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邪！

这是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中的一段文字，敢怒敢骂，不仅揭露了王伦及其后台秦桧的卖国嘴脸，更把矛头直指投降派的总头目高宗皇帝。此等宏文，令人钦佩。

又，岳飞《乞出师札》首段：

臣自国家变故以来，起于白屋，从陛下于戎伍，实怀捐躯报国，雪复仇耻之心。幸凭社稷威灵，前后粗立薄效。陛下录臣微劳，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数视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抚诸路。臣一介贱微，宠荣起躐，有逾涯分。今者又蒙益臣军马，使济恢图。臣实何能？误辱神圣之知如此，敢不昼度夜思，以图报称。

这段情意深沉的忠君爱国之言，舒徐平和，与胡铨激烈的态度有所不同；从全文看，作者以非凡的军事才能，分析了战争形势，提出了作战方案，并对尽复故地充满信心。难怪高宗见札后说：“有臣如此，顾复何忧……中兴之事，一以委卿。”(见《宋史·岳飞传》)可惜的是这位昏庸无能、畏敌苟安的皇帝，出尔反尔，听信秦桧谗言，马上收回增拨军马的成命，导致了丧权辱国的可悲结局。

又，王炎午《望祭文丞相文》：

呜呼！扶颠持危，文山、诸葛，相国虽同，而公死节。倡义举勇，文山、张廵，杀身不异，而公秉钧。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

事谬身执，义当勇诀；祭公速公，童子易箦。何知天意，佑忠怜才；留公一死，易水金台？乘气轻命，壮士其或；久而不易，雪松霜柏。

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难回者天，不负者心！常山之舌、侍中之血，日月韬光，山河改色。

生为名臣，没为列星；不然劲气，为风为霆。干将莫邪，或寄良冶，出世则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转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

作者在文天祥被囚时，曾写过一篇《生祭文丞相文》，勉励文天祥坚持大节；本文是文天祥就义后，作者痛哭遥祭。文中热情歌颂了文天祥的忠烈，语言简洁庄重，情韵深沉感人，是一则悲壮的祭奠之文，具有宋末国破家亡的时代气息。

第二，盛行议论之风。有宋一代，思想言论较为自由。宋太祖曾立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戒碑(见《宋稗类钞》卷一)，大开言路，对不同思想派别，取宽容态度；文人们信奉自便，主体意识强烈，阐述己见，宣传学说，致使议论评说蔚然成风。各类论说文、讲经传道文自不必说；即使是游记、辞赋、赠序、传状和诗词等文体，也常夹以议论。例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秋声赋》，曾巩的《墨池记》，王安石的《伤仲永》、《游褒禅山记》，苏轼的《前赤壁赋》、《石钟山记》等，都有精警的议论于其中。下录亭院记、游记等非论说文体中的议论文字数则为例：

诚能定其军，使有乡土之恋；厚其给，使得衣食之足；复赐以坚甲健马，则何敌不破？如是得边兵一万，可敌客军五万矣。谋人之国者，不于此而留心，吾未见其忠也。

这是王禹偁《唐河店妪传》中，在记述了老妪机智勇敢杀敌的故事后的几句议论，明提建议，实则批评。

又，欧阳修《秋声赋》：

嗟夫！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夥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这是由秋声萧瑟而联想到人世沧桑所发的一段精彩的议论，具有高度的哲理性和诗的韵味。

又，苏舜钦《沧浪亭记》：(www.xing528.com)

噫，人固动物耳。情横于内而性伏，必外寓于物而后遣。寓久则溺，以为当然；非胜是而易之，则悲而不开。唯仕宦溺人为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于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胜之道。予既废而获斯境，安于冲旷，不与众驱；因之复能见乎内外得失之原，沃然有得，笑闵万古，尚未能忘其所以寓目，用是以为胜焉。

这是作者记述建亭和游亭后的一段议论，阐发了自己对官场失意后的一种“自胜之道”。

又，韩元吉《武夷精舍记》，作者在讲述了朱熹在武夷山带领学生营造精舍的经过之后，发表了一番议论，赞扬朱熹的传道兴业精神：

夫元晦，儒者也，方以学行其乡，善其徒，非若畸人隐士，遁藏山谷，服气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也。然秦汉以来，道之不明也久矣。吾夫子所谓志于道，亦何事哉？夫子，圣人也，其步与趋莫不有则；至于登泰山之巅，而诵言于舞雩之下，未尝不游，胸中盖自有地。而一时弟子鼓瑟铿然，春服既成之咏，乃独为圣人所予。古之君子息焉者，岂以是拘拘乎？元晦有以识之，试以告夫来者，相与酬酢于精舍之下，俾或自得其慢亭之风，抑又何如也。

