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保险业发展趋势-理性保险选择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保险业也将保持长期的快速增长，长期属于朝阳行业。结合第十三章的实效理论，保险业的市场实效也将不断加大。对此，我们从微观层面对未来保险业发展进行分析。

1.保险费率变化

从目前的国内市场来看，随着保险公司的不断增加，保险业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这意味着保险产品价格在一段时间将会越来越便宜（由竞争主导的价格降低）。但是，从保险精算的平衡原理来看，保险费率下降是有限度的，保险费率不能低于风险成本。如果把视野拉远一些，后期保险产品的费率又会逐渐上涨。费率上涨的原因有以下两个：①由于资源是有限的，经济增长速度会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逐步放缓（GDP增速下降，发达国家GDP增速保持在低水平），这使得保险公司的投资回报率也随之下降，促使保险公司降低产品的预定利率，最终导致保险费率上升。②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整体财富水平不断上升，进而对价格的敏感性下降（即人们对性价比的关注度降低，价格战策略逐渐失效），而保险公司为获得更多利润也会不断提升产品的费率。譬如，对于出生在所谓自由市场、充分竞争的美国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其在中国保险市场的产品费率就极其高。

目前而言，消费者对价格很敏感。与此同时，随着众多中小型公司的不断出现和崛起，消费者在产品选择时存在更多优势，可以获得诸多高性价比的保险产品。消费者只需稍微仔细寻找一下，就可以找到大量的优质产品。

2.产品结构变化

据第八章的“养老年金谜题”可知，人们并不愿意购买养老年金保险或将财富年金化，养老年金险产品并不受市场欢迎。据第九、十章可知，利率风险是保险公司面临的最大风险，保险公司通过采用风险共担或者投保人风险自担的方式开发新型产品以降低利率风险，且新型保险成为国外主流的产品设计形态。据第十四章可知，相互保险作为一种被广泛采用的保险组织形式，我国也在推进相互保险的发展；另外，我国保险业也在尝试和完善保险市场的退出机制。

结合本章对保险与工业化的关系，在此对国内保险未来的产品结构进行相关预测。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保险业的发展，首先是逐渐形成相互保险和商业保险二分市场、商业保险为主导的格局，市场上会出现大量相互保险产品供消费者进行选择；其次，新型保险产品将会逐渐成为主流的产品形态，以降低保险公司的利率风险从而确保保险业健康发展；另外，保险市场将逐渐形成完善的退出机制，甚至逐渐改变现有人寿保险公司退出市场时的人寿保单转让机制；最后，由于人均财富的增加和寿命的延长，年金保险（包括新型保险）的需求不断增加，并成为保险市场主要的产品形态，尤其是养老年金保险将会迅速发展。另外，随着工业化推进和经济发展，国家也将有更多的资金结余可以投入到社保中，社保的待遇也将随之进一步提高，这在近年来不断提高的社保养老金发放标准中已有所体现。

3.老龄化与养老金缺口

相比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中国工业化的时间较短，这使得中国面临着“未富先老”的困境。人口老龄化和社保养老金缺口关系着每一个人，也给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考验。

公平而论，社保养老金的缺口产生的根源在于养老机制建立的时间较短，且上一代人并未提前缴纳养老金从而导致了巨大的养老金缺口。针对存在的养老金缺口，政府设立了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通过划归国有资产等方式来筹措资金，在此不再赘述（参见第十四章）。

人口老龄化并不是养老金缺口最直接的诱因，原本遗留的历史缺口才是。由于上一代人没有缴纳养老金，中国社保养老制度采用了“现收现付制”，而这一制度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导致养老金缺口。养老金缺口解决的关键在于筹措到足够的养老资金，如果单就目前情况来看，这个问题十分棘手。但是，如果我们以动态的眼光来看，问题则轻松得多，即只要能够维持工业进程稳步推进，社会财富就会持续增加，政府也就有能力填补历史遗留的养老金缺口。

换句话说，解决养老金缺口的关键在于，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工业化能否持续以及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经济的持续增长是政府为养老资金筹措“开源”的基础。如果中国顺利进入后工业时代，中国或成为福利国家，政府也有能力承受养老负担。

虽然工业化不一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富裕的唯一道路，但却是中国这样超大型国家走向富裕的唯一道路。简而言之，发展是解决养老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对此，我们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分析。

（1）老龄化是否会阻碍工业化进程？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早期工业化快速发展得益于国内充足的低成本劳动力，即“人口红利”。而随着人口结构逐步老龄化，“人口红利”也逐步消失。

