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1849年7月23日，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护宪派”所把守的最后一个据点——拉斯塔特要塞被普鲁士、汉诺威和萨克森三国王的联盟军队攻陷，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失败告终，它所肩负的“自由和统一”的历史使命也没有完成。

革命失败后，德国重新陷入混乱迷惘状态。一切改革计划都被抛弃，封建的、专制的、教权主义的倾向重新复活，贵族和教会势力卷土重来，反自由主义、反民族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猖獗一时。在奥地利的控制下，旧邦联议会不仅恢复了，而且还成立中央委员会以推行反动政策，建立中央警察部门以加强镇压措施的效果。各邦国君主也竞相取消革命期间产生的人民基本权利，恢复以军队为依靠的封建专制统治。在奥地利，自由主义宪法被废除，议会被解散，乡镇自治机构陷入瘫痪，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的民族运动遭到无情镇压。在普鲁士，宪法虽然没有被正式废除，但贵族重新掌权，教士的势力也有所增长，报刊、公众生活和公职人员重新受到官僚机构和警察的监视，学校则被置于新建立的宗教区委员会的管辖之下。所有政治协会都被取缔，工人罢工被禁止。

倒行逆施的反动统治迫使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政治自由派人士流亡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也在德国遭到封杀。渴望自由和民主但本性“温和”、软弱的德意志资产阶级放弃了政治上单独统治的要求，转而投身到办公司、建企业等逐钱牟利的经营活动之中，甚至为了利益而不惜放弃原则，从封建专制政权的反对者转变为容克贵族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铁血政策”的支持者。日益增多的产业工人则大都加入了各种各样的互助储金会、工人教育协会以及其他兼有地方职业工会和兄弟协会性质的工人组织，比如柏林机器制造业工人协会、全德印刷工人协会、古腾堡联盟和德国卷烟工人协会等。但在最初，这些组织主要受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影响，无意于革命，而是旨在改良，只主张在现存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下改善工人生活。

到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德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也不断壮大，摆脱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卵翼、开展独立的政治斗争、建立独立的政党的要求日益强烈。

1863年5月28日，“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莱比锡成立。1869年8月7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埃森纳赫成立。1875年5月，社会民主工党和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正式成立了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1年10月，该党在爱尔福特举行代表大会，更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

随着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也在德国迅速传播开来。对此，德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1826—1900）、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1840—1913）、早年的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和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1846—1919）等都做出过重要贡献，而梅林的贡献尤其突出。

威廉·李卜克内西出生于德国黑森邦吉森市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思想十分激进，曾在1848年9月率领一支民主派起义队伍由瑞士进入巴登，建立“共和国临时政府”。革命失败后，威廉·李卜克内西流亡伦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和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工作。他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1862年以马克思的代表身份回到德国进行宣传。

就其从事的工作来看，威廉·李卜克内西几乎终生都是一位党的新闻工作者，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的最早传播者，他不仅在其主编的报刊上刊登过多篇包含有论述历史问题内容的马克思、恩格斯作品^[1]，而且还发表了许多论述英、法两国的革命事件、时事政治和民众运动的报告和演讲，积极传达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德国革命的指示。而在《法国革命史》《反对军国主义和反对新税》《基本问题——土地问题》《不要任何妥协》《社会民主党人是怎样的人以及他们要求些什么》等著作中，威廉·李卜克内西更是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奥古斯特·倍倍尔出生于社会下层，终生以木旋工为职业，堪称“真正的工人阶级的儿子”^[2]。他最初是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的影响下投身社会主义运动的，但在结识威廉·李卜克内西并阅读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后，迅速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通过认真学习和深入考察，倍倍尔写作并发表了《妇女和社会主义》（最初在1879年以《妇女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书名出版）、《我的一生》和《基督教和社会主义》等论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分析历史和现实问题，比较科学地阐述了妇女解放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揭示了基督教的产生和发展演变过程及其本质。

