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立一个新国际秩序的进程中，拿破仑在俄国战败的消息突然席卷了整个欧洲，奥地利所面临的问题几乎具有了象征意义，这既有地理上的原因也有历史原因。奥地利坐落于欧洲中部，受到怀有潜在敌意的各国包围，既无天然屏障，国内又有德意志人、斯拉夫人、马扎尔人和意大利人，民族构成非常复杂，所以成为了欧洲的地震仪。战争只会加速肢解一个只靠同一个王冠维系的国家，因此奥地利必然会是任何大规模动乱的第一受害者。正因为奥地利如此需要稳定，而法律是对现状的表述方式，奥地利代表了限制的观念以及平衡的重要性，代表了法律的必要性和协议的神圣。正如塔列朗所说：“奥地利是欧洲的上议院。”
但比起地理位置，奥地利的国内格局更是欧洲困境的缩影。直到十八世纪末，奥地利帝国仍是欧洲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即使到一七九五年，普鲁士爱国人士施泰因还认为奥地利帝国比普鲁士更团结兴旺。但如今随着俄国部队向西进军，首先波及的就是奥地利帝国，将其变成了一所“各民族的监狱”。并不是政府体系变得更具有压迫性，而是它的合法性越来越受到质疑，因为监狱不仅可以是物理建筑还可以是一种心理状态。十八世纪的时候谁也不会仅仅因为哈布斯堡皇帝代表了一个德意志人统治的王朝就认为他是个“外国人”。而到了十九世纪这却成了一条常理，且防备情绪造成了适应调整困难，所以奥地利的政策注定越来越僵硬。奥地利帝国没有变，但历史却开始抛弃它。
一八一二年冬天拿破仑大军溃败的残余部队出现在中欧，在奥地利看来代表着一种预兆，既可能是成功也可能是危险：成功的是随着拿破仑军队的溃败，奥地利终于能够在三年后首次实施真正的独立政策，摆脱了生存有赖于某个人的意志这样一种意识；危险的是不知法国瓦解后的混乱中又会发生怎样的变故。对于这个封建时期最后的残余，对于一个如此复杂甚至是微妙的社会结构，民族主义与合理化行政管辖的新思想只能是一种消解力量。更何况不能肯定来自西方的压迫是否会被来自东方的同样的威胁所取代。如何避免软弱无力和灭亡？如何同时实现和平和均势、胜利和合法性？
当帝国命运危在旦夕，政治家的信念是帮助帝国生存下来的媒介，成功取决于这些信念与国家特殊需求的一致性。奥地利注定在其危机年代听命于一位集中体现国家最紧要需求的人物，这是奥地利的宿命而不是幸运，因为就像是希腊悲剧，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的成功导致了他长期努力维持的国家最终无法避免地走向灭亡。
正如他所代表的国家，梅特涅是一个时代变革进程中的产物。他生于十八世纪，关于这个时代，塔列朗曾声称法国大革命后的人将永远不会知道生活可以多么美好恬静。梅特涅始终保留了年轻时代的坚定自信。同辈人或许会嘲笑他援引表达常识的箴言，讥笑他肤浅的哲学思维和圆滑的隽语，他们不懂是历史意外地将梅特涅置于完全背弃其性情的变革时代的争斗，因为就像这个造就了他的世纪，他的风格更适于操作现成的因素，而非意志竞争，更适于通过均衡而非权衡获得成就。他是个洛可可式的复杂人物，八面玲珑，像精雕细琢的棱镜。他的脸精致但线条柔和，他的谈吐精彩却少了一份严肃。不管是在家中的会客厅里，还是在内阁，举止优雅温和的梅特涅都是十八世纪贵族的理想典范，高人一等并非因为拥有真理，而是与生俱来。他从不让步于新时代，那不是因为他不理解其严重性，而是他对此不屑，因此他的命运也是奥地利的命运。
正是此人运用着他年轻时学到的几乎漫不经心的行事风格，统治了奥地利，而且时常是整个欧洲的一代人。但无论梅特涅如何委婉周旋都无法掩盖的是，他的确置身于一场革命性竞争，这使他最不露声色的策略也具有一种无意识的张力。他或许能获得胜利，却无法获得理解，因此，他使用了启蒙运动中最骄傲的主张，即相信理性准则是普遍的，将不断增长的自我意识作为革命斗争中的武器。若梅特涅早五十年出生，他仍会是一个保守派，但那时无需撰写关于保守主义本质的迂腐论文。他会踱步穿过充满时尚气息的客厅，带着毋庸置疑的魅力和优雅气质，巧妙而冷漠地运用着他那迂回却象征着自信的外交手段，身处一个人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来理解模糊之事的世界。他仍会摆弄哲学，因为这正是十八世纪的流行风尚，但他不会考虑将哲学作为政策手腕。但在一个看似将永远变革下去的世纪中，哲学是唯一能从未定权益诉求中挽救普遍性的方法。正因为如此，梅特涅才那样坚持反对将他个人的名声等同于他的时代，这种态度看似与他的虚荣心相当不一致。如果有“梅特涅体系”的话，那他的成就将是个人的，他的战斗将失去意义。他坚称：“将一种理念个体化，那会导致危险的结论，好似将个人看做一项事业，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因为假使果真如此的话，那就会表明事业并不存在，而只不过是虚饰。”[1]保守主义的困境是必须以它的实质而不是它的说辞来匿名地对抗革命。
