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强权下的艰难转型：巴蜀文化与文学

第一节　政治强权下的艰难转型

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是在一种崭新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思想意识规范导引制约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了漫长的反帝反封建和抗御日本侵略者进攻后，取得了全国性胜利，出于对过去光辉历史的骄傲和教育下一代的需要，革命颂歌（革命历史题材）被赋予主流话语权力；而彻底推翻私有制的阶级斗争和“一化三改造”的新型经济结构的建立，需要文学去宣传、阐释和表现其过程，这就使文学呈现出“战歌”特征；20世纪40年代萌生于延安地区的“工农兵”文学创作模式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成为共和国文学的权威模式和文学圣经。于是，“五四”以来已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代作家，由于其审美思维和艺术个性已成定势而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郭沫若、巴金、沙汀、艾芜、何其芳和李劼人等虽然努力追慕新社会时潮，弃舍原有操作熟练、得心应手的艺术手法而尝试“社会主义工农兵文学”的新方法，却在舍弃自我艺术风格的同时也舍弃了作为一个作家的自我，他们的创作被淹没在时代同声合唱之中。

但是，当代巴蜀文学的运行，是以“五四”以来巴蜀作家巨大成就的丰厚积淀为艺术前提的，尤其是长期担任四川省文联、作协领导的沙汀以及李劼人、艾芜等老作家的导引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新进青年作者发生着影响制约。此外，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理论对细节和生活场景描写真实的强调，蜀中生活特定状貌的存在，都使新一代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着一定的地域文化色彩。20世纪50年代开始创作的克非和80年代成名的周克芹，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极“左”文艺思潮对当代巴蜀文学的桎梏也是极突出的。毛泽东在共和国初建时亲自发动的对蜀籍电影艺术家孙瑜的《武训传》的批判，是政治威权规范文艺创作的第一个信号。几乎同时开始的全国范围的对巴蜀作家刘盛亚小说《再生记》的讨伐，使人们将真实细腻描写“个人思想改造”的现实题材视为畏途。“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更是将蜀中的“蚂蚁”、“泥土”诗人打入地狱，并摧毁了一批青年的文学理想。在“反右”浪潮中，蜀籍影评家钟惦斐的文章《电影界的锣鼓》、流沙河诗作《草木篇》等，都是全国性批判的重点。60年代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乃至于阳翰笙的《北国江南》、《李秀成之死》等，都受到过“全国共讨之”的殊遇。即如郭沫若、何其芳的身居要津也受到过责难，巴金更是被作为“拔白旗”的典型备受攻讦。共和国50年来巴蜀当代文学的运行轨迹和表现，正是整个中国文学的缩影。

共和国颂歌的第一个高音，是郭沫若的《新华颂》。诗人欢呼着“光芒万丈，辐射环宇”的共和国崛起在亚洲的东方，颂赞着革命的伟大胜利和领袖的业绩，歌唱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成就，每一个大事件和运动，都被郭沫若热情赞扬和尽情歌唱，大气磅礴的宏大气势与众多革命战斗语汇交织，使他的诗呈现着典型的颂歌体特征，其《潮汐集》、《长春集》、《东风集》、《百花齐放》等诗文集皆是。何其芳也用《盛大的节日》为题，诵唱着“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的新政权，展望着新中国“像雷一样发出震动世界的声音”。虽然，后来郭沫若曾以《骆驼》等少量诗作表现着对诗美艺术的注重，何其芳的《回答》等诗作流露着对自我艺术个性迷失的忧虑，但这并不能在整体上改变其诗那标语口号式的流弊。相较而言，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则因融贯着生活的亲身感受和注重结构，与时代政治有一定距离而具有相当的艺术感染力。

“用这管写惯苦难的笔来写人们的欢乐”是巴金新的追求，投身新生活的热情，两次赴“抗美援朝”战场的生活感受，就化成一曲曲新时代英雄的颂歌，如《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英雄的故事》、《保卫和平的人们》、《华沙城的节日》、《坚强的战士》等十余本小说散文集，其短篇小说《团圆》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而影响极广。但巴金的当代创作，再次震撼全国读者的，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对封建主义余孽作世纪末大清扫的“一部大书”《随想录》。“高老太爷还在马路上散步”的警示，对“文革”的深刻反思和对一切假丑恶的无情鞭笞，对真善美的热烈颂扬以及对自我的无情解剖，都正是从“颂歌”大合唱中疏离后的巴金找回自我个性的鲜明体现，他的五卷《随想录》因而具有世纪总结的价值。沙汀曾力图调和时代颂歌要求与自我个性的矛盾，《归来》在结构上的精心安排，《卢家秀》等对巴蜀民俗和口语的注重，都是为塑造巴蜀式“社会主义新人”而进行的“过渡”，终因生活体验的隔膜和公式化概念化的“框框”局囿未能成功。在“文革”后，沙汀又以《青棡坡》的“新人”颂歌，以《木鱼山记》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反思再“过渡”，最终回归到《红石滩》对巴蜀乡镇人生状态绘写的自我个性表现，从而再次焕发出艺术光彩。

