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的学前教育：《学前教育史》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伴随奴隶制度的崩溃，奴隶社会“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学大兴，教育对象扩大，原来为奴隶主贵族所垄断的文化与道德等方面的知识，为更多的人掌握，从而也为家庭实施学前教育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此学前教育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一）封建社会的学前家庭教育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子女与社会最早的接触点，也是我国古代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场所。

1.封建社会学前家庭教育的目的

（1）为培养统治人才服务。

在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多重视教育，他们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学校教育为封建社会培养统治人才。汉代太学的设立也能够说明这一点。太学是封建社会一种重要的官学机构，它的最初设立动机，就是西汉武帝接受当时著名的教育家董仲舒的“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源也”的主张，为造就官僚后备军而设立的。隋唐以后，虽然由于科举制度的影响，学校日渐成为科举的附庸，但其最终的目标仍然是为了培养统治人才。

学前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其目的与学校教育的目的一样，都是为封建社会培养所需要的统治人才，因此封建社会的许多家庭在实施学前家庭教育的过程中，长辈们常以“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教育儿童，以日后求官晋爵的知识启蒙儿童。同时统治者也非常重视学前家庭教育，视其为封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造就官僚后备军的开始。

（2）齐家治国的基础。

古人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并把它作为步入仕途、治国安邦的基础与管理才能的一种检测。同时，家庭学前教育的实施，又是家庭教育的基本内容与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为齐家治国奠定基础，也是学前家庭教育的目的之一。

以家教与治国的逻辑联系为纽带的宗法政治统治，皇位实行嫡长继承制，百姓以血缘关系论亲疏。家庭内部以父权实施家长制管理，国家最高统治者则以君权实施“家天下”的统治，父权与君权名异实同。秦以后虽实行郡县制，但仍以家庭（家族）为国家对臣民进行统治的中介。中国封建社会的地方行政，一般都以县为基层行政单位，然而县境广阔，人口众多，要实行有效统治，还必须依靠地方自治性质的乡村组织。由于中国农村社会聚族而居的特点，家族成为乡村组织的基础。乡村组织对百姓实行的是族权与政权的联合统治，因此，国家的统治归根到底是要依靠家庭组织的力量。“家之不宁，国难得安”。由此，许多政治家、思想家提出国之本在家，欲治其国，须先齐家的观点，并赋予家庭人口生产、物质生产、教育三重职能，使中国传统的家庭具有特殊的意义。

（3）光耀门楣。

如果说齐家治国是政治家为古代学前家庭教育制定的终极目标，那么光宗耀祖则是普通家庭实施学前教育的实质动机和目的。

将个体的光荣与家庭的荣耀联系起来，根源于中国社会的特点。中国古代是个注重血缘关系的社会，历代统治者制定法律，惩罚罪犯，都不只限于个人，总要牵连整个家族，所谓“一人当灾，全家遭殃”，一人犯法，轻者罪及三族，重者株连九族。同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个人出人头地，不仅是个人的荣幸，也是全家的荣耀，如在科举时代，若家中有人高中举人、进士，则朝廷以大红喜报报喜，整个家族都将沉浸于喜气洋洋之中。正是由于个体与家庭间这种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关系，使得学前家庭教育在封建社会显得格外重要。家中长辈都视子女为私有财产，希望通过家教早日使子孙“成龙”，以达到振兴家业、光宗耀祖的目的，同时，子孙们亦以身许家，把光耀门楣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最好方式。

2.学前家庭教育的内容

纵观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时期的学前家庭教育，其教育内容主要包括生活常规教育、初步的道德教育、早期的知识教育、身体保健等方面。

（1）儿童生活常规的教育与培养。

封建礼教是封建时代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体系。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即要求人们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必须符合“礼”的要求。“礼”的核心在于辨名分、定尊卑，明确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的等级差别，从而确定人际关系的准则及相应的行为规范，使每个人都能在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上安守本分、循规蹈矩，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礼”的精神和规范很大程度上要靠教育来贯彻推行，它的要求对象涉及社会上所有的人，贯穿于每个人的一生，存在于生活的各个场合，儿童自然也不例外。儿童年龄越小，尊长敬长的要求越突出，所以，古代十分重视儿童自幼的生活常规训练。

