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的东亚与东南亚传播研究：巡回放映的起源

邵氏早年在星马一带的发展，均提及最初曾骑车到乡下巡回放映，带小型发电机、影片胶卷、帆布幕和放映机。[37]香港电影人叶逸芳提过与邵醉翁稔熟，邵醉翁告诉叶氏，他让三弟邵仁枚带两个拷贝到南洋去发展，即新加坡，带了一个手提皮包式的放映机。[38]由于当时电影尚属于都市的新生事物，华人移民又多来自乡村，因此，这样的放映模式不乏受众。不仅是电影放映，华人在其他行业也多以“行商”的模式出现。“事实上，许多东南亚的华商先驱均为巡回式商人，他们甚至渗透到东南亚最偏僻的地方，因此，作为整体的华人商贸群一手连接着东南亚边缘的村寨，一手连接着国际市场。”[39]在资本不够雄厚的情况下，要成为坐贾，必须先从行商开始，这是许多企业草创之期的必经之路。这种模式也见于后来加入国泰的星马院商何亚禄。何氏出生于1901年，在英国、马来亚和中国香港地区受完高等教育后回马来亚创业，在怡保买下一座电影院，并周游各个村落，也是在自行车后面放映电影，在此基础上逐渐将业务扩张到太平、直落英丹、金宝、巴生等地；1930年购下怡保豪华的东方戏院，于1934年将所有戏院卖给邵氏，于30年代末重新开始经营戏院。[40]

另外，华人移民在东南亚的地理分布广泛，不仅在城市，也在乡村，这也为小型的巡回放映带来了机会。孔飞力关于华人移民的专著中提到1931年华人小商贩开设的菜籽店遍布菲律宾无数乡村，他更用文学的语言描述一位在丛林深处经营小商店的华人“商人先驱”，“他不过是那棵枝繁叶茂的华人商贸大树上一条细长的分枝，这棵大树的枝蔓可能源自从厦门或香港出发的航船，连接到在马尼拉的中转代理，继而转道达沃海港，进入当地中间商的货仓，最后方延伸至与远方丛林深处那所孤独的小屋”[41]。由于邵逸夫各类传记中对早年的流动放映均一笔带过，我们可以设想用孔飞力的描述来印证邵仁枚、邵逸夫昆仲在东南亚最初的放映生涯，应该也是找到一处华人商店或华人聚集点为放映场所，用从上海这座国际都市带来的影片建立了事业最初的基础，此后逐渐寻找机会，结识当地富商、移民首领、政府要员，逐渐扩大事业规模。事实上，邵氏也正是这样做的。邵氏在新加坡有“新世界”和“大世界”两大娱乐场所，新世界游艺场于1923年开办，其最早的业主是王文达、王平福兄弟。在30年代中期，邵氏兄弟先是以对半的方式与王氏联营，后来王氏退出，邵氏独资。1931年，大世界游艺场开办，业主是李春荣和董春波，邵氏先租下经营，后在1940年买下。[42]电影院是游艺场的重要部分，相信这也是邵氏拍摄电影的动机所在。

回顾邵氏家族南下的历史，会发现并不是“六合之围”迫使邵氏到东南亚寻找机会。如果将中国移民的地域做一番梳理的话，下南洋的南方移民虽以闽粤两省民众居多，但南方移民的所谓南方区域北限其实可以北移到浙江沿海。邵氏家族为宁波籍，上海是宁波移民的传统目的地。关于邵氏为何会着力开发东南亚市场，目前的资料找不到有力的证据，也许是偶然的选择，但相信1906至1955年之间的南洋热，对寻找新的生意机会的商人不会没有影响。1930年的《碎琴楼》一片在东南亚市场卖座极佳，不亚于名垂影史的《火烧红莲寺》，作者李也止曾说：“南岛是华侨寄聚极盛的场所，也是我国影片界最大的推销场了，可是实际严格地衡量比较起来，还是脱不了给我们一个失望的悲哀。拿实情来说，便足证明我国影业在号称销路最广的南岛的损失的巨大了。”[43]李也止将南洋市场视为“最大的推销场”，相信这是当时上海电影界的共识，邵氏兄弟不可能无视这一信息。

在李翰祥的回忆录中，更可以看到“六合之围”的起因之一就在南洋。1925年，明星公司和新加坡曼舞罗戏院订约，双方言明，除了天一公司的出品，任何公司的影片都可以放映。老大邵醉翁派老三邵仁枚出南洋打开局面，带去的影片就是《立地成佛》（1925）。至1928年底，邵仁枚得到槟城王景城的支持，主持“海星影片公司”，租了怡保的戏院，并将邵逸夫调到南洋。1929年又租下新加坡的华英戏院，天一公司逐渐在南洋立足。[44]而且，天一还尝试在当地拍片。鉴于古装片在南洋市场极受欢迎，1927年，天一与南洋片商开设的青年影片合资拍片，把“天一”改名为“天一青年影片公司”，拍摄多部古装片。又于1928年下半年拆伙恢复“天一”原名。[45]（依靠当地力量拍片的做法，在50年代的邵氏马来语片场再现过。后来也成为邵氏与域外市场合作的模式，并以此渗入当地的电影市场，也就是后来普遍运用的各种“合拍片”模式。）因此，明星公司和天一公司在“六合之围”前已经在东南亚市场有非常激烈的竞争，1928年，邵氏在槟城、怡保连下两城，才有明星公司在上海大本营的连横之举。

