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新时期我国精神家园建设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3]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决定了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同时也决定了以自然为基础的古代精神家园建设特征。

(一)我国古代精神家园建设的溯源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的关系。”^[4]人类正是通过对自然环境的主动适应，形成了人类不同的种族。人类各种族根据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选择了自己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对其生活方式产生影响进而决定了思想方式，最终形成了各自特定的文化特色。“这些自然的区别第一应该被看做是特殊的可能性”，“民族精神便从这些可能性里滋生出来”。^[5]中国是个大陆国家，其地理环境的特点是整体上自成系统，而局部丰富多样。正是这种自成系统而又丰富多样的地理环境，滋生了中华各民族关系之间的多元一体的文化。此外，中华民族历来依靠农业来维持生存，人们的生活主要是靠土地，人被土地所束缚。长期的农耕生产，使中华民族形成了“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社会结构，不仅在文化上是家国一体，在精神上也是家国一体，其核心是土地文化形成了以稳定、自强不息、和谐、厚德等为特征的“中华民族精神”。正是这种民族精神支撑着中华民族绵延千年，从未中断。直到现在，中国文化虽然在近代反复经受涤荡，但是中国人“家”的观念并没有从根本上被颠覆，在中华民族遭遇重大挑战的时期如抗日救国、抗美援朝到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抗洪救灾、汶川地震和举办奥运等，中华文化中的保家卫国、富国强国的家国意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种家国意识使中华民族产生很强的凝聚力，构成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华民族一次一次战胜困难、取得辉煌成绩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柱。这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历经磨难屹立于民族之林而不倒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以儒释道为内容的精神家园建设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传统中国以农业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决定了中国的思想基本上是一种自然的思想。自然存在着多种维度，儒道释分别以自然为基础建立了各自的精神文化，相互补充，互为结合，形成了与传统经济结构特征相吻合的自给自足的精神文化结构。

1.以儒家理论为主导的精神家园建设体现了自然的社会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道德文化，占其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中国儒家思想中，仁是其思想的核心，孔孟的仁义之道是自然的社会性的解释。所谓自然的社会性，指在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中所达到的价值和目的。“仁者，人也。”“仁”就是二人。二人成人，即是对人的群体的肯定。孤立的人不成为人，人必须在群体之中才成为人。古代儒家对人的定义便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种建立在群体之中的仁爱在根本上是亲子之爱，亲子之爱正是血缘之爱，而血缘之爱也是自然之爱。

然而仁作为人的本质如何体现?儒家文化通过礼来实现仁，并以仁为核心、以礼为纽带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伦理道德文化，它为人们提供了终极价值目标和意义世界。

首先，以家庭为核心的文化给人们提供了一套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国家(社会)的行为规范。人们根据自己在社会体系中的位置所规定的规范而生活。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表明要扮演君的角色，亦即遵循这个地位所要求的一切规范，为臣、为父、为子亦然。孟子提出的“五伦”，是对如何处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做了规定。由家之礼推广至国之礼的一套社会伦理是与以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单一的社会结构相匹配的，它使整个社会井然有序，人与人之间交往有章可循，使人对社会存在的那套伦理规范产生了价值共识并主动服膺，个人在共同体中得到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正如西方一位哲人所言:“个人植入规范之后，觉得有需要去遵循。否则，他的良知会找他麻烦。”^[7]

其次，以儒家为主的传统社会伦理规范不仅规范了社会秩序，还为人们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心灵秩序。具体说来:一方面，儒家的“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伦理道德文化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伦理是一个社会共同体、一个社会实体中共同的生活准则、生活秩序。道德是一个人把社会生活中的共同规则、共同秩序、共同社会实体的要求内化成自己的东西，所以称得即德。这一内化过程实则就是伦理道德过程，个体由一个自然性存在提升为一个社会性存在。以儒家为主的伦理道德规范不仅使个体与这个社会整体保持了一致，并且实现了整合社会、统一民众思想、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另一方面，儒家为人们提供了一套安身立命的心灵秩序。儒家的安身立命的原理就是“修身养性、内圣外王”。内圣外王之道为个体提供了一个终极价值目标，它与西方借助于上帝来实现人生的终极目标不同，它对人生崇高的体验是通过人自身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以天下为己任来实现。个人实现的途径是通过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个人主义价值观所倡导的只追求个人成功的人格所不可比拟的。儒家的圣人应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现实中没有几人有这样的使命感，有这种使命感的人中也没有几个能达到圣人的境界，但圣人作为一种理想人格，可作为人们道德修养的目标，构成人生追求的神圣意义。道德本身是对人的本能的超越，是对人的实际行为的超越，儒家思想的浪漫气质和形而上学的表述，具有深沉厚重的悲壮意蕴，正因为这样，它一直为中国人提供着终极精神关怀。对此冯友兰先生说道:“有各种人。每一种人都有他们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例如从政的人的最高成就是成为大政治家，而作画的人的最高成就就是成为大画家。人虽有各种，但各种的人都是人。专就一个人来说，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为什么呢?照中国哲学家们说，那就是成为圣人，而圣人的最高成就是个人与宇宙的同一。”^[8]即儒家思想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天人合一”。

