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在东亚与东南亚市场的重要性及影响

东南亚市场的开辟在中国电影业早期就已经开始，有两个源头，一是香港，一是上海。“根据香港政府行业货品进出口记录，香港电影在二三十年代已经输往外地，主要外地市场是中国内地及澳门南方城市，约占出口总额八成，而当时的东南亚市场如越南、菲律宾、马来亚等，约占出口总额的一成。”[21]香港左派影人卢敦也指出：“香港电影之可以生存下来，同时亦靠东南亚的粤语区，因为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地都有不少广东华侨。”[22]研究者指出：“从市场角度看，香港电影自三十年代始，一直很依赖南洋华侨的市场。由于南洋各地（包括星、马、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早期的移民大多来自中国沿海各地，而又以广东福建人为主，听粤语比听国语更为亲切，香港粤语片占了语言上的优势，行销南洋。”[23]战前的香港粤语片在东南亚已经有市场基础，虽然规模尚小，但还是为此后50年代的壮大打下了基础。

权威电影史著述也指出，1949年以前东南亚市场对于整个中国电影业十分重要，“中国影片的市场主要是在南洋和内地中小城市”[24]。通过查阅在当时的电影中心——上海出版的诸多旧电影杂志来验证这一点，结果是毋庸置疑的。上海电影业在考虑外销市场的时候，除了武汉、厦门、广州等城市，东南亚各地也经常出现在名单中，试举几例。

《银星》1927年第1期“调查”专栏中署名伍联德（著名杂志《良友》的老板）的文章《南洋影业谈》，文中指出电影是南洋的“新事业”，并说中国电影“其唯一销场，为南洋英荷各属，专任推销的，有中西、中华、南华等五六家公司，全是华人所组织。其初营业很是发达，后以国产影片不能满观者的欲望，就赔累不堪。但是，他们都抱着牺牲的精神，以为这种新的事业，该由他们提倡，金钱不成问题，一任戏院的亏耗，仍然这们（么）办下去”，提到因国产片质量不佳，导致南洋片商压价。[25]《银星》杂志1927年的刊末广告中，海外销售点中有“新嘉坡、南洋槟榔、南洋怡保、泗水”[26]，之后不久又加上“西贡、仰光”。[27]1927年，上海民新影片公司的海外发行资料中将公司的海外渠道分为八个板块：南洋（荷属）、南洋（英属）、暹罗、菲律宾、安南、欧洲、南美洲、日本。[28]五个是在“南洋”。

东南亚各地也均有片商到上海买片，试看当时的几则广告。1929年《电影月报》的广告：“启明影片营业公司启事”：“敝公司为提倡国产影片，挽回权利起见，特在英属新嘉波、荷属吧城、法属安南及福建等埠，设立营业分公司及戏院，以资推广，凡国内富有艺术价值之影片，足以发扬国光者，敝公司极愿意租卖或代理……”[29]1931年4月《歌女红牡丹》特刊广告：“荷属吧城青年贸易公司（The Young Men’s Trading Co.，No.12 Djelakeng Batavia.）”“本公司为殷实侨商所组织，专营中国与南洋间出入口贸易，兼营国产影片。创设有年，信用卓著，海内外同胞如有委托事宜，请函达本公司，无任欢迎。”（吧城，巴达维亚简称，今雅加达。）同页，远东影戏院（The Far Eastern Motion Picture Co.，No.724，ONGPIN STREET，P.O.BOX No.2166，MANILA，P.I.）“专映国产有声无声影片”“兹特委纪溥泉君为驻沪全权代表，各公司如有出品，请向纪君接洽可也。”影院地址为“小吕宋王彬街”（马尼拉著名的唐人街）。[30]1929年《电影月报》登载的广告：中菲影戏院（小吕宋亚笼计），经理林俊德，协理徐欣夫，本院所映国制影片，概由六合、启明影片营业公司供给。[31]

