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德范村80岁以上老人生日蛋糕活动揭秘

中国传统时间观具有“漠视精确、缺乏发达测度时间概念、以循环时间观为主、注重历史和过去以及个体时间观念至上等特点。这一系列特点的形成，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及民众以农为本的年度时间生活节律态势具有直接关系”^[43]。作为城市居民，对鲁中山区的想象或印象可能是这样一幅画面——群山蜿蜒，满目莽苍，羊肠山道，曲径通幽，绿林深处偶有鸟鸣。石圩门、石屋、石板路、老农具、老水井触目可见。这还不算，花椒树、核桃树、柿子树，树下间或还拴着几头牛、几匹马。夕阳西下，几处炊烟袅袅，两声鸟雀啼鸣，外来人便似置身桃花源，恍然忘却世间凡事了……在乡村旅游如火如荼的当下，鲁中地区知名的民俗旅游村如沂南县竹泉村、博山区中郝峪村，甚至以“闯关东”文化蜚声南北的章丘区朱家峪村莫不如此。

2014年底，当笔者第一次走进三德范村，眼前的景象颇让人惊讶：村落三五里外，横亘着一座苍翠的大山，后来才知这是三德范村辖属的锦屏山。但近在眼前的村落与上述印象关系不大，除了玄帝阁、人和门、太平街稍带点古意，一幅现代化的场景展现在笔者面前：村内的柏油马路干净挺直，“锁皮屋”“二起楼”鳞次栉比，电瓶车、摩托车、小汽车从大街小巷呼啸而过。除了河道两侧高处的道路有些蜿蜒，田地与田地、道路与道路、房屋与房屋之间落差稍大，很难想象这个被国家认定的“传统村落”会过什么“传统”生活。事实上，三德范村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而且和周围几个富裕的村子——大寨、青野、文祖一样，除了四周的山峰和高低起伏的田地、民居，这种富有小城镇气息的乡土生活才是当前鲁中农村的日常模式。^[44]但问题是，谁又敢说这种现代化的村落景观没有叠加具有历史感的“文化传统”呢？

与其他鲁中村落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庄大姓多，三德范村还被人们认为是“各方面能人都很多的文化村”，连一向善于调侃三德范村的文祖、大寨等周边村落的乡民也承认这是事实。在某次访谈中，笔者对此表示怀疑后，张家巷的农民张烈才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文化村”的实力：

那年中央电视台来拍我们村，临时安排了一个节目叫“斗春联”。电视台的那个导演说，你们能不能组织十几个老人现场写写书法，咱们营造个春节气氛。后来那个导演看着我们村干部显得有点为难，说如果不好找，让学校推荐些小孩来凑凑人数也行——其实不是难找，是我们村会书法的人太多了，一条巷道就十几个。你说联社找谁不找谁？能叫这个不叫那个吗？这是要上中央电视台的！该找的不找全了，不得罪人嘛！导演一听，说：“那太好了，能找来多少算多少，我怕你们村里会书法的不多，我才没敢多开口的。”结果呢，光50岁以上，在家、会书法的，而且还得敢露脸，就是说写得不错的就来了60多个。加上一些老人带着孩子过来，这么临时一找就有将近一百口子人。^[45]

其实，三德范令笔者由衷产生“文化村”印象的还是在真正走进其村落日常生活之后。三德范管理区自2013年起发起了给村内60岁及其以上老人送生日蛋糕的活动。“送礼人”是管理区和所在村委的村干部。起初制订的方案是为管理区60岁及其以上老人送蛋糕，但经各村委会逐一统计、上报，管理区汇总后发现：截至2014年，三德范东、西、南、北4个行政村60～80岁的老人有1375位，80岁以上的老人有179位，90岁以上的老人有21位。经过仔细核算，村干部们发现，无论是财力、物力还是人力，管理区都不可能完成为所有60岁及其以上老人送生日蛋糕的计划。最后，管理区不得不将活动群体的年龄段调整为80岁及其以上。

