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社会危机情境及原因解析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历了多重重大改变。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使我国当前正处于发展经济学上所预言的“非稳定状态”频发的“关键阶段”，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改革结束了“人人受益”的阶段，进入了一个“部分受益、部分受损”的阶段，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不稳定时期。由此《中共中央关于构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因此，中国当前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凡此种种都表征着当前正处于矛盾的凸显时期。

1.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大，但从1978年至2003年，我国的城乡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从0.16上升到0.34。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到2000年即突破了0.4的危险警戒线，2003年则达到0.461出现了较严重的贫富差距。[9]而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50，远远高于国际标准的稳定警戒线0.40。其次，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份与最低的省份差异超过3倍，而且平均数掩盖了实际差异。同时，行业间收入差距也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并且被多数学者和社会成员认为是权力资源配置有失公允的表现。据统计，行业间平均劳动报酬最高与最低之比在2000年为2.62倍，在2003年为3.98倍，2004年达到4.25倍。这还不包括工资外的福利收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不稳定时期。随着权力、资本和知识三种资源合流集中，日趋造成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两极分化。有学术界普遍认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推动中国社会全面向和谐小康社会的目标挺进。

2. 利益分配格局重整，社会心理失衡增大

贫富差距不断增大的过程本身隐含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在常态社会的运行模式下，如果出现过快过大的利益分野，则表明利益实现的过程存在偏差。人们内心会逐渐积聚起合法利益到侵害甚至被剥夺感，造成群体性的社会不满。个体或群体性的不满情绪最极端的宣泄就会出现犯罪的高发，社会治安面临不断增大的压力。有学者根据研究指出“目前基尼系数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全国违法犯罪案件和治安案件将分别增加46.8万起合27.05万起。”[10]当然，贫困问题并不是导致社会危机的必然原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均质化的贫穷状态曾经呈现出的社会治安良好的岁月，被老一辈人在感叹当前社会价值失衡时怀旧眷恋。但贫富分化带来的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失衡感、民众生存压力巨大、社会保障乏力、民众自我发展能力低下的状态下，很容易引发非法社会性事件。

3. 劳动就业形势严峻，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

尽管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几乎难以避免，但是失业和就业难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便构成了对社会稳定的直接冲击。由此，解决就业问题和保有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就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着力解决的影响发展态势的基本问题。从就业压力来看，中国目前就业人数的增加基本上是着眼于城镇人口的就业问题，从农村土地中析出的人口却始终未能列入就业计划。实际上农村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城市本身就可能与城市中的下岗工人问题，城市建设中的拆迁问题等会合，势必造成社会治理工作的沉重压力，如果政府未能有效解决其就业、生存和发展问题，则可能成为威胁城市公共安全的一大隐患。

产生当前种种危机的诱因，抛开自然不可抗力的因素，我们需要将关注点放置在社会因素层面。社会的变迁所涉及的是“社会结构与制度的全面分化、调整与重新整合过程，是利益重新分配过程，也是社会权力不断转移的过程”[11]。而社会层面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基本的三个方面。[12]

从政治上来看，社会变迁带动了社会分化、流动和公民政治意识的加强。人们用新的眼光来审视自身所处的政治体制，渴望能够参与、表达和共同建设。而一旦缺乏正常的参与、表达和宣泄的渠道，就会聚集社会的异己力量，产生危机。从经济上来看，经济发展带来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和群体分化以及经济秩序紊乱，引发了社会普遍的不平等现象以及经济动荡，从而助长了社会冲突。从文化上来看，整体社会制度的变迁必须要有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文化体系的协同发展，在社会的整合过程中，一个防止社会冲突的重要因素就是社会文化的一体化，文化认同和融合所包含的范围极其广泛，从社会共同语言，到维系一个社会的道德观念与价值体系，到公众的政治意识、宗教信仰等。如果一个社会的文化同质度高，人们有着广泛的价值认同，那么无疑社会的稳定程度相应地也会很高。相反，如果社会文化的异质性很强，那么社会冲突的爆发就会有了可怕的社会心理基础。中东地区的战火不断，恐怖活动的此消彼长，其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就是宗教文化的分歧。不仅仅是在原有不同的文化体系之间，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制度变迁中，传统的价值观念的沦丧和现代的价值体系的扭曲或不到位，使得文化体系失去了稳定社会的功能。不能成为人类冲突减少的最后屏障，反而由此引发的危机频发，并且比其他原因引起的危机更持久和影响深远。