艾芜在解放后的第一个短篇集《夜归》，除了《夏天》、《幸福》取材于四川农村外，其余六篇皆以鞍钢工人生活为题，“想把新的一代中国人写出来”，这种歌颂倾向又集中体现于长篇小说《百炼成钢》中。《百炼成钢》是新中国文学薄弱环节工业题材的一个新收获，它从新中国工业发展的角度，以某钢厂炼钢炉甲乙丙三个班工人劳动竞赛中的矛盾为线索，穿插着阶级敌人破坏、青年工人间爱情冲突、领导干部思想和工作方式差异的矛盾，塑造了秦德贵这样一个当代工人阶级的典型，表现了社会主义生产“既炼钢又炼人”的时代主题。小说在结构的安排、场面和细节的描写和对人物心理活动的表现上，都体现着较高艺术性。《南行记续编》是20世纪60年代初艾芜重游故地的收获，该集中的小说大多是通过作者寻访《南行记》故地和旧人的见闻，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表现西南边疆人民的幸福美好生活。这些短篇在对美丽的自然景物描绘上颇见功力，但一味地“对比”和歌颂，也缺乏当年作者对不同情景事件切身体味的真切和情绪感染力。历经“文革”磨难后的艾芜再以《南行记新篇》表现着边疆人民所受极“左”政治的伤痕。长篇小说《春天的雾》和中篇《风波》分别从“四清运动”对农村经济的破坏和新时期农村青年的奋进进行着思考。在30年代中央苏区开始戏剧活动的蜀籍女作家李伯钊，以剧作《长征》表现着对光辉革命历程的缅怀和热情颂扬，与从川陕苏区崛起的红军作家陈其通推出的剧作《万水千山》相得益彰。陈其通的《万水千山》以长征中红军第二次攻打娄山关为情节开端，通过“过彝区”、“走毛儿盖草地”、“强渡大渡河”等事件的安排，塑造了红军基层领导者李有国、罗顺成、赵志方和众多英勇战士形象，尖锐的矛盾冲突与战斗场面渲染，曲折波澜的情节线索，都响彻着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激情，这使该剧成为颂歌文学中极具艺术感染力的代表作。蜀籍革命家朱德、陈毅、魏传统、张爱萍、吴玉章等，都以亲历者独特人生体验，以诗歌、散文、回忆录的形式，谱写着一曲革命历史的英雄颂歌。

20世纪60年代根据自己一段革命经历并以寻找烈士遗孤为楔入点，马识途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塑造了柳一清、贺国威、任远等对党和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对敌斗争中大智大勇的革命者形象，描写着他们在革命与家庭、爱情与友情的矛盾冲突中那崇高的人格精神，由于作品人物原型是自己的妻子、战友，并寓含着自我经历，小说因此充盈着浓烈的情感色彩和鲜明的爱憎。其中叛徒陈醒民形象，也被赋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因世界观转变不彻底而背叛革命的政治教育理念。小说因体现强烈的主潮文学特征而产生极大影响，激励着作者更奋力于文学事业，《老三姐》、《找红军》等短篇小说，是马识途根据川陕苏区红军事迹谱写的革命历史颂歌。80年代以来，马识途相继推出《夜谭十记》、《雷神传奇》等长篇，注意从巴蜀民俗“摆龙门阵”的叙事方法中汲取艺术技巧，在情节的传奇性、故事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和语言的幽默风趣等方面，都自觉地营造着一种巴蜀风味。除了革命历史颂歌外，马识途还以《挑女婿》、《学习会记事》、《五粮液奇遇》等短篇，讽刺着中国当代社会的种种丑态，体现着一个正直作家对社会的强烈关注和深沉的思考。

