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书目答问》，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后最成功的传统治学书目。在向、歆父子《七略》之后，经班固《汉书·艺文志》的专门著录，此后无论是《隋志》、两《唐志》为代表的史家目录，还是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为代表的私家目录，抑或是政府组织校理群籍所撰的官方目录，皆致详于版本校勘之优劣，究心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效。这是我国传统目录学的优良楷式，也是士子埋首经籍、勤勉治学的一把钥匙。此一事物之最高潮，或者说集大成之总结式巨著，即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它对于近现代学者们研治旧学、整理国故，发挥着卓越的指导作用。近人若余嘉锡先生、鲁迅先生等，都深切地诲示后学以《提要》在治学门径上的重要性，已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提要》卷帙仍嫌繁多，因此在使用上也还有着一些不便，特别是对于初学，对传统旧学素养不够深的人来说，略显宽泛。在这种情况下，极有必要出现一部简明扼要、浅显捷易的指导性书目。《书目答问》的出现，恰恰适应了这一需求，虽然张之洞自谦说道“此编为告语生童而设，非是著述”（《书目答问·略例》），但是它在问世之后，迅速地受到了时人的推重，翻刻、重印不断，学者几乎人手一编，在指导人们“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书目答问·略例》）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此成为打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统独尊局面并与之相提并论的经典目录学指导要籍。而《答问》“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书目答问·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之类的治学次第与经验之谈，更是近代以来学者耳熟能详的不刊精语。像当代著名国学大师张舜徽先生，即“对这段话深信不疑。认为做学问，应循序渐进。不可躐等，不可急躁。如果不是循序渐进，便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很不可靠的”[1]，因之厚植小学根柢，进而通贯群经，潜研史学，终于1949年以后成为与台湾钱穆先生齐名的当代国学大师。可见《答问》在指导学者治学上，的确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
犹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书成后不久，即有为之纠谬改错之作出现，《答问》的价值，也同样体现在这一点上。迄今为止的二十余次重刊，表明“每一次整理重印，都是原书存在空间的一种拓展，意味着其所代表的知识与价值又通过新的方式得到了再现或增长”[2]，而这当中最为人熟知的，便是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一书。柳诒徵所作序中云：“郋圆批校增辑之三四本未印行，江氏笺补亦不广，希曾所辑最后而较备，虽亦有限于见闻，或浏览所及而未暇胪写者，要已可备俭学之检阅，艺风之传，倘赖以益广乎。”这样的评识，还是符合范书的自身价值的，只是今天《答问》撰作者公案已有定谳，所谓“艺风之传”当要改为“文襄之传”了[3]。
然而，也同样如柳序论《答问》时所说：“第其书断自乙亥，阅五十年，宏编新著，影刻丛钞，晚出珍本，盖未获载，故在光绪初足为学人之津逮者，至晚近则病其漏略矣”，在经过七八十年之后，范书亦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宏编新著，影刻丛钞，晚出珍本，盖未获载”的情况，加之现代以来古籍整理多有新版，在指导读者“易读易购”上也亟须补充说明，因此，再一次全面系统地补正《答问》，可以说是当下学界的应时之需。这在柴德庚先生1960年重印《答问》时即已提到[4]。只是鉴于兹事体大，未有敢贸然着手于此者。时至今天，令人欣慰的是，这一意义重大而极繁重的工作，终于有学者毅然勇任并出色完成，这就是贵州师范大学吕幼樵先生校补、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张师新民先生审补，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书目答问〉校补》（以下简称《校补》）一书。