因此梅特涅在他永不停息的对革命的对抗中再次回到他长大成人的那个时代的教义，但却以一种强硬的方式来演绎这些教义，此种方式在这些教义仍是理所应当的时代是没有必要的，在应用它们时则曲解了其实质。他仍然属于认为“伟大发条”或“黄金时代”不是虚幻梦想的一代人，宇宙中总有一处可以容纳人类最高尚的志向，对有序机制的理解确保了成功，违反机制的规律必会受到惩罚：“国家就像人类一样，经常违反规律，唯一的区别是受到的处罚更严厉。”[2]“社会同自然和人类一样也有法则，旧的体系就像老人一样，不可能再恢复年轻……这就是社会秩序的运行方式，因为这也是自然规律，所以不会例外……就像物质世界一样，道德世界也会有风暴。”[3]“没有人能让废墟覆盖世界，却使废墟下没有尸体。”[4]梅特涅使用这些十八世纪哲学的老生常谈来反对革命和自由主义，不是因为革命和自由主义是邪恶的，而是因为它们是反自然的，不仅因为他不想生活在其对手图谋建立的世界里，而且因为这样的世界是注定要灭亡的。革命是对欲望和权力的要求，但存在的真髓是均衡，它的表现形式是法律，它的机制是平衡。
因此，这位保守主义政治家是最现实的现实主义者，他的对手则是“空想主义者”。梅特涅在他的政治遗训中坚持说：“我是个实实在在的人，不是诗人。”[5]“我的出发点是沉静思考这个世界的事务，而不是别的我不了解的世界的事务，那个世界是与知识截然相反的信仰的对象……在社会生活中……应该抛开仇恨或偏见，通过观察审时度势果断行事……我生来是为了开创历史，而不是创作小说，若我猜对了，那是因为我知道。发明创造是历史的敌人，因为历史只知道已发现的事物，并且只有已经存在的才会被发现。”[6]这就是哲学王的传说，理想的十八世纪统治者，超越受个人情感支配的领域，冷静，沉着，至高无上。治国之道是有关国家利益的科学，[7]服从与物质世界规律完全一样的规律。这位政治家是一位深谙此道的哲学家，他执行着他的任务但并不乐意，因为这些任务使他偏离了唯一真正的乐趣所在——对真理的沉思。[8]他只对自己的良心与历史负责——前者是因为包含了他对真理的观点，后者是因为历史是检验其正确与否的唯一途径。
认为梅特涅自鸣得意和死板守旧的反对声持续了约一个世纪，如今发展成否认他的成就。但一个人能在他参与的每个联盟中都占主导地位，被两位外国君主认为比自己国家的大臣还要可靠，在三年的时间里他实际上是整个欧洲的首相，这样的人不可能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喜欢将他的成功归因于其学说教义的道德优越性，但无疑更多是因为他杰出的外交手腕。他的才华是功能性的，不是创造性的；他善于操纵，但不善于建树。受到十八世纪秘密外交术的熏陶，他更愿意使用委婉迂回的策略而非正面进攻，而他的理性主义思想常常使他错把优美措辞的声明当做才智过人的行动。拿破仑认为梅特涅将政策与阴谋诡计混淆了。在维也纳的汉诺威公使哈登贝格分析了梅特涅于一八一二年危机最尖锐期所采用的外交手法，他写道：“他自信才能杰出……喜欢在政治中施展巧计，并认为这很关键。既然他没有足够的精力来调用奥地利的国家资源……他试图通过用阴谋狡诈来代替实力和品格……如果有某个幸运的意外事故——例如拿破仑的死或是俄国的伟大胜利——能营造出一种世界局势，使他得以让奥地利扮演重要的角色，这对他来说就再适合不过了。”[9]弗雷德里希·冯·根茨是梅特涅长时期的亲密伙伴，对梅特涅手腕和性格的描述可能是最为概括的：“他不是一个激情洋溢、大刀阔斧之人，不是天才却极具才华；他冷峻、冷静、沉着，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精明人。”[10]
于是，一八一二年的奥地利就把命运托付给这位政治家了。他是教条主义者，却以十八世纪博学多才者的方式行事。他善于周旋，因为有极度坚定的信念而能够非常灵活地施展手段。他客观冷静，沉着地追逐治国才能这门艺术。他的性格特征是老练圆滑、敏感细腻。这样的人或许主宰的是十八世纪，但他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令人敬畏。虽然他是位能力平平的战略家，却是一位伟大的战术家，非常擅于在有既定框架的时期或有外因强制目标的时期展开固定的战役。一八一二年正是这样一个时期，梅特涅面对的问题与其说是解放欧洲，不如说是在精神上和物质上恢复均势。
[1] Metternich，Clemens，Aus Metternich's Nachgelassenen Papieren，8 Vols. Edited by Alfons von Klinkowström. （Vienna，1880）. Vol.Ⅷ，p.186. 后文以N.P表示。
[2] N.P.，Ⅰ，p.35.
[3] N.P.，Ⅲ，p.322.
[4] N.P.，Ⅷ，p.184.
[5] N.P.，Ⅶ，p.635.
[6] N.P.，Ⅷ，p.184.
[7] N.P.，Ⅰ，p.33.
[8] 见于诸例，可参见N.P.，Ⅲ，p.342，或N.P.，Ⅲ，p.357。对梅特涅政治思想的详细论述参见第十一章。
[9] Oncken，Wilhelm，Oesterreich und Preussen im Befreiungskriege，2 Vols. （Berlin，1880）. Vol. Ⅱ，p.88. 写给大英帝国摄政王（当然他也是汉诺威选帝侯，急于拉拢奥地利联合反对拿破仑）的这篇报告，其意义不仅在于评价了梅特涅的政策方法，还在于它解释了梅特涅用阴谋狡诈激励一些同时期政治家却失败的原因。
[10] Srbik，Heinrich von， Metternich der Staatsmann und der Mensch，2 Vols. （Munich，1925）. Vol.Ⅰ，p.144.