自2015年底起，笔者以一个“大学生”的身份陆陆续续参加了38次（46户）“送生日蛋糕”的活动。参加活动的好处在于，笔者能够以一个“局内人”的身份名正言顺地进入家庭生活的私人领域，同时又因为生日是村落整体的偶发事件，因此笔者可以很随机地在一个陌生家庭管窥村民的日常生活及其居住环境的全景。当然，在很多时候，笔者所邂逅的也不全是老人祝寿活动时的脉脉温情。如在笔者曾随同拜访过的46户家庭中，就有14户老人处于独居状态。这种“独居”并非完全出于伴侣的去世，或老屋破损造成的空巢。年迈的村民们所表现出的那种热情、淳朴，甚至在接待我们时的某种局促不安乃至声声感谢——这种糅合了馈赠与接受、给予与感恩的文化心态，令笔者感慨万千。就这样，通过一个生日蛋糕，笔者走进了三德范村乡土生活的日常和家庭生活的内部。^[46]

笔者注意到，除了部分留居老宅祖屋的老人，大部分村民已住进20世纪70年代末期陆续新建的住宅。在当时，划定宅基地的标准是每家225平方米，所以每家住宅面积都比较开阔。宅院一般由大门、主房、耳房、厢房、配房、栏圈等构成。因为地处山地、丘陵，房屋的朝向并不完全一致，大部分宅院坐北朝南，大门设在东南角，主房是居中的三开间厅堂，主房的屋脊与根基均高于其他房屋，多做客厅或者户主起居之用。主房的两侧是耳房，宅院东西两侧通常各建三间厢房。一般东侧有一间厢房做厨房，西侧住晚辈，西南角做茅房（厕所）。这些房屋开间一般在2．5米左右，进深3．5米左右。那种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鲁中地区普遍兴建的二层小楼，除了主干道两侧有少数几家，在三德范村反而修建得很少。

在三德范村，对中国俗语所说的“门面”最生动的展示就是“大门”。大门是一户人家的脸面，也是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的标志。大门的类型有很多种，尤其以俗称的“一封书”“挑门楼”“八层墙”等样式居多。如“八层墙”，意思是大门从台基开始特别是檐头位置，要累计铺设八种以砖石为材质的构件，不但要装砌“门枕”“腰枕”“悬枕”，而且显眼位置的砖石要有精雕细琢的美感，或雕刻喜鹊、牡丹、芍药等鸟禽花草，或雕刻花瓶、花篮、葫芦等“暗八仙”式样的吉祥图案。大门根基一侧下设俗称“阳沟”的排水沟，雨水天时积水由此排出。

三德范人不管房屋新旧，院落和屋内都会打扫得特别干净。老人单独居住的房屋多保持着老屋的样貌，新建住宅从宅门、地面到影壁、屋瓦、墙皮，以及内部的装饰都尽量向现代化靠拢，许多20世纪90年代以后修建的住宅，内部装修往往还十分考究。此外，大部分家庭会在院落或客厅里养三五种花草，文竹、常春藤、豆瓣绿、散尾葵、吊兰、滴水观音和兰草是常见的品种——在这个缺水的村庄更加凸显了三德范人温暖的生活态度。在三德范人的堂屋，最引人瞩目的往往是客厅中堂悬挂的书法作品：与许多北方农村乐于悬挂或张贴艳丽的工业印刷画不同，在三德范，房屋的主人，或本村村民，或本家族的青少年书写的各类书法作品常常占据了客厅迎面最重要的位置。张烈贵、张福琛等农民书法家的作品在村内就十分流行。

除了书法，根雕、奇石、葫芦雕刻、泥塑、木雕、石雕，从制作到赏玩、交流，每个门类都不乏爱好者，并且年龄段从30岁至75岁正向分布，可见这种爱好的广泛。这种艺术能人群体在三德范村的涌现也不是偶然现象，在编纂《三德范庄志》时，主编张福经花了很多精力，将自己和老人们记忆中的“能人”做了记录、整理，如机智幽默的“故事家”张传淇（俗名“张呆子”），“板话天才”姜福九（俗名“姜梦子”），“曲艺魁首”赵荣朝（乳名成活子），“戏曲能人”王起业（乳名义和子）等。根据《三德范庄志》^[47]提供的线索和田野调查搜集的访谈资料，笔者整理了几位“民间文艺家”的逸事：

［张传淇］三德范村张家巷人，生于1877年，殁于1957年。因为不谙世事，俗名“张呆子”。他幼年就读私塾，熟读“四书五经”，爱看趣味小说。在劳动之余，“讲故事”成了他的标签。虽然张传淇有点口吃，声音嘶哑，但讲起故事来反而别有一番趣味。有关张传淇的故事，以表现他遇事反应快、机智灵敏为最多。

