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商业与智识的共生态势

至少在四分之三个世纪里，商业被大多数美国知识分子贬斥为智识的宿敌；商人自身早已接受了这一定位，以至于如今这种敌意仿佛已是天经地义了。毋庸置疑，商业目标和智识目标之间存在着某些本质上的不和谐：它们追求的价值观相异，势必会产生冲突；并且智识对于任何机构性的组织和固定的权力中心而言，始终是潜在的威胁。然而，这种敌对也伴随着一定程度上的相互依存，不该总是处于公开的争斗模式。强化或弱化这种对立的历史环境，与对立产生的基础同等重要。美国的工业化时代背景让企业家成为思想和文化的劲敌，他们的地位是如此重要和强大，使得其余的对手竞相退场。

几年前，商业记者约翰·张伯伦在《财富》杂志上抱怨，美国的小说家一直以来对美国的企业家极为不公。他指出，在美国近代所有的虚构作品中，商人几乎总是被刻画为粗鲁、市侩、腐败、掠夺、支配、保守和不道德的。从德莱塞的《欲望三部曲》到现在的长长的商业小说书单里，张伯伦只找到三部是描写正面的商人形象的：一部是某流行小说家的毫无反响之作，其余两部是威廉·迪恩·豪威尔斯的《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辛克莱·刘易斯的《多兹沃斯》（Dodsworth）。⁽¹⁾但这两个例外的昙花一现，也印证了张伯伦的抱怨。《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成书于1885年，当时，小说家和商人的关系尚未破裂；5年后，豪威尔斯发表的《时来运转》中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变色龙商人形象，其后又写了一些含糊其辞的社会主义者的社会批判之作。最终，是辛克莱·刘易斯在他的《巴比特》一书中为这个世界创作出了美国小城镇、小企业的奸商原型。

张伯伦写道，总体上，小说家对商人的描绘是教条式的（他称之为“一种干巴巴的教条主义态度”），而不是基于对商业的实地观察或对商人的切身了解。这一指控所揭露的不当目的，也许主要出于张伯伦自身的臆想。我们的社会中不存在作家和商人和平共处的单一精英团体；如果现实中的商人未能在美国小说中现形，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作家鲜少涉足商人社会，几乎没有近距离观察的机会。这种敌意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妄断商人缺乏或未使用自我防御和报复的手段是不符合事实的。

但张伯伦的主要观点是言之有理的：这个国家的社会小说里所描绘的商人形象，传递出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遍态度，在不同时期表现为民粹主义的、进步主义的或马克思主义的，有时则是三者的不同组合。内战后的工业发展之初，商人和文人间的嫌隙持续加深，到了进步主义和新政时代，企业家和自由知识分子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紧张关系愈加一触即发。在繁荣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并未过多地参与政治冲突，即使把企业家描绘成奸商也能与之相安无事。在政治或经济低谷，冲突加剧，商人也无情地加入了掠夺者行列。商业和智识的价值观被视为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这边是钱权至上的人，只在乎做大、逐利、增长和空洞的乐观主义；那边是思辨的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文明进程投不信任票，自许为素质和道德价值观的卫士。知识分子对商人为了利己而形塑文化、令其符合自身标准的伎俩了然于胸。商人无处不在，他们让政党的金库充盈，他们拥有或掌控有影响力的媒体和大众文化机构，甚至占据大学董事会和本地学校董事会的席位，指挥文化哨兵并向其提供赞助，他们的话语权遍布最终决策权的所在之地。

当代商人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有实际贡献的人，是全国人民的恩人，他们肩负巨大的责任，却苦于饱受反复无常的素未谋面之人的敌意，发现自己很难把这种观点当真，即他们这种人总能我行我素。他们眼见自己被福利国家的官僚制度所淹没，而这制度当然不是他们创造的；觉得自己被强大的工会逼入绝境，并经常受到知识分子煽动的公众的质疑。他们可能也知道在过去——例如安德鲁·卡内基的年代——伟大的商界领袖便是文化英雄，尽管也会遇到一些敌意。那个年代的商人是全国的显贵和贤能，几乎生活的方方面面问题都要向其请教。然而，自亨利·福特时代之后，这种英雄形象化为乌有，福特本人亦是这一类型的最后一位代表。商界人物只有在涉足政界或公共体系时才会登上新闻头条。例如，查尔斯·E.威尔逊1953年任国防部长时，他在《纽约时报》的曝光度是3年前作为通用汽车总裁时的10倍之多。⁽²⁾富人在政治上也许还是可以接受的——正如约翰·F.肯尼迪、纳尔逊·洛克菲勒、阿弗里尔·哈里曼、赫伯特·雷曼、G.曼宁·威廉姆斯——但这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人：他们是财富的继承者，通常因为自由的政治观点才受到瞩目。

商人时常认为自己是在知识分子营造的敌对氛围下，被知识分子及其同盟拉下神坛的。若然如此，他们就高估了知识分子的实力。事实上，损毁商人威望的主要是他们自身的成就：正是他们建立了巨型企业，这些缺乏人情味的机构在框定了他们的职业生涯时，盖过了他们的个人声望；正是他们自己不断鼓吹美国生活方式和自由企业，让这些虚浮的抽象概念尽人皆知，模糊和消减了企业家的个人声誉。曾经是伟大的人创造财运，如今是伟大的体系创造好运之人。