古代关于儿童生活常规的要求极多，被概括为“幼仪”或“童子礼”，基本上都是为封建礼教服务的。这些生活常规总的原则是谦卑、恭谨、稳重。

在儿童自身的举止行为方面，古代对儿童的坐、立、行、跪、拜、起居、饮食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例如：坐应齐脚、敛手、定身端坐，不得靠椅背、伸腿、跷腿、支颐（手托腮）、欠伸及广占坐席。站立应拱手正身、双足相并，不得欠脚、歪斜、踏物、靠墙。饮食的约束就更多了，如不得抢先、拖后，不得挑食、拨食、撒饭、剩饭，吃饭时不得说话、左顾右盼、手足乱动、发声嚼啜，等等。总之，目的是使儿童自幼动静有度、举止儒雅。

在儿童与家中长辈的关系方面，古代更是制定了详尽的行为准则，称为“应对、进退之节”。在儿童手足能自主活动时，就要教他作揖拱手。每日清晨和黄昏向父母请安，逢年过节及长辈寿诞的叩头行礼也是幼儿能走动时就开始训练。在与长辈日常接触的各种场合和各个环节都有具体要求和规定。例如：

长辈召见之礼。长辈召唤时，既不可慢走以失恭敬，也不可快跑以失稳重，正确的做法是立即快步前往。到了长辈面前，要面向长辈站好，不能侧着身、歪着头听长辈讲话。长辈有所教训时，必须低头听受，不可妄发议论。回答长辈的问话时，如已就座要站起来，语言要详缓，不可中途打断长辈问话，不可声音过大或态度不严肃，更不可顶嘴抗辩。如果长辈与自己挨得很近的话，说话时还必须用手掩口，既示尊重，也有不使口中气味触及长辈之意。

求见长辈之礼。求见长辈时要事先发出声音以使长辈有所准备，不可突然推门而入；进屋时应放低视线，不可四处张望。退时亦须疾趋而出，不可有一点怠慢之处。此外，与长辈在任何地方不期而遇，均应垂手侍立，长辈有话则应，无话则退。经过长辈屋外，长辈问是何人，要报自己的名字，不可答“我”。陪同长辈应酬时，不得妄自开口，随意与他人答话。总之，要表现出对长辈的谦恭、体贴的态度，不可恣意而行。

养成卫生的习惯也是古代培养儿童家庭生活常规的重要内容。平时应十分注意身着整洁，还要求保持环境卫生。古代要求儿童讲究卫生，除了培养恭谨持重的品德，还有培养儿童自由勤劳的习惯的作用。古人有“父兄劳于官，子弟逸于家”的俗话，认为这是败家的征兆。因此，必须使子弟自幼勤谨，方能继业。“洒扫”事虽小，却是有效的常规训练。

以上这些生活常规适用于所有晚辈子弟，而它的训练则是自幼开始的。其中充斥着封建礼教的内容，烦琐而形式化的色彩较浓，而且许多要求是不适合儿童年龄特点的，是对儿童天性发展的禁锢。但古代制定的儿童生活常规也并非一无是处，它所体现的某种认真、严格的教育精神，以及对儿童行为举止做一些必要的约束，要求儿童尊敬长辈、体贴他人，不至于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等等，是有不可否定的积极意义的。

（2）初步的道德教育。

重视道德教育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行指品行、德行，意思是说在品行、德行修养有余力时才可以学习文化知识。以品德为先不仅是数千年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主旨，而且也成为学前家庭教育的“纲领”。在家庭中对幼儿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主要是使儿童形成初步的道德观念，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这种德教内容主要包括下面四个方面。

①孝悌

《吕氏春秋·孝行》中说：“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可见，注重孝道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西周以后，孝悌之道更是成为古代道德的根本，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培养幼儿的孝悌观念，也就成为学前家庭教育的首要任务。

对幼儿进行“孝”的教育，主要是要求幼儿从小养成不违父母意志，服从父母绝对权威的习惯。还要求幼儿自小养成敬奉双亲的习惯。《礼记·曲礼》中要求儿子对父母应做到“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即冬天应使父母温暖而不受寒，夏天应使父母凉爽而不受热，晚上要为父母铺好床，早晨要向父母请安。东汉时的黄香可以说是实行这种孝行的典范，《三字经》也说：“香九龄，能温席”。黄香9岁时，对父亲非常孝顺，寒冬时能用自己的体温为父亲暖被窝。因此他就被列为古代廿四孝之一，成了封建社会儿童学习的榜样。

