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林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普鲁士主义的革命传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普鲁士的形成、它在霍亨索伦王朝统治下的发展过程和特殊性作出了极其深刻的批判性论述。
梅林指出，普鲁士国家是通过武力手段，在征服斯拉夫人和奴役自由农民的基础上产生的。霍亨索伦王朝从一开始就是依靠容克地主进行统治，并代表这个封建阶级的利益和权欲的。针对资产阶级史学家炮制的“霍亨索伦王朝限制容克地主的权力、保护农民不受容克地主的粗暴蹂躏”的神话，梅林指出：“在成打的霍亨索伦选侯中，没有一个怜恤过反对容克地主的农民；也几乎没有一个选侯比他的先辈使农民少受容克地主的奴役。”[28]
与英国和法国不同，德国的专制君主没有通过与城市结盟，完成建立民族国家和中央集权的历史使命，而是采取了剥削城市、限制市民自由的邦国专制主义形式。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尤其敌视城市，极力阻止城市的发展。它使城市承担了沉重的赋税，以至于普鲁士城市竟成了介乎领地和卫戍地之间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市民阶级更无从得以壮大。如果说在其他国家，强大而自信的市民阶级曾经推动了经济和文化的进步，那么在19世纪以前的普鲁士这一重要的推动力是极其缺乏的。[29]由此可见，普鲁士国家的相对落后也就毫不奇怪了。
至于霍亨索伦王朝是“宗教改革的先锋”这一传奇，马克思早在《霍亨索伦王朝的神权》一文中就予以了驳斥。他说：“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从霍亨索伦王朝方面所遇到的，在它产生时是公开的敌对态度，在它斗争的早期是虚伪的中立，而在它可怕的最后一幕，即在三十年战争时期，则是畏缩动摇、胆怯的消极和卑鄙的背信弃义。”[30]梅林则进一步指出，勃兰登堡选侯约阿希姆一世和他的弟弟美因兹大主教以及选侯阿尔布雷希特都曾参与过赎罪券买卖，也对本地区路德派新教徒进行过迫害。约阿希姆一世的两个儿子，约阿希姆二世和汉斯，主要是为了捞取教会财产而改信新教的。资产阶级史学家赞誉约阿希姆二世为“勃兰登堡改革家”，这根本不符合事实。从这位选侯所制定的《教会法》来看，他既倾向于新教又倾向于天主教。[31]
1618年在德意志大地上爆发了史称“三十年战争” 的旷日大战。战争是打着宗教的旗号进行的，但实际上不只是宗教战争，而且也是德国和欧洲的各种政治力量进行的一场利益争夺战。三十年战争对普鲁士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勃兰登堡国家几乎毫无防卫的情况下，战争狂人令人毛骨悚然地蹂躏了这个国家的每一块土地，使它回到野蛮状态……农村居民流离失所，贫困不堪，过着牛马般的生活。”[32]而普鲁士国家恰恰是在这种经济状况中产生的，因此它一方面是“一个残暴成性的军事国家”，另一方面又是“欧洲奴性最十足的国家”。梅林分析道：“在普鲁士军事专制统治下，只能是奴隶主义盛行，所以，普鲁士军事专制统治也只能在德国的这一部分土地上产生。在那里根本谈不上什么教育、文化、科学和富裕，几百年来人民大众一直处于被奴役地位，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意志。”[33]直到17和18世纪，普鲁士国家才在国际上取得了一定地位，但这主要是由于外国列强的作用，并非如普鲁士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是“通过它的军事力量和战绩”取得的。法国、瑞典、沙皇俄国和英国为了分裂和奴役德国，不惜代价地把普鲁士豢养成为一个对自己无害，但能够与德意志中央政权的代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相抗衡的力量。[34]
而在对外政策方面，普鲁士国家则甘当外国列强的附庸，经常仅仅为了一笔补助金，就不惜违反德意志统一的民族利益。对于霍亨索伦王朝反德国、反民族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多次予以揭露和谴责。梅林则特别针对资产阶级史学家把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颂扬为执行了光荣的“民族使命”的神话，继续予以揭露。他指出，弗里德里希二世发动七年战争，完全不是为了唤醒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识”，保护德意志民族的领土。恰恰相反，弗里德里希二世“宁可把他占有的莱茵地区交给法国人，把他占有的东普鲁士地区交给俄国人，如果他由此得到萨克森的话”[35]。这是一场为了纯粹王朝利益而由雇佣兵进行的战争，它在德国人民中丝毫没有激起热情，相反唤起了普遍厌恶。
梅林还揭露了资产阶级史学家所宣扬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和促成德国古典文学的神话。他尖锐地指出，弗里德里希二世之所以淡化宗教信仰差异，主要是为了吸引移民，使人烟稀少、资金短绌的普鲁士既增加人口又增加财政收入。弗里德里希二世也绝不是什么古典文学的“助产士”，不是德意志民族文化的开拓者。相反，在德国古典文学初期出现的伟大人物必须与普鲁士专制主义做斗争才能有所发展。一向被资产阶级文学史家说成是弗里德里希二世追随者的莱辛，其实是对普鲁士宫廷深恶痛绝的。[36]
正是出于对普鲁士容克地主国家的仇恨，梅林高度赞扬了拿破仑在德国所扮演的资产阶级“解放者角色”。他说：“没有人比拿破仑更懂得，什么是他的征服的历史的合法权利，而且情况总是这样，他在哪里竖起胜利的鹰徽，就在哪里实行资产阶级的改革。”[37]不过，梅林也看到了拿破仑的两面性，他说：“如果人们把他理解为资产阶级发展过程中应运而生的人物，那么，他就体现了这种发展过程的两重性，它的恶行并不少于它的善举。”[38](www.xing528.com)