然而，智识和商业之间的紧张关系，却包含了一种不体面的亲密，其标志是如此多的知识分子正在反抗他们成长的商业家族。在商业和智识之间，实际上发展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共生态势。在美国，政府在艺术和教育上的作为远不如欧洲，文化始终依赖私人的捐助；近几十年来，即便知识分子以抨击商业为其要务，这种依赖性也丝毫不减。批判性知识分子的地位十分尴尬：为了工作和生计，他们把一只手伸向已故商人——诸如古根海姆、卡内基、洛克菲勒、福特以及其他一些赞助人——名下的赞助机构；但出于对高标准和价值观的追求，他们的另一只手又常常攥成拳头。智识和艺术的自由，无疑等同于批判和抨击、毁灭和重建的自由；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日常要务仍是雇员、门生或受益人——甚至是商人。这种扯不清的关联也影响了商人。他们重视个人声誉，惧怕并厌恶批评，又常仗着自身权势嚣张傲慢，却能清楚地体认到赞助教育和艺术将会增加他们的声望。若不含讽刺地说，他们亦是看顾传统道德规范的继承者，时常觉得有责任把财富用于行善。他们对思想并非全无尊重，在现代科技环境下，无论如何他们也必须或多或少地定期从饱学之士那里寻求实用的建议。最后，从更人性化的角度讲，他们同样对并非买来的敬重抱有一种天生的渴望。

商人的反智主义被狭隘地诠释为对知识分子的敌意，这主要是一种政治现象。但将其宽泛地解读为对智识本身的怀疑，乃是缘于美国人在生活的细枝末节上对实用主义和亲身体验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对实用性的过度偏好往往仅归因于商业，但其实在美国几乎无处不在，只是某些细节因应社会阶层和历史背景而有所不同。就其本身而言，对实用性的某种有益的尊重无需辩护，也不应受到轻视，只要它不渴望排他性，只要人类在其它方面的体验不被诋毁或嘲笑。实用主义热情是一项美德；在我们的历史上，践踏思想的是把实用主义神秘化的倾向。

即使我将商业视为我们文化中反智主义的急先锋，也并不是想夸大它的作用。美国文化受惠于赞助教育和艺术的一小部分富人，这足以即刻构成一种反作用力。强调商业反智主义的主要原因，不是在于它表现得更反智，或是它比美国社会其它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功利，而仅仅是因为商业是美国生活中最强大、最普遍的兴趣。这真实地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实用性要求在美国生活中具有排他性的力量，二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商人为反智主义运动注入的能量，超过了其它任何社会势力。“这里本质上是一个商业国家。”1920年，沃伦·G.哈定曾这样说道，与之呼应的是卡尔文·柯立芝⁽³⁾的名言：“美国的事业即是商业。”⁽⁴⁾至少在1929年之前，正是这种商业的大势令其分外值得关注。

美国商业反对智识的论断之所以成功，原因之一是它在许多方面与传统的民间智慧不谋而合。例如，商人有关高等教育和职业化的言论中，所表达出的对智识的感受亦是大众的普遍感受，正如爱德华·柯克兰所说：经常为教育系统投票的人，也是把孩子们带离学校或是不让他们上大学的人。我们不必惊愕地发现，像亨利·乔治这般“激进的”劳工改革派会劝告自己的儿子，既然大学会让他的头脑里塞满将来需要再弃置的东西，不如直接去报社工作，去接触现实世界；一位商业大亨也许会给出同样的建议。⁽⁵⁾

但凡有商业文学竭力主张上述的实用性考量，对思想的恐惧和对文化的鄙夷便会迅速浮现，成为无处不在的基调。它们依附于美国人对文明和个人宗教的两种普遍态度之上——首先，是对过去的一致贬低；其次，是一种自立自助和个人发展的心态，在此心态下，即使宗教信仰亦沦为实用的工具。

让我们先来检视美国人对过去的态度，这种态度深受我们技术文化的塑造。美国常被称为没有纪念碑或遗址的国家，意即没有那些不可忽视的人类先祖的精神遗存，而这些恰恰是所有欧洲人的生存之本，至少在最宽泛的表象上，就连最平凡的农民和工人都无法避开它们所隐含的意义。美国是逃离过去之人的国度。它的人民，是那些毅然决然选择通过移民将历史从人生中抹去的人。⁽⁶⁾当美国人的脑子里只关注未来，他们发现自己被广袤的土地和丰沛的资源包围，却受困于劳动力和技能的匮乏。他们格外重视以技术知识和发明能力来实现国家的财富，打开通向丰饶的未来之门。技术、技能——大美国主义所需的一切“专项能力”——都很受欢迎。过往被认为可鄙的不切实际和缺乏创造力的，应全盘推翻。需要承认的是，美国人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显现出来的对过往的藐视，至少在有些方面是值得辩护的，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值得褒扬。所面临的危险并不完全是一种旨在摆脱历史包袱的技术或唯物的野蛮主义。美国人的态度代表了不少意涵，包括一种共和主义和平权主义，是对君主专制、贵族阶级以及对人民的残酷剥削的抗议；一种对迷信思想的理性抗议；一种对旧世界的被动和悲观情绪的积极且具有前瞻性的抗议；它昭示了一种活力旺盛的自然心态。