注意从小培养儿童孝顺双亲的品德，是我国古代尊老孝亲传统道德意识的体现，同时，以此作为儿童道德意识形成的起步，也符合儿童道德形成的规律。当然，封建社会的“孝”从本质上说是“借正父子之论，以严君臣之分”突出父权的“孝”，旨在强化对皇权的“忠”，而且这种“忠”、“孝”，是不问是非的“愚忠”、“愚孝”，它完全扼杀了儿童的个性与自由，成为制造奴性和奴才的渊薮，这是我们应当批判的。

如果说孝是用以维系纵的家庭关系，占主导地位，那么悌则是用以强化横的家庭关系，居辅助地位。对幼儿进行悌的教育，主要是要求孩童自幼兄弟友爱，为兄者爱护弟弟，为弟者敬爱兄长。据说东汉时大文学家孔融4岁时，就能把大的梨子让给兄长吃，而自取小的。这则“孔融让梨”的故事在封建社会曾广为流传，并在学前家庭教育中作为进行悌的教育的典型事例而屡被引用。

家庭教育中强调悌德的培养，目的是为了使兄弟和睦，家族兴旺，个人日后能在社会上立身。“兄友弟恭”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和谐家庭关系的重要内容。

②崇俭

我国古代是个农业文明的国家，农村的稳定决定着朝廷的安危。农业生产艰辛，丰收得之不易，一如唐诗中所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故珍惜粮食，崇尚俭朴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

在封建社会中，父辈创下的家业，小辈坐享其成，难知其中的艰辛。“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如果不使小辈养成俭朴的生活习惯，他们就有可能成为败家之子，这也是许多家庭重视对儿童进行崇俭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使幼儿树立崇俭的观念，封建社会强调：生活的清贫、俭朴，常促人奋进、成才，而专尚奢侈则会使人堕入深渊。

为了培养儿童的俭朴生活习惯，对于幼儿的饮食与衣着，古人主张不能过于讲究，如《礼记·曲礼》中曾规定：“童子不衣裘裳”。这不仅是因其过暖不利于儿童发育，更主要的是因其华贵不利于儿童养成崇俭的习性。

③诚信

诚信就是诚实无欺。明人李贽说：“夫童心者，真心也。”幼儿的天性纯洁美好，绝假纯真，然而由于不正确的影响或幼儿自身因自夸或惧过之故，有时也会说谎，这是日后欺诈之心生长的萌芽，长此以往，其“童心”将逐渐失却。要维护此诚实无欺的“童心”，使之不失，长辈首先应该从正面进行教育。而由于幼儿年幼无知，难辨是非，长辈又应以自身诚实的行为来引导幼儿。《韩诗外传》中记载了一则孟母教子无欺的故事：孟子幼小的时候，有一次看见邻居家在杀猪，便问母亲：“他们杀猪干吗？”孟母随口答道：“给你吃。”继而又很后悔，她想：自己这是在用假话去欺骗孩子，也是在教小孩不诚实。于是便去买了邻居家的猪肉给孟子吃，以免对孩子产生不良的影响。

一旦小孩由于某种原因说了谎，父母应该及时训诫，予以纠正，以杜绝此类事的再度出现。宋代邵博在《闻见后录》中曾记载史学家司马光儿时的一件往事：当司马光只有5、6岁时，一次剥核桃吃，不会去皮，其姐要帮助他，他执意不肯。后来一婢女帮他用热水把核桃烫一下后，很容易剥去了皮。等姐姐再来时，见他已将核桃皮剥去，便问他是谁帮他剥的，司马光回答是自己所为。恰好父亲在旁边目睹了此事的经过，听到司马光的回答便厉声训斥：“你怎么敢胡说？”司马光从此再也不敢说谎了。