儒家以“仁、礼”为核心的精神家园建设侧重国家层面，因为儒家认为个体是通过社会群体来体现价值而获得肯定，个体通过承担家庭责任的形式，以情感为纽带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来获得个体责任感和归属感，比起现代人与人之间冷漠、紧张的关系，以及因对物的过度依赖而苦觅自由无果，感到孤独苦闷，这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以儒家为主导的精神家园建设注重国和家，虽然个体能得到集体的庇护，对人生的意义不存在质疑，但是这一切并不是基于自己的意识，是一种无意识的、自发的，个体被淹没在家庭伦理实体之中，缺乏独立的人格，也就是说，个体作为一种人的本质并不能真正地表现为个体。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到，“中国人自视为属于他们的家庭，而同时为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其中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乏独立的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9]个体消解在家与国之中，无个体自由及个性可言，这与当时小农经济是相匹配的，属于人发展的较低阶段。但它与当前市场经济要求的个体独立与自主的精神是相违背的，因此儒家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文化如何实现现代转型，是目前国内外学界共同探讨的一个重要议题。

2.道家以“自然之道”为核心的精神家园建设体现了自然性(www.xing528.com)

道家思想主要是针对当时动乱频繁，人们每天流离失所的现实境遇产生的，对个人的重视多于对社会的重视，这明显与儒家不同。道家的核心思想是主张遵循自然本身内在的客观规律，反对任何人为的改变。因此道家提倡个体精神家园建设应该遵循自然之道，体现出自然的自然性，即自然本身的规律。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以“无为”说立论，“无为”是老子的政治思想，也是老子学说的中心观念和基本立足点，它取自其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道”。“无为”是“道”之常，即遵循自然是“道”作为宇宙最高法则的基本规定。老子将“无为”的自然观引入政治伦理领域，“道常无为”也就获得了政治和伦理的意义。道家认为国家的统治寓于自然本来的状态中，因此是内在的，只要顺其自然，根本就没有要维持社会秩序的需要，遵照社会自然本身的规律才是统治之道，且自然之道是永恒不变的。儒家提出的仁义道德规范是对自然的破坏，是“无为”之道的丧失，是社会关系混乱的产物。因此他主张“复归于朴”的道德理想，即从道德之名(道德规范)复归到未经人为制作的“无名”之朴的道德原始状态(自然之道)，从“有为”而回到“无为”。只有跟随自然的脚步，社会自然和谐，国家自然稳定。

在人生境界方面，与儒家思想追求内贤外王的理想人格境界不同，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则主张重返天真。在他看来，所谓功名利禄，是非利害都是过眼云烟，会干扰人的生活，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10]，意思是要大家不要过分追求感官刺激。而且他认为人的欲望尤其是物质欲望是无止境的，并且它们无益于人的身心健康，“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恒足矣。”^[11]故老子认为，对于物质欲望，人应该“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使内心淡泊名利，超越功利，求得精神的自足与平衡，这才是人生的最佳境界。道家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庄子，一方面继承了老子的思想，认为自然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和人生存的根据，另一方面则把“道”论的重心从本体论、宇宙论转移到境界论。他提出的那种齐万物、齐物我、齐生死、无用、无待的“逍遥游”的人生境界是对其窘迫的生活现实状况的解脱和超脱。

总体来说，道家的终极关怀，是于乱世中找寻个人的自我救赎，自老子而至庄周，都以自保生命为主题，侧重于个体精神家园的建设。道家为处于艰难时期亟需摆脱痛苦和困难，达到心灵自由的人们提供了一套自我心灵解脱和超越之道，这对当代人们过于沉溺于外在物质追求而忽略人内在的心灵需求而导致的“精神疾病”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道家要求人们压抑欲望、激情，遵从自然之道，则属于消极的顺从自然。他们所注重个人精神的超越而消极逃避社会是一种不现实的做法，因为人是社会人，离群索居对于传统社会也只是少数知识分子才能做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想脱离社会现实以求得个人精神的超越是不可能的，社会的现实状况关系着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

