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工人运动与早期马克思主义

对德国容克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面目的深刻认识使梅林确信，德国人民的整个未来，1848年以来在它的发展中的每一个进步措施，都同德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有密切联系。随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一股新鲜的空气开始吹进了德国的历史之中。“无产阶级群众已经开始认识到，他们有过像样的生活的权利。”^[48]

联系整个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结合阶级斗争的生动过程，梅林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史、德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斗争、德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极其精彩的描述。

梅林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把自发的工人运动同科学社会主义结合了起来。他们坚决反对“正义者同盟”中革命工人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派别性组织，尤其深刻地批判了魏特林和蒲鲁东的思想以及“真正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在梅林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参与活动具有重大意义。他们提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结构的科学理解是唯一可靠的理论基础，并以通俗的方式说明，问题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主义体系，而在于自觉地参加正在我们眼前发生的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49]。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迸发出的火花，点燃了德意志三月革命的导火钱。南德各邦首先起事，工人、大学生、市民联合起来战斗。封建君主在惊恐之余，作了让步，自由资产阶级组成了新内阁。1848年5月16日，全德意志国民议会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开幕。然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德意志资产阶级自由派不敢发动人民群众继续革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了制定宪法，对于建立革命武装、解散邦联议会、推翻君主专制政府和消灭封建枷锁等根本性问题置之不理。

革命爆发后，马克思同恩格斯一起回到德国，亲自参加并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他们在科隆创办《新莱茵报》，评论时政，歌颂革命，揭露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妥协叛卖，批判同盟中的错误倾向，极大地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德意志工人阶级在1848—1849年革命中的活动，梅林非常关注并在一系列著作和文章中进行了描写。他一再强调，工人阶级是真正的革命者，并且遭遇到了巨大牺牲。他们为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铺平了道路，但是他们抗击反革命势力的英勇战斗却由于资产阶级的背叛而受到了挫折。由此可见，即使在争取资产阶级民主要求的斗争中，工人阶级也不能对资产阶级抱有幻想。工人阶级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革命斗争，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才能实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标。^[50]梅林坚信：德国工人阶级在革命年代进行的第一次战役，仅仅是即将到来的斗争的一个序幕。这个时候，“它的力量还很弱，不能把资产阶级所背叛的旗帜导向胜利，可是它为这面旗帜勇敢地战斗。与资产阶级不同，它的失败不是它的解放斗争终止的开始，却是它的解放斗争的开始阶段的结束”^[51]。

梅林把《新莱茵报》评价为分析时政、指导革命、团结领导所有进步力量的一个重要工具。“它具有两个特点，是德国其他报纸望尘莫及的，这两个特点都很少见，而它们的协调一致却更少见。它把对事物的历史联系的深刻了解（但是这种了解从没有变成无益的静观）同大胆的行动欲望（但是这种欲望从没有分化为幻想）结合在一起。它不奉承君主，也不奉承民族。它无情地鞭挞还存在于德国人身上的旧的奴隶习性，但是它也煽动起任何能够成为清除德国贫困的腐烂垃圾的火焰的革命火花。”^[52]梅林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初期为激进的革命民主派制定的策略，主要是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是保护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尽量推进资产阶级革命是符合工人阶级的最重要利益的。他们的策略，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政治上看，都是正确的。但在1849年春天，随着革命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改变自己的策略，提出了把工人阶级的力量团结在一个独立的政党内的要求，主张使工人阶级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摆脱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依赖。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表达了进行独立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53]

对于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特别是它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梅林也作了详细论述。他赞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领导国际工人协会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指出马克思在为第一国际制定的纲领性文件《成立宣言》和《章程》中，按照参加国际的各个政治派别的实际发展水平，巧妙地引导工人运动转向革命斗争，并为这一革命斗争指明了社会主义解放的目标。第一国际卓有成效地推动了工人的工会联合，推动了工人阶级为实现缩短劳动日和劳动保护而进行的斗争。第一国际还组织发动了多次大规模支持运动，积极声援波兰和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欧洲各国的工人罢工斗争。第一国际及其总委员会的声誉由此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梅林强调深深地根植于无产阶级利益的工人阶级国际主义，并把它同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相对比。他写道：“一方面使世界各国人民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又使他们日益深刻地分裂，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立性。这种对立性在到处都具有共同利益的现代无产阶级中才完全消失。”^[54]