然而，就其后果而言，这种态度是反文化的，即使其初衷未尝如此。它刺激了一种智识形态的发展，这种形态，过去常常被简单地视为一座混乱、腐败和剥削的博物馆；它导致了对一切无法转化为实用智慧的思考的蔑视，以及对一切无法动员起来促成进步的热情的轻慢。这种对待人类事物的看法，迅速催生了这样一种认知——生活的表象和本质均在于实质上的进步；它也滋养了一种自大的观念，即只存在一种值得推崇的生活方式，那就是美国方式，而其它地方的人民主动摒弃了这种方式。⁽⁷⁾许多美国人认为，文明的真正秘诀在专利局里。1844年，一位演说家在耶鲁告诉大学生们，他们可以在那里窥见未来：⁽⁸⁾

哲学时代已成历史，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存在的印迹。荣耀的时代已消失无踪，留下的只是人类受难的悲剧传统。务实的时代开始了，我们无需动用太多想象力，就能预料它将与时间共存，与尚未揭开面纱的自然界奇迹一样熠熠生辉。

无论何地，随着机械工业的兴起，都在功利性和传统性之间画出了一条分割线。大体而言，美国站在了实用性、改良与发明、金钱与舒适这一边。显而易见，机械的日益先进正在摧毁往昔的惰性、不适和残酷，但未被充分理解的是，机械也造就了新的不适和残酷，打碎了传统与理想、情感与忠诚以及审美的感触。在这方面，欧洲和美国的标志性差异或许在于，在欧洲，始终存在一种抗击工业化丑态的强烈的浪漫主义及道德主义传统的制衡——这一传统，由诸如歌德和布莱克、莫里斯和卡莱尔、雨果和夏多布里昂、拉斯金和斯科特这些多姿多彩的人物传承下来。这些人用以对抗机械化的，是对语言和本地化、古董和纪念碑以及自然美的热忱；他们保留下来的传统能抵抗资本主义工业化，能质疑工业进步对人类的影响，能在道德、审美和人性上揭竿而起。

我并不是说没有美国人在做同样的事。一些作家确实对自以为是的进步理念发出了声讨，尽管在他们中间有人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徒劳和孤立，感到自己是在反对主流。纳撒尼尔·霍桑也许会埋怨作家的艰难处境，正如他在《玉石雕像》的序言中所写的那样，这个国家“没有阴影、没有古物、没有神秘、没有绚丽而又令人懊丧的过失，除了光天化日下一片平淡无奇的繁荣，一无所有”；赫尔曼·梅尔维尔也许会像他在《克拉瑞尔》中那样，要求警惕

被流行科学

粗俗化——野蛮化的人

而他对科学进步主义的回应是：“你们不过是在操练新的匈奴人”；亨利·亚当斯后来或许会以隔岸观火的嘲讽和退避三舍来看待美国的情势——但他们中间无一人把自己想象为代言人。梭罗的《瓦尔登湖》是人道的抗辩之声，是铁路网线之下埋葬的无数亡魂的憧憬。他对美国人对未来的热情免疫，反对全国上下对运动、扩张、技术和功利的偏好。1853年，他写道⁽⁹⁾：“这个国家的全部上进心，

并不是向上的，而是向西的，朝着俄勒冈、加利福尼亚和日本等方向，不论是靠双脚步行还是太平洋铁路，对此我全无兴趣。它并没有被任何思想照亮，或是被情感温暖，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人们为它献出生命，甚至自己的手套——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拿起报纸。这完全是异教徒的——一种沿着伟大的西部路线奔向天堂的喧嚣。不！他们也许可以走上自己的命运之路，但我相信那不是我的。

保守的古典主义者和东方主义者泰勒·路易斯本着某种类似的精神，反对美国在吹嘘其个人主义的同时，通过其功利主义教育鼓励“千篇一律的平庸”。他质问：“当每个孩子都被教导去不断重复这种毫无意义的自我标榜，失却了个人思想的所有特异性，就因为人们除了对进步的空洞想法、对过往的蔑视及对不确定的未来的盲目推崇之外再无空间接受其它，那么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如何能指望找寻到真正的原创力？”⁽¹⁰⁾然而，这些抗议应者寥寥。安德鲁·卡内基称，“无知的过往的主要功用，不是教导我们去接纳什么，而是去逃避什么”；这位石油大亨认为，让学生“埋头研读已发霉的灭绝语言，学习令人恶心的神话故事以及过去一切野蛮的东西”毫无价值；詹姆斯·A.加菲尔德并不希望鼓励美国年轻人“用逝去年代的生活，而不是我们自己时代的启迪和冲劲，来滋养他们的灵魂”；亨利·福特告诉一位采访者“历史或多或少都是废料，是传统”。上述这些人才是主流。⁽¹¹⁾

一旦国内有颇具代表性的声音响起，这种对无机器的过往的屈尊俯就之感以及对技术进步的希冀，很可能早晚有机会跻身主流。最为真切的呼声来自马克·吐温，他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多年前，范维克·布鲁克斯在其非凡之作《马克·吐温的煎熬》中的一个令人难忘的章节里，谴责马克·吐温“对文学的热情不过是对机械的热情而已：他全盘接受了当代人的幻想，以为机械的进步等同于人类的发展”。布鲁克斯引用了吐温对派格排版设备⁽¹²⁾的狂热，后者认为这超越了人脑设计出来的其他一切东西；接着又引述了在诗人惠特曼70岁生辰之际，吐温写给他的古怪书信，信中祝贺惠特曼生活在一个物质利益多元化的时代，包括“令人惊叹的、种类繁多的煤焦油产品”，但未曾提及这个时代的非凡之处还在于造就了沃尔特·惠特曼这样的人。⁽¹³⁾