此后，移民人数起起落落，但移民人口基数决定了东南亚始终有一个有相当规模的电影市场。可资佐证的是当地也开始出现电影制作。1933年，马来西亚出产了第一部本土电影《莱拉与狂人》，由当地歌剧演员出演，讲述了一个古波斯的爱情故事。影片的成功使马来西亚的邵氏于1937年开始，从上海进口电影摄制所必需的设备进行马来西亚的本土电影创作，但直到1941年日军占领前，他们仅推出了五六部电影。[46]四五年间，以邵氏的财力在当地制作电影资金方面应该不是问题，但出品量如此之少，唯一的解释是拍摄电影需要一定数量的专业人员，而此时新加坡虽然是一个理想的放映市场，在专业电影制作方面却仍缺乏人才。比如1940年，著名导演侯曜就被邵氏从上海聘至新加坡拍片。

此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英殖民政府实施开放政策接受华人女性移入，华人当地家庭才开始出现。[47]妇女观众对于戏曲电影、伦理题材电影有相当大的偏好，也是香港粤语电影及其他方言电影的基本观众群。

东南亚在战前已经是上海与香港两地电影业的主要或重要目标市场，战后的香港就在此基础上，加上“冷战”带来的地利人和，终于凭借外销市场，将本地的电影活动生产做成一种大产业。

[1]李金生：《一个南洋，各自界说：“南洋”概念的历史演变》，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亚洲文化》2006年第30期，第118～120页。

[2]D.G.E.霍尔著，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东南亚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3]参见国际电影画报社《国际电影》1955年第3期，第10页。

[4]王赓武：《华人与中国——王赓武自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3页。

[5]〔英〕G.L.克拉克等主编：《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85页。

[6]周宁主编：《东南亚华语戏剧史》（上），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7]《沧桑一世纪》，《联合晚报》1986年2月6日第18版。

[8]童月娟口述，左桂芳、姚立群编：《童月娟：回忆录暨图文资料汇编》，台湾电影资料馆2001年版，第93页。

[9]罗卡访问，陈树贞、罗卡整理：《访童月娟谈张善琨》，第十八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香港—上海：电影双城》，香港市政局1994年版，第112页。

[10]方保罗：《李绮年和陈云裳——电影双城的双星》，第十八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香港—上海：电影双城》，香港市政局1994年版，第85页。

[11]蒲锋、吴君玉访问，吴君玉整理：《陈文昌：细说东山》，吴君玉编《香港潮语电影寻踪》，香港电影资料馆2013年版，第171页。

[12]邱坤良：《飘浪舞台：台湾大众剧场年代》，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35页。

[13]邱坤良：《飘浪舞台：台湾大众剧场年代》，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33页。

[14]李焯桃编：《浪漫演义——电影工作室创意非凡廿五年》，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2009年，第68页。

[15]〔美〕孔飞力著，李明欢译：《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55页。

[16]陈志明：《迁徙、家乡与认同：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0页。

[17]余慕云：《香港电影工作者小传·赵树燊》，第十二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香港电影与社会变迁》，香港市政局1998年版，第111～112页。

[18]庄国土、刘文正：《东亚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华商网络、移民与一体化趋势》，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0～191页。

[19]王赓武：《华人与中国——王赓武自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页。

[20]韶思访问、整理：《戴振翮谈港片在海外》，第二十四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跨界的香港电影》，香港电影资料馆2000年版，第154页。

[21]梁丽娟、陈韬文：《海外市场与香港国际电影发展的关系（1950—1995）》，第二十一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光影缤纷五十年》，香港市政局1997年版，第136页。(www.xing528.com)

[22]郭静宁编：《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1：南来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0年版，第123页。

[23]罗卡：《香港电影的海外经验》，第十六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电影中的海外华人形象》，香港市政局1992年版，第15页。

[24]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1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第123页。

[25]《银星》1927年1月，总第5期，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14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第46页。

[26]《银星》1927年7月，总第10期，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1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第77页。

[27]《银星》1927年11月，总第14期，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1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页。

[28]李镇：《别有“洞”天：1927年神怪片〈盘丝洞〉的历史及解读》，中国电影资料馆编《盘丝洞1927》，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12页。

[29]《电影月报》1929年2月，总第9期，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3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第46页。

[30]《〈歌女红牡丹〉特刊》1931年4月，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13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第299页。

[31]《电影月报》1929年2月，总第9期，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3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第46页。

[32]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EPB Publishers Pte Ltd）1994年版，第18～20页。

[33]周承人、李以庄：《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172页。

[34]转引自周承人、李以庄：《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页。

[35]《宁波人雄踞钢琴行业》，《联合早报》1988年6月26日第42版。

[36]《电影月报》1929年2月，总第9期，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3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第47～49页。

[37]陈美玲：《邵氏兄弟在新加坡——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廖金凤、卓伯棠、傅葆石、容世诚编著《邵氏影视帝国》，台湾麦田出版社2003年版，第48～49页。

[38]朱顺慈访问，世怡整理：《叶逸芳访问》，郭静宁编《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5：摩登色彩——迈进1960年代》，香港电影资料馆2008年版，第210页。

[39]陈志明：《迁徙、家乡与认同：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89页。

[40]Timothy P.Barnard：《人妖、英雄与弄臣》，黄爱玲编《国泰故事》，香港电影资料馆2002年版，第125～126页。

[41]〔美〕孔飞力著，李明欢译：《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9～180页。

[42]陈美玲：《邵氏兄弟在新加坡——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廖金凤、卓伯棠、傅葆石、容世诚编著《邵氏影视帝国》，台湾麦田出版社2003年版，第52～53页。

[43]《新银星与体育世界》1930年10月，第3卷第26期，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2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第266页。

[44]李翰祥：《银海生涯》（下），农村读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794页。

[45]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1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第87～88页。

[46]尹鸿主编：《世界电影发展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2014年版，第317页。

[47]〔新加坡〕游俊豪：《移民轨迹和离散论述：新马华人族群的重层脉络》，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