梅特涅是著名的奥地利政治家，但他在十三岁前从未到过奥地利，直到十七岁才开始在奥地利生活。梅特涅生于莱茵兰，曾在斯特拉斯堡和美因茨上学，在布鲁塞尔长大，当时他的父亲正在那里任低地国家总督，因此梅特涅接受了典型的十八世纪贵族教育。他既是世界主义者，也是理性主义者，使用法语比德语更在行。但无论梅特涅是多么典型的十八世纪贵族，他却没有追随贵族对法国大革命的乐观评价。在他看来，拿破仑战争似乎不像十八世纪的战争，那时的战争特点是目的明了，规模固定，不会影响职责义务的基础格局。他也不认为妥协能满足征服者的欲望，不相信通过让步可以使其节制，或者可以利用同盟来限制他。他在一八〇七年写道：“所有国家都犯了一个错误，认为与法国的协议具有和平的价值，却没有及时准备再战。一个革命的制度不可能带来和平，无论是对贵族宣战的罗伯斯庇尔还是对大国宣战的拿破仑。”[1]他确信各国团结一致的原则高于革命的原则，更加强了上述信念：“孤立的国家只不过是所谓的哲学家提出的抽象概念。在国际社会中每个国家都有利益……使它与其他国家联系起来。政治学的伟大原理来源于对所有国家真正利益的认识。保障生存符合普遍利益，而特殊利益只是次要的，虽然不安分和目光短浅的人认为追逐特殊利益是一种政治智慧……现代历史表明了团结和均势原则的实际应用……表明了为推动恢复共同法则，国家间团结一致努力反对一国霸权……那么利己的策略、空想和卑鄙猎取的策略将获得什么？”[2]
但当一八〇一年梅特涅开始外交生涯时，国家间的团结一致似乎无法达成，因为“要想协调永久和明确的原则与一套实际采用时与之直接对立的行为体系，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困难的了”[3]。只剩下建立均势的任务，当然不是为了保障世界和平，而是为了实现尚可忍受的休战。梅特涅二十八岁时被委任为奥地利驻萨克森公使，他的首份外交报告提出了均势的概念，这一思想指导了他一生的政策：必须削弱法国的实力；奥地利和普鲁士应当忘记近来争夺西里西亚的战争。合作，而不是竞争，才是它们应当实行的政策。只有凭借以英国为后盾的强大中欧才能建立均势，因为绝对注重贸易的大国利益和完全内陆的大国利益是永远不可能形成竞争的。[4]
但基于对实力考虑之上的均势是最难建立的，特别是在一个经历了长久和平之后的变革时期。对稳定的记忆使国家放慢节奏，往往在无为中寻求安全，误将无能认作没有受到挑衅。理性，或许还有协作能驯服征服者，总之要采取不可能构成道德威胁或者完全毁灭的策略。反对变革的联盟总是要经历一系列漫长的背叛和动乱最终才能形成，因为在敌人表露出来之前，代表合法性和现状的大国不会“知道”他们的敌人是不听“道理”的。而且在国际体系被推翻前，敌人也不会表露出来。
梅特涅在一八〇四年被派去与普鲁士交涉建立同盟时体会到了这点。他发现普鲁士王室将正当防御的准备工作认作明确的战争挑衅，认为采取一致行动会埋下世界厄运的种子。梅特涅几乎是其同代人中，唯一认识到普鲁士弱点的人。普鲁士仍沐浴在腓特烈大帝的光环之下，但在长久和平的岁月中失去了斗志。梅特涅以其古怪的风格写道：“有这样一群平庸的阴谋团体……因为对任何决定性行动的共同恐惧而聚集起来……没有人提醒国王，比起在柏林和波茨坦的平原，他的军队可以在战场上发挥更大的优势。腓特烈二世（大帝）死后，普鲁士疆土面积增加了两倍，但实际实力却在不断衰退。腓特烈·威廉三世统治着大面积领土，但绝不会与腓特烈二世使用同一种语言，腓特烈二世的首都森严壁垒，从来都是一座军营。”[5]
因此建立均势不仅依靠实力，还必须有利用均势的决心。如果对法国的恐惧牵制了同盟行动，那么或许对俄国的恐惧可以促成建立同盟。梅特涅说：“我们只能在俄国战胜普鲁士，”并且开展外交活动使俄国部队压向普鲁士边境，向普鲁士发出了最后通牒——结盟还是开战。但普鲁士国王拒绝接受这一严重违背国家间“正常关系”的行为，并威胁要以武力反抗。战争得以避免的唯一原因是拿破仑部队穿越普鲁士一块领土地区的鲁莽行为使腓特烈·威廉义愤填膺，将怒气转移到了拿破仑身上，而拿破仑一心想成为主宰欧洲的征服者时都从未领教过这种怒气。一切都看似顺利。普鲁士派人到维也纳谈判同盟条约的最终安排，普军侧面攻击入侵波希米亚的法国军队，俄军正在横穿波兰。对拿破仑的决定性一击蓄势待发。
但在巨大机会面前，胆怯的人更可能表现出恐惧而不是勇敢。秘密外交的“规则”是，最大额度的议价应该在需求最大的时刻提出，再加上长达一个世纪不间断扩张的传统思维，两者一起导致了普鲁士延迟履行它的最终承诺。更愿意占据有形优势而不是无形利益，这就是平庸的本质。普鲁士选择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对威悉河一带的军事边境问题讨价还价，以“合理”条件敦促武装调停的建议，却换来对拿破仑背信弃义的再一次证明。[6]梅特涅关于均势、关于安全是基于国家关系而不是领土大小的倡议和努力成为徒劳，他徒然询问一个国家如何能够自己为自己调停。[7]但这不是一个逻辑问题。当普鲁士犹豫时，法军向南推进，在奥斯特利茨打败了奥地利和俄罗斯。
又到了这样的关头：有限战争的理论提议和平，而革命性争斗却是持续不断的现实。现在梅特涅的斗争转移到了他自己的政府内部。他坚持认为拿破仑看似无所不能，其实反映出来的是他对手的不团结，盟军军队数量加起来仍然比拿破仑军队数量多得多。他督促真诚地公开战败情况，这应成为再结联盟的道德基础。[8]但如果普鲁士利用危机来巩固自己的利益，奥地利则在危机中看到了削减其损失的机会，并协商单独媾和。同时，拿破仑军队展开对战普鲁士的部署，尚未要摧毁普鲁士，而是要通过合并汉诺威和使其与英国隔离来胁迫普鲁士成为同谋。俄军撤回波兰。梅特涅惊叹：“十万士兵打败了比它多五倍数量的部队。天赐在何处？上帝何时显灵？”他还说他有些绝望，但只有死亡才能抹灭所有希望，使他完全绝望。[9]难怪梅特涅一直推迟奥地利的承诺直至所有潜在同盟者都实现承诺，难怪他不相信基于承诺未来实现的忠诚声明，难怪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才建立联盟关系，这令有些急切与奥地利合作的国家很恼火，但对于测试联合在道义上的牢固程度至关重要。
[1] N.P.，Ⅲ，p.147.