在这一点上，布鲁克斯的观感一如他对马克·吐温的其它观感，基本上正确无误。只是这封信对惠特曼而言，应该不会显得那么反常。30多年前，惠特曼就曾以几乎相同的笔触写道：⁽¹⁴⁾

想想过去6年来为我们带来的无数舒适和奢华的发明创造——浴室、冰屋和冰桶——捕蝇器和蚊帐——门铃、大理石壁炉和滑动工作台——专利的墨水台和婴儿连体衫——服务设备和马路清扫设备——一言以蔽之，只消看一眼专利局卷宗的厚度，上帝保佑让你们幸运地生活在1857年。

尤为有意思的是，马克·吐温的想法折射出他对技术统领一切思想的忠贞不二。我用的是“折射”一词而非“体现”，因为他太过道德说教，而且是个悲观主义者，无法想象机械的进步是一个万灵的终极答案。他是个矛盾之人，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在热切地拥抱商业工业化的价值观的同时，又对它们嗤之以鼻。他对技术进步最广义的评价，见于《亚瑟王朝廷里的康州佬》，他将19世纪的美国北方技术人员思维和6世纪的社会相提并论，以讥讽这两种文明。这个故事的道德担当在于，人类的劣根性和轻信必将超越机械的进步；只是在故事的辩证性上，享有一切优势的是康涅狄格佬，他们凭借对蒸汽动力和电力的掌控，建立了一个仁善的专政。“我在位所做的第一件正式的事——而且也是在我执政的第一天——便是设立专利局；我知道，一个没有专利局和好的专利法的国家就像只螃蟹，除了来回横移，其它方向都去不了。”⁽¹⁵⁾诚然，吐温对他刻画的北方佬主人公颇为矛盾；尽管如亨利·詹姆斯尖锐地指出的，身为作家的他思想也许不太成熟，但他不至于天真到不明白工业发明至少有其局限性。⁽¹⁶⁾不论如何，康州佬享有思想上和道德上的优越感，以期唤起我们的同情心。马克·吐温的民族自尊心也在书里有所体现——他写信给他的英国出版商，称这部作品不是为美国写的，而是为英国写的；是对英国人批评美国的回应（尤其是马修·阿诺德那类人，虽然他并未明说），意在“撬动英国，提升一点这个国家的男子气概”。他原本可能要嘲讽整个人类以及（尤其是）北方佬的工业主义，但这些意图实际上被一种冲动吞没了，以此证明后来所称的美国生活方式。虽然此书对近代美国的种种劣迹进行了旁敲侧击，但它主要是对欧洲和过去时代，对那个充斥着肮脏、迷信、残酷、无知和剥削的社会做出的回应。假如马克·吐温的初衷是一视同仁地嘲讽6世纪和19世纪的社会，那么他的方式有误。但我们更易相信，他的敌意大多是朝着一个方向的；这样的诠释更符合他对派格排版机的狂喜，他指望靠它赚个几百万，却在上面亏了好几千。这也更符合《傻子出国记》里的基调，作家在书中承认，他更关心欧洲的铁路、火车站和收费公路，而不是意大利的一切艺术品，“因为我可以理解前者，但没有能力欣赏后者”⁽¹⁷⁾。这也可能有助于阐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结尾处那高潮过后的一长串情节一个方面，在这本书中，汤姆·索亚醉心于欧洲浪漫故事中陈腐的英雄主义，坚持认为黑奴吉姆是用他认为唯一合适的方法解救出来的，不论其仪式步骤多么繁琐；而对哈克贝利·费恩质朴的常识性的提议却弃之不顾。这段浮夸的荒诞情节因偏离了此书的基本道德主旨而遭到诸多诟病，但对马克·吐温而言，其意义重大。汤姆·索亚代表了传统文化的不切实际，哈克贝利则展现了本土美国人把握现实的天赋。

马克·吐温所表达的，无疑是美国人一种普遍的矛盾心态。它的主要信条，是对专利局和未来的强烈憧憬；但许多美国人也和马克·吐温一样，对主要在东部地区蓬勃发展的绅士文化心怀某种孺慕之情。（克莱门斯⁽¹⁸⁾自己企盼与这种文化“交好”，却又不知怎的将其变成了讥嘲，酿成了我们历史上最痛苦的对峙之一——即他在惠蒂尔⁽¹⁹⁾生日上的演讲铸下了大错。）这种文化有其局限性，然而，在马克·吐温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它是这个国家熟知的唯一的高层文化，且在很大程度上仰仗商业阶层的支持。

在缺乏强大的世袭贵族和政府赞助的情况下，美国的艺术和学术环境依附于商业财富，因此，美国商业阶层的个人文化层次自始至终对智识生活的发展尤为重要。建国伊始，美国即为一个必须依靠劳动的社会，但早在18世纪中叶，艺术和学术发展的物质基础便在沿海城镇建立，为一种对文化感兴趣的商业社会奠定了基础。早在1743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曾概述过一个在殖民地内部促进科学发展的合作计划，他观察指出：“定居新殖民地的第一件苦差事，即把人们的注意力限制在生活必需品上，现在已经结束了；每个地区都有许多人安居乐业，有闲暇来发展艺术和提升大众知识的储备。”⁽²⁰⁾沿海城镇在大英帝国时期就已是大型区域，在那里，商人和专业阶层对学术、科学和艺术的进步怀有强烈的兴趣，正是这样一个群体，为新大陆的赞助模式开创了先河。