④为善

善，在封建社会主要是指合乎道义、合乎礼仪的事。古代学前家庭教育中非常注意使幼儿养成行善去恶的观念，经常教育幼儿除在家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外，在外凡是合乎道义的利人之事都应为之。由于孩童年幼，不可能做出惊天动地的大善事，故许多家长都非常重视教育幼儿行小善戒小恶，积小善以成大德，如三国时的刘备曾遗诏教训后主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西汉的贾谊在《新书》中还曾记载了这样一则古人教子为善的故事：春秋时期的孙叔敖，幼时在外玩耍，见到一条两头蛇，回家后向母亲哭诉：“我听说看见两头蛇的人必死，今我见到一条两头蛇，恐怕我活不了多久。”母亲问他蛇在哪儿，他说：“我怕别人又看见它，已将它打死埋掉了。”母亲说：“你不必担忧，凡积善行善的人，老天爷会予以保护的。”古人重视教育幼儿为善积德，积小德成大德，这无疑是很可取的。

（3）文化知识教育。(www.xing528.com)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官选拔是与文化考试紧密相连的，它促使人们异常重视知识（主要是儒家经典）的学习。于是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支配下，文化知识便成为众多家庭幼儿教育的主要内容。封建社会家庭对幼儿实施的文化知识教育，主要是教他们识字、学书、听解《四书》，以及学习一些名诗、名赋、格言等。

识字教育是文化知识教育的重点与起步。在有条件的家庭中，幼儿的识字教育一般在3—4岁时便已开始，并且有的家庭还很注意研究识字教学的方法，如清代学者蒋士铨4岁时，其母以竹丝代笔合成字，不仅能引起儿童兴趣，而且对于儿童清楚字的笔画结构亦有益处。此外，如清代学者崔学古、唐彪、王筠都曾对幼童识字教育进行过研究。

字书是封建社会幼儿识字启蒙教育的基本教材，历代颇为重视。南朝周兴嗣的《千字文》与宋代王应麟的《三字经》，以及无名氏的《百家姓》，简称“三、百、千”，则是古代蒙学字书编写的代表作，它们流传极广，甚至为朝鲜、日本所学习。这些字书虽不是专为家庭幼儿教育而编，但实际上许多家庭已将它们作为家教识字课本，原因在于这些教材编得生动活泼，而且均采用韵语，或三言句，或四言句，句短合仄，读来朗朗上口，便于幼儿记诵。此外，它们虽都按集中识字编排，但并非字的机械组合，而是把它们巧妙地组成富于思想意义的句子，由此介绍日常生活常规、自然科学知识和进行思想教育等。可见，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是分散与集中识字相结合的教材，这种编写方法很值得我们借鉴。

古代家庭教育中，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幼儿因手骨没有发育完全，执笔有一定困难，故识字教学与习字教学常常是分开进行的。一般的家庭在幼儿6—7岁时才开始教他用毛笔在纸上练习写字。教幼儿习字的程序大致是先教幼儿把笔，其次是教幼儿描红，第三步则是教幼儿临摹名家碑帖，最后才是脱离碑帖习字。不过，古时也有出于种种原因，在幼儿4—5岁时即以芦荻或木棒代笔在地上教其学书的，如南朝的道教思想家、医学家陶弘景，又如北宋文学家欧阳修4岁时丧父，母亲郑氏督教很严。因家贫买不起纸笔，即以荻画地教子习字，后因以“画荻”为称颂母教的典故。教幼儿识字、习字是为了使幼儿能及早阅读儒家典籍。在某些家庭中，或出于父母“望子成龙”心切，或由于幼儿特别聪明，当幼儿4—5岁已能识得一些字后，便开始教授《四书》、《孝经》等。

由于诗赋是科举考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故在家庭中亦极为重视对幼儿进行诗赋知识的启蒙。当时在家庭中主要是选择汉赋中的某些名篇、唐宋诗中的某些名家作品让幼儿背诵。最为常用的教材有《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和北宋汪洙的《神童诗》等。

在学前家庭教育中，当时除重视对幼儿进行文化知识的传授外，还着意于使幼儿养成乐学、勤学的学风。为此他们常常鼓励幼儿要从小立下大志，以此作为勤学苦读的目标和动力。同时他们还经常用许多古今学者珍惜光阴、勤勉学习的范例激励幼儿勤学、苦学，如颜之推在家训中就曾引古时苏秦刺股苦读，孙康映雪读书、车武子囊萤照书等事迹教育子孙后代勤奋学习，从小养成踏实勤奋的求学作风。

（4）幼儿身体保健教育。

古代学前儿童的教育内容是以思想教育与文化知识教育为主，但同时在许多家庭中也注意到教养结合的问题，强调注重对婴幼儿的身体保健工作。为了提高婴幼儿抗御疾病的能力，许多中医学者反对婴幼儿过饱过暖，民间也有“若要小儿安，常带三分饥与寒”的谚语。

