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了，巴人是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与周围其他氏族进行联合，并向外进行开拓的。首先，由巴务相带领族众告别穴居，向外寻求发展。当他们到达“渔盐所出”的盐阳时，并不满足于神女部落的挽留，决心排除阻拦，继续前进，直到建立第一座都城——夷城，才算达到了他们开拓创新的第一个目标。这也是巴人在历史上积极奋进的第一次飞跃，即发生质的转变。也就是从原始社会跨入了奴隶社会，成为人类文明社会初期先进民族的代表之一。因在我国历史上进入了奴隶社会的先进民族，除了中原的夏、商民族，从兴起到相继建立王朝，都有比较清晰的发展脉络和历史记载外，像巴人这样明确从原始氏族社会跨入奴隶社会的历史记载是不多的，特别是在我国南方被称为群蛮活动的广大地区，能有巴人这样具体的历史传说被记载下来，确属弥足珍贵。
巴人不仅有明确的先进的开拓思想，而且有勇敢的拼搏精神和实践行动。他们打破历史的沉寂和封闭，克服种种困难，从鄂西的大山之中，走出山谷，开拓进取，奔向平原，进而与南下的商人在江汉平原的腹地荆州相遇在一起。商人是北方中原先进文化的代表，巴人则是南方先进文化的代表，他们在长江中游的江汉地区发生接触和交往，进行南北先进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这是巴人在发展进程中的又一次升华和飞跃。他们相处在一起，虽有摩擦和战争，但从文化上来讲，则仍是一种很好的相互交流和融合，可以促进文明社会的发展。
巴人在同商王朝的抗争中，既锻炼了自己，又发展了自己。特别是在武力抵抗方面，既勇锐，又善于拼搏，长时间使得殷商的征战欲进不成，欲罢不能，大大显示了自己的实力。后到商末周初时期，巴师的发展更快，实力更强。实际已成为江汉地区诸国武装中的佼佼者，以致在周武王伐纣时，也要借助巴师八国的武装才能完成灭商，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
巴人勇猛善战，功在宗周，名播华夏。这说明巴人武装在当时中国大地上，战斗力是最强的。战斗力强，除了作战将士的勇敢和正义战争的强大士气外，其与兵器的精良也是分不开的。兵器的精良，则与青铜铸造业的发展更直接有关，所以巴人的强大可说明它已进入到青铜时代的发展期或繁荣期。结合巴人善歌舞的特长以及早期巴人文化遗址出土有商周时期的大量甲骨和我国最早的陶印章等考古材料来看，巴人在西周时期的文明程度已是相当高的，对我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发展和升华，无疑是具有很大推动作用的。
到了春秋时期，尽管楚人已后来居上，占领了江汉地区的绝大部分，成了当时华夏大地上的五霸之一，对巴人既联合又排挤，即软硬兼施，但发展生产和富国强兵等许多方面，却都离不开巴人。换句话说，楚国的崛起和强大，没有巴人的参与，也是不行的。如人们在提到楚文化时，常常喜欢荆楚联称，称“楚文化”为“荆楚文化”，“荆”即“楚”。其实“荆”是地名，“楚”是族名。荆地的土著名族很多，称为“百濮”，但主要的是巴人。有学者研究，“荆”字乃“虎”形，“荆”即“虎”或“虎方”，而不是“楚”。即使“荆”为族名，那也是“百濮”的一支，即为巴人。所以一般称“楚”为“荆楚”，实际上就是楚人中包括有巴人。同样，称“楚文化”为“荆楚文化”，也就是荆地巴文化或荆地多民族的文化与楚文化在长期的交往融合中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文化。简言之，荆楚文化就是巴文化和楚文化的融合与发展。[3]
当然，楚对巴的排挤和征服，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排挤甚至攻击和驱赶，那也只是对政治集团而言，有我无你，所以巴国在春秋时期受到楚国强大压力的逼迫，只好从鄂西地区向川东（现渝东）地区撤退，把活动中心和国都也都转移到了现重庆地区，进而同四川成都平原的蜀人结为伙伴，发展巴、蜀文化。但原鄂西地区和江汉平原绝大多数的巴人（老百姓），不可能全部都迁走，只好沦为楚国的臣民。这样楚国的人口就大大增加，生产力也就大大增强，加之巴人一向就有吃苦耐劳、努力进取的拼搏精神。只要楚人能善待他们，他们也就能继续发挥才智，与楚人一道共同建设新的国家。所以有学者在谈到楚对中华民族的杰出贡献中，应包含着古代巴人的辛劳。如在文学艺术方面，巴人盛传盐水神女，而楚人盛传巫山神女。其实这巫山神女故事，就是在盐水神女故事的原型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4]还有宋玉在其辞赋中描述的《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等乐曲的演唱情形，所反映出的广泛群众性音乐活动，也足以说明巴、楚文化的并存或融合。特别是在考古发现方面，例证就更多。如在东周时期，长江三峡地区发现的古文化遗址，有巴文化和楚义化的遗址并存，在东周墓葬中出土的文物，有巴文物和楚文物并存，尤其是在青铜兵器方面，更为突出，如在秭归就出土了较多的巴式剑、虎纹铜戈、双骨铜矛、斧形铜钺以及射击武器的铜镞等。在清江沿岸的东周时期遗址里，亦有此类情形。这一时期，巴人的武器青铜剑，在楚国流传最广，覆盖面最大，这说明巴式铜剑在当时是很锋利的先进武器，杀伤力很大，故而受到楚人的钟爱和沿用。在楚国中心地区的江陵、荆门和当阳一带的楚墓中，还出土了一种极为突出巴、楚文化融合后的木雕漆木器，名曰“虎座鸟架鼓”或“虎座凤架鼓”，这种巴、楚文化融合的复合作品，直到现代也还有传承的例证，如长阳博物馆收藏一个花手袱，上面绣一个虎头，两只耳朵伸出去，耳朵尖上却生出两支凤凰，从巴、楚图腾崇拜来看，这可谓巴、楚文化交融的典范。