支撑这一群体的是商业财富——必须强调的是，掌握这些财富的人，并非一致认为追求生意和财富积累才是人生的终极目的。对于部分商人而言，做生意被认为是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则是通向生活的一种方式，是多方面生存的其中一面，也许只是这种生存的一种手段。积累大量财富后退休之于后者至少是一个可以设想的目标。安德鲁·卡内基便是其同时代的富豪中尤为突出的一位，尽管未能践行，但至少他在口头上奉行着这样的理想。当33岁的他年收入5万美金时，他这样写道：⁽²¹⁾

继续为生意操碎心，并把我的大部分心思完全放在如何在最短时间内赚到更多的钱上，必将使我堕落到无药可救。我将在35岁时退出商界。

这种想法对意志坚定的从商者来说毫无意义，而这样的人一直存在于美国。但卡内基所表达的理想依然振聋发聩。波士顿、纽约、费城和查尔斯顿的老派商人，通常都是多才多艺的都市人，与欧洲和东方的贸易往来造就了他们开放的思维。帆船时代慢节奏的业务流程，虽然很快就因19世纪中期迅猛发展的沟通技术而提速，但追求商业成功和尊贵的赋闲生活并无冲突。在18世纪晚期阶层相对固化的社会里，上层商人阶级的一大部分是财富和地位的继承者，为自己的商人角色增添了教养、闲暇和教育的优势。再者，18世纪的商人常常积极涉足政治；他们心系执政者、立法、行政及商业，行动上广泛参与，思想上惯于自省。

19世纪早期，商人作为文化人和文化促进者的理想依然延续。这一理想的代言人在宣扬敬业、节俭和持重的清教价值观以及鼓励赋闲、文化和多才多艺的绅士型理想时，并未感到任何违和感。这种生活理念，在领先的商业期刊《亨特商人杂志》（Hunt's Merchants' Magazine）的专栏里有所体现。⁽²²⁾其编辑和出版人弗里曼·亨特，是马萨诸塞州一位造船人之子，他和19世纪其它许多出版商一样，是从印刷机买卖入的行。他身上混合了新英格兰的智识与商业传统，外加白手起家者的实干经验；亨特童年时父亲便去世了，他必须自力更生。1839年，亨特的月刊创刊号把商业描绘成一种崇高的职业，能提升思想、拓宽理解力，并增加人的“知识储备”。“我们的首要目标之一，”他写道，“将是提高和升华商业品格。”他强调了“诚实和高度荣誉感的重要性，在一切领域皆当如此，然而也有人空有其名，与高尚可敬的商人标准相去甚远”，商业亦是“一个包含和需要更多样化的知识的行业，其对有关土壤、气候、产能和别国消费情况——对世界各国历史、政治风貌、律法、语言和风俗习惯——的基本信息的需求，不亚于任何其它……”。他自行肩负起了维持这一行业的智识和道德水平的使命。“不论［未来要接替老一辈商人的］年轻人的思想在何处生根发芽，他们都会发现我们……尽我们所能地帮助初出茅庐的商人投入这项高尚而可敬的职业。”⁽²³⁾他的著作之一别有意味地取名为《价值与财富》。后来的作者们反复重申“商业和文明携手并进”的思想。多年来，亨特的杂志开办了涉猎广泛的“文学栏目”，讨论具有智识价值的书籍。它还报道纽约商业图书馆协会赞助的讲座。一位牧师的文章《闲暇—好处与滥用》被认为具有重要意义而被刊载。一篇有关“商业的优势和助益”的文章称，“在伟大的启发性原则之上发展商业的任何一国，在通识研究和探索上都是成效卓著的”。在此尤为重要的是，商人的作用是正当的，不仅在于他对物质的贡献，甚而因为他在职业追求上的荣誉感和诚信，更在于他还是商界之外的一个更普遍的文化的推动者。⁽²⁴⁾

旧式商业理想中有一套对务实、道德和文化的强制责任，看起来似乎难以践行，但有足够多的人，尤其是沿海大城镇里的人，他们能够实实在在地身体力行并予以发扬光大。例如，我们会想到波士顿巨富、影响力非凡的阿普尔顿兄弟——塞缪尔（1776—1853）和内森（1779—1861）。塞缪尔在政商两界都很活跃，60岁时选择离开商界，将余生投入慈善事业，并为学院和研究院、学术社团、医院和博物馆慷慨解囊。他的弟弟内森，高度关注科学、政治和神学，资助了波士顿图书馆、马萨诸塞州历史协会及其它文化组织。内森曾说，若非偶然涉足了棉花行业，他做生意赚的那20万美元已让他知足了。亨利·亚当斯和布鲁克斯·亚当斯的外祖父彼得·查顿·布鲁克斯（1767—1849），其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爱德华·艾弗雷特、纳撒尼尔·弗罗辛厄姆和大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鉴于和生意保持了足够的距离，他36岁即退休（后又回归了几年），把时间都花在了公共服务机构、慈善和两位女婿的政治生涯上。这些人尽管在商界汲汲营营，但依然有能力全身而退。文化成就的理想之光，从未在他们的脑海中褪色。爱默生对才华横溢、有教养的商人和铁路大亨——约翰·穆雷·福布斯（1813—1898）的有力赞颂，意味着知识分子和商业理想的最佳代表之间的和解是有可能的：⁽²⁵⁾

他去到哪里，便施惠哪里。毫无疑问，他精通骑术、射击、航行、内务和行政事务，但同时也是企业里最优秀的演讲者……然而，我告诉自己，因为他对人的同情、对文人和科技人员的尊敬，如此不含戒心，再无可能在其它任何企业里遇到可以超越他的人。我认为，这个国家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诞生了他这样的人物。