人口老龄化源于1979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按照保守估计，计划生育政策期间（1979—2015年），中国人口少增长了至少6亿^[6]，这为中国顺利摆脱马尔萨斯陷阱提供有利条件。否则，中国极有可能多出6亿～7亿的贫困人口，工业化发展进程也将受到严重制约。更为重要的是，为数至少20亿的庞大人口则是我国国情所无法承受的。对此，计划生育政策的积极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也开始逐渐显现。对此，独生子女政策退出历史舞台，“二孩”政策于2015年正式开放。政策放开后，生育率在短期上升后又继续回落。从生育数据来看，我国要将生育率提高到合理水平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更长的时间。

尽管人口老龄化使得人口红利消失，但幸运的是，中国已经顺利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峰期，第三次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在稳步进行，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再是中国的主打技术产业。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推动力从“人口红利”转变为“工程师红利”，机械化和智能化未来将成为主要的社会生产力，以“中国制造2025”为代表的产业升级将继续推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另外，所谓的人口红利，其本质是人口年龄结构为金字塔式的庞大人群，要长期维持人口红利必然意味着人口规模的持续快速增长。显然，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保持人口无限增长来长期维持人口红利，否则必然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人口红利并非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的条件，否则低生育水平的发达国家按理来说就无法迈入发达国家行列。人口红利的消失是一个社会的必然发展趋势，无须因为人口红利消失而对经济发展杞人忧天。

（2）贸易摩擦是否使得工业化停滞？

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产业结构也在不断调整和升级。中国企业不断向高技术领域发起冲锋，使得中美两国的产业关系由之前的“互补型格局”逐渐向“竞争型格局”演进，这也意味着摩擦迟早会出现，甚至将长期存在。

对此，我们需要回到工业革命的土壤中来，即工业化所必要的国际性市场。工业化和技术创新的水平由市场规模决定，国际性市场的持续存在意味着工业化就不会停滞。不得不承认，贸易摩擦确实对其造成了不利影响。但幸运的是，这种影响并非致命的。市场规模受限于人口规模，这决定了贸易摩擦并不能使中国失去主要的国际市场。

国际性（规模）市场需要国家力量来实现。“自由市场并不自由，更不是免费的，它本质上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公共品，需要强大的国家力量才能创造。”^[7]对于国际性市场的创造，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的努力和渐显成效的尝试，例如“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等。“一带一路”倡议正在不断扩大工业化发展所需的国际性市场，并且各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都能从这个规模市场中受益，中国工业化也将持续发展。

（3）中国能否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指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人均GDP 3000美元左右）后，经济增长进入停滞期，无法向发达国家迈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大部分国家在其发展阶段均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迟迟不能越过。

就其原因而言，中等收入陷阱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的结果。低端制造业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是其副作用（污染、低附加值）却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低端制造向高端制造转型依赖于高质量的科技创新，而这又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追赶的。(www.xing528.com)

对此，文一教授将中等收入陷阱归结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缺失或者没有顺利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意义就在于它使得生产工具（而不仅仅是消费品）的规模化生产成为可能，从而彻底保障了所有消费品和农产品规模化生产的可持续性和竞争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中等收入陷阱’归结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缺失，或没有使其顺利完成。而无法顺利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除了与缺乏持续强大的重商主义国家意志有关外，还与采用错误的发展战略有关，因而使得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市场发育不全，以至于既无‘财’力也无‘内需’动力来有效支撑以工业‘三位一体’（即能源、动力机械、通信和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的第二次工业革命。”^[8]

中国已经顺利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峰期，产业升级也在引导中有序进行。对于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的高储蓄率和高额的外汇储备将为之提供充足的金融能力保障，扩大开放将不断为之创造和开辟市场，“工程师红利”为之提供巨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按照估计，中国或许在未来10～20年完成第二次工业化革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当然，前方道阻且跻，仍需不懈努力。

（4）危机潜伏。

当然，在工业化进程中，中国有能力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贸易摩擦等障碍，而这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金缺口的希望所在。在发展过程中，防止经济脱实向虚以及促进科技创新将是后续工业化进程的重中之重。

一方面，金融需为实体经济服务。经济繁荣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之上，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繁荣”只会成为泡沫，例如防止房地产过热而对实体经济形成挤出效应。对此，金融改革，尤其是银行业改革至关重要，银行业应当为经济发展提供高度分级细化的专项贷款。“中国银行体系改革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利率是否市场化（发达国家政府操纵市场利率的做法有的是），好像利率市场化了，金融资源就自动实现优化分配了（错，这其实是借机想把银行的责任推掉）；而是在于如何更好地让银行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制造业发展融资，为科技创新筹款，为出口赚外汇，为企业走出去出力，为商品流通降低资金成本，为经济发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9]