从整体上来看，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结构进入全面分化和重新整合时期，资源配给的变迁、政府职能的转变、政策制度的调整，引发了社会发展过程中大量问题，如三农问题、城市化进程中的房屋拆迁冲突、失地农民利益维护问题，城乡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问题、弱势群体保障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甚至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和道德、信仰、信任危机等。凡此种种社会在演变中出现的问题，形成了社会发展过程中诸多不稳定因素，成为政府维稳工作的必要性和前提性因素。

政治与行政体制上，权力与人性结合后自身的缺陷，权力的滥用、权力腐败甚至政府失灵都可能造成社会矛盾激化。在许多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中，国家与社会的冲突总是治理本身引发的，公共行政上行为的失当势必成为危机扩散的触媒，而权力滥用则直接引爆社会危机。政府职能的缺位是导致公共危机多发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有的地方政府十分关注经济工作和经济发展，而忽视对公共安全等公共事务的重视和关注，忽视对社会的管理，长期积累了矛盾。使社会在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基础上社会不公强烈凸显的情境下，形成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特有的危机情境。此外，在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基于利益诉求而不断被挑起的文明冲突与贸易摩擦，不断演化的恐怖主义危机，国际化社会形成中的社会融合与社会排斥等同样构成了对中国社会的潜在危机情境。基于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稳定几乎成为这个社会治理系统最现实的基础和最敏感的神经。因此，当前中国社会的公共危机情境，突出地表现为社会自身长期以来，各种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制度的因素长期积聚而产生的社会性公共危机。

从本质上来看，我国目前危机情境下出现的公共危机事件，其主体性质为非政治性的，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于对社会民众的权利和利益的维护，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寻求社会平等。而本研究的研究视角也是针对这类社会性、一般不具有政治性倾向的公共危机。需要强调的是，“由于社会转型的本质是利益格局调整，因社会转型而引发的矛盾与冲突总体上仍属于利益问题，绝大多数并不涉及敏感的意识形态因素，更不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13]。未来中国社会的纠纷与矛盾的具体内容主要表现为利益问题，必须区分不同的矛盾与冲突，并认识到他们对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的不同含义，并力求在此基础上形成分类治理的具体机制。在中国当前法治政府建设的历史大背景下，从行政法的视角，探讨维稳理念指导下社会危机防治行政的基础理论，对社会危机防治行政的相关理论、路径作出正当性的指导。

[1] ［德］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 何博闻，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4: 57.(www.xing528.com)

[2] 余潇枫. 非传统安全与公共危机治理.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10.

[3] 黄顺康. 公共危机管理与危机法制研究. 北京: 中国监察出版社， 2006: 4.

[4] 吴江. 公共危机管理能力. 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5: 4.

[5]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 建设完整规范的政府应急管理框架. 中国行政管理，2004 (4): 8-11.

[6] 黄顺康. 公共危机管理与危机法制研究.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 14.

[7] ［美］刘易斯·科塞. 社会冲突的功能. 孙立平，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1989: 114.

[8] 蔡志强. 社会危机治理: 价值变迁与治理成长.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

[9] 国家统计局. 中国国情国力.

[10] 蔡志强. 危机治理与和谐社会.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 23.

[11] 胡宁生. 中国政府形象战略.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1186.

[12] 薛澜，等. 危机管理: 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36-41页.

[13] 左卫民. 中国基层纠纷解决研究.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0: 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