[2] N.P.，Ⅰ，p.34.
[3] N.P.，Ⅱ，p.236.
[4] N.P.，Ⅱ，p.4f.
[5] Oncken，Ⅱ，p.68f.
[6] 有趣的是武装调停正是梅特涅1813年的政策。参见第四章和第五章。普鲁士历史学家认为武装调停是为了使普鲁士有机会转移部队。
[7] N.P.，Ⅱ，p.64.
[8] N.P.，Ⅱ，p.92f.
[9] Srbik，Metternich Ⅰ，p.111.
在执行一项获益甚微的政策时，政治家自然会在踌躇中寻找能代替该行动的方式。一项允许自己受到事件影响的政策，正式措辞为“顺应发展”，很可能会为更正一个错误的决定而采取极端相反的立场，而不去考虑中间应对措施的可能性。因此普鲁士突然醒悟——它的犹豫不决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一八〇六年的灾难——意识到尽管有汉诺威王国并入，它的国际关系和相对地位还是都削弱了，并且还盲目地投入到与法国的战争中，而这是普鲁士前一年极力试图避免的状况。但拿破仑不会因为一场战役的失败就倒下。普鲁士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战役中受挫，经历了与奥斯特利茨战役中的奥地利同样的命运。俄军支援的承诺再一次落空。俄军在弗里德兰战败之后，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在蒂尔西特涅曼河的一只木筏上进行了会面，在那儿完成了对世界的瓜分。
但现行框架的最终瓦解却反常地恢复了梅特涅对最终胜利的信心。至此，拿破仑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之间的鸿沟显现，中间力量被消除，通过有限战争获得无限胜利的时间结束了。从此，胜利将取决于国内实力，而拿破仑没能建立一套责任原则来维持他的胜利成果，他将发现动用武力的持续需求耗费着他的力量。与此同时，梅特涅成为了驻巴黎公使，他从那儿发出了许多建议，恭敬而微妙，尊敬有礼但坚持不懈，这些建议有关乎国内重组的，建议继续军事改革的，有回避拿破仑裁军建议的，还有加强民族凝聚力的。梅特涅在一八〇八年写道：“民意是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它就像宗教那样能深入最隐蔽的角落，那里行政措施无法施展影响力。轻视民意就如同轻视道义……（民意）需要完全属于它的崇拜追随者……在这个充满话语的世纪，后人将很难相信我们视沉默为一种对待民意的有效武器。”[1]一八〇七年，梅特涅获悉蒂尔西特的消息后，在一封雄辩有力的信中总结了他的目标：“因为我们政府的智慧，在总是随着严重掠夺主权事件而来的某个时刻，终有一天三十万人会在无序混乱的欧洲成为主角。没有谁能预测这个日期，唯有一个人的生命能推迟这天的到来，而此人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来制止必然的混乱。”[2]武力能够征服世界却不能自行合法化。奥地利是所有留存下来的旧原则和旧形式的贮藏所，维持其完整性正是它的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为奥地利带来强大的盟友。[3]
拿破仑在西班牙的战争似乎证实了梅特涅的预期。拿破仑第一次面对战败仍不投降的敌人，且未能用西班牙的物资增加法国的资源。拿破仑的援军早早撤退打破了其战无不胜的神话。一八〇八年梅特涅如此写道：“我们得知了一个惊天的秘密，拿破仑有的只是一支军队，拿破仑大军和法国新军并不比其他国家的部队好。”他料到法军必定打败西班牙，但西班牙不会淡然接受。以拿破仑的个性绝不会考虑退兵，因而西班牙将会一直消耗着法国的人力物力。更重要的是道义上的获胜。奥斯特利茨战役已证明了与拿破仑为敌是危险的，耶拿战役则证明保持中立也会损失惨重，但西班牙无疑证实了与拿破仑为友是致命的。
那么，还有什么选择？梅特涅认为，要保持自我，不失时机地弥补过去的损失。[4]拿破仑的目标无疑是要摧毁奥地利，因为奥地利的领土和所代表的原则，它的存在妨碍了拿破仑统治世界的野心。[5]但如西班牙战争证实，掠夺是有限度的，而且坚定的对手如今甚至能在法国内部找到盟友，包括所有那些已尽享荣耀、获得满足、渴望平静地享受战果的人；尤其是塔列朗和富歇，梅特涅描述他们像迫不及待要叛变推翻勇猛领航员的水手，只是在等待船只触礁的那一刻。[6]梅特涅引用塔列朗的话作为名言：任何莱茵河、阿尔卑斯山脉及比利牛斯山自然边界外的战争，都不再是法国的战争，而是拿破仑个人的战争。
但梅特涅不只注意到在法国内部的盟友，他重提奥俄互体互谅的计划，建议直接对沙皇诚恳说明奥地利的决心和困难，并提出军事合作的特别提案。[7]他向当时在巴黎的俄国外交大臣罗玛佐夫解释俄法联盟是多么不自然的事，如果缺乏强有力的中心，欧洲绝不可能获得长久和平。[8]然而，反复说明均势本质的努力最终证明是白费了。如同一八〇五年、一八〇六年发生的一样，一八〇九年当拿破仑进军至其边界时，俄国再一次表现出被动旁观的态度。