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虽然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但未出版专门的历史研究著作。德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作主要出自卡尔·考茨基之手。1888年，考茨基出版《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对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英国政治家和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的生平事迹进行了科学分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树立了榜样。^[3]

考茨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亲密战友、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4]他出生在奥地利帝国的布拉格，自幼怀有激进的亲捷民族主义情绪。中学时期，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影响下，他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和社会主义，阅读了许多社会主义书刊和小说，对路易·勃朗（Louis Blanc，1811—1882）、弗里德里希·朗格（Friedrich Lange，1828—1875）和拉萨尔的著作尤其感兴趣。1875年，考茨基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不久又开始为《前进报》撰稿，与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有过比较密切的个人接触，1877年正式加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1881年3月，考茨基被派往伦敦会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由激进的民主主义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此后，因为经常相处，他与恩格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受到后者的莫大信任。1883年1月，考茨基创办了后来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式理论刊物的《新时代》杂志，并亲自担任主编，直至1917年，时间长达35年。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考茨基撰写并发表了一系列著作，积极传播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他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方法，对人类社会的史前史、杰出的历史人物和基督教的起源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其最主要的历史研究著作除了《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以外，还有《1789年的阶级斗争》（1889）、《从柏拉图到再洗礼派》（1894）、《恩格斯的生平和著作》（1895）、《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危机》（1903）、《马克思及其历史意义》（1908）、《基督教的起源》（1908）、《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增殖和发展》（1910）等等。

考茨基不仅捍卫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在某些方面还作出了一定的深化和发展，具体阐述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实质、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研究的整体性要求和历史性要求、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等问题，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人文社会科学的分支学科和历史学派的形成。然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随着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也由于其折中主义进化论的世界观，考茨基在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机会主义理论，堕落为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受到列宁和德国工人运动左派领袖的尖锐批判。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传播史上，爱德华·伯恩施坦也发挥过重要作用，尽管他后来大肆宣扬“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成为了修正主义的鼻祖。

伯恩施坦出生于柏林一个火车司机家庭。学生时代，就曾组织过“乌托邦”讨论俱乐部，1872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1878年，为逃避俾斯麦政府的迫害，伯恩施坦流亡瑞士苏黎世，担任《社会科学年鉴》编辑。在阅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后，伯恩施坦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1880年2月，在倍倍尔的介绍下，他到伦敦拜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与恩格斯建立了通信关系。从1881年起，伯恩施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秘密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大量社论和文章，比较准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相当深刻地批判了在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残存的拉萨尔主义，例如“由国家贷款成立合作社来解决社会问题”“自由人民国家”“社会王国”等观点。他还撰写了一些论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人民运动的历史文章，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纂。^[5]只是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施坦为19世纪末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发展新情况所迷惑，逐步滑入修正主义泥潭，甚至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

与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人后来的蜕变不同，弗兰茨·梅林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忠诚捍卫者，也是19世纪后期德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1846年2月27日，梅林出生于德国波美拉尼亚施韦拉的一个普鲁士官僚家庭。1866年进入莱比锡大学哲学系学习，1868年又转入柏林大学哲学系，主攻古典哲学，但很快就以新闻工作者的身份投身于新闻战线的斗争中了，直到1882年，也就是在他离开柏林大学12年之后，才参加学位考试，取得哲学博士学位。

由于家庭的影响，梅林在青少年时期思想比较保守。大学期间，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思潮的熏陶下，其自由解放意识逐渐加强。自1875年起，他与威廉·李卜克内西建立了联系，对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在读到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等著作后，立即写信给马克思和恩格斯，向他们请教并寄赠自己的作品，请他们批评指正。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梅林的思想有了很大转变。(www.xing528.com)

1882年以后，在反对俾斯麦政府反动政策的斗争中，梅林日益坚定地成为了工人阶级的辩护士，并在1891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最终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与此同时，他也深入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不仅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成为了唯物史观的坚决拥护者，并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出色地运用于实践，写作了一系列论述普鲁士历史、德国历史和德国工人运动史的著作，其中包括《莱辛传奇》《社会民主党史》《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和《马克思传》等。