《书目答问》刊行后，原刻本、后印本、重刊本很多，除范希曾《补正》所用的底本，乃是一个早印的原刻本，此外为学界所熟悉的尚有光绪十四年乙未上海蜚英馆石印本、光绪二十三年新化三味堂校刊本、光绪三十年江人度《书目答问笺补》本、叶德辉《补书目答问》本、民国十七年刊行之《张文襄公全集》本。其中，光绪五年张之洞弟子王秉恩校勘的贵阳刻本，是一个较好的重刻本，惜其流传不广，鲜为人知。同范书相似，该本大体上也是着重于“补”和“正”两个方面，对原刻本改动达四百多处，有补书名、补卷数、补作者、补版本，有改正原版错误，有改书名、卷数、作者、按语、刊刻时间等，特别是在《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中，增补的有姓名无字号籍贯者二十二人，为各种版本所无。简言之，对原刻作了不少订讹补阙工作，纠正了初印的不少错误，补充了许多材料，在诸多版本中属善本。这一点，最早表彰贵阳刻本价值的柴德庚先生也认识到了。他说：“夫刻本之改正原刻者，莫贵阳本若，使范氏得见贵阳本，宁不惊喜欲狂，惜乎其终未得见，此贵阳本之不幸，亦学林之憾事也。”[5]又说：“王秉恩光绪五年贵阳刻本《书目答问》，改正原刻二百八十余处，可以说是《书目答问》比较好的一种刻本，这种本子对做《书目答问》补正工作是有帮助的。”（《重印〈书目答问补正〉序》）故中华书局1963年重印《书目答问补正》时，就根据贵阳刻本作了多处校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重印《书目答问补正》，亦以贵阳本作为最重要的校本，足证贵阳本具有重要价值。但是除了这极少数学者对《书目答问补正》进行校勘外，尚无人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此次《校补》即对王秉恩刻本进行了系统整理，校勘以贵阳刻本为底本，参考光绪十四年乙未上海蜚英馆石印本、张振珮先生眉批的光绪二十三年新化三味堂校刊本、江人度《书目答问笺补》本、叶德辉《补书目答问》本；附范希曾补正，参考中华书局1963年重印本、三联书店1998年《书目答问二种》本以及柴德庚、袁行云等先生的著作等。可以说是范书之后，《书目答问》辑校版本最富、补正最翔实的一次整理，由于此书不但分条收隶范氏《补正》，而且综合诸本，记其异同，可谓览一知三、知四，集众本于一体，故称为今日最好的版本，亦绝不为过！
那么具体说来，《校补》究竟作了哪些工作呢？对于今天的学者又提供了怎样的裨益呢？我想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笺记诸本同异，并大量补充了《答问》和《补正》当时遗漏与其后新出、今日常见易购的群书版本。这是最直接的工作，也是耗费精力时日最多的部分；二是继承了张之洞、范希曾以数语评识学者及其著作的优良旨意，给读者简明扼要的指示，且附录收载了张振珮先生批校、张师新民先生辑补的《〈书目答问〉记》，柳诒徵《〈书目答问补正〉序》，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跋》，江人度《〈书目答问笺补〉序》，叶德辉《〈补书目答问〉序》，陈垣先生《〈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柴德庚先生为中华书局1963年《重印〈书目答问补正〉》所作的序。这是整理者良美用意的体现，裨益读者不少。下面不揣浅陋，粗略谈谈拜读之后的切实感受。
先说第一点。《校补》叙例曰：“《书目答问》刊行至今已近一百三十年，范氏《补正》刊行亦逾七十年，这期间整理重印之古籍数量巨大，《书目答问》所举的二千二百余种书，相当一部分已有整理重印本。本次校补既补记《书目答问》漏记的版本，又补充一些新刊的版本，使读者真正‘易买易读’。”这里面，“补记《书目答问》漏记的版本”，较多具有史学研究真实性上的“还原”特点，而“补充一些新刊的版本，使读者真正‘易买易读’”，却是秉承张之洞当时本意并嘉惠今人极多的做法。在《书目答问》撰成之后，近代整理古籍刊行古书最可称道的，当数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和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为其大宗，外加丛书集成初编。举凡四部重要典籍和历代学者研究著作，多包含其中，是今天学者们借助学术研究的必须要籍！《校补》对此一一作了补充，使得很多清朝刻本书乃至宋、元、明刻本，都有了较为便宜的查找途径，省却不少检寻之苦。不过，《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及丛书集成初编本，毕竟也是民国时期的印行本了，况且卷帙浩繁，今人以一人之力购藏者并不多，更多是为大小图书馆置藏，因此，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近数十年新近标点整理、影印重刊的古籍，便成了时下学者最“易买易读”的版本。这是《校补》补充的最多的地方，也确实是极方便读者的地方。比如经部小学第三小学类说文之属，对于谢启昆《小学考》补有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7年影印本和文物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史部正史第一正史注补、表谱、考证之属，汪辉祖《元史本证》补有中华书局1984年姚景安点校版，杂史第六杂史类史实之属，马国翰《玉函山房辑轶书史编》补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玉函山房辑轶书，又补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清王仁俊辑玉函山房辑轶书续编三种等，都是极其显明可见者。基本上，《答问》著录之书十之八九都有最新补充，读者依据四部分类，查看某书有何版本，从而按图索“购”，不啻为一部近数十年新版古籍的购藏目录，其便惠学者何如，自可想知。