以写诗开始创作历程的高缨，50年代末以《达吉和她的父亲》而被人熟知。小说以四川大凉山彝汉民族关系为背景，通过“两父争女”的矛盾冲突，揭露了国民党统治的残酷和奴隶主统治的黑暗，歌颂了共产党领导和民主改革的伟大。大凉山彝族生活题材的新颖，一女两父的传奇情节，父女之情与阶级之情的交响，都是小说获得成功的原因。80年代后，高缨又以长篇《云崖初暖》，表现红军长征过大凉山的革命历史，体现着四川文学对本区域多民族共存现实的创作关注。其《朝辞白帝彩云间》、《悔》、《兰》等现实题材，也都显示着高缨创作的实绩。(www.xing528.com)

60年代初出版的长篇小说《红岩》，是当代巴蜀文学对中国英雄颂歌文学的最杰出贡献。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根据自己40年代末在国民党监狱白公馆、渣滓洞中的革命经历，怀着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崇敬之情，曾以回忆录《烈火中的永生》进行着广泛的革命传统教育，后在四川省文联和沙汀等的帮助下，以之为基础创作出《红岩》。小说以共产党地下刊物《挺进报》为焦点，安排三条线索（监狱内战斗、重庆党的地下工作和学生运动、农村革命武装斗争）并以狱中斗争为主线，表现着国民党统治崩溃前夕的垂死挣扎和共产党人英勇斗争、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作品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革命英雄群像，并突现了大智大勇、坚定忠贞的两个革命者许云峰、江姐形象。重庆多雾的阴冷，盆地东部秀丽山水等自然风物的描写，都与人物的在特定环境中的心理活动及性格表现融汇一体。而狱中与狱外斗争的呼应，地下斗争与公开武装斗争的配合，重庆地区革命形势与中国革命步伐的联结，都使小说带有恢弘的历史画卷特征。小说通过塑造许云峰、江姐、陈岗、刘思扬、齐晓轩、龙光华、双枪老太婆等众多英雄形象及对其革命斗争事迹的表现，成功地谱写着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壮美颂歌。由于特定历史的馈赠，《红岩》成为当代巴蜀文学与时代颂歌文学契合的最成功典范。

20世纪下半叶，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反攻大陆”的政治斗争需要，“反共文学”泛滥一时，同时，怀乡文学也风行起来。通过对大陆风土人情和昔日生活的描写，抒发作者的怀乡思亲念旧之情，如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并在回忆过去中批判现实，其中不乏怀念过去“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良辰美景”感叹。20世纪60年代，诗歌方面，以纪弦为代表的“现代诗社”、以覃子豪为代表的“蓝星诗社”和以痖弦为代表的“创世纪诗社”，成为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主力军。小说方面，1960年“现代文学社”的成立和《现代文学》杂志的创刊，标志着现代派小说的崛起。主要作家作品有：白先勇的《台北人》、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于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等。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是对“反共文学”的一种彻底否定。在创作上，它精雕细刻，十分注重作品的艺术性，台湾文学在此已经达到了成熟。

台湾50年代的土地改革、尤其是60年代开始的快速资本主义化过程中，政治对文学的控制逐步减弱。在摆脱政治的控制确立文学本质的过程中，流寓台湾的巴蜀诗人以令人注目的成就，作出了自己的巨大贡献。这首先是从三星堆故里走出的诗人覃子豪。覃子豪，原名覃基，四川广汉人，早年就读于北京中法大学，30年代留学日本，开始进入诗坛，曾倡导“新诗歌运动”，抗战中，他归国参加抗日文化活动，创作诗歌，主编文学副刊。1947年去台湾，创办了《新诗周刊》。1954年，他与余光中等人成立了著名的“蓝星诗社”并任社长，主编《蓝星诗周刊》、《蓝星诗季刊》等。提倡“自由创作”、充分发挥个人才华、个性，形成独有之创作风格。1957年覃发表重要诗论《新诗向何处去》，与纪弦就新诗创作问题展开论战，对以西化为核心的“六大信条”进行了尖锐批驳，批判台湾新诗西化的主张，主张中国新诗应坚持民族主义精神，张扬民族主义诗歌的旗帜。与此同时，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传统的严谨与浪漫的抒情相结合，创作出一些上乘诗作。如《过黑发桥》中写道：“港在山外/春天系在黑发的林里/当蝙蝠目盲的时刻/黎明的海就飘动着/载满爱情的船舶”；《画廊》是其创作发展上具有转折意义、思想艺术成就最高的一本诗集。诗人从生活表层的人生批评，深入到对生命意义的探寻。如《肖像》：“这肖像是一个诠释/诠释一个憔悴的生命/紫铜色的头颅是火烧过的岩石/他来自肉体的炼狱/他的灵魂在呐喊/我听见了声音”。因此他被誉为20世纪东南亚最著名的“海洋诗人”、台湾“诗的播种者”及“蓝星象征”、台湾诗坛“三老”之一，出版有诗集《生命的弦》、《永安劫后》、《海洋诗抄》、《向日葵》、《画廊》，诗论有《诗创作论》、《诗的解剖》、《论现代诗》以及《覃子豪全集》等。现广汉市房湖公园的“覃子豪纪念馆”的楹联：“当时望乡千茎白，至今照岛一星蓝”，就巧妙地概括了他的诗歌内容和价值。

