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国梦。那种物质生活的丰盈富足，那种精神文化上的恣意潇洒，那种万邦来朝的强盛自豪，无一不彰显着一个富强大国所应有的理想风范与精神气质。由于开放多元包容的姿态、务实理性与超越感性兼备的品格、英雄人格与浪漫精神齐具的特质，唐朝既具备了国家社会现实层面的工具理性，又兼顾到了个人心灵精神层面的才情感性；既顾全了社会国家的整体利益，又发挥了个人的天生才情；既有维持社会稳定的文化理性，又保全了个体原始的血性和力量，从而使盛唐社会得到健康蓬勃的发展，个人的聪明才智、生命力与创造力也得到充分发挥。这就是盛唐的文化精神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今天的中国虽然未能达到盛唐时期的国际地位，但已走在富强的道路上。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以开放多元包容的姿态、“实干兴邦”的务实理性及开拓创新的精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73]。但盛唐的文化精神之所以令人神往，应该说，还在于其还兼有超越感性、浪漫精神等另一面社会文化品格，并由此开创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历史高度。假如说，开放多元包容、务实理性和开拓创新的英雄人格成就了唐朝的政治成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那么，超越感性、浪漫精神等品格特质则造就了盛唐社会自由宽松的文化气质，成就了唐朝人的气质风采和心灵高度，从而使个人的聪明才智、生命力与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
习近平总书记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74]“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75]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以积极有为、刚健大气、理性优雅的文化精神特质和淑世谨严的社会人伦秩序，千百年来形塑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风貌，成为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最核心特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核心。儒家区别于诸子百家的突出特质，在于它高扬人的尊严和气质风采，重视人文教养和精神追求，正是儒家这种人文价值和精神境界追求，一方面体现了人作为万物之灵的尊贵性，另一方面也拓展了人们生活的宽度和高度，从而使人类文明的一切美好不至于被工具化和扁平化的法治理性所消解和湮没。
而道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崇尚自然、重视个体、贵柔尚弱、擅长理论思辨、富于反省批判精神等特质，与儒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也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创新活力，并以其开阔的思维、宽广的意境，丰富了中国人的生命智慧及精神世界，把人们的目光和境界引向高远。以对立反省批判方式制约、提醒、激荡儒家，是道家最显著、最根本的特质和价值。在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正是道家对儒家相反相补、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相互激荡，使这两大传统文化主干构成一柔一刚、一反一正、一破一立、一阴一阳、一隐一现、一静一动、一虚一实的良性互动关系，才避免了儒家独尊所带来的片面、专断、单一、僵化等弊端，从而使中国文化获得了更为全面多元的思想智慧、更健康的创新活力，绵绵不绝地丰富、演进至今，由此形成的社会心理积淀，对中华民族的人格心理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弘扬道家文化，我们不是要弘扬它“不敢为天下先”的老成暮气，而是要弘扬它尊重自然规律、擅长思辨玄远、重视个体自由、崇尚万物平等不同于儒家的特质智慧。由此一方面弥补和舒缓儒家“实用理性”所带来的负面因素，也给拼搏进取的人们带来另一种思维方式、另一种人生智慧和另一种生活样式。与此同时，也使中华民族在走向复兴和建设文化强国的旅程中，形成刚柔相济、张弛有度、全面多元的健全文化和社会心理结构，更加稳健地向前发展。而另一方面，建设富强大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提倡和注重创新，而创新需要营造宽松自由的氛围，只有在宽松自由的氛围下，人们才可能心无旁骛地专注于创新，也只有在宽松自由的环境条件下，人们才能拥有玄远无限的思维空间，从而开始种种理论创新、科技创新以及文化创意创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各方面的飞速发展以及在改革创新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在解放思想、打破旧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对经济发展和人才成长的束缚、最大限度地释放经济活力和人才的创造力后取得的。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文化就是以崇尚自由自在为突出特质的。因此，合理的继承和弘扬道家文化，不仅对促进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创新发展、拓展中国文化的宽度和高度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当前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独特价值。
佛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关怀人间疾苦、慈悲为怀、超脱淡定等文化特质，补充和完善了中国传统文化，并与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一起，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和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三大支柱，从而渐次完整地构建了中国人从现实到超越、从“实”到“虚”、从物质到精神的不同层面和境界追求。习近平主席2014年3月27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中论述到，外来文化的佛教“与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76]弘扬佛学文化精神，我们不是要弘扬佛学的宗教信仰和遁入空门，而是要弘扬和汲取佛学文化那种淡泊淡定超然的修养智慧、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等养分，从而让这种养分滋养我们的精神心灵、丰富我们的现代文化、增进我们的社会民生福祉。佛家的文化精神与思想智慧，对于克服当下社会的浮躁嗔怒，戒除贪欲净化心灵，提高人们干事创业的心理定力和专注力，培育工匠精神，成就智慧社会和幸福人生，均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超强的包容性与生命力，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文化源泉。因此，借鉴盛唐文化精神，我们还应继续以开放、多元、包容的姿态对待古今中外一切文化，尤其是要全面充分地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和智慧，进一步营造自由宽松的社会文化氛围，释放个人的才情活力，提升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高度，培植和拓展有益于社会发展以及个人聪明才智、生命力和创造力发挥的氛围空间，从而开拓创新走向辉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深圳文化发展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一部分）
【注释】
[1]李小甘：《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深圳文化繁荣兴盛》，《深圳社会科学》2018年创刊号。
[2][美]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北京：商务出版社，1996年，第26页。
[3][苏]罗森塔尔、尤金编：《简明哲学辞典》，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第639页。
[4][美]迈克尔·达勒姆著，陈正菁、王尚胜、白秀英译：《纽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5]张治平：《美丽而忧伤的大苹果——人在纽约》，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171页。
[6]李小甘：《创刊词》，《深圳社会科学》2018年创刊号。
[7]“深圳政府在线”，2019年7月3日。
[8]李小甘主编：《深圳文化创新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49页。
[9]李小甘主编：《深圳文化创新之路》，第48-49页。
[10]参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17年1月25日发布并实施。
[11][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95-300页。