游戏是学前儿童喜爱的活动，也是古代家庭中加强幼儿身体锻炼的一种重要方法。古时能起到锻炼身体作用的幼儿游戏主要有拔河、跳百索（跳绳）、放风筝、踢毽子、踢球（琢石为球，以足蹴之，前后交击为胜）等，许多游戏至今仍为幼儿所喜爱。

纵观封建社会学前家庭教育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它涵盖了德、智、体等诸方面，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内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体现了教育的连贯性。但古代学前家庭教育的内容又是偏颇的，它过于突出德育与智育，而且许多繁杂的教育内容过于成人化与教条化，使幼儿难以承受，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儿童的天性。

（二）封建社会的胎教

中国封建社会的学前教育继承了奴隶社会胎教的传统，并进一步向前发展，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了比较系统的古代胎教理论。由于时代的局限，古代胎教理论部分夹杂着封建意识和迷信色彩，但也积累了不少为当代科学所证实的合理的、宝贵的经验。

成书于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医学著作。该书结合气一元论和阴阳五行学说，对生命的成因、疾病的起源等做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指出人的某些疾病起因在胎儿时期，成为“胎病”。为避免“胎病”发生，保证胎儿健康发育，以提高新生儿的天然素质，有必要对孕妇的日常生活进行指导，通过母教实施胎教。这是中国最早从医学角度探讨胎教问题的论述。

唐代以后，随着医学的发展，妇科、儿科分化出来构成独立的研究科目，而这些科目的对象大都是与胎教有关的。医师们继承了前人有关胎教实施内容的基本观点，同时开展对妊娠生理特点和胎儿生理特点的研究，进而阐发胎教的意义、作用、内容和方式，增强了古代胎教学说的科学性。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他的《千金方》中，提出了胎教作用的一个基本理论，即“外象内感”。“外象”是指外界客观事物的影响，“内感”是指母体内的胎儿对外部客观事物的感应。“外象内感”的意思是说孕妇所接触的外界物象会直接感应到体内胎儿。孙思邈的胎教学说注重孕妇所处的外界环境对胎儿的影响，这一基本思想是正确的。

明代医学家万全重视孕妇的精神调节，从医学角度对孕妇情绪给胎儿的影响做出了较为科学的解释。他认为孕妇加强自我心理调节，注意控制情绪的波动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孕妇心绪和顺，胎儿才能健康成长。

古代的医学家们还十分重视孕妇饮食的调摄。宋代妇产科医师陈自明在《妇人良方》、元代医师朱震亨在《格致余论·慈幼论》中分别指出孕妇饮食的宜忌，北齐医师徐之才则在《逐月养胎法》中依据胎儿每个月的不同发育状态，为孕妇制定了相应的食谱。此外，他们还要求孕妇饮食应饮食清淡、饥饱适中，这样才不会使孕妇和胎儿受损伤。

总之，封建社会时期的胎教思想多持胎养和胎教相结合的观点，这种养教一体化的胎教观点，发展了前人的胎教思想，丰富了古代胎教的内容。而纵观古代胎教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国胎教由来已久，很受社会重视，有着相当程度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以下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和重视。

（1）注重外界环境对胎儿的影响。

在“外象内感”理论的指导下，古人强调要为孕妇创造一个尽可能良好的环境，避免各种不良事物对胎儿的影响。现代生理学的研究证明胎儿确实具有初步的感觉能力，能够对外界的影响作出反应。

（2）注重母体的精神因素对胎儿的影响。

这也是“外象内感”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古人要求孕妇一定要保持良好的、稳定的情绪，节制喜怒哀乐等情绪以及各种欲念的过度发作。这些做法也是现代胎教所提倡的。现代生理学的研究证明母亲的情绪波动会影响到胎儿的发育，因此，孕妇保持良好的情绪对胎儿身心发展大有好处。

（3）注重孕妇良好生活习惯的培养。

古代胎教强调孕妇的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习惯要有一定规矩，并且罗列了孕妇的种种禁忌，许多内容在今天看来近乎荒唐，如“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等，但这反映了古人深知孕妇的饮食起居、一举一动对胎儿的影响之大。因科学认识水平所限，故只好多立禁忌，以求平安保险。强调饮食清淡、饥饱适中、举措有常，这对胎儿是有益的。