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引导产业资本进行科技创新，同时需要防止企业恶性竞争导致的创新乏力。技术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是工业化持续推进的动力所在。政府在产业资本引导中的作用不做赘述，在此我们将目光转向常为人所忽视的低价竞争策略。从长期来看，破坏式定价将压缩上游产业链的利润空间，最终削弱对科技创新的研发投入而阻碍产业发展。当前部分制造业和互联网企业的结合体，通过长时间“烧钱”来抢占市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将会扰乱正常的市场竞争，甚至对原有的产业造成毁灭性打击。更为严重的后果是，破坏式定价不仅仅扰乱市场，甚至于其凭借规模优势带来的定价和议价能力，将压缩上游产业的利润空间，导致整个产业链因此无法赚取适当利润用于提高抗风险能力，以及持续地、高质量地进行研发投入。长此以往，终将不利于整个产业的发展。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能简单地建立在“应用创新”之上，更应该建立“科技创新”之上，而这有赖于长期的巨额研发投入。事实上，高技术产业本身具有高风险，如果没有适当的利润支撑，不仅抗风险能力弱，而且面临科技创新不足的困境。不得不承认的是，目前一些企业通过“烧钱”抢占市场份额的模式，存在对科技产业的挤出效应，某种程度上对高技术产业的生长土壤有着破坏效果，并且将是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高技术产业所面临的困境。对消费者而言，需要的不只是低价产品，而是可持续的高性价比产品。

另外，这种通过“烧钱”抢占市场的模式，本质上是资本力量追求效率和高质量技术创新需要长期投入二者之间的矛盾，而在这个过程中，不可否认和忽视的是，资本通常可能是短视的。因此，未来经济高质量的发展，必将考虑如何对资本做合理约束，防范其破坏高质量技术创新和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必要土壤。人民币国际化将会削弱出口优势，导致部分中低端产业逐渐向其他国家大规模迁移，届时中国的产业结构将在中高端收敛。换句话说，未来高技术产业是国家经济的核心支柱，因此避其发展土壤被破坏尤为重要，这也关乎着人们的未来发展和养老。

4.小结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保险业的产品结构和费率也将随之变化。但相比而言，在后续工业化进程中解决好养老金缺口的问题更显得至关重要。对于养老金缺口，发展是解决该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经济的持续增长将为筹措养老金提供强有力保障。当然，经济的持续增长还将继续。

“过去30年，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最主要的慢变量是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创新。”^[10]由于中国按照正确的顺序引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工业化具备了极强的自我繁殖和盈利的能力，“一带一路”等倡议的实施，也将扩大中国工业化发展所需的国际市场。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2019年末中国城市化率达到了60%，依然存在向上的空间，城市化进程并没有结束。同样，技术创新也没有结束，工程师红利和不断加大的研发投入，只会加速技术创新。因此，我们应该相信，现今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也将会在发展中逐步化解。

不可否认的是，工业化发展和经济增长是国家解决养老金缺口的长期保障，也是提高社保水平的可持续性保障，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国有经济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国有企业在民生保障、经济建设、科技攻坚等诸多领域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另一方面，将部分国有资产划归给了社会保障基金更是用以解决养老金缺口的一大利器。换句话说，我们不仅关心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如何发展，更关心所取得的发展成果是否与民共享。显而易见，划归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基金，通过社保这种财富再分配的方式将发展成果与民共享，国民也将因此获得切实利益。而这，正是国有经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未来，保险业将充分发挥其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和“经济的助推器”的重要作用，我国也将由保险大国转变为保险强国。最后，无论是工业革命的成功引爆，还是保险业发展所取得的骄人成绩，都是无数仁人志士百余年共同努力的成果，也是“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的底气来源。在此，我们可以向先辈们告慰：

今日之崛起，如你所愿；明日之盛世，定当砥砺前行！

【注释】

[1]《礼记·王制》记载：“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

[2]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3]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4]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5]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6]“人口增长的高峰期往往是在原始工业化末期和整个工业革命时期，尤其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这不仅是因为农民收入大大提高，从而可以负担更多的小孩，而且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上升得十分迅猛，而妇女又还没有完全走出家庭进入工业社会（这要到第二次工业革命高峰甚至基本结束才有可能），因此农村家庭十分愿意靠多生多育来急剧提高家庭总收入。”（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7]翟东升.货币、权力与人：全球货币与金融体系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19：41.

[8]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9]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10]何帆.变量：看见中国社会小趋势［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