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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而立集:经世致用,慎思明辨

时间:2023-08-0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经世致用,是传统学术之极重要一精神,此与儒家“修齐治平”理想抱负密切相关。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钱基博先生的经世致用,有别于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混淆学术与政治者,这两方面的界限和尺度,在他是有所权衡的。一旦外敌消弭,他的经世致用便自觉将重心放到了学术上,而颇谨慎地与时政保持相应之距离。余告子泉,国难尚未已,国共思想斗争,学校风波仍将迭起。以此看来,当时的去处选择,恐怕没有相当的慎思、明辨,亦不容易做出。

国学而立集:经世致用,慎思明辨

经世致用,是传统学术之极重要一精神,此与儒家“修齐治平”理想抱负密切相关。自晚清以来,面对“千余年未有之变局”,学者如何应对现实,如何于历史环境中应用并验证自己的人生价值,可谓有殊途同归,亦可谓有同途殊归。钱基博先生不热心时政,但并非不关心时政。在这一点上,其与同宗后辈钱穆先生有潜在可沟通处。

如前述,钱基博先生义不畏敌,此属个人行动,然而又尝奋笔撰述,振臂高呼,则此种个人主张便转化为经世致用之书生救国矣。傅道彬先生《钱基博先生小传》云:

抗日战争爆发,钱基博先生以病弱之躯随浙江大学迁徙江西泰和。寇深国危,先生于《国命旬刊》等刊物上撰文大声疾呼,唤起民志,以尽匹夫兴亡之责任。1938年间关跋涉,至湖南省安化县之蓝田镇(今属涟源县),任湖南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教授。1939年应李默庵将军之请,赴南岳讲述《孙子兵法》,意气风发,鼓舞人心。稍后成《孙子章句训义》,虽不免书生之见,但其爱国赤忱,足感后人。

例如其《吾人何以自处》一文曰:“寇深矣!国危矣!吾人当此危急存亡之秋,虑无不思所以自处。特此之所谓吾人者,非泛指吾中国四万万人之谓;仅就吾人身任师保之责,而号为人师者言之;乃非广义之吾人,而狭义之吾人也。”[8]钱基博先生此处明确道出其所谓“吾人”,其号召之对象,动员之力量,乃是传统士子、今日知识分子。这无疑是对人师拯救人心、维系人道、彰显人格之责任的强调和阐发。而钱穆先生之《国史大纲》,同样为时代急迫需要计,着眼则在于一般之国民,“读此书,倍增国家民族之感”[9],两位先生之经世致用之心、书生报国之情,无疑是没有本质差别的。1947年,执鞭于国立兰州大学的张舜徽先生,五十日涉览《皇明经世文编》,择录有关国计民生者成《皇明经世文编选目》,谓“深念今日国家之败,多原于士大夫之不识大体”,“成此选目,自有权衡”,用意又引向在位主事者,不也正是基于书生经世致用而做出的殚精竭虑之举吗?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钱基博先生的经世致用,有别于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混淆学术与政治者,这两方面的界限和尺度,在他是有所权衡的。一旦外敌消弭,他的经世致用便自觉将重心放到了学术上,而颇谨慎地与时政保持相应之距离。据钱穆先生回忆道:

抗战胜利后之某年暑期,余赴常熟出席一讲学会。适子泉钟书父子俱在,同住一旅馆中,朝夕得相聚。余告子泉,国难尚未已,国共思想斗争,学校风波仍将迭起。余此下决意不再在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四处任教,暂避至较僻处,俾可一意教学,避免此外之许多麻烦。子泉即转面告钟书,汝听宾四叔言如何。……时子泉决意仍返湖北,而钟书则改在上海任教,两人对时局意态不同。

又说:

曾被邀赴常熟作讲演,钱子泉钟书父子亦被邀,同住一旅馆中,讨论及此(刚谨按:指此下暂时绝不赴京沪平津四处各学校)。适沪上各学校争欲招聘,子泉力赞余意,钟书则深盼余留沪。即彼父子两人,子泉仍返湖北,而钟书则终留上海。[10]

很显然,钱基博先生是赞同钱穆先生的看法的,钱穆先生也是欣赏钱基博先生的选择的,二人的考虑,如同他们的文字救国,无疑是有一致性的。在后来时局日紧、风雨欲来之际,钱穆先生因南去香港,未受牵扰,而钱基博先生则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一片赤诚,展纸陈情中共湖北省委,却仍不免遭受批判,忧愤交加,患重病辞世。以此看来,当时的去处选择,恐怕没有相当的慎思、明辨,亦不容易做出。

自钱基博先生去世迄今,人文学科仍未走出边缘化、薄弱化的境地,这有待今日之文史哲同道持续不懈地努力。眼下传统文化似有回热之势,“国学”也被人们再次重提,并摆在显著的位置,走出书斋、宣讲普及的学者也逐渐多了起来。真希望是一个好兆头,并迎来一个好局面。钱基博先生他们的经世致用,不用说是要继承发扬的,只是看一看前辈的大师,想一想过去的歧路,再望一望现在和将来,实在是觉得任重而道远。没有谁会做得令这个世界完全满意,我们在纪念国学大师的同时,更需要的是弘扬国学精神,一起博学之、笃行之,并且慎思之、明辨之,长此下去,这个世界还会好的。这应是先贤们愿意看到的罢。

(刚谨按:此文发表于王玉德先生主编《钱基博学术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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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梦溪主编,傅道彬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2]钱先生《吾人何以自处》一文亦明确论曰:“假而愿为黑嘎尔其人焉,著书立说,以牖国民未来之新机;则如曾子之居武城,可也!假而能为菲斯的其人焉,现身说法,以鼓后生当前之义勇;如孟胜之于阳城,亦可也!亦惟本乎心之所安,量乎义之不得不尔,度德度力,以顺受其正而已。”参见刘梦溪先生主编,傅道彬先生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06页。

[3]周国林编: 《张舜徽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0页。

[4]刘梦溪主编、傅道彬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34页。

[5]周国林编:《张舜徽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338页。

[6]详参张舜徽先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崇高典范——纪念钱基博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一文相关记述,转引自周国林编:《张舜徽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381页。

[7]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3、145页。

[8]刘梦溪主编、傅道彬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03页。

[9]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9页。

[10]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3、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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