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文化觉醒与民族解放

百年屈辱的中国近代史，也是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复兴不屈不挠的抗争史。将近百年的艰难探索，地主阶级的“求富梦”，农民阶级的“天国梦”，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改良梦”，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共和梦”都相继破灭。实现梦想的道路上，他们都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振兴梦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最终都归于失败。失败的原因除了各阶层自身的局限性，最关键的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破坏、压迫和联合镇压。所以，如何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如何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一梦想，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实现现代化与国家的出路的关系问题，民族的政治觉醒和各阶层的团结统一问题，人民武装革命问题和所有中国力量的团结问题。经过漫长的寻觅和探索，直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才重新确立寻觅方向，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开始了“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奋斗历程。

《新青年》杂志

1.新文化运动与政治觉醒

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虽然启迪了民智，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仍旧影响着社会的前进和发展，因此，为了唤起更广泛民众的政治自觉，急需一场思想启蒙运动。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大量发表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1916年9月，《青年杂志》迁往北京，并改名为《新青年》，集合了鲁迅、周作人、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等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导中心和文化阵地。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反对封建专制和伦理道德，提倡民主自由平等与个性解放；提倡科学、理性的精神；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开展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民主）并重。”1917年1月，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首先提出文学改良的主张，提倡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同年2月，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反对封建主义的文学，并把文学革命的内容与形式统一起来；1918年5月，鲁迅发表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吃人的封建礼教进行了血泪控诉和无情鞭挞，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石，开拓了中国新文学的道路。随后鲁迅又发表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一系列不朽作品，以揭示辛亥革命前后民众精神麻木的现实，唤起民众的觉醒，拯救民众的灵魂，他说：“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灵魂，但时时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52]陈独秀、李大钊也在《新青年》上撰文，深刻揭露君主专制的危害，如陈独秀的《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后之觉悟》，李大钊的《民彝与政治》《青春》《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

新文化运动打破了封建旧文化的统治地位，进一步启迪了民智，传播了西方民主、科学、自由的精神，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做了思想准备，也为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实现了从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转变，全国各地的进步报刊和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脱颖而出，这些报刊和社团的活动，更广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促使了民众的政治觉醒，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人民大众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的选择中应运而生，中华民族团结一致谋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梦想从此开始。

2.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梦想进行的道路和理论探索(www.xing528.com)

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经验和深入探索了解中国社会实际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的实践和奋斗，形成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梦想的理论和道路，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虽然在思想上已经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在革命道路的选择上照搬了俄国的革命模式，也就是城市武装暴动。1927年11月，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错误估计了当时的革命发展形势，确定了党的总策略是组织全国总暴动。1927年12月，广州起义爆发，但又很快失败。这种照搬和套用，导致了党内出现严重的教条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直接造成大革命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城市武装起义的相继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在血与火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于是，中国革命开始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的进攻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他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科学地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召开遵义会议，成为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标志着中国革命开始自觉地走上独立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探索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道路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也是对未来国家的不断憧憬和设想之路。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过程中，经过学习探索，将空洞抽象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直到其成为中国革命和信仰的指导思想。1939年至1940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以及《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1945年，中共七大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飞跃。新民主主义理论总结了以往革命斗争的经验，包含着对未来国家的设计、规划和想象。这种对未来社会的想象，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这样描述：“抗日战争的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1940年，他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这个新中国就是政治自由、经济繁荣、文化文明、人民幸福的“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毛泽东对未来中国的构想和设计，对中国以后的革命和建设影响深远，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