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影响下，德意志的一些有识之士强烈地意识到，除了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没有别的实现民族复兴之路。而在统治阶级当中，也有部分开明派看到，如果继续维持封建农奴制，非但不能使德意志摆脱拿破仑的压迫，而且也无法挽救容克地主阶级的政治破产。为了救亡图存，普鲁士自由派贵族官僚在19世纪初进行了一系列自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开启了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为驱逐外来侵略，恢复国家独立奠定了基础。对于普鲁士改革，梅林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为出发点，认真分析了它的阶级性、它的具体的历史作用和它的各项措施所取得的效果。在他看来，改革是不彻底的，它是通过大批剥夺农民、在农村中保持形形色色封建依附关系以及把旧的容克地主经济转变为容克地主-资本主义经济的方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39]
梅林还对同改革有关的历史人物作出了评价。他一方面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局限性。梅林特别肯定了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Gerhard von Scharnhorst，1755—1813）和奥古斯特·冯·格奈森瑙（August von Gneisenau，1760—1831）等杰出军事家的正直品格、勇气、首创精神以及他们对祖国的挚爱，并且指出了他们同怯懦无能、对外来统治者卑躬屈膝的普鲁士国王和容克地主的不同。[40]
在评价反抗外来统治的解放战争时，梅林强调指出：由于普鲁士市民阶级的软弱和人民群众政治上的不成熟，运动的领导权最终被封建专制势力所攫取，运动自身也蜕变为反人民和反法国的反动战争了。普鲁士爱国志士和广大民众付出了巨大牺牲却一无所得。“既没有带来政治自由，也没有形成民族统一；而是一个昏聩、愚蠢而又目光短浅的反动派像沉重的铅块充塞着人们的心灵，它最乐于在每种思想后面安插一名法警。”[41]
梅林还在他的著作中讨论了1848年德意志资产阶级革命、1862年普鲁士宪法冲突和1864—1870年俾斯麦统一德国等问题。他痛斥自由资产阶级放弃民主权利，害怕革命的卑劣行径，深刻地指出，德意志自由资产阶级既不敢向人民呼吁，又不敢利用他们拥有的财力迫使封建统治阶级作出让步，在政治上是十分无能的。德意志国家的统一是由资产阶级化的容克贵族奥托·冯·俾斯麦，顺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凭借霍亨索伦王朝统治下的普鲁士的强大军事力量，通过“铁血政策”，以排除奥地利，整合德意志其他邦国的方式实现的。如果说俾斯麦用他的方式实现了德意志资产阶级梦寐以求的种种愿望，那么，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德意志民族利益，而是为了普鲁士容克地主和霍亨索伦王朝的权势。梅林一再强调说，在反动的普鲁士容克地主国家领导下完成的德国统一，绝不可能如同一次革命的民主民族运动所能做到的那样，完全消灭小邦分离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分立主义和分裂主义思想。真正的民族统一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42]
自1871年以来，对俾斯麦的崇拜日益盛行，不仅其统一德国的“丰功伟绩”，而且其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后采取的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都受到众多资产阶级学者的颂扬。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威廉帝国”覆灭之后，俾斯麦崇拜甚至成了在学校、报刊和文学中进行民族主义宣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连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也竞相赞扬在俾斯麦身上有一种“革命精神”。对此，梅林深感厌恶，奋起反对。他揭露了俾斯麦对内政策的全部落后性，特别是其“社会立法”的欺骗性。在梅林看来，俾斯麦在其政治生涯中，的确做了很多事，然而他并不是一位真正认识到历史发展动力从而懂得如何驾驭它的政治家，“而是作为一个干练的外交家，把早已成为历史必然性的统一事业完成到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程度”[43]。俾斯麦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用小恩小惠蒙蔽工人，为的是使他们像宫廷仆从那样，任人使唤，让他们干更多的活”[44]。俾斯麦制定并颁布《反社会党人法》的行为充分表明了他实际是一个“不惜采用欺骗、挑拨和恐怖手段对付工人阶级的凶恶敌人”[45]。俾斯麦虐待和掠夺工人阶级，使他们深陷贫困、饥馑和堕落的罪责是难以逃脱的，决不会得到工人阶级的宽恕。
值得注意的是，梅林有关普鲁士的历史论述，是以意识形态批判为基础的，他十分敏锐地感觉到，德意志资产阶级史学家所炮制的种种神话都是与容克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妥协相适应的，而容克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妥协作为1848年以来的发展的后果构成了1871年建立的德意志帝国的基础。因为“现在，对于德国资产阶级来说，让它的现实的当前与它的理想的过去和解，从我们的古典作品形成时代制造出一个弗里德里希大王时代，是合宜的”[46]。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梅林接触不到普鲁士的国家档案，因此除了由普鲁士历史学家总结出来的资料外，他别无其他资料可以支配，这就使他的论述缺少一种史料研究基础。此外，他也不了解被压迫的普鲁士农民的斗争事迹，对普鲁士地方史阐述得太少。[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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