况且还不止于此，由于近数十年社会经济发展的缘故，不但各地出版社大为增多，相应的古籍重印、新版也随之增多，因而相当的部分典籍，往往有一家出版社前后数次印行，以及不同的出版社前后数种整理版本。但是，与之对应的也还存在另一种情况，那就是某些典籍在范氏《补正》后迄今仍没有最新影印或者点校整理本。这种现象，似乎透视出某种学术文化上的时代信息，即一方面，张之洞当年所举列的在他看来不能再少的必要书目，随着时代的变迁，其书籍自身的价值有了升降晦明的变化，这主要与时代有关，毕竟时代不同，有些在彼时为学者看重的书，在此时现代化的社会，难以再引起学人们的关注和兴趣；另一方面，由于今日学者所汲取的知识储备，大大有别于过去传统学者当时的情况，因之受主客观的各种影响，也关系到他们对某些典籍价值的认识与整理研究。这是《校补》提供给读者们的一个虽不甚明朗但内潜在其中的现象，值得我们思考。举例来说，如子部天文算法第七西法类，著录徐光启等《新法算书》《天学初函器编》《测量异同》、李善兰译《代微积拾级》《曲线说》计十七种书，然而除了《天学初函器编》《测量异同》仅有丛书集成初编本外，均无近现代学者整理新印本。说明在晚清被视为“绝学”的算法，在历经现代以来西方学科的重新划归后，不再为人文学者所注意，而今日理科的学者也绝少对其关心过问，遂导致徐光启、李善兰等人之学的不彰与其著述的沉寂。这种无奈的局面，应该说主要是时代的原因。此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经部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第二乐之属，在传统社会被尊为六经之一的乐，在今日却也只能算是子部艺术之类了，如此差异极大的变化，是现在人文、艺术两类学者难以适应的，因此乐之属著录的江永《律吕新论》、毛奇龄《竟山乐录》、江藩《乐县考》、凌廷堪《燕乐考原》等十种书，也是除了上述四家但有丛书集成初编本外，无一种现当代最新整理印行本。
相较之下，经部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第二春秋总义之属，则更多的是学者自身知识系统造成的对传统士子儒学义理信仰的一种漠然。在今日研治《春秋》，已经不存在对传统学术上孔子“微言大义”和史家笔法的寻绎，只是以一种所谓纯史学的态度进行些许研究。所以《校补》除了郝懿行《春秋说略》条下补有康有为《春秋董氏说》、崔适《春秋复始》诸书“均可参考”外，《答问》所著录的侯康《春秋古经说》、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洪亮吉《春秋十论》、惠士奇《半农春秋说》、毛奇龄《春秋属辞比事记》《春秋毛氏传》等二十余种书，又是丛书集成初编本外无一新行印本。其他如孝经之属著录严可均辑《孝经郑氏注》、丁晏《孝经述注》《集注》等八九种书，史部正史第一正史注补、表谱、考证之属著录的惠栋、侯康《后汉书补注》、洪亮吉《三国疆域志》、侯康《三国志补注》、郝懿行《晋宋书故》《宋琐语》、万斯同《历代史表》、洪饴孙《史表》、齐召南《历代帝王年表》、沈炳震《廿一史四谱》、李兆洛《历代纪元编》《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六严《历代沿革图》等，或者暗示出儒家经典之价值观在当今社会的失忽，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史学表志的难读，使得现代学者畏于此途，无相应学力以副之，因而皆出现了新近整理研究版本的空缺。
以上是《校补》补充版本方面的介绍，再看第二点：简明评语与附录资料的内容。当张之洞撰著《答问》之时，为诱启初学，在有些著录条目下便加寥寥数语予以拨示。虽然不过数字或十余字，然而对版本优劣、学识高下、研治精粗，却已经直截了当地说明了出来，既是张之洞个人学养的客观展示[6]，同时又对初学起到了指导引领作用，其存在意义不容忽视。范希曾《补正》在此也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如经部正经正注第一正经、正注分刻本璜川吴氏仿宋本四书集注条曰“吴氏校订精审，极有功于朱注”，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第二周礼之属庄存与《周官记》《周官说》条，补孙诒让《周礼正义》后曰：“清儒治周礼，至孙氏集其大成。右列诸书胜义，多为所采，自有此书，他注可毋备。”可谓是承续张之洞旨意，反映了范氏目录学涵养的纯熟。《校补》在这一问题上，同样是踵继前贤，作出了富有学术勇气的论断。例如，经部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第二论语之属，在刘宝楠《论语正义》条下补曰：“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1980年、1982年、1984年、1988年分别重印。