[1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41-579页。
[13]杜维明：《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25-126页。
[14][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第183页。
[15]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中国近代士大夫与西方挑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页。
[16]江潭瑜：《深圳改革开放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6页。
[17]李小甘主编：《深圳文化创新之路》，第52页。
[18]李小甘主编：《深圳文化创新之路》，第54页。
[19]李小甘：《创刊词》，《深圳社会科学》2018年创刊号。
[20]李小甘主编：《深圳文化创新之路》，第55页。
[21]孙关龙：《孙关龙百科全书论集》（第一～四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百科全书研究所，2006年。
[22]金常政：《百科全书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00年，第1页。
[23]孙关龙：《孙关龙百科全书论集》。
[24]《重新梳理湾区文脉，唤起共同文化记忆》，《南方日报》2019年8月6日，版A03。
[25]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26]习近平：《在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8月23日。
[27]本文所引《论语》，皆引自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以下只注篇名。
[28]本文所引《孟子》，皆引自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以下只注篇名。
[29]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9-71页。
[30]方映灵：《儒家文化的特质》，《深圳特区报》2015年5月10日。
[31]王京生：《文化主权论》，北京：红旗出版社，2013年，第356页。
[32]王京生：《文化主权论》，第358页。
[33]王京生：《文化主权论》，第360页。
[34]王京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繁荣》，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55页。(www.xing528.com)
[35]方映灵：《深圳文化与儒家文化关系论析》，《特区实践与理论》2015年第3期。
[36]王京生：《文化的魅力》，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3页。
[37]王京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繁荣》，第255页。
[38]王京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繁荣》，第117页。
[39]王京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繁荣》，第123页。
[40]王京生：《观念的力量》，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页。
[41]王京生：《观念的力量》，第5页。
[42][德]马克斯·韦伯著，王容芬译：《儒教与道教》，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95-300页。
[4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41-579页。
[44]杜维明著，高专诚译：《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25-126页。
[45][德]马克斯·韦伯著，王容芬译：《儒教与道教》，第183页。
[46]本文引用《老子》，皆引自陈鼓应注译：《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以下只注篇名。
[47]本文引用《老子》，皆引自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以下只注篇名。
[48]关于这点，吾师冯达文先生认为：“孔子、孟子开创的儒学既回归到人类最根源性的生活状况和由这种生活状况培植起来的真实情感，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与价值信念，诚然便能够赢得一种超越于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普遍性与绝对性。”见冯达文：《中国古典哲学略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49]关于这个问题，陈鼓应先生认为：“就抽象的哲学思维而言，道家的贡献要远远超过儒家。……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概念和范畴，多渊源于道家。”见陈鼓应：《老庄新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页。
[50]关于这点，冯达文先生认为：“老庄之学作为道家学派的主体，是从对社会与文化的反省与批判建立起来的。老庄之学的价值，也主要体现在它的批判精神上。”见冯达文：《道家哲学略述》，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第19页。
[51]有学者认为：“在儒学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的时代，道家的自然主义哲学乃是儒家伦理型哲学所必不可少的对立补充者。”此说颇为精当。见赵明：《道家思想与中国文化》，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2页。
[52]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页。
[5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60页。
[54]参见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方立天：《佛教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
[55]参见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汤一介：《佛教与中国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
[56]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本文所引《论语》皆见该书。
[57][唐]慧能著，郭朋校释：《坛经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58]参见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59]参见郭朋：《隋唐佛教》，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
[60]参见冯达文：《理性与觉性——佛学与儒学论丛》，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
[61]参见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62]楼宇烈：《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
[63]“深圳政府在线”，2015年11月26日。
[64]参见王京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繁荣》，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6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64页。
[6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9页。
[67]参见[美]费正清著，张沛译：《中国：传统与变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117-121页。
[6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51页。
[69]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08页。
[70]冯达文、郭齐勇主编：《新编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8页。
[71]冯达文、郭齐勇主编：《新编中国哲学史》（上册），第230页。
[72]冯达文：《理性与觉性——佛学与儒学论丛》，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324-325页。
[7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8页。
[7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349页。
[7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64页。
[7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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