（4）注重胎教和母教的结合。

古代胎教实际上也是母教，胎教对胎儿的影响是隐性的、间接的，对母亲的影响则是显性的、直接的。母亲在怀孕期间处于良好环境的影响下，进行生活常规的训练，情绪和性格上的陶冶以及知识的学习和道德的培养，这些措施必然能促进母亲在身体、品德、智能方面均有较大的发展，从而为子女出生后的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由此可见，它的作用不仅影响到胎儿的身心发育，还对婴幼儿教育以至整个家庭教育产生影响，具有长远的效应。

当然，古代限于科学认识水平的低下，特别是对胎儿生理心理发育缺乏系统的科学研究，因此胎教的理论和措施中也有不少非科学的东西。“外象内感”这一理论，强调客观环境对胎儿的决定性影响，应该说具有唯物主义观点，但过于绝对化，忽视了胎儿的遗传因素和自身的固有发展规律，无限夸大了“外象”的作用，以至认为胎儿“见物而化”，“因感而变”，不仅品德、才能可因胎教而定型，甚至相貌、性别也可由胎教来决定，这显然是错误的。至于一些稀奇古怪的禁忌，如食兔肉则子缺唇，食鳖肉则子短颈，食骡肉则难产，看神怪鬼戏及猴戏则子貌酷肖之，等等，将所接触事物的某些特征与胎儿、孕妇的某些疾患牵强附会在一起，都是违背现代科学的东西。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是我国古代学前教育大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儿童学前教育总的特点是：①打破了过去奴隶主贵族垄断学前教育的局面，使学前教育成为普通平民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②学前教育的内容大为丰富，涵盖了德、智、体诸方面，并出现了许多专为幼儿编写的用于思想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等方面的教材；③对幼儿的潜能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挖掘，学前教育内容的难度与广度均有较大的增加；④学前教育的实施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在实施过程中，总体上是重教轻养；⑤儒家思想规范指导着学前教育的实施。

思考与练习

1.试分析孙思邈的“外象内感”学说。

2.原始社会儿童社会公育的特点有哪些？

3.分析古代学前文化知识教育的利与弊。

拓展阅读

诸葛亮《诫子篇》

原文：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漫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译文：

有道德修养的君子，是这样进行修养锻炼的：他们以静思反省来使自己尽善尽美，以俭朴节约财物来培养自己高尚的品德。不清心寡欲就不能使自己的志向明确坚定，不安定清静就不能实现远大理想而长期刻苦学习。要学得真知必须使身心在宁静中研究探讨，人们的才能是从不断地学习中积累起来的；如果不下苦功学习就不能增长与发扬自己的才干；如果没有坚定不移的意志就不能使学业成功。纵欲放荡、消极怠慢就不能勉励心志使精神振作；冒险草率、急躁不安就不能陶冶性情使节操高尚。如果年华与岁月虚度，志愿时日消磨，最终就会像枯枝落叶般一天天衰老下去。这样的人不会为社会所用而有益于社会，只有悲伤地困守在自己的穷家破舍里，到那时再悔也来不及了。

主旨：

本文节选自《诸葛亮集》为家训。全文的主旨是劝儿子勤学立志，须从淡泊宁静中下工夫，最忌荒唐险躁，即扎硬寨，打死仗。这些话看似老生常谈，但出于父子之情，便是不同。

这一篇《诫子篇》充分表达了诸葛亮的儒家思想的修养。所以后人讲养性修身的道理，实话说都没有跳出诸葛亮的手掌心。后人把诸葛亮这封信上的思想，换上一件衣服，变成儒家的。所以这封信是非常有名的。他以这种文字说理，文学的境界非常高，组织得非常美妙，都是对仗工整的句子。作诗的时候，春花对秋月，大陆对长空，很容易对，最怕是学术性、思想性的东西，对起来是很难的。结果，诸葛亮把这种思想文学化。后来的八股文也是这样，先把题目标好，所谓破题，就是把主题的思想内涵的重心先表达出来。他教儿子以“静”来做学问，以“俭”修身。俭不是节省用钱，自己的身体、精神也要保养，简单明了，一切干净利落，就是这个“俭”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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