《莱辛传奇》最初刊登于1891—1892年的《新时代》杂志上，1893年单独出版发行。在此书中，梅林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18世纪德国启蒙运动时期重要作家和文艺理论家戈特霍尔德·莱辛（Gotthold Lessing，1729—1781）的作品，反击了资产阶级学者对莱辛创作风格的歪曲和捏造，从各个方面论述了普鲁士的历史。为了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梅林还在该书后面附上了《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比较通俗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于梅林的《莱辛传奇》，恩格斯曾有高度评价，说它是“现有的对普鲁士国家形成过程的最好的论述，……是唯一好的论述，对大多数事情，甚至各个细节，都正确地揭示出相互联系”^[6]。对于梅林运用唯物史观的能力，恩格斯也予以肯定。

梅林写作的《社会民主党史》在1893—1898年初版时只有两卷，1903—1904年再版发行，并被扩充为四卷。这是第一部运用唯物史观论述工人运动史的科学著作，它叙述了德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根本特点、德国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工人运动同科学社会主义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形成和壮大等一系列事件，也讨论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分裂和社会民主党内的斗争。该书的出版堪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的顶峰”^[7]。

1910年出版的《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则是梅林写作的一部马克思主义德国史教科书。迄今，它已经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广为流传。

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梅林深怀敬仰和爱戴之情，很早就想为之作传。通过对所掌握的大量原始资料的努力研究，鸿篇巨制的《马克思传》终于在1916年6月完稿，但由于战时书报检查机关的刁难，这一传记直到1918年春天才得问世。在该书中，梅林对既是学者又是革命家的马克思的生平事迹作了完整、生动的叙述，特别是讲述了他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经过、他在1848年革命和第一国际中的卓越斗争和活动。这部传记，正如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1857—1933）所说的那样，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令人感激和深深尊敬的永恒纪念碑”^[8]。

除此之外，梅林还发表了若干专门论述普鲁士历史的著述，例如1889年刊登于《柏林人民报》上的论文《霍亨索伦王朝和宗教改革》和1906年的论文《耶纳和提尔西特——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史中的一章》，以及在1912年和1913年出版的《从提尔西特到陶罗根》和《从卡利什到卡尔斯巴德》两部著作。

梅林也为搜集、整理马克思、恩格斯遗著和拉萨尔致马克思的书信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编辑的三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遗著选》和作为该书第四卷的《拉萨尔书信》在1901年和1902年由狄茨出版社出版发行。梅林为马克思、恩格斯遗著写的引言和注释，包含着许多十分有价值的有关德国工人运动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的资料。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修正主义日益泛滥之际，梅林与倍倍尔、蔡特金、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1871—1919）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等左派领袖一起，坚决反击修正主义者阉割和抛弃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行径，致力于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还在1916年1月加入“斯巴达克派”，1918年12月加入德国共产党，为德国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不息，直至1919年1月29日生命终止。

【注释】

[1]例如，他曾在莱比锡《中德意志人民报》上开辟“劳动与工人”专栏，刊登了马克思写作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在《民主周报》上刊登了恩格斯写作的《资本论》书评；在《人民国家报》上全文发表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在《前进报》上发表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

[2]〔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上册，范德一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80页。

[3]Klaus Kinner，Marxistische deutsche Geschichte 1917 bis 1933：Geschichte und Politik im Kampf der KPD，Berlin：Akad.-Verl.，1982，S.17.

[4]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编：《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奠基》，庄福龄主编，冯景源、顾海良副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84页。

[5]Klaus Kinner，Marxistische deutsche Geschichte 1917 bis 1933：Geschichte und Politik im Kampf der KPD，Berlin：Akad.-Verl.，1982，S.18.

[6]〔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于伦敦）》，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28页。

[7]〔民主德国〕约·施拉夫斯坦：《梅林传——他的马克思主义创作（1891—1919）》，邓仁娥等译，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

[8]陆世澄：《弗兰茨·梅林》，载《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6期，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