梅林还着重指出了第一国际在发动国际工人阶级支持巴黎公社和向各国人民说明公社的真正性质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他赞扬马克思提交给总委员会的关于“法兰西内战”的通信是“出自他的手笔的最辉煌的文件之一，并且直到今天仍然是历来论述巴黎公社的全部浩瀚文献中最卓越的作品。马克思又一次在这种极端困难而又复杂的问题上，显示出他善于透过表面上千头万绪的使人扑朔迷离的外壳，透过千百种一团混乱的自相矛盾的传闻，来眉目清楚地理出历史内核的惊人才能”^[55]。

梅林一再强调第一国际对德国工人运动的一贯影响和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解体后从伦敦给予德国工人运动的无私帮助。1871年德法战争结束后，马克思亲自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不伦瑞克委员会写信，劝告他们采取明确勇敢的国际主义态度反对德国对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兼并。恩格斯写作的《反杜林论》也对克服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以后出现的思想上的散漫性起了重大作用。

1878年10月，德意志帝国政府颁布《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简称“非常法”），对社会主义运动采取了严厉镇压措施。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领导人茫然失措，党的执行委员会和议会党团甚至做出了自行解散党的错误决定。与此同时，一部分修正主义分子也提出了“走合法即改良的道路”、建立“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的主张。为了克服党的领导人的思想动摇，批判修正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以通告信的形式进行干预，为德国无产阶级制定了正确的反“非常法”斗争策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逐渐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着手恢复和健全党组织，引导全体党员和工人阶级最终采取了把合法的和秘密的斗争、议会内的和议会外的斗争结合起来革命的策略。梅林写道：“这样一来，难堪的束缚就解开了，党的队伍中又响起了经过考验的老战斗口号：全线前进！”^[56]

同样，梅林也很重视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作为国际工人运动尤其是作为德国工人运动的顾问和助手所做的大量艰巨工作。他诚恳地接受了恩格斯提出的要警惕机会主义的危险的警告，强调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必要性，指出，党的历史核心就其整个阶级地位来说是“革命的、现代大工业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是党的卓越战士，没有这个坚强的不可摧毁的支柱，党的纲领就不能实现”^[57]。

唤起恢复德国社会民主党曾经为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在觉悟性和组织性方面做出榜样的那个时代的光荣革命传统，是梅林编纂党史的主要意图之一。对于梅林来说，“现代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是世界史上最光荣和最伟大的解放斗争，德国社会民主党率先进行这一斗争这个事实，可以洗刷德意志数百年的耻辱”^[58]。他非常自豪地描述了德国工人为支援巴黎公社而举行的声势浩大的示威运动。他也非常自豪地描述了德国工人英勇反对“非常法”的斗争。对于广大普通党员坚守信念、勇敢、富有牺牲精神的高尚情操，梅林更是大书特书。他写道，广大普通党员把《社会民主党人报》传播到各个地方，并且把它们分送到各个订阅者和读者手里。“这就需要一批精明强干、绝对可靠的党员，假如不是大量招募受过现代生产方式的锻炼、从现代无产阶级的团结中汲取力量的忠诚战士，《社会民主党人报》就不可能完成它的历史任务，散发传单也不能发展成为党的日益锋利的武器。这些勇士中的每个人都用事实证明了他们不怕牺牲和忠于信念的精神，甚至人类最高贵的情欲——荣誉心也没有减弱这种精神，因而它更加无暇地放出光辉。”^[59]

梅林也强调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非常法” 实施期间在国外举行的几次代表大会所做出的那些决定具有坚定的原则性和鲜明性，例如1880年8月的维登代表大会对哥达纲领进行了修改，“党不再只用一切合法手段，而要用一切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60]，或者如1883年春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代表大会，发表了要求党“勇往直前”和“反对对统治阶级的迫害作任何让步，反对幻想官厅宽大”^[61]的声明。梅林还介绍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坚决拒绝俾斯麦的社会改革的态度。他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既不相信统治阶级的真诚意图，也不相信它的能力。相反地，党深知所谓的社会改革只不过是一种把工人引向邪道的策略手段而已。梅林指出：“这就是无产阶级对皇帝的告谕的明确而坦率的回答。”^[62]

“非常法”的残暴与恐怖并没有阻挡住德国的工人运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不顾一切迫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选举胜利。当后来党的斗争导致1890年2月20日的竞选的伟大胜利和俾斯麦连同“非常法”一起被扫除时，工人运动有充分的理由说，秘密斗争所遭受的巨大牺牲并不是徒劳。不仅追随者的人数增加了两倍，而且组织也壮大了；工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许多新的机关报有可能创办起来。总而言之，采用合法手段和秘密手段进行的坚决斗争全面地加强了工人运动，而这一切斗争的主要力量就是党的普通党员和工作者。梅林写道：“这是根本不能用数字表示的不可估量的成就，自从党十二年来胜利地经历了反对一个大国的所有权力手段的战争以来，党内的不可战胜的意识也是数字所不能表达的。群众是无产阶级英雄时代的主人公；这个时代特别伟大和崇高之处正在这里。”^[63]