在纽约，商业理想的杰出范例是著名的日志作家菲利普·霍恩（1780—1851）。霍恩的经历展示了一个扎根于本地的贵族体系是如何善于吸纳有才华的新人的。生为一名收入拮据的工匠之子，这位新贵无可比拟地实现了有识商人的完整人生。19岁时，霍恩与一名兄长一起投身进口生意。40岁上，他以50万美元的身家退休，开启了盛大的欧洲旅行计划。霍恩16岁后就未曾上过学，然而，他不像典型的自立更生之人那样满足于现状。“我深知自己的不足，”他在1832年写道，“我愿意用我在这世上的半副身家，换一个接受过传统教育的优势。”⁽²⁶⁾但在他的例子中，对阅历的顽固偏好弥补了正规教育的缺失。数年来，他藏书颇丰，广泛且智慧地阅读，艺术藏品少而精，此外他还经常光顾歌剧院和戏院，成为纽约社团的指导、哥伦比亚大学的理事及多个慈善项目的赞助人。他的家成为作家、演员、外交家及重要政客的聚会场所。他活跃于政界，曾任助理市议员，并曾短期出任纽约市长，在招待和指导诸如韦伯斯特、克莱和西沃德这样的辉格党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和许多同类型人一样，他的见识也许颇多人为和造作，但若无这类人的资助和志趣，美国的文化和智识生活将会陷入更严重的贫乏。

福布斯和霍恩这样的商业人生，也许可以用来回击托克维尔的陈述，即“美国没有一个……阶级，将对智识的追求与世袭的财富和赋闲代代相传，能令脑力劳动者与有容焉”⁽²⁷⁾。但对于托克维尔，“世袭”一词无疑至关重要，霍恩和福布斯这一类型的社会人总体上无以为继，是为结果。这在1830年代就已初现端倪，当时，托克维尔访问美国并写下了他的不朽论著；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愈发显而易见。随着贸易重要性的相对下降以及制造业的崛起，受到海外贸易日益扩大和都市化影响的商界人士逐渐减少。美国经济和美国人的思维开始转向国内，变得更为自给自足。商业在内陆向外阿勒格尼地区和中西部疾速推进，文化机构与闲暇时的思想爱好并未随行。人力与物资比机构与文化的行动速度更快。阶级壁垒的破除，新业务机会向普通人开放，意味着商界和社会各阶层挤满了新贵，他们的品味和习惯在社会中越来越处于支配地位。早些年，尤其在沿海城市，根基强大的本地贵胄尚有实力吸纳、塑造和培养霍恩这样的新贵。当波士顿、纽约和费城成为盛极一时的文化中心，内陆地区的新城市还是一片荒芜，在那里，新兴人群和贵族后裔站在了同一起点，且新贵多次跑赢了贵族。当然，一些像辛辛那提和列克星敦这样的内陆城镇以自己的方式成长为文化中心，只是它们的实力略显薄弱。在内陆社会，新近成功的商人对于提高自我修养、让后代通过与专业人士或商业贵族联姻而进入上层的需求和机会都不大，虽然这在波士顿司空见惯。一切都是崭新而原始的。

一切不仅崭新原始，而且越来越动荡和危险。甚至像霍恩这样的人，也因时局不稳而连遭打击。在1830年代，他损失了约三分之二的财富，即使他为此重出江湖，也再难复制早年的成功。在美国罕见的商业投机时代，财富的攫取和失去都易如反掌。商业流程加速，业务更加专门化。以往，对于那些适应了穿越大西洋的时长的进口商来说，在其间享受一段闲暇时光常常是可能的，但这种闲暇对于几乎在每个转折点都面临着新威胁或新机会的人来说已不存在了。生意需要更多的照看。商界人士某种程度上退出了以前作为官身直接参与政治的行列，并在更大程度上退出了文化生活。1859年，英国旅行家托马斯·科里·格拉顿对年轻美国商人的观察是：⁽²⁸⁾

他们做生意如同做苦力，对政治充满狂热。他们结婚。他们宣称绝不参加派对。他们放弃衣着上的一切虚饰。他们不能强迫皱纹和鱼尾纹爬上脸庞，但他们装模作样并很快就显露出一副沧桑、热切和憔悴的面容。他们的气质、举止和谈吐一成不变。他们并不宽广，不论是肩膀、信息量还是野心。他们的身体机能被压制，思维能力被禁锢。大脑的一小部分十分活跃，但其它部分如同一潭死水。唯有赚钱的才能得到了发展。他们没有能力吸收更广博或任意的知识。一切都仅限于贸易、金融、法律和小范围的本地信息。艺术、科学、文学，对他们而言，几乎是已作古的词语。(www.xing528.com)

与此同时，商业出版物的文化基调也消失不见。曾享有颇高知名度和严肃性的亨特杂志的文化专栏，也任由这种特性走向衰落。1849年间及之后，原先在每期约占8个版面的书评，缩减为四五个版面，后变为两个半版面的敷衍式短评，直至在1870年的倒数第二期上彻底消失。那年末，杂志与《商业和金融纪事报》合并。《亨特商人杂志》曾是月刊，新杂志为周刊。出版商在旧杂志的最后一期这样解释：商业通讯的速度加快，已使得商业月刊跟不上时代了。⁽²⁹⁾新杂志也编辑得颇有智慧，但对文学的关注度几乎为零。