该书点校、解释皆佳。”孟子之属焦循《孟子正义》条下补曰：“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1981年、1984年、1988年、1990年分别再版。该书点校、解释皆佳。”史部正史第一正史合刻本类补曰：“中华书局组织专门班子，以南、北监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百衲本等互相勘对，择善而从，对二十四史进行点校，从1959年到1978年全部标点排印出齐，这是目前最好的版本。”等等，这是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校补》予以肯定说明。此外，尚有比较诸家著作，给出适当判别的。譬若史部史评第十四论史法类《史通通释》条下，在补充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排印本，及吕思勉《史通评》、程千帆《史通笺记》、张舜徽《史通平议》诸家本的同时曰：“张振珮《史通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排印本，是书精心参考诸家刻本，手批本，考证极精，书末附刘知几学行编年简表，并辑录刘知几现存文赋、亡佚著作存目及史通各种版本之序、跋、著录与品评，为诸本中最佳者。”这是对现当代学者相关研究著作的比较评定。又如子部儒家第二儒家类议论经济之属，贾谊《新书》条下补有方向东《贾谊集汇校集解》，河海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内收新书五十八篇，赋四篇，附录疏七篇并惜誓一篇，“搜考各家注释达十余家，诚可谓荟萃前贤成果集大成之作，乃贾子之功臣也”。更是对当代学者最新著作的赏评鉴定。此外，还有论及新本效用者，如子部类书第十三《册府元龟》条下补曰：“中华书局1989年版宋本《册府元龟》（全四册），系汇集国内外现存残宋本《册府元龟》整理影印，宋本虽残，但仍可订正明本的一些脱误，补充明本佚去的条目，亦可作补史、校史的参考。”等等，在全书中屡屡可见，读者在细读《校补》的过程中，必然会留意到这部分文字的可取性。
至于附录诸家序、跋等资料，也有相当的价值，俾使读者省却查阅之烦，集中了解前人对《答问》的各种认识，而张振珮先生批校、张师新民先生辑补的《书目答问》记，尤值得学者重视，特别是张师新民先生在“今按”中揭示的相关学术信息资源。如史部正史第一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条，按曰：“贵筑傅昶《十六国方域考》十四卷，目见道光《贵阳府志·艺文志》，该书病洪氏《十六国疆域志》体例之未善者有二：（中略）傅氏以为志十六国疆域，既不可离《晋书·地理志》，亦不可泥《晋书·地理志》，故有此书之撰作。全书首列诸州，次及郡县，最后详载建置沿革，而不取洪氏附书故实之做法。读洪书不可不知傅书，故补志于此。”张师新民先生是著名的贵州方志学专家，这一条发见，当是其精心撰作《贵州地方志考稿》时爬梳检得，补志于此，对外界学者而言自可珍贵。另如史部地理第十何秋涛《北徼汇编》条，论范补曰：“范本所云补缀《朔方备乘》事，谈黔中掌故者不能不知也。”子部儒家第二《朱子全书》条，论是书贵阳官本曰：“朱子学在西南边地之传播，透过文本之翻刻亦可窥知其消息。治黔中思想史者当注意此条。”集部别集第二《朱子古文》条：“《朱子古文》有贵阳版本，治西南儒学史者亦当注意。”集部总集第三《古文辞类纂》条，论范本补云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不逮王先谦氏曰：“谈黔中文史掌故者亦当注意。”诸如此类，更是学术史特别是贵州学术史研究所宜留心者，有相当的价值。
当然，作为对《答问》著录两千余种书近七十年新印版本的补充，这一工作的确是“不简单”，“更不容易”！约略地说，几近于近现代古籍整理出版的一次简史小结。校补者在《后记》中说：“本书编写历时数年，虽几经修改补充，但疏漏不妥之处定当难免”，遗憾的是这一情况确实存在。这里仅就笔者见闻所知，稍举数端：
经部小学第三说文之属，王筠《说文释例》与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并有武汉市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
小学类训诂之属江声《续释名》条下，范补“常熟张金吾《广释名》三卷”，按今人张舜徽先生撰有《演释名》，载齐鲁书社1984年版《郑学丛著》内，又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张舜徽集》本。其书依《释名》义例为之补充，“合其门类之所可并者，增其事物之所宜有者”，自视与张金吾《广释名》“比辑纂录之业固自不同”。“今补”似宜补入。又《小尔雅》诸条，张先生撰有《小尔雅补释》一卷，载齐鲁书社1988年版《旧学辑存》内。自记曰：“遍读王煦、葛其仁、胡承珙、宋翔凤诸家书，皆不厌人意。”故以疏记之体，于诸家所未言者加以笺识。“今补”似亦当补入。张先生撰作多有短篇小制存于一书者，学者但览书名而不翻检，往往易致疏漏。此仅就其著者举出焉。