3.佛家的精神家园建设体现了自然的心灵理解

禅宗六祖慧能结合中国儒家文化中人人皆可成尧舜的思想，提出了人人皆有佛性的说法，从而使佛教逐渐中国化，后来又经过了禅宗革命，将禅宗与中国文化契合而逐渐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经过禅宗改革后的中国化佛教认为佛性是人自身本有的，佛家个体精神家园建设侧重于本心的明心见性，体认心灵的原初状态。禅宗在《坛经·付嘱品》中说道:“自心是佛”“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12]，这也是佛教所讲的众生得以修成佛的根据。而愚人与智人区别在于前者的佛性被遮蔽，“当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13]愚人如何成为智者关键在于是否有顿悟:“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14]。“迷即迷自家本心，悟即悟自家本性”^[15]。“迷”也好，“悟”也好，只是一个“心”，是同一个“心”的两种境界:前者是指心取诸法，即执著诸法为实有;后者是指不取诸法，不生妄念，“自性真空”。为此，要成佛，去除迷误，需要发现本心，用自己的心灵去领悟、体认心灵的原初状态。而心灵的原初状态就是“空”，即一种“虚空”的境界、“佛”的境界。

个体如何达到对自然心灵的体认，禅宗认为应当对外在的欲求抱有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非常重视“无念”“无住”“无相”，就是人们在接触外物时，不受外物的迷惑，不执著于外物，做到心中不存有关于任何事物的表象。慧能认为，能做到“无念”“无住”“无相”，人虽处于尘世，却也可以做到一尘不染，来去自由，毫无滞碍，无牵无挂，精神上得到解脱，这就是“极乐世界”，即涅槃世界、天堂。这是禅宗所追求的人生的最高境界——佛的境界。达到佛的境界并不需要去庙堂念经或出家修行，而是讲“世间即出世间”，即要求在日常生活的吃穿住行间体会禅道，从青青翠竹、郁郁黄花中发现禅意，从而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超越意义，追求佛的崇高境界。

禅宗讲的寻求自然的心灵理解，能淡化和消解人的各种不良情绪，使人能有一颗平常心去看待万物和人事，它能使人保持心态平衡，化解遭受挫折的精神痛苦与烦恼，避免因心理失衡而导致精神崩溃。尽管佛教难免有消极厌世的一面，但对于沉溺于心理欲望的无止境的贪求而导致烦躁、急躁、焦躁等情绪的现代人来说，佛教的回归于本心的精神文化则可谓一副解毒良剂，它能使人淡泊宁静，使人成为应物而无累于物，做事而不滞于事，入世而不拘泥于世。加之，由佛家而来的成语和习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重要文化资源，如“知足常乐”“钱财乃为身外之物”“甘于淡泊”“慈悲为怀”“因果报应”等等。因此自古至今，佛教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占据一定地位。

(三)对我国古代精神家园建设的反思与评价

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自然成为了中国思想的规定，尽管儒道释的精神家园建设分别体现了自然的不同维度，但以自然为核心的儒家、道家、禅宗相互补充，合而为一。以儒为主，道家和佛家为辅的精神文化经过千百年的融合和积淀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里，大致中国人的发展历程首先秉承的是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年轻时拼搏奋斗，立功立名。当遇到挫折和灾难时，就会自觉启用道家或佛家的精神，如钱财乃身外之物，知足常乐等思想。中国这种独有的出世和入世的精神机制，已经成为中国人文化DNA。儒道释以自然为基础，构建了自足自足的精神文化，为传统中国提供了稳定的精神家园，在这个家园中，人们心灵安宁平静。

但是这种以自然为基础的精神家园建立在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之上，是一种自发的、自在的精神家园建设。它与传统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吻合，统治者在生产力低下、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认为压抑人们的欲望具有历史合理性。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不是去鼓励大家发展生产、改进技术，反而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道德主义，连人们的基本需要都被压抑，这不符合人性的发展，最终被历史所淘汰。此外，传统精神家园建设提倡遵循自然规律，不断修行从而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这种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值得当今人们学习。然而这种和谐过于强调人对自然的顺从，人沉浸在自然之中，顺着自然的规律，忽略了人发现自然、掌握自然的主观能动性，人的主体意识以及人的创造性被埋没。然而人的精神是具有创造性的，只有当人从自然中分裂出来，了解到自己的本质乃是自由创造之后，人才可能用这个自由去从事创造活动，才会了解到，自然是自然，他们的规律不会对我们的精神构成限制，反而人能通过对自然的改造，使自然变得更符合人类的需要。为此我们一方面必须继承传统文化中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的有益思想，同时又要批判传统中人对自然顺从的思想，发挥人的主体性去掌握自然规律，从而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