美国社会被商业统领得越彻底，就越不认为需要依循外部的价值观来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早年，它在这样的宣言里寻求庇护，即热衷贸易是为了服务上帝；后来，服务对象变成了品格和文化。尽管这一论断并未消失，但在商业规则里不再显眼。当商业成为美国生活中的主线，当一个庞大的物质帝国在新大陆崛起，商业的合法化越来越依凭纯粹物质的内在标准——它所产生的财富。为美国商业辩护的立足点曾在于其造就了高标准的文化，如今主要在于其产生了高水准的生活。⁽³⁰⁾没有几个商人会迟疑不决地说：物质繁荣的发展，即使本身并非一种道德理想，至少也是其它一切道德理想的前提。1888年，铁路大亨查尔斯·埃利奥特·珀金斯这样诘问：⁽³¹⁾

难道伟大的商人、制造商和发明家为这个世界所做的，不比牧师和慈善家更多吗？……难道我们还用怀疑，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成本降低，是文明和进步最有力的推动者吗？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比起饥寒交迫者，温饱和富足之人会是更好的公民，这一事实难道不就是答案吗？贫穷是世上大多数犯罪和悲惨生活的导火索——降低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成本即是在消灭贫穷，没有其它方式可以做到，完全没有。历史和经验表明，随着财富的积累和价格的降低，人类走向进步……在思维习惯上，在对他人的同情上，在对公平和慈悲的观念上……物质进步必须先行……其它一切的发展都立足于此。

在富兰克林认为文化进步的物质基础已经建立的大约一个半世纪之后，物质前提的必要性以这种前所未有的确信被表露无遗。

(1)　“The Businessman in Fiction,” Fortune, Vol.XXXVIII（November, 1948）, pp.134-148.

(2)　Mabel Newcomer：The Big Business Executive（New York, 1955）, p.7；有关企业高管权威的式微，参阅p.131。

(3)　哈定与柯立芝均为美国总统。——译者

(4)　Warren G. Harding：“Business Sense in Government,” Nation's Business, Vol.VIII（November, 1920）, p.13。引自柯立芝在1923年12月美国报业编辑协会大会上的演讲，见于William Allen White：A Puritan in Babylon（New York, 1938）, p.253。

(5)　Edward Kirkland：Dream and Thought in the Business Community, 1860-1900（Ithaca, New York, 1956）, pp.81-82,87。

(6)　“乘船抵达的不是随意选择的欧洲人，”爱默生认为，“大西洋是一张滤网，各个城市、组织、家庭里，只有自由、爱冒险、敏锐和热爱美国的人才能通过。来的都是白皮肤蓝眼睛的欧洲人：黑眼睛的、血统纯正的全都留了下来，他们是欧洲的欧洲。”Journals（1851; Boston, Riverside ed., 1912）, Vol.VIII, p.226。

(7)　比较托马斯·潘恩的《人的权利》：“美国人在一切可改进的领域的快速进步，让我们得以合理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假如亚、非、欧政府曾实施和美国政府类似的原则或未曾在初期就走向腐败，那么，这些国家的处境必然早已大大超越了现在。”Writings, ed. by Moncure D. Conway（New York, 1894）, Vol.II, p. 402。

(8)　Arthur A. Ekirch：The Idea of Progress in America, 1815-1860（New York, 1944）, p.126。让我获益良多的是第四章里对美国人科技信仰的记述，尽管我认为作者视之为对科学的信仰略有谬误，因其主要涉及应用科学领域。整篇文章在有关内战前美国人的心态方面极具启发性。

(9)　Writings,（Boston, 1906）, Vol.VI, p.210（February 27,1853）。

(10)　Ekirch：同前，p.175。

(11)　Kirkland：同前，pp.86,106; Irvin G. Wyllie：The Self-Made Man in American（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1954）, p.104。福特对自己言论的解释很有启发性：“我并未说它是废料。废料只是我自己的看法……我不怎么需要它。”Allan Nevins：Ford：Expansion and Challenge, 1915-1933（New York, 1957）, p.138。

(12)　马克·吐温热衷科技创新，曾言“一个没有专利局和专利法的国家必将倒退”。1880年，他听说一个叫詹姆斯·派格的人在研制一款自动排版机，因为看好其前景，当即投了5000美元，此后又追加，到1887年时已投入总额达5万美元，1889年甚至直接买下该机器的版权。然而机器因设计复杂，故障频频，迟迟未能投放市场，其间另一款名叫Linotype的排版机问世，占据了马克·吐温曾希望垄断的市场。马克·吐温由此陷入债务危机，靠巡回演讲偿债。——译者

(13)　The Ordeal of Mark Twain（New York, 1920）, pp.146-147.

(14)　Emory Holloway and Vernolian Schwarz, eds.：I Sit and Look Out：Editorials from the Brooklyn Daily Times（New York, 1932）, p.133.

(15)　A Connecticut Yankee（1889; Pocket Book ed., 1948）, p.56.

(16)　在向丹·比尔德谈及此书的示例时，他说：“你知道，我的这个北方佬既没有大学生的那种修养，也没有他们的弱点；此人是个完美的无知之人；是机械商店的老板；可以造出火车机车或柯尔特左轮手枪；会架设和运行一条电报线，但他是一个无知之人，仅此而已。”Gladys Carmen Bellamy：Mark Twain as a Literary Artist（Norman, Oklahoma, 1950）, p.314。

(17)　The Innocents Abroad（1869; New York ed., 1906）, pp.325-326.