然而，自从“非常法”被废除和俾斯麦统治垮台以来，由于容克地主-资产阶级改变了统治手法，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也产生了对普鲁士-德意志国家的机会主义幻想。格奥尔格·冯·福尔马尔和伯恩施坦等人先后提出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主张，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大肆鼓吹护国主义，极力歪曲战争性质，积极支持德意志帝国政府的战争政策。8月2日，在德国对俄国宣战的第二天，为修正主义者控制的德国自由工会理事会决定：支持帝国政府在总动员期间采取的措施，停止进行罢工斗争，工会联合会的财力和组织机构应为战争服务。8月3日，在德国对法国宣战的当天，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以78票对14票决定在次日召开的帝国国会中投票赞成军事预算，无条件地同意给帝国政府的数十亿战争拨款。两天后，党的执行委员会公开号召党员支持战争。由此可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集团已从修正主义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了。

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投入帝国主义阵营的行为和整个机会主义的实践，梅林同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蔡特金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起给予了无情的抨击。不仅批驳了社会帝国主义者背叛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和国际团结传统的“保卫祖国”论和“阶级和平”论，而且还根据历史事实，论证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性质。针对社会民主党右派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否定老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性质，硬说社会民主党从来就是一个改良党，认为它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并不具有原则性的观点，梅林通过回顾党在“非常法”实施期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老的社会民主党是一个革命的党，一个真正为社会主义奋斗和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工人的党。这个党不愿意满足于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改良，更不允许像后来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做的那样，把自己拴在帝国主义者的战车上。^[64]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梅林在论述德国工人运动史时也发表了一些与马克思的意见有严重分歧的观点，这主要表现在对西里西亚织工起义、魏特林、波尔恩、巴枯宁、拉萨尔和施韦泽等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上。在梅林看来，马克思对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成熟性评价过高，赋予了它当时还不具有的倾向。德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在以后几年，首先是在1848—1849年的革命中表明，它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那种觉悟程度。梅林虽然知道魏特林的观点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有巨大差异，但他仍然强调魏特林的观点是“空想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间的纽带”，认为魏特林只是没有克服“空想的派别的观点的最后残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责“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实际是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求之不得的、吓唬资产阶级的稻草人，但梅林却辩解说德国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要起这样的作用。梅林还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谋求的无产阶级组织同波尔恩建立的“工人兄弟会”相提并论，并且偏重于在一定程度上过高估计工人运动中的自发因素和工人的思想水平。而这种观点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认识又是有差距的。梅林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中提到了巴枯宁的瓦解活动，但是后来，联系第一国际的内部斗争和它解体的原因，他又在《马克思传》中极力维护巴枯宁的名誉。他甚至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各种文件中对巴枯宁本人做得不公正。^[65]

梅林认为，拉萨尔“虽然……具有唯心主义世界观，但是由于他有伟大的天才，有革命的本能，首先也由于他真诚地、不倦地追求真理，所以他能够一直深入到科学共产主义的核心”^[66]。拉萨尔的《工人纲领》是“反映德国状况的《共产党宣言》”。诚然，该纲领比《共产党宣言》片面，但是在这种片面性中“也有它的优点”。《共产党宣言》对当时的德国工人阶级来说是一本难懂的书。与之不同，拉萨尔的《工人纲领》虽然只给他们指出历史道路的“最初几站”，但却指得十分清楚明白。^[67]

至于拉萨尔的经济处方，即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梅林非常清楚，它并不像拉萨尔认为的那样，可以成为一种“根据自身发展的活动的结果”导致土地所有制和资本所有制的消灭的手段。梅林说，拉萨尔在这里犯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错误。他批评拉萨尔的办法具有幻想性质，但同时又认为拉萨尔在合作问题上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的。拉萨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持者。^[68]梅林甚至认为，拉萨尔对普选权的评价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在这个问题上，形势的发展“不断地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推向拉萨尔预先给它规定的道路”^[69]。