总之，楚文化或荆楚文化的繁荣昌盛和辉煌，在许多方面都是受了荆地早期巴文化的影响才迅速发展起来的，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巴文化的铺垫。所以我们说：荆楚文化是巴、楚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巴人参与创造博大精深的楚文化，功不可没。
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包括我们56个兄弟民族的文化。而这56个兄弟民族的文化中，汉文化当然最为主要。因在13亿人口中，汉民族就占了12亿多。同样，从古代的华夏文化说，虽包括众多的古代民族文化，但其中楚文化则是最主要的。因当时不仅楚的人口多，楚的疆域也几乎占有南半个中国。从当时形成楚文化的民族成分说，虽有几十个国家的众多民族发生融合或同化，但其中巴人是最多最为主要的。这也就是说，从巴人到楚人，从楚人到汉人再到全体中国人，巴人的传承和演化，是最主要的民族之一。换句话说，从巴文化到楚文化，从楚文化到汉文化再到整个中华文化，巴文化的传承和演化，是最主要的文化之一。巴人和巴文化直接传承到今天的，还有土家族及其土家文化；巴人和巴文化的演化，还成为部分汉人及其汉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中的部分民族及其部分民族的文化。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古代巴人对于形成我们现代中华民族的历史功绩是不小的，是有文献史料可查的；巴文化对于形成我们当代中华文化的历史贡献是很大的，是有考古材料可依的。因此，我们在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时，巴人的伟大历史作用是不能忽视的，他们在我国历史上的伟大功绩是谁也抹不掉的。
巴人的伟大历史作用和积极影响，还反映在他们的领袖人物和爱国将领中。如巴务相廪君带领族众开疆拓土，走发展创新的道路，其开拓思想和积极的拼搏精神，不仅受到当时各部族的拥护，而且白手起家，奋发图强乃至兴邦建国。就是我们现在发展经济，搞西部大开发，古代廪君的开拓思想和拼搏精神，对我们也是有积极意义和借鉴作用的。又如战国时期的巴国将军巴蔓子，他那种“捨命不捨土，留城不留头”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借鉴的。特别是我们今天正深入研究炎黄文化，大力弘扬中华文化，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团结国内外爱国人士，为振兴中华做出贡献的时候，回顾和学习一下古代巴人的奋斗历史也是大有裨益的。
当然，巴人的历史之谜，还有不少需要我们继续去破译，如巴与蜀的关系究竟如何？巴在历史上的兴盛，给南方文化的广泛传播影响如何？巴人是否有自己的文字？若有，其语言支系又怎样？巴人擅长歌舞，世所公认，但巴人歌舞究竟起源于何时？以及巴人在进入青铜时代之前的先巴文化，是否可以一直追溯到她与鄂西南地区的大溪文化，也有着某些渊源的关系？等等。都需要大家去深入考察和探讨。特别是有的学者在研究泛巴问题时，还提出了诸如巴人参与创造夏文化以及巴人是商代甲骨文的首创者和黄河流域的早期开发都有巴人最先到达的足迹和功劳，也就是华夏文化最重要的上源在巴域，[5]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注意考察和探索的问题，不能轻易赠以“言过其实”的结论。(www.xing528.com)
好了，今就谈到这里。谈得不对的，请大家批评指正。
［原载《文物考古与探索发现》一书（科学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香炉石——我国早期巴文化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一书转载（科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
【注释】
[1]王善才：《论盐阳和夷城之地望》，《考古发现与早期巴人揭秘》，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2]张良皋：《巴师八国考》，《江汉考古》，1996年1期。
[3]王善才：《论荆楚文化是巴、楚文化的融合与发展》，《荆楚文化与21世纪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4]蔡靖泉：《盐水神女与巫山神女略说》，《清江文化与现代文明》，武汉出版社，2001年。
[5]张良皋：《甲骨文巴人首创说补正》，《寻根》，2001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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