据说，20世纪30年代的一天，当时三德范村的村长张传瀛、金玉儒、赵国庭三人在酒馆吃酒，他们从远处看到张传淇逶迤而至，佯作不见。张传淇二话不说，回家就写了个纸条，贴在了玄帝阁下：“三德范庄两头平，当家主事的张传瀛。陪吃陪喝的金玉儒，随随和和的赵国庭。”这几句话，像诗词更像民谣，但用方言读起来朗朗上口，很容易口耳相传。三个人哭笑不得，以后吃酒再也不敢故意背着张传淇了。

还有一个故事常被村里识文断字的老人们提起。新中国成立初期，张传淇编了个字谜，谜底是一个人名。他说：“反手提笔点天文，四幸常在水边存。栋梁去了通天木，五湖四海第一人。”听众百思不得其解。这时候，张传淇才得意洋洋地说：“这不就是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嘛！”原来谜底是毛泽东同志的繁体字姓名。

［姜福九］三德范村张家巷人，生于1898年，病故于1971年，俗名“姜梦子”。许多三德范人说，以前在章丘南部可能有人不知道姜福九，但没人不知道姜梦子。他既不认字，也不识数，大半辈子以挑卖苇席为生。虽然没念过一天书，但他能出口成章，每句或三字或五字，或七字或九字，长短相间，合辙押韵。因为在章丘到处赶集，随着售卖苇席的路线他渐渐广为人知，他走到哪儿都会被要求来一段，简直是那个时代免费“走穴”的明星。据说有一天，他从章丘白云湖挑席回家，在文祖镇的分水岭村与胡同里的邻居恰好迎面相遇。邻居问候说：“梦哥今日可好啊？”姜应声说：“好啊！上北走刮北风，上南走刮南风，站住不蛄蛹（方言，指身体不动），还刮了个大旋风。”这还不算完，他接着说：“大清早没吃饭，弄了您哥哥一身汗。买了三十五个席，一头捆上各一半。剩下一个送人了，你说合算不合算？”话说完，两人大笑而去。

1947年，三德范恰逢“土改”时期。这天，姜福九去村公所办事，路上遇到了站岗放哨的民兵，毫无例外地被要求“来一段”。他人没走到话先到，开口说：“弟兄们当民兵，不是去站岗，就是去放风。一支大盖枪，子弹也稀松，见了还乡团，就用棍子扔。”民兵们一听不满意，要求他必须按“土改”这件事重新说，说不好不让走。姜梦子赶紧改口说：“共产党八路军，专和穷人一条心。斗了地主王庆良（指当地大地主），又分土地又分房。老王家分了一头驴，老李家分了两只羊。年老年少搞生产，年轻的拿枪上战场。上战场打老蒋，土匪汉奸不漏网。姜梦子说的是实话，有半句瞎话你骂娘。弟兄们千万别生气，我有事赶紧去找村长。”站岗的民兵被这具有三德范味道的“山东快书”逗得哈哈大笑，这才放开姜梦子让他走人。

20世纪60年代，或许跟集体劳动有关，关于姜梦子说顺口溜的逸事尤多。1964年整修老章莱公路，劳动间歇时，几个人拉住姜福九，让他说一段。他张口道：“修公路民工多，洋镐铁锨随意摸。一直修到头，赶快跑汽车，不是拉他娘，就是拉他爹，呜！呜！呜！”说完就一溜烟跑了。原来，“不是拉他娘，就是拉他爹”一语双关，据说从此再也没人敢生拉硬拽地逼他表演了。(www.xing528.com)

［赵荣朝］三德范村辛庄巷人，生于1920年，病故于1992年，乳名成活子。赵荣朝上过几年私塾，但因家境贫困，读了两三年就辍学了。他务过农，干过小买卖，下过煤窑，去东北垦过荒，还做过伐木工人。虽然生活艰辛，但一生不爱财，更不善理财，随挣随花，没有勤俭节约的习惯，算是当年的“月光族”。赵荣朝天生爱唱戏，喜欢模仿各种曲艺门类。据说逢年节扮玩，赵荣朝登高台一开口，几千人的戏场顿时鸦雀无声。山东大鼓、山东快书、京剧、吕剧、黄梅戏，各种吹拉弹唱，甚至口技，他都样样精通。20世纪50年代，他自学拼音字母，随后在1954年的扫盲运动中成了授课教师。20世纪60年代，他去东北垦荒，劳动之余跟着当地人学“二人转”。带艺返乡后，年节期间唱起二人转，开阔了三德范人的眼界。