同对他的思想一样，梅林对拉萨尔的政治策略也是采取调和态度的。他辩护说，拉萨尔的路线“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毫无疑问是有道理的”，理由是工人阶级必须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梅林只是“对于他（拉萨尔）个人实际执行这种策略的能力”有些异议。^[70]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所做历史贡献的评价，梅林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不正确的评价，他们对他的批评十分苛刻不公。^[71]

梅林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态度，可以从他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看出，在这里他重新回到了他对拉萨尔的评价：“伯恩施坦……小心翼翼地依附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作出的结论，而没有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方法来检验这些结论，他由此得出了对拉萨尔非常不合适的评论，相反，我主要是运用大师们的方法对其结论进行审查，这样，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我所写的关于拉萨尔和拉萨尔主义的那一章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统’陷入了严重的对立状态。但是我坚信，我比伯恩施坦更多地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进行工作，而伯恩施坦原先仅仅是紧紧跟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结论，现在，因为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了怀疑，便想把方法也彻底抛弃了。”^[72]梅林不囿于马克思的具体结论，而是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作出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判断和评价，他的观点虽不一定正确，但这种探索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

[1]〔德〕梅林：《论历史唯物主义》，载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吉洪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

[2]〔德〕梅林：《论历史唯物主义》，载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吉洪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9页。

[3]〔德〕梅林：《论历史唯物主义》，载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吉洪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页。

[4]〔德〕梅林：《论历史唯物主义》，载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吉洪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5]〔德〕梅林：《论历史唯物主义》，载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吉洪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页。

[6]同上书，第17页。

[7]〔德〕梅林：《论历史唯物主义》，载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吉洪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19页。

[8]〔德〕梅林：《论历史唯物主义》，载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吉洪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27页。

[9]同上书，第26页。

[10]〔德〕梅林：《论历史唯物主义》，载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吉洪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41页。

[11]〔德〕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3页。

[12]〔德〕梅林：《论历史唯物主义》，载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吉洪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41页。

[13]〔德〕梅林：《论历史唯物主义》，载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吉洪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30、58、37—38、31、54、29页。

[14]〔德〕梅林：《论历史唯物主义》，载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吉洪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38页。

[15]〔德〕梅林：《比耶纳更糟糕》，转引自〔民主德国〕约·施拉夫斯坦《梅林传——他的马克思主义创作（1891—1919）》，邓仁娥等译，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0页。

[16]〔德〕梅林：《论历史唯物主义》，载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吉洪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页。

[17]同上书，第62、18页。

[18]〔德〕梅林：《论历史唯物主义》，载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吉洪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51页。

[19]〔民主德国〕约·施拉夫斯坦：《梅林传——他的马克思主义创作（1891—1919）》，邓仁娥等译，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9页。

[20]〔民主德国〕约·施拉夫斯坦：《梅林传——他的马克思主义创作（1891—1919）》，邓仁娥等译，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1页。

[21]〔民主德国〕约·施拉夫斯坦：《梅林传——他的马克思主义创作（1891—1919）》，邓仁娥等译，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4—235页。

[22]Helga Grebing/Monika Kramme，Franz Mehring，in：Hans-Ulrich Wehler（Hrsg.），Deutsche Historiker，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73，S.567.

[23]同上。

[24]F.Mehring，GesammelteSchriften，Bd.8，S.137，转引自Helga Grebing/Monika Kramme，Franz Mehring，in：Hans-Ulrich Wehler（Hrsg.），Deutsche Historiker，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73，S.568。

[25]〔德〕梅林：《论历史唯物主义》，载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吉洪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4—75页。(www.xing528.com)

[26]Helga Grebing/Monika Kramme，Franz Mehring，in：Hans-Ulrich Wehler（Hrsg.），Deutsche Historiker，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73，S.570.

[27]Helga Grebing/Monika Kramme，Franz Mehring，in：Hans-Ulrich Wehler（Hrsg.），Deutsche Historiker，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73，S.570.

[28]〔德〕梅林：《莱辛传奇》，转引自〔民主德国〕约·施拉夫斯坦《梅林传——他的马克思主义创作（1891—1919）》，邓仁娥等译，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1页。

[29]〔民主德国〕约·施拉夫斯坦：《梅林传——他的马克思主义创作（1891—1919）》，邓仁娥等译，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192页。

[30]〔德〕卡尔·马克思：《霍亨索伦王朝的神权》，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页。

[31]〔德〕梅林：《莱辛传奇》，转引自〔民主德国〕约·施拉夫斯坦《梅林传——他的马克思主义创作（1891—1919）》，邓仁娥等译，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193页。