(18)　马克·吐温的本名。——译者

(19)　即废奴主义者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马克吐温在其70岁生日庆典上发表了演讲。——译者

(20)　Smyth, ed.：Writings（New York, 1905-07）, Vol.II, p.228。

(21)　Burton J. Hendrick：The Life of Andrew Carnegie（New York, 1932）, Vol.I, pp.146-147。比较美国商人对希望尽快积累财富然后退休的欧洲同行经常表现出惊讶之情。Francis X. Sutton等人：The American Business Creed（Cambridge, Mass., 1956）, p. 102。

(22)　在检视弗里曼·亨特的《价值与财富》（Worth and Wealth：A Collection of Maxims, Morals,and Miscellanies for Merchants and Men of Business（New York, 1856）一书中对商人的素描时，我被优秀商人所追求的广泛品质以及三种美德的共生所震撼。第一种是经典的清教徒美德，与个人的发展和纪律相关，形容词是上进、简朴、节约、刻苦、坚韧、守纪、节俭、勤劳、简单。第二种是商人-贵族式美德，与提升商业和社会水平相关，形容词是公正、慷慨、高尚、文明、人性化、仁善、诚实、负责、自由、礼貌、体面、适度。第三种可以明确认定为几乎是所有行业的优秀品格：清晰、明确、决断、仔细、专注、活跃、坚定。

(23)　《商人杂志和商业评论》（The Merchants' Magazine and Commercial Review）, Vol.I（July, 1839）, pp.1-3; 1850年到1860年间，刊物更名为《亨特商人杂志》。更多有意思的相关段落，参阅Vol.I, pp.200-202,289-302,303-314,399-413。杰罗米·托马西斯所著的《弗里曼·亨特的美国》（Freeman Hunt's America,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Vol.XXX（December, 1943）, pp.395-407），力图评价该杂志的强大影响力。他谈及了我曾强调过的主题，也阐述了杂志如何鼓励职业原则、务实和自我依靠的。这似乎是理想商人形象在企业家中间广泛流传的重要标志，以至于在1850年的纽约，“银行家、资本家、掮客、商业律师、铁路监察员和制造商们，皆以商人自居”。Philip S. Foner：Business and Slavery（Chapel Hill, 1941）, p. vii。

(24)　西格蒙德·戴蒙德观察发现，社会对19世纪早期的企业家的判断，通常基于他如何使用自己挣得的财富，不论是慈善还是勤俭。到了20世纪，商业组织通常被视作一个体系，不会因其慈善的副业就做出评断。The Reputation of the American Businessman（Cambridge, Mass., 1955）, pp.178-179。

(25)　Letters and Social Aims（Riverside ed.）, p.201。有关福布斯的诸多轶事，可参阅Thomas C. Cochran：Railroad Leaders, 1845-1890（Cambridge, Mass., 1953）。

(26)　Allan Nevins引自Introduction to The Diary of Philip Hone（New York, 1936）, p. x。

(27)　Democracy in American,（1835; New York, 1898）, Vol.I, p.66.

(28)　Civilized America（London, 1859）, Vol.II, p.320。也可参阅作者在同一段落的恶作剧风格的表达。

(29)　Hunt's Merchants' Magazine, Vol.LXIII, pp.401-403。商业杂志的文化历史应该很有启发性。《亨特商人杂志》创刊号的首篇文章名为《商业通向文明的进步》（Commerce as Connected with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Vol.I［July, 1839］, pp.3-20;），作者是奥尔巴尼的一名律师和政客——丹尼尔·D.巴纳德，他也曾写过历史宣传册，后成为普鲁士特使。巴纳德的文章聚焦于“发展壮大的商业带来的人性化优势”。比较菲利普·霍恩的《商业和商业品格》，（Commerce and Commercial Character, Vol.IV［February, 1841］, pp.129-146。创刊号上的另一位作者记录下了“在当今商业阶层中一种普遍的观点，即商业和文学是交战对手，追逐一方之人必须完全摒弃另一方”。作者意图驳斥这种观点，并确信“更自由的观点……正在公众的头脑中迅速成型”。“Commerce and Literature,” Vol.I（December, 1839）, p.537。这种信心并不符合杂志自身所经历的文化走向，相关内容在1850年代大幅缩减。当然，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太轻易从这些证据中推断商人的文化意趣正在下降。但可以明确的是，对这些人而言，文化意趣在他们的商人特质里不再那么关键；通过文化影响来为商业辩护也不再如此重要了。

(30)　弗朗西斯·X.萨顿等人在研究《美国企业准则》时发现，物质生产力占据主导，参阅chapter 2和pp.255-256。至于商业促进的非物质价值，它们是“服务性”价值、个人机会、政治及经济自由。一些企业家倾向于论断，成功足以成为全面忽略“自我改进”的充分理由。同前，p.276。小企业主尽管表达了对自由和民主权益的特殊关注以及对大企业的憎恶，但他们似乎接纳了物质生产力作为普遍的商业重点和核心诉求。参阅John H. Bunzel：The American Small Businessman（New York，1962），chapter 3。

(31)　Edward C. Kirkland：Dream and Thought in the Business Community，1860-1900，p.164-165。今天，这种保守的经济唯物主义与为落后国家的独裁统治辩护的激进人士的思想有着奇怪的相似之处。它认为当贫穷、悲惨和蒙昧被战胜，政治自由和文化发展的好事就会接踵而至。这一论断经常被用来为某些国家的领导人及他们治下的时代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