因此一八〇九年奥地利陷入一场生存之战，这是梅特涅时代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民族认同名义下，由一支建立在征兵制度上的军队所进行的战争。甚至梅特涅都被这股爱国热忱感染了，这与其世界主义观点很不一致。他在给上司施塔迪翁的信中写道：“（拿破仑）把胜利的希望寄托于我们的迟缓行动、我们首次胜利后的休整，或者我们首次战败后丧失信心……和瘫痪……因此让我们采用他的原则。让我们在战后第二天才认为自己获胜了，战后四天才能认为是战败了……让我们始终一手持剑一手握着橄榄枝，始终准备谈判但总是边战边谈……一个人永远不可能冒与古代帝国相同的风险……我们第一次自强起来，让我们施展出来……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一八〇九这一年将是旧时代的离去或是新时代的开始。”[9]
但事实上两者皆不是。这个世界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但不是在限定的时间内发生，更不是在短时间内发生。奥地利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军队被打败了，皇帝不愿孤注一掷，要求和谈。在梅特涅领导下，奥地利再也不想依赖一己之力或将国家命运完全寄托在人民的道德素质上。一八〇九年的战争既不是旧时代的终结也不是新时代的开始，只是一个转折点和延续。称之为转折点，是因为这使得奥地利皇帝更加犹豫是否要进一步依赖构成其帝国的多语言民族的支持，今后，他将在稳定中寻求安全，尽可能不改变现有体系。它将延续一个失去了冲劲和自信的政府的模式，这个政府知道自己的不足却不知道目标在哪里，尤其是在国内事务上，并且通过与尽可能多盟国的谨慎外交关系来规避风险。“梅特涅体系”在一八〇九年埋下了基石。(www.xing528.com)
同样在这一年，弗兰茨一世任命梅特涅为外交大臣，他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三十九年。奥地利从此战中吸取的教训具有象征性：比任何人都急切催促参战的人现在成为了和平的缔造者，他将通过圆滑、耐心以及施展操纵的手腕来挽回因全力付出而失去的一切。
[1] N.P.，Ⅱ，p.192. 将此与梅特涅之后的表达对比一下，比如N.P.，Ⅲ，p.440或N.P.，Ⅷ，p.238。
[2] N.P.，Ⅱ，p.122f.
[3] Srbik，Metternich Ⅰ，p.129.
[4] N.P.，Ⅱ，248f.
[5] N.P.，Ⅱ，178f.
[6] N.P.，Ⅱ，268f.
[7] 比如参见N.P.，Ⅱ，171f.，286f.。
[8] N.P.，Ⅱ，270f.
[9] N.P.，Ⅱ，295f.
一个面临被肢解威胁的战败国家有两大选择：公开反对或者劝说。若认为战败反映了民族决心不够坚定而不是国家实力不济，它将动用更多资源，聚集更高的士气以弥补其在战场上的缺陷，直到有其他或更好的时机允许它再次尝试武力竞争。这正是一八〇五年后奥地利的态度。或者战败国相信的确是自己实力不够，从而努力顺应胜利者以保存国家资产。这不一定是一个英勇的政策，虽然在有些情况下这是最英勇的选择。合作却不丧失灵魂，协助却不牺牲自我，为了解救而伪装奴役，忍气吞声，还有比这更艰难的道德考验吗？
不管怎样，这正是一八〇九年后奥地利的政策，至少一部分是因为缺乏实力而被迫如此。为了和平，使奥地利失去了三分之一的领土、防御堡垒和沿海地区。沿着亚得里亚海岸的法国新省伊利里亚成了以后匈牙利的雏形，同时，北邻的华沙公国代表了奥地利顺从听话的抵押物。由于奥地利帝国财政危机非常严重，拿破仑甚至都没有去限制其军队力量，因为他很清楚奥地利没有足够的物资来维持一支实在的军队。梅特涅在给奥地利皇帝的第一份政策陈述中指出：“如果说一八〇五年后奥地利仍有足够力量来寻求全面解脱……现在却将被迫在适应法国体系中寻求安全。我几乎不必重提我们是如何不适应这样一个所有原则都与正确构想的政策截然相反的体系……但是我们再也不应该在没有俄国的帮助下考虑反击了。那个犹豫不决的俄国朝廷，如果再也无法利用其卑劣的政策获得特权，也许能早日清醒过来……我们只剩下一条出路：以更温和的手段开展行动，储备实力，等待良机，并且不要回头。”[1]
在此梅特涅政策的所有主张都汇聚在一起：确信一个通过武力建立的体系与一个有序的国际社会是相悖的，还有俄国的背信弃义，同盟的失败，为达成一个目标而采用的灵活政策，然而因为这个目标反映了普遍的法规，必然看似遥不可及。梅特涅所主张的政策，如今我们会称之为“与敌合作”。只有确信自身道德力量的国家或因深感缺乏道德力量而不得不如此的国家，才会采用这种政策。该政策会对国内责任原则施加某种压力，因为它永远不能由其真正的目的来证实合理性。正如梅特涅曾经说的，该政策的成功取决于表面诚信，取决于有能力佯装成傀儡而实际并非如此。表露自己的目的就是惹祸上身，过分成功则会导致崩溃。在这样的时期，区分流氓和英雄、叛徒和政治家的不是他们的行为，而是他们的目的。与敌合作到什么程度将损害国家实质，或在哪个环节成为找个简单出路的借口，这些问题不是抽象推理可以解决的，只有经历过考验的人才能知道答案。唯有一个具备高度凝聚力和旺盛斗志的社会有机体才能成功地与敌合作，因为这样的社会有机体是以对领导阶层的信赖为先决条件的，这才能使得背信弃义似乎难以置信。梅特涅曾指望依靠奥地利的道德力量在战争中获得胜利，但没能实现这个目标，然而这种力量却在屈辱的和平时期拯救了奥地利。