[32]同上书，第193—194页。

[33]〔德〕梅林：《莱辛传奇》，转引自〔民主德国〕约·施拉夫斯坦《梅林传——他的马克思主义创作（1891—1919）》，邓仁娥等译，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4页。

[34]同上书，第194—195页。

[35]〔德〕梅林：《耶纳和提尔西特》，转引自陆世澄《梅林在史学上的重要贡献》，载《世界历史》1980年第6期，第34页。

[36]〔民主德国〕约·施拉夫斯坦：《梅林传——他的马克思主义创作（1891—1919）》，邓仁娥等译，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203页。

[37]〔民主德国〕约·施拉夫斯坦：《梅林传——他的马克思主义创作（1891—1919）》，邓仁娥等译，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1页。

[38]同上书，第213页。

[39]〔民主德国〕约·施拉夫斯坦：《梅林传——他的马克思主义创作（1891—1919）》，邓仁娥等译，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5页。

[40]同上书，第216页。

[41]〔德〕梅林：《莱辛传奇》，转引自〔民主德国〕约·施拉夫斯坦《梅林传——他的马克思主义创作（1891—1919）》，邓仁娥等译，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9页。

[42]〔民主德国〕约·施拉夫斯坦：《梅林传——他的马克思主义创作（1891—1919）》，邓仁娥等译，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224页。

[43]〔民主德国〕约·施拉夫斯坦：《梅林传——他的马克思主义创作（1891—1919）》，邓仁娥等译，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5页。

[44]同上书，第222页。

[45]同上书，第225页。

[46]F.Mehring，Gesammelte Schriften，Bd.9，S.33，转引自Helga Grebing/Monika Kramme，Franz Mehring，in：Hans-Ulrich Wehler（Hrsg.），Deutsche Historiker，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73，S.562。

[47]参见〔民主德国〕约·施拉夫斯坦：《梅林传——他的马克思主义创作（1891—1919）》，邓仁娥等译，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185页；Helga Grebing/Monika Kramme，Franz Mehring，in：Hans-Ulrich Wehler（Hrsg.），Deutsche Historiker，Göttingen：Vandenhoeck ＆Ruprecht，1973，S.566。

[48]〔德〕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现代科学共产主义（1830—1848）》，青载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49页。

[49]〔德〕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现代科学共产主义（1830—1848）》，青载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62页。

[50]参见〔民主德国〕约·施拉夫斯坦：《梅林传——他的马克思主义创作（1891—1919）》，邓仁娥等译，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1—242页。

[51]〔德〕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二卷《三月革命及其后果（1848—1863）》，青载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84页。

[52]同上书，第100页。

[53]〔民主德国〕约·施拉夫斯坦：《梅林传——他的马克思主义创作（1891—1919）》，邓仁娥等译，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3—244页。

[54]〔德〕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三卷《拉萨尔的鼓动，党派的争论（1863—1869）》，青载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69页。

[55]〔德〕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持平校，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62页。

[56]〔德〕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党的合并，反社会党人法时期（1869—1891）》，青载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165页。

[57]〔德〕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党的合并，反社会党人法时期（1869—1891）》，青载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252页。

[58]同上书，第352页。

[59]〔德〕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党的合并，反社会党人法时期（1869—1891）》，青载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210页。

[60]同上书，第179页。

[61]同上书，第216页。

[62]〔德〕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党的合并，反社会党人法时期（1869—1891）》，青载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216页。

[63]〔德〕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党的合并，反社会党人法时期（1869—1891）》，青载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319页。

[64]参见〔民主德国〕约·施拉夫斯坦：《梅林传——他的马克思主义创作（1891—1919）》，邓仁娥等译，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8页。

[65]参见〔民主德国〕约·施拉夫斯坦：《梅林传——他的马克思主义创作（1891—1919）》，邓仁娥等译，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7、238、240、244—245、250—251页。

[66]〔德〕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二卷《三月革命及其后果（1848—1863）》，青载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246页。

[67]〔德〕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二卷《三月革命及其后果（1848—1863）》，青载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344页。

[68]〔德〕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三卷《拉萨尔的鼓动，党派的争论（1863—1869）》，青载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49—51页。

[69]同上书，第41页。

[70]〔德〕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三卷《拉萨尔的鼓动，党派的争论（1863—1869）》，青载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92—93页。

[71]〔德〕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持平校，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00页。

[72]F.Mehring，Gesammelte Schriften，Bd.13，S.366，转引自Helga Grebing/Monika Kramme，Franz Mehring，in：Hans-Ulrich Wehler（Hrsg.），Deutsche Historiker，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73，S.5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