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谏一词最早出自《易经》。后来，孔子把态度和缓，小心谨慎的规劝，就称为降谏。
人天生具有猜测心理、防御心理，作为天下独尊的帝王，两种心理更甚。若是冒失谏劝，逆犯尊严，进言者不会有好结果。刘昼说得好：“言出患入，语失身亡；身亡不可复存，言非不可复追。”
进谏之难，难就难在：“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劝王改过，最稳妥的方式，就是在言谏中捉摸和探测对方的态度和反映，寻瑕伺隙，以求一逞。
《吕氏春秋》载：齐国人王满生求见周公，周公出宫接见他，说：“有劳先生远来，想用什么指教我呢？”
王满生说：“谈国内的事要在宫内，谈国外的事就在宫外，现在大王是谈国内的事呢，还是谈国外的事？”
周公引导他入宫，王满生恭敬从命。铺上坐席后，周公不引导他就座。王满生说：“谈大事的坐着，谈小事的站着。今天是谈大事，还是谈小事？”周公便引导他人坐。王满生就坐。周公又问：“先生用什么指教我呢？”
俗话说，不到火候不揭锅。王满生通过几次话语试探，认为劝谏到了火候，故意敲击一下周公，说：“我听说，圣人不等别人说什么就可先知，如果不是圣人，即使说了他也蒙在鼓里。现您想要我说呢，还是不说？”周公低头想了好一会没有回答。
王满生摸清虚实，便用毛笔在木简上写上“社稷将危”四个字，然后贴在自己的胸前。周公抬头看见所写的字，心有灵犀，连声说：“好，好，我恭敬地接受您的指教。”第二天便诛杀了奸邪之臣管叔、蔡叔。
王满生降谏周公，小心翼翼，投石问路，可说是既不失言，又不失人。
《诗·大雅》称：“白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意即白玉做的砖如果有了广些缺陷，可以设法磨去；但是说话出现的失误，就无法挽回了。古人又云：“一言而非，四马不能追；一言不急，四马不能及”。它们都是说，做臣子的，劝谏君王言辞不可不慎。古代谏官深请此道。
秦攻赵国长平，大败赵，大军凯旋而归，然后派人向赵国要求割让六座城池再议和。赵王犹豫不决。这时楼缓刚从秦国归来，赵王就找他商议：“给秦国割让城池好呢，还是拒绝好呢？”楼缓明白，这是个很敏感的问题，于是竭力回避：“这不是臣下所知道的。”赵王说：“话虽如此，你不妨试着说说心里话。”楼缓出于无奈，绕个弯说：“大王听过公甫文伯母亲的事吗？公甫文伯在鲁国当官，病死了，有十六个妻妾为他自杀。
他母亲知道之后，不哭一声，管家问道：“哪有做母亲的死了儿子而不哭的？”他母亲说：“孔子是贤人，被驱逐鲁国时，公甫文伯没有追随他，现在公甫文伯死了，却有十六个妇人为他殉情，可见公甫文伯对长者不好，只对妇人好。”所以啊，同一件事说法可以不同，人心也不同。我刚从秦国回来，如果说不割让赵国城池，实在不是好办法；如果说割让好，又怕大王认为我偏袒秦国，所以我不敢回答大王。但是大王一定让我私下表示意见，我认为不如割让。”
楼缓对割让城池早有定见，他深谙“事君之法，当务几谏，凡人尚不可面斥其过，而况万乘乎？”于是先讲个典故，试探一下赵王的态度，然后来个曲终奏雅，豁然意解。
《战国策·赵策四》载：冯忌请求谒见赵王，行人带他去会见。冯忌拱手俯首，想要说话却又不敢。赵王问他是什么原因，他回答说：“一位宾客介绍一个人去拜见服子，过后向服子请问那人的过失，服子说：‘您的那位客人有三件过失：望着我笑，这是不严肃；谈话议论不称引师说，这是背叛；交情浅而谈得深，这是迷乱。’宾客说：‘不是这样。望着人笑，这是和善；言谈不称引师说，因为说的是平常话；交情浅而谈得深，这是忠诚。’从前，帝尧在草野间接见舜，以田亩为坐席，以桑树为荫蔽，阴影移动之间，舜就接受了天子之位。伊尹背着鼎和砧板去谒见商汤，姓名还没有登录，就得到了三公之位。假使那些交情浅的人不可以深谈，那么天子之位就不能传受。三公之位也就不能得到。”赵王说：“说得很好。”冯忌说：“如今外臣与您交情浅而想要深谈，可以吗？”赵王说：“请允许我接受您指教。”于是冯忌才开始谈起来。
策士冯忌见到赵王后，先讲客见服子的一段故事，说明交浅言深极易受到误解；再举出尧见舜、伊尹干汤的事实从正面说明交浅言深的异常重要性，从而为自己进言奠定了基础。这是正式说谏之前善于作势。巧于应答的一个实例。(www.xing528.com)
《战国策》说到另一个降谏的故事。
魏国围攻赵国邯郸时，韩国宰相申不害想让韩王联合其中一方，以取其利，但又不知韩王是怎么想的，恐怕自己说出来未必合乎韩王的心意。
有一天，韩王问申不害，说：“魏赵争战，我帮助哪一方好呢？”
申不害谨慎地回避：“这可关系到社稷安危的大事，请允许我深入思考一下。”
“激雷不能追既往之失辞，班输不能磨斯言之既玷”。申不害自然要慎言。
离开韩王后，申不害不露声色地对大臣赵卓和韩晁说：“两位都是国家的辩才，作为大臣，说对了大王一定会采纳，这样做也是你们忠君的表现。”
于是，赵卓和韩晁分别把魏、赵之战的想法进谏韩王，申不害暗地里摸准了韩王的倾向意见，再把这种意见作为自己的见解谏于韩王，韩王果然十分赞赏申不害的主张。
降谏，往往成为逢迎之徒的敲门砖。对于帝王的过失，“忠谋则多方阻之，谀谄则曲意引之”。
唐宪宗继位后，一心振作朝政，谋划削平安史之乱后遗留下来危及朝廷统一号令的藩镇割据。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藩镇中力量较强的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后，其子副使王承宗请求袭其父职，宪宗急欲奏效，想从此下手改变藩镇的世袭制度，所以打算兴兵征讨王承宗。但以宰相裴珀为首的一批大臣认为时机未到，不宜马上进兵，而中尉(左神策军司令)吐突承璀为了夺裴珀的权，却竭力赞同宪宗的用兵提议，一时间朝臣意见不一，久议未决。
这时，有个官任宗正少卿的李拭从小道打听到宪宗的意向后，上了一道奏章，说：“王承宗不可不讨伐，吐突承璀是陛下的亲信，完全可以委以统军重任，谁敢不从？”
唐宪宗将这份奏章拿给翰林学士们看，说：“此人是个奸臣。他明明知道我要任命吐突承璀将兵，所以上了这么一道奏章。你们记住，此人以后不得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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