于是，梅特涅实施了如下政策：始终开放所有可能性，保留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但限制所有需要履行的义务，以赢得法国的信任。奥地利参加了反对英国的欧洲大陆体系，但从未与英国断绝关系。梅特涅与汉诺威公使哈登贝格保持紧密联系，从而间接地同大英帝国摄政王保持联系。通过哈登贝格，梅特涅甚至表达了希望奥英两国不仅继续交好，而且关系升级至相互献计献策。[2]与俄国保持适当的关系，但明确表示法国的容忍而非俄国的援助才是奥地利对外政策的基础。奥地利幸存的条件是法国缓和对它的压力，但缺乏信任的大环境，压力就无法真正释放，谈判也毫无意义。信任的前提是拿破仑认为可以认同的一项原则，也就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奥法两国的利益相同。如何协调一统天下的诉求与均势平等的诉求？对于认为所有限制都是挑战的国家，以及限制就是生存条件的奥地利帝国，如何协调它们的诉求与一统天下的诉求？
然而，拿破仑格局存在一个弱点，梅特涅总是不厌其烦地指出：合法性应建立在接受的基础上，而不是能够强加实现的。尽管征服的战果辉煌，法兰西帝国的命运却维系于拿破仑一人之身。因此，梅特涅利用了拿破仑作为暴发户的不安全感，建立了一种联盟，这种联盟是拿破仑唯一会认可的“诉求”。他牺牲了合法性来交换喘息的时间，放弃永恒的希望换来生存的承诺。他安排了奥国公主与拿破仑的婚事，她是弗兰茨一世、使徒国王陛下及最后一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女儿，该皇族统治了五百年，而拿破仑只是个才当了十年统治者的科西嘉人。一八一〇年，梅特涅在给奥皇的信中写道：“无论拿破仑何时展开摧毁行动，他都会声称是为了保障，但这个词通常的意思与他的行为几乎完全不匹配。保障通常有赖于政治关系的状况……但拿破仑并不赞同政治意义上的保障，他的目标是现实，是保证。于是在他看来每一次掠夺行为都是他的实力和存在的保障……在这层意义上，他发动的每一次推翻皇位的行动……都披着自卫的外衣……但是通过与奥皇陛下公主的婚姻，拿破仑得到了无法从推翻奥地利王权中……获得的保障。”[3]因此，梅特涅超越了革命形势下特有的相反合法体系间的障碍，大胆采用拿破仑所主张的合法概念（他唯一认可的概念）来对抗他。正如拿破仑的征服成果是由于他的对手无法想象一个有着无限目的的政策，拿破仑最终的失败是因为他本人没能领会王朝关系的不稳定性。
梅特涅不久就利用了其新职位的优势，前往巴黎协助新皇后适应新的环境，并预测拿破仑的下一步行动。他获得了微不足道的让步：略微降低奥地利的赔款数额，允许在比利时发行公债，调停教皇与拿破仑的关系。但他离开时已经非常确信：法国对俄国的进攻是无法避免的，可能会在一八一二年夏天发生，至少奥地利可因此获得喘息。虽然奥地利利用战争间隙来恢复经济，但迫在眉睫的战争也造成了新的进退两难局面，因为长久以来迫切渴望获得的同俄国的联盟现在似乎唾手可得，欧洲大陆的均势再次有了希望。甚至在蒂尔西特战役之后退至次强国的普鲁士也开始试探结盟的可能性。但梅特涅很清醒地意识到经历了一八〇九年的战败，奥地利不能再犯任何错误了。他清楚任何一场失败的战争或一场持久战都可能导致奥地利瓦解，并且他既不信任普鲁士的实力也不相信俄国的道德力量。另一方面，梅特涅在给奥皇的备忘录中提出：与法国结盟是绝不可能的，这会动摇奥国实力的根基及其所声称的道德优势；而中立的态度既会招致俄国的敌视，也得不到法国的好感。在未来的和平协定中奥地利将失去任何发言权，迫使它沦落至二等国家的地位。[4]
一系列的悖论或许会使哲学家很感兴趣，但对政治家来说却是一场噩梦，因为政治家不只是思考还要解决矛盾。与俄国结盟或许能打败拿破仑，但同样可能把战火引向奥地利，使它最终落得个再次被俄国出卖的下场。与法国结盟会有损奥地利的名声地位，同时维持军队保持中立会耗尽国家财力物力。因此，奥地利恰恰到了与敌合作的回报率开始减少的关头，站在了或者消极斗争或者丧失意志的边缘。当其他强国扩大承诺的时候，梅特涅则试图通过限制其承诺来绕开面临的困境。他希望为奥地利恢复一部分自由行动的空间，并利用危机来发展国力。梅特涅选择进一步迎合法国，但所采取的方式表明了他内心的保留态度。奥地利与法国磋商结盟，答应投入三万奥地利后备军直接由拿破仑指挥，享受法国的补给。作为交换条件，拿破仑保证奥地利帝国的完整，不仅许诺按照奥地利的付出情况给予一定比例的领土补偿，还答应给予奥地利额外、甚至可能“超常”的土地添附作为见证法奥两国永久和平的“纪念”。[5]无论世人如何看待走这一步的道德性，但梅特涅无疑达到了目标。奥地利武装军队不仅不会受到法国的反对，还会得到法国的鼓励。奥地利确立了在和平调停中的一席之地，象征着它在这个法国体系中已占据了优先地位。土地添附取决于法国的战胜情况，如果法国战胜，就能起到抗衡法国的作用，如果战败则毫无意义。梅特涅描述奥地利的参战既不是征服之战也不是防御战，而是以保护实力为目的的战争，这并非没有道理。[6]这是一个极其有限的联盟。[7]