又，罗大经《格天阁》，在揭露了秦桧建“格天阁”自炫的丑行之后，作者用愤怒之笔，夹叙夹议：

方其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之阁”，有朝士贺以启云：“我闻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今，微管仲吾其左衽。”桧大喜，超擢之。又有选人投诗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烧银烛照蛾眉。格天阁上三更雨，犹诵《车攻》复古诗。”桧益喜，与改秩。盖其胸中有歉，故特喜此谀词以为掩覆之计，真猾夏之贼也。

余观唐则天追贬隋臣杨素诏曰：“朕上嘉贤佐，下恶贼臣，尝欲从容于万机之暇，褒贬于千载之外；矧年代未远，耳目尚存者乎？”夫杨素异代之奸臣，则天一女主，尚知恶而贬之，矧如桧者，密奉虏谋，胁君误国，罪大恶极，上通于天，其可赦乎？开禧用兵，虽尝追削，嘉定和戎，旋即牵复，是可叹也。

第三，浓郁的审美情味。宋代的散文作家，多为文化修养很高的官僚、学者、艺术家，他们大都文采焕发，风流倜傥。无论是古文家、道学家，还是其他派别，尽管创作观念不同，但有个共同点，就是认为文和道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文是形式，道是内容。重道轻文也好，重文轻道也好，还是文道并重也好，只要写成了文章，就要讲求“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苏轼《答谢民师书》)。即使是认为“道本文末”、“诗文妨道”的周敦颐、程颐、朱熹等人，也只反对“不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如果在重道的前提下讲求艺术性，他们还是赞成的。“文辞，艺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周敦颐《道书·文辞》)。基于这种认同，宋代散文加强了艺术品性，注重了语言技巧，提高了审美情趣。如周敦颐的《爱莲说》：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末，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之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百来字的文章，蕴涵丰富，文风清秀，借物喻人，赞美了莲花洁净高雅的品性，寄托了作者不慕荣华、洁身自好的情趣。

又如朱熹的《百丈山记》，现录其前几段：

登百丈山三里许，右俯绝壑，左控垂崖；叠石为磴十余级乃得度。山之胜盖自此始。

循磴而东，即得小涧，石梁跨于其上。皆苍藤古木，虽盛夏亭午无暑气。水皆清澈，自高淙下，其声溅溅然。度石梁，循两崖，曲折而上，得山门，小屋三间，不能容十许人。然前瞰涧水，后临石池，风来两峡间，终日不绝。门内跨池又为石梁。度而北，蹑石梯数级入庵。庵才老屋数间，卑庳迫隘，无足观，独其西阁为胜。水自西谷中循石罅奔射出阁下，南与东谷水并注池中。自池而出，乃为前所谓小涧者。阁据其上流，当水石峻激相搏处，最为可玩。乃壁其后，无所睹。独夜卧其上，则枕席之下，终夕潺潺，久而益悲，为可爱耳。

出山门而东，十许步，得石台。下临峭岸，深昧险绝。于林薄间东南望，见瀑布自前岩穴瀵涌而出，投空下数十尺。其沫乃如散珠喷雾，日光烛之，璀璨夺目，不可正视。台当山西南缺，前揖芦山，一峰独秀出；而数百里间峰峦高下，亦皆历历在眼。日薄西山，余光横照，紫翠重叠，不可殚数。旦起下视，白云满川，如海波起伏；而远近诸山出其中者，皆若飞浮来往，或涌或没，顷刻万变。台东径断，乡人凿石容磴以度；而作神词于其东，水旱祷焉。畏险者或不敢度。然山之可观者，至是则亦穷矣。

作者用生动细腻之笔，描绘了百丈山的壮丽景象，引人入胜，仿佛见到了夕照云海，听到了淙淙泉流，给人以无限自然美的享受。周敦颐与朱熹，都是理学大师，他们能写出如此情趣盎然、具有很高艺术感染力的文章，不正好说明宋人重视文章的审美价值吗！

宋文中除属纯文学性的辞赋、游记等体裁外，一些应用性文体，如赠序、题跋、书信、箴铭、笔记、小品，乃至论说、章表，也大多注意表述的艺术性，讲究行文生动活泼和气势韵味。欧、王、三苏、曾六大家是如此，其他作家也如此。下录数例。

沈括《梦溪笔谈·鉴画》：

欧阳公尝得一古画《牡丹丛》，其下有一猫，未知其精粗。丞相正肃吴公与欧公姻家，一见，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时花也。猫眼黑睛如线，此正午猫眼也。有带露花，则房敛而色泽。猫眼早暮则睛圆，日渐中狭长，正午则如一线耳”。此亦善求古人笔意也。

作者把吴公鉴赏书画的情景写得生动精细，令人惊叹。宋人这类论书评画的文章颇多，如苏轼的《书吴道子画后》、《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文同的《〈捕鱼图〉记》等，其在论评的同时，也洋溢着作者自己的审美情趣，往往是从此画出发，引申开去，由具体到一般，由小及大，寓深理于其中，言简意赅。

又，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载：

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又，周密《武林旧事·观潮》：

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既而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杨诚斋诗云：“海涌银为郭，江横玉系腰”者是也。……