［王起业］三德范北村人，生于1929年，病故于1979年，乳名义和子。王起业少时不爱读书，学无所成。但是唱歌、曲艺一听就会，一听就迷。十来岁就自己仿制笛子、箫、陶笛等乐器。因为沉迷京胡、二胡，对种田耕地不放在心上，年轻时在家，常被父母亲友骂作“傻子”。他1948年参军，1952年复员还乡，几年的戎装生涯，既历练了他的筋骨，又跟来自天南海北的战友学了一身曲艺本领：粤剧、昆曲、黄梅戏、京剧、吕剧，大段小段都能自弹自唱。因为20世纪60年代前后，三德范村日常生活中的文艺活动很少，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作为庄户剧团的演员，王起业给三德范人留下了关于戏曲、曲艺艺术的许多回忆。1979年他被长水村聘为琴师，但随后不久逝世，享年51岁。

令人感慨和疑惑的是三德范村为什么有这么多在土里刨食的庄稼人喜欢这些“不务正业”的艺术活动？仅仅是庄大姓多吗？或者，仅仅是一种特殊历史时期的偶然现象吗？

现在既是“养猪大户”还耕种着五亩地的农民张烈才是他们中的一员。作为世代以务农为业的庄稼人，张烈才还是一位根雕、石雕、葫芦雕刻等艺术爱好者和创作者。他不但能勾勒出以牡丹为题材的花鸟画，而且能写出浑圆有力、形神兼备的书法作品“舒同体”。他自己这样回答笔者的疑问：

问：为什么村里这么多人喜欢书法、国画，还有葫芦雕刻、根雕这些活动呢？

张：爱好书法是因为有历史传统，老一辈会写字爱写字的就比较多。后来我们村在1949年前后有了自己的小学、初中，学校的老师大部分是本村人，自己书法写得好，教学生也就严格，这样就教育出了一批现在五六十岁写字还很好的人。玩根雕是因为住在山边啊，你刨地的时候不小心就会刨出树根来，琢磨琢磨像什么样子就自己慢慢动手做。

问：那这么多类型的东西，总不能每一样的原材料咱们村里都出产吧？

张：这可能跟我们村原来比较富裕有关系吧。有两个闲钱，又不会干买卖，也不用出远门，老一辈喜欢的多，自己就慢慢学会了。

问：你们这些爱好者平时有什么交流吗？

张：我们春节的时候会在“郭子”（玄帝阁）旁边的老祠堂搞展览，联社还组织大家写字、免费送春联。这可都是给村里人自己看的，水平好的就都拿出来，大家积极性很高。在平时，都是自己玩，自己巷道爱玩的互相切磋一下，没有集体交流。规模最大的是搞书法的张烈贵，他前年退休后在村里办了个书法培训班，每个孩子收200块钱，附近文祖、大寨的孩子也都来学习，一次能有100多人，算是唯一一个（将书法）职业化的。^[48]

在今天，三德范村这种集群式的“艺术能人”已经不是完全无组织的状态。从2013年起，章丘地区小有名气的“书画艺术协会”在三德范村成立了分会，三德范村成为章丘南部唯一的村级分会。此外，2013年，部分退休教师又在管理区的支持下成立了“三德范传统文化研究会”。虽然这些社群组织开展的活动不多，但是入会人员大多很珍惜这个“会员”身份。有意思的是，村民之间同样有“文人相轻”的心态。全村除了张烈贵等少数几个人的技艺得到公认，大部分人的“水平”并不能得到广泛认同。尽管如此，若让他们谈谈周边村落的那些“民间艺术家”，无论是门类、人数还是水平，在他们眼里那就更是等而下之，不值一哂了。不光此类“艺术活动”，从某些技艺或技能的角度观察，三德范的“能人”现象也比较突出。如全村可以在红白喜事上独当一面的“大厨”超过60多位，甚至会下象棋的村民都能够在街道办事处组织的全街道象棋比赛中“包揽前三名”。会玩、能玩、爱玩，同会吃、能吃、爱吃一样流行。这种在当下处于活态的，能够通过“趣缘”将日常生活、节日生活紧密联结在一起的群体活动，就成为三德范村的一种艺术氛围和非正式组织。同时，具有广泛意义的技艺或“雅趣”，作为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创造、交流、评价和传承都在村落语境和区域社会内部实现了代际传承。