史部正史第一正史注补、表谱、考证之属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条下，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另宜补二条：其一，二十四史研究丛刊本《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陈国庆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其二，张舜徽先生早年病孙德谦氏《举例》，亲撰《汉书艺文志释例》，附《广校雠略》末；晚年又集《汉志》批注，成《汉书艺文志通释》一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又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张舜徽集》本，与《广校雠略》合为一书。
谱录类姓名、年谱之属丁晏《颐志斋四谱》条下，当补入王利器先生《郑康成年谱》，齐鲁书社1983年版。
子部周秦诸子第一《老子王弼注》条，张舜徽先生撰有《老子疏证》上下卷，载中华书局1982年版《周秦道论发微》内，又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张舜徽集》本。宜补。(www.xing528.com)
儒家类议论经济之属《中论》条，张舜徽先生撰有《中论注》上下卷，载齐鲁书社版《旧学辑存》下。《注》依朱子《四书集注》体例，“疏释字义，证实典故”，可谓徐氏千载而后之知己！当补。
释道家唐释道宣《广宏明集》条，是书有1912年扬州刻本，贵州省图书馆有藏，刚硕士毕业论文撰写时借阅过。
集部别集第二唐至五代重刻东雅堂《韩昌黎集》条，又有严昌校点《韩愈集》，岳麓书社2000年版，宜补。
北宋《临川集》条，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版《王安石全集》，秦克、巩军标点，宜补。
丛书目古今人著述合刻丛书《士礼居丛书》条下，《题跋记》又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除此之外，因排版印刷所致字句、标点讹误者亦多，兹从略。想必读者也会在各自阅读过程中发现自己见知而《校补》所失收者，不过这一点并不重要。我想任何一个人从事于此，都不会无一疏漏，难免于一人之力而有所缺憾。《校补》的价值已如上述，重要的是，在范氏《补正》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书目答问》又获得了一次最及时、全面、系统、完善的整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校补》不但可称其为范书的姊妹篇，说它后出于范书而又胜之，足可与《答问》共传不朽，也是绝对可以肯定的！
（刚谨按：此文发表于《大学图书馆学报》，2008年第3期，又收录于张师新民先生、李红毅主编《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论丛》第二辑，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年版）
【注释】
[1]张君和编：《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641～642页。
[2]张之洞著，吕幼樵校补，张新民审补：《〈书目答问〉校补》，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又见张师新民先生主编《阳明学刊》第一辑《中国古代书籍世界的目录学窗口——张之洞〈书目答问〉散论》一文，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页276。
[3]参见《〈书目答问〉校补》前言张师新民先生《中国古代书籍世界的目录学窗口》第七部分“《答问》撰人公案的重新料简”，以及附录陈垣先生《〈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一文。
[4]柴德庚先生《重印〈书目答问补正〉序》曰：“有人认为《补正》成书以后，旧籍重刊和稿本新印的数量不少，特别是解放以后，为了促进学术文化的发展，大量影印和校刊古籍，最好于《补正》之外，续作补正，方无遗憾。这个想法是很对的。但此项工作，亦不简单，要想马上成书更不容易。”
[5]柴德庚：《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9页。
[6]深层次探求之，此类按语更折射出张之洞内心生命理念与儒学价值观，若经部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第二周礼之属明白告曰“疑经者不录”，此等语书中屡见不鲜，一如张师新民先生所指出：“《周礼》之属凡疑经者不录，暗示了儒家信仰系统的不可怀疑与不可动摇。”（《校补》前言第三部分“儒家价值观支配下的四部分类法”，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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