商禽，本名罗燕，另有笔名罗砚、罗马，1930年生于四川省珙县，1946年在成都从军，1950年去台湾，1953年步入诗坛，曾任《文艺》月刊及《青年战士报》副刊助编，参与《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编务，以后担任《时报周刊》副总编辑多年，参与过《现代诗》、《创世纪》的活动。着有诗集《梦或者黎明》、《用脚思想》、《商禽世纪诗选》。诗作曾被译成瑞典文、英文、法文三种单行本在外国出版。商禽1969年退役后得到聂华苓的帮助，到美国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一年后回台湾，一面经营小面馆一面继续写诗。流沙河曾经说他的诗多有“乡愁之夜歌”，却“不敢出现‘大陆’、‘四川‘、‘故乡’”的字样，但著名汉学家则把他作为第一个向世界介绍的台湾诗人，如英译本《冰封的火把：商禽诗文选》^[1]。商禽的一些诗作再次被收入一本重要的大部头出版物：《台湾前沿：中国现代诗选》。章亚昕《论台湾创世纪诗社的“大中国诗观”》就说：“诗人们对于人生的无奈、对于自由的向往，总会有刻骨铭心的体验。像商禽的《门或者天空》，抒情主人公如同‘没有监守的被囚禁者’，写诗即是反复从一个虚拟的‘门’中走出，也就是从事精神上的逃亡。真切的身世感，使看上去荒诞的喜剧情境，其实充满了悲剧性的生命体验。他们身不由己，走上一条血与火的艰辛旅程，那超现实的艺术追求，便有了极现实的人生意义。生命体验使‘创世纪’在三大现代诗社中后来居上，使创世纪诗杂志在坎坷的路上长盛不衰……”商禽出版了两本诗刊，《梦或者黎明及其他》（1969）和《用脚思想：诗及素描》（1988）。他曾历任过面贩、码头工人、园丁、时报周刊编辑主编，在生活重压之下仍坚持创作，从没放弃，而且要求严格，写得不好的作品从不发表。他又是台湾“现代诗运动”初期的健将，其成名作《长颈鹿》、《火鸡》、《鸽子》、《灭火机》均为散文诗，台湾诗论家罗青将《鸽子》一诗誉为新诗运动以来“分段诗”的经典之作，商禽的诗曾被认为受到超现实主义的影响。新世纪初台湾《联合报》等发起评选出的“台湾文学经典”，七本诗集中就有商禽的《梦或者黎明》。对一个长期漂浮的地域而言，寓台巴蜀诗人的创作，就体现着台湾文学在国家认同、民族文化认同方面的双重意义。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在“空间”、“时间”的长时期“差延”（Difference），于此就得到完全的弥合。

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其他著名诗人如余光中，在创作《当我死时》之际，“他想起了四川重庆江北的悦来场，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那里读过哲学，那里多山多树多鹧鸪，鹧鸪在春雾迷朦的林中啼唤着‘行不得也，哥哥’……在这首诗里他却不想南京而想重庆——多鹧鸪的山城，该是啼鸟唤人归吧”^[2]。罗门12岁考入空军幼年学校进入四川，在青城山下、在游历蜀中的8年时间中，对巴蜀风物的体味是深刻的，流沙河就说他30年后的《山》、《河》等诗“有青城山、岷江水的影子”。在台湾文学的完型过程中，巴蜀文化的影响贡献，是甚为明显的。

著名学者刘再复说：“本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最突出的两大成就，一是五六十年代（延伸到70年代）的台湾诗歌；一是80年代（延伸到90年代）的中国内地小说……比起内地诗群来说（台湾诗歌）更有成就，是因为他们具有两个明显的长处：一是诗中文化底蕴比内地强；二是汉语表达能力尤其是古汉语的修养与表现能力比内地强”^[3]。也就说，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的巨大成就在台湾的体现，是有着巴蜀作家的辉煌业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