如前所述，东南亚市场的存在和华人移民有关，中国电影业早期的发展与移民在东南亚的新动向呈正相关关系。以移民在新加坡的变化为例：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加坡经济逐渐复苏，移民人数回升。1921—1922年间，胶锡生产过剩，供过于求，致使价格猛跌，造成新加坡经济不景气。但时间不长，南中国政局不靖，南下船费平稳，英殖民政府也没有实施移民禁令，如无1922年香港海员罢工以及厦门的反英抵制运动，也许南下移民更多。1922年后，新加坡的经济进入佳境，华南移民一直保持高峰状态，到了1926年，登陆移民达384593人，1927年达359262人，为空前绝后的纪录。其后的1928和1929年，仍保持在20余万左右。从1931年起，移民人数便大幅度降低，到1934年才逐渐回升，其原因是那几年的全球经济恐慌和政府颁布的限制移民法令。1934年后，随着经济的改善，政府也跟着放宽移民限制的尺度。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南移民冲破20万人。南渡的人中，有不少知识分子，有的为了逃避战火，有的系到南洋加强抗日救亡运动。在历年登陆新加坡的华南移民中，有部分前往槟榔屿、马来半岛、缅甸及荷属东印度群岛，但大部分是留在新加坡。[32]

上述年份中有几个与上海电影界在东南亚寻找市场的年份有着高度的重合。比如1926年前的几年，移民数量不断增加，直至1926年达到最高峰。邵氏到东南亚开辟市场就在此次移民浪潮中。1926—1927年间，上海电影业兴旺，造成滥拍，市场就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这里需要梳理一下邵氏南下和中国电影史上著名的“六合之围”的关系。此处引用周承人、李以庄二人的研究成果简述如下：“六合之围”发生在1928年，明星公司负责人之一周剑云与其他几家公司组成六合公司，以反粗制滥造为号召，来抗衡出品既多又快的天一公司。周联络南洋片商王雨亭，将在上海看片的所有南洋片商组成集团，一致不买天一公司的拷贝。于是，天一前往南洋，结果因祸得福，在南洋建立了发展基础。[33]这一表述如果理解有偏差的话较易带来误会，即邵氏南下在“六合之围”之后。所以，一定要注意本书中所引用的另外一条材料，即1926年11月28日《申报》刊登“邵仁枚三次赴南洋推广影片事业”[34]。通过查阅新加坡的报纸，会发现邵氏南下更早于此条报道，邵仁枚曾口述回忆他于1924年来到新加坡，当时的新加坡是福建人、潮州人、广东人的天下，作为宁波人，他很不容易才找到一位同乡。[35]周剑云曾在1929年分次连载长文《中国影片之前途》，有不少篇幅明显系针对天一公司，也提到了东南亚市场的特点和重要性，以下节录自“其四”：(www.xing528.com)

中国之制片公司，向来重视南洋华侨之趋向，以为摄片取材之标准。此等偏于一隅之眼光，固属错误，但制片公司亦有不得已之苦衷。实因国内连年战争，民生憔悴，摄片成本，纯恃国内殊不足以维持，不得不靠南洋销路以资挹注。南洋华侨以公共阶级占绝大多数，彼辈远适异域，少受教育，生活虽优，程度极浅，其所嗜好，常与国内之观众异趣，片商既奉为购片指南针，制片公司自不得不允片商之要求。中国影片遂因经济连锁之关系，不能向上发展，此种困难情形，局外人或无从得知也。

中国影片输入南洋群岛，始自民国十二三年之间，营业大盛，片商之获利者，颇不乏人。国内出品，供不应求，以此引起制片公司之注意。然此三年间之出品，尽为时装爱情片，且恶劣者居多，致为华侨所厌倦。

自时装夹古装之《白蛇传》在南洋卖钱后，弹词小说遂入银幕，《珍珠塔》、《三笑》等片续出不已。《盘丝洞》售得高价后，古装神怪影片又盛极一时，《西游记》、《封神榜》、《三国志》等书大交红运。制片公司认为舍此以外无可取之材料，而又志在速成，草率不顾。所谓古装，亦非特制，不过付少许之租金，借京班之戏衣，聊以充数而已。此类影片层出不穷，在民国十五六年间，南洋片商几非此不购，一班华侨亦非此不看，盖因演义小说流传甚广，潜势力甚大。南洋片商与国内制片公司，皆知利用好名目易于号召耳。此一时期，有识之片商与制片公司，不为利动，不为势移者亦有数家，然在营业上所受影响甚巨。唯此类影片因内容过于腐败之故，在南洋开映之结果，卒为华侨所吐弃，影片市价一落千丈。甚至片商定购之片，亦因舆论不容而不敢公映，是则劳工华侨亦未易欺也。去年之春，南洋各埠大多排斥古装神怪片（仅安南一埠尚在盛行），华侨乃转而趋向时