现在只剩下澄清奥地利承诺的有限程度。梅特涅告诉哈登贝格，奥地利没有选择余地，也从不会忘记自己作为抵抗拿破仑的核心的身份。但他也补充说，在奥地利更有实力前公开反对法国是有勇无谋的，并督促英国加速在西班牙战场转移法国的注意力。[8]与此同时，他向俄国保证奥地利不会有真的进攻意图，并提出了令人吃惊的建议：奥地利与俄国就双方在战争中的行动达成一致，保证奥军后备军的安全，使其避免在主战场上参与厮杀。梅特涅建议俄军将主力集中在加利西亚地区来掩饰奥军的消极参战，并作为再建立一支新部队的借口。[9]但他避开了俄国关于将这些提议付诸文字的要求。梅特涅打定主意不想让奥地利在首次战役中冒灭国之险，他施展浑身解数保持中立，以获得更多支持，直到他能够完全了解各路军队的力量，并且能让奥地利扮演其真正的和传统的角色——组织联合，使和平合法化。
[1] N.P.，Ⅱ，p.311f.
[2] Oncken，Ⅱ，p.52.并参见Luckwaldt，Oesterreich und Die Anfaenge Des Befreiungskrieges，（Berlin，1898），p.31。
[3] N.P.，Ⅱ，p.411.
[4] 参见梅特涅向皇帝汇报的长篇分析，N.P.，Ⅱ，p.410f.。
[5] Oncken，Ⅱ，p.85.
[6] N.P.，Ⅱ，p.440.
[7] Oncken，Ⅱ，p.47.
[8] Oncken，Ⅱ，p.824.
[9] Oncken，Ⅱ，p.93.并参见 Luckwaldt，p.39。
当法国在俄国惨败的消息传到梅特涅耳中时，这正是他当时的态度。一八〇五年的战争让梅特涅看清了联盟的脆弱，而一八〇九年的战争则表明了联盟的必要性。一八〇五年的失败使他确信面对迫在眉睫的危险时，保持中立或结盟都可以是正当的，欧洲大陆政策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八〇九年的灾难让他相信爱国热忱无法代替物质基础。这段时期内俄国的行动始终意图不明，俄国帮助消灭了本来可以牵制法国的诸强国，而且在首次战败后就一直避免战争，直到它自身的领土受到威胁。如今，当俄国军队向西反攻，梅特涅就像当初担心俄国犹豫不决一样害怕他们所向无敌。他为实现均势付出了近十年的努力，不能落得个消灭了西方霸权却换来东方统治的结果。他也不能让一时的热情毁掉奥地利好不容易恢复的一点点国力。当俄国指出改变立场的时刻到了，梅特涅却表示奥地利现在的立场不是它自主选择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存在本身取决于对协约关系神圣性的认可，它就不能轻易地打破同盟，奥地利的政策不是建立在感情基础上，而是经过冷静的分析考虑。[1]
正如梅特涅预言的，这一刻真的到来了，三十万士兵在欧洲的混乱形势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但是奥地利的兵力只有这一数字的五分之一，其中还有一半在俄国战场上协助拿破仑。更重要的是，奥地利不得不检验俄国的决心，还要试探俄国想将战争引向什么方向，因为奥地利在意的不是民族的自由，而是恢复历史性国家的自由。一场民族的战争很可能引发多语言帝国的解体，一场民族运动或将导致多个王朝瓦解，而奥地利在德意志的地位正是以这些王朝为基础。梅特涅惊叹：“一个伟人的倒下是如此沉重（Que la chute d'un grand homme est lourde）……所有中欧落魄国家的计划都将是力求不要化为齑粉。”[2]因此，一切不仅取决于打败拿破仑，而且取决于以何种方式打败他，不仅在于建立同盟而且在于同盟所赖以战斗的原则。
梅特涅一直认为克里米亚战争时有个情景与一八一三年时很相似，他在该战争期间曾经说过：“若一个大国被迫在严重危机形势下采取措施，它必须至少保证自身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3]这对奥地利帝国更为重要，因为包围它的都是竞争激烈、后方有大海或大草原为屏障的国家：“在奥地利参战之前，首先要求军事和道德立场的双重保证。”[4]但很明确，奥地利的道德立场需要的是一场国家之战，而不是民族之战，是以保守主义和稳定为宗旨的合法化同盟，若有可能，是一场根据现行条约而不是以毁约名义而引发的战争。