需要强调的是，民间艺术能人的代际涌现是年节扮玩在技艺传承和艺术水准层面的保障。田野调查发现，“能人”之间互相瞧不上的文化心态，每年都会通过不断投入到自己所在巷道的扮玩节目的花样创新上，并以全村检阅、评价的形式分出胜负。“你行，我比你还要好”的文化心理是村落“能人”们通过自己的手艺促成扮玩在服饰、布景、化装、体裁等各类表演文本方面追求高难度、唯美化目标的技术动力。因此，年节扮玩在巷道作为整体与部分关系意义上的“夸富宴”，与三德范人多才多艺的文化个性具有直接联系。另一方面，虽然这种爱好和创作的倾向并不具备现实功利色彩，但乡民们也绝没有抱持“为艺术而艺术”的追求，在满足碎碎念、小心思的同时，服务社区公共性的文化需要及收获其肯定，依然是集体表演的最终目标。年节期间，在扮玩活动制造的观众人群和节日气氛里，农民艺术家们把积攒了一年的作品和技艺呈现到公共空间供乡民们欣赏，实际上，从另一个侧面构建了村落公共领域的边界，扩大了扮玩表演的空间场域。也正是具备各种“艺术技能”的乡民在扮玩活动的组织、创意、交流、磋商中，无数次地诠释、更新和传承着三德范村的民俗传统和文化根性，从而确保了村落传统及乡民艺术在现实生活持续调整、创新、变革的文化活力。

针对三德范人多少还有些封闭的生活状态，在文化哲学领域有种观点十分流行。如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农本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本质上是一个自在的日常生活世界，绝大多数人口是传统农民，他们终生被封闭在家庭与天然共同体之中，凭借着自发地溶进血脉之中的传统、风俗、习惯、经验、天然情感、血缘等自在的文化基因而自在地、周而复始地展开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等日常生计。这种沉重的日常生活结构至今在文化层面上阻碍着中国的现代化。”在此基础上，该学者进一步提出：“应当积极认可与鼓励以追求利益的理性、目的性、竞争、参与为特征的现代生活方式对传统农业文明封闭的日常生活方式的改造，运用各种手段把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农民）赶出他们世代熟悉的封闭的日常生活世界，使之进入充满竞争和富于创造性的现代非日常生活，让他们在现代工业文明和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中拥抱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和文明价值，确立理性的、科学的文化模式，主体性的、创造性的文化模式，法治型的、契约型的文化模式。”^[49]从三德范人所处的区域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趋势看，抱持此类观点的学者们的期许，无疑在某种程度上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稳步实现了。

例如，根据当地政府公开发布的有关信息，据不完全统计，在三德范村所在的济南市章丘区，因棚改、旧改项目，商业地产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原因，仅2017年，章丘区已经提前实施和正在实施的工程，就包括白泉村、横沟村、分水岭村、枣园街道大义田村和后枣园村、埠村街道长青村、原钢联周边、原电瓷厂片区、浅井、湛汪村、东沟头村、西沟头村、南凤村、特殊教育学校周边14个项目。拆迁人口约5377户，拆迁面积约118万平方米，政府投入拆迁资金约6亿元。2018年，新实施的项目则涉及明水、双山、圣井、埠村、枣园5个街镇30个村庄，拆迁约17149户，拆迁面积约375万平方米，政府投入拆迁资金约18亿元（不含安置建设资金约163亿元）。那么，这些失地农民的“日常生活”如何安排呢？当他们不得不或者迫不及待地进入了“充满竞争和富于创造性的现代非日常生活”，他们有没有在现代工业文明和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中“拥抱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和文明价值，确立理性的、科学的文化模式，主体性的、创造性的文化模式，法治型的、契约型的文化模式”^[50]呢？遗憾的是，从真正能走进田野与社会的那些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看，至今还没有一个令学者和民众都满意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