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之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而豪民贵宦，争赏银彩。

这类诙谐戏谑和生动活泼的小品，宋文中并不少见。从欧阳修的《归田录》到南宋末周密的《武林旧事》，都是宋代出现的笔记文，多达数十种，大都记录作者亲身见闻，不仅有史料价值，也有学术价值和审美价值。作者们不拘一格，信笔写来，文风朴质，趣味丰饶，内容无所不包，是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值得我们去深入发掘、整理和研究。

第四，平易的语言艺术。文章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宋代的大作家，无不重视对语言艺术的锤炼，形成了不同的个性特点，欧阳修的委婉曲折、苏轼的通脱晓畅、王安石的刚劲简洁、司马光的老辣谨严、曾巩的古雅平正、苏辙的疏宕淡泊、陆游的雅洁精警、辛弃疾的浩荡磊落、陈亮的纵横奔放、朱熹的从容清朗、文天祥的悲壮苍凉，可谓异彩纷呈、各具姿态。但他们的语言艺术有一共同点，就是平易自然，明白畅达。从皇帝到平民，都提倡和喜爱这种语言风格，反对“磔袭雕篆”、奇涩险怪的不良文风。所谓平易自然决不是平庸浅陋，不讲修饰，而是更高一层的审美观念，使真情实感与语言艺术同时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返璞归真。苏轼《与二郎侄儿书》说：“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至也。”又《书黄子思诗集后》说：“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可见平易自然是一种不易达到的艺术境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是宋代散文优秀篇章的共同特征。

要使语言平易自然，只像黄庭坚所说的那样，从古人的书中，加工陈言，“点铁成金”，以故为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从民间活的口语中，吸取新的成分，“以俗为雅”，方能创造出新鲜活泼、雅俗共赏的艺术语言。宋代正是民间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白话文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词、话本、戏曲已为文人雅士所关注，这是语言艺术的丰富源泉。大凡优秀的作家，如王禹偁、欧阳修、苏轼、柳永、李清照、陆游、辛弃疾、朱熹等，在他们的作品中，吸收了许多民间语言的句法、词汇，使其语言艺术更加平易自然，明白流畅，琅琅上口。

宋文中的文赋、文艺散文、笔记小品、日记体、语录体、诗话、词话等文体的创立和发展，为平易自然语言风格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这类文体，无须精雕细刻、道貌岸然；往往率性操笔，自然成文，因而就更为平易晓畅。如欧阳修《归田录》中记载：

陈康肃公善射，当世无双，公亦以此自矜。尝射于家圃，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颔之，康肃问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无他，但手熟尔。”康肃忿然曰：“尔安敢轻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复其口，徐以勺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因曰：“我亦无他，惟手熟尔。”康肃笑而遣之。

以明白简洁之笔叙生动活泼之事，短小精悍，形象可感，读之趣味横生。语录体算不上纯文学体裁，但可算应用文体，其对文学语言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如朱熹的《朱子语类》，内容丰富，言简意赅，平易近人，讲话人如在眼前，神情毕露，比起艰涩古奥的文章来，更富文学韵味。下录数则：

看文字须大段精彩看，耸起精神，竖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剑在后一般。就一段中须要透，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方始是。不可按册子便在，掩了册子便忘。

——《朱子语类大全》卷十

这一段文字讲读书应该振作精神，用了浅近的比喻，生动活泼。

南丰过荆襄，后山携所作以谒之。南丰一见爱之，因留款语。适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后山为之，且授以意。后山文思亦涩，穷日之力方成，仅数百言。明日，以呈南丰。南丰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为略删动否？”后山因请改窜。但见南丰就坐，取笔抹数处。每抹处，连一两行，便以授后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后山读之，则其意尤完，因叹服，遂以为法。所以后山文字简洁如此。

——朱熹《朱子语类辑略·卷八》

这里讲的是曾巩为陈师道修改文章的小故事，让人一看就明白文章尚简；这段语录的本身也写得简洁质朴。

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至于文义有疑，众说纷错，则亦虚心静虑，勿遽取舍于其间。先使一说自为一说，而随其意之所之，以验其通塞，则其尤无义理者，不待观于他说而先自屈矣。复以众说互相诘难，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则似是而非者，亦将夺于公论而无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处静观动，如攻坚，本先其易者而后其节目，如解乱绳，有所不通则姑置而徐理之。此读书之法也。

——朱熹《朱子语类辑略》

这是讲读书之法。如听作者当面讲课，层次明晰，语言通俗，将读文章的方法讲得清清楚楚，胜过一篇谈读书法的长文。语录体短小精悍、不枝不蔓的特点可见矣。

总之，宋代散文继唐文优良传统，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貌，展现于我国文学史是一派生机勃勃、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后世之文，大抵是沿着宋人所开创的古文革新方向而发展下去的。王若虚《文辨》称：“散文至宋始是真文字。”宋濂《苏平仲文集序》说：“自秦汉以来，文莫盛于宋。”宋文将永远地大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