此外，对权力的考量使梅特涅变得谨慎。拿破仑虽然在俄国战败，但仍是低地国家、意大利和伊利里亚的主宰者。莱茵联盟的德意志各邦国依然支持拿破仑，而普鲁士也仍然是他的盟友。梅特涅十分了解拿破仑的个性，在他深思熟虑的政策中，他确信充分发挥这一优势的时候到了。梅特涅一八二〇年写道：“我与拿破仑打了数年的交道，仿佛在下一盘棋，谨慎地观察着对方；我准备将他一军，他准备将我和棋子一同摧毁。”[5]这正是此时期关键问题的象征：意志强大的人和理性冷静的人，一统天下的原则和事务有限度的观念，主张武力同倡导合法。但无论一八一二年的事件还说明了什么其他道理，它首先证明了不能再通过粉碎对手或毁灭棋子来赢得比赛，说明了不得不按照游戏自身的规则来下棋，重视谋略而不是蛮力比拼。拿破仑越拖延承认这一事实，越注定他最终的失败。一统天下的诉求若以大量武装力量为后盾，或没有遭到足够坚决的反抗，可能会通过其暴行瓦解国际关系的格局。但如果力量有限，对手坚决，对以往丰功伟绩的记忆又会让人产生幻想，这便成了灾难来临前的序曲。
梅特涅决心采用的玩法，并不是孤注一掷的冒险，而是深思熟虑、机智灵活的策略，在这场游戏里，优势在于立场的逐渐转变，玩家一边调布其资源，一边利用对手的行动来麻痹他，进而摧毁他。这场游戏的大胆之处在于不得不在孤独中进行，必须直面来自敌友双方的误解和辱骂；一步踏错将意味着大难临头，丧失信心或许会招致孤立，必须保持冷静和勇气；伟大之处来自手段技巧，而不在于其观念的鼓舞。最终奥地利在这场游戏中获得了同盟的最高指挥权，使战火离开本土，以政府而不是民族联盟为基础，从而确保了和平，它的持续存在证实了其合法性。这谈不上英勇，但却拯救了一个帝国。
梅特涅的开局之举是向当时在法国驻维尔纳指挥部的奥地利外交大臣发了一份急件。信是在十二月九日发出的，梅特涅当时已获悉拿破仑战败的消息，但还不清楚他战败的严重程度。狡猾尖刻，同时恩威并施，这是接下来外交努力的基调，也决定了今后游戏的风格。急件的内容并不重要，这只是复杂策略的第一步，七个月之后该政策的充分影响才会显露出来；重要的是信中传达的基调和独立性的声明，梅特涅认为独立和一个人的健康一样重要。[6]信的开头对目前形势作了讽刺性的总结：“奥地利恭敬有加，恐怕不敢评价那位本世纪最伟大的指挥官的军事部署。这是个新奇的问题，圣彼得堡的内阁已太多次证明了它的反复无常，甚至（强调语气为我所加）连最清醒的盘算也认为，像征服莫斯科这样几乎不可能的举动……将迫使亚历山大一世参加谈判。但这个希望破灭了；俄国可以轻而易举地放弃盟友的利益，但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利益。”
在接下来长篇分析军事和心理可能性之前的这段文字，归纳了这样的命题：拿破仑大军所获取的全部胜利只是一场幻梦，征服俄国是不可能的，单独媾和的意图子虚乌有。那么解决方法是什么？梅特涅的回答是由奥地利调停纷争，通过谈判达成普遍和平。他认为只有奥地利能够在不冒犯他国尊严的情况下接近其他国家，同时它又与法国有联姻关系。这个掌握着中欧五千万人民的国家有责任要求和平，甚至对法国也一样，哪怕只是为了维持表面的和平。在这段表示奥地利信念的威胁性主张之后，又跟了一段意味不明的话：“法兰西皇帝似乎早已预见到了今天发生的一切，他经常和我说这段（与玛丽-路易丝的）婚姻改变了欧洲的局势。这一时刻即将到来，或已经到来，拿破仑将从这次幸运的联盟中获得真正的利益。”梅特涅用以下文字进行了总结，在这些文字下他不仅加了下划线还加了着重号，表现了他的大智若愚和机智大胆：“当我们尊贵的陛下获悉法军从莫斯科撤离的消息时，他用下面这句话总结了他主要的态度：‘这一刻终于到来了，我要让法兰西皇帝见识一下我是谁。’这里我只是完全复述陛下的原话，如此简洁但同时如此有力。我授权你将这句话传达给巴萨诺公爵（法国外交大臣）。补充任何其他说明只会减弱这句话的力量。”[7]
于是梅特涅展开了通过向对手议和从而实现反法同盟的策略。通过这种手段，他首先取得了法国的同意使联盟关系调整为中立立场，中立转为调停，调停转为战争，一切都在现行协约名义下完成，号称出发点是对伟大盟友的关心。有人会问为什么梅特涅选择如此间接的步骤，如此复杂、难以合法化的手段，为何不尝试顺应席卷欧洲的爱国热忱，调整奥地利国内的格局。但一个政治家不能凭空行事，奥地利的国内格局很僵化，反而比国际格局还要刻板得多。但在我们研究奥地利国内格局对梅特涅外交政策的影响之前，我们必须了解一下另一位政治家，一个始终坚持不懈地对抗拿破仑的国家的外交大臣。他也同样试图推动同盟，也以促进和平计划的形象登上舞台。
[1] Oncken，Ⅰ，p.47.
[2] Luckwaldt，p.41.
[3] N.P.，Ⅷ，p.371.
[4] N.P.，Ⅷ，p.364f.
[5] N.P.，Ⅲ，p.332.
[6] Text，Oncken，Ⅰ，p.17.
[7] 这份急件刊登在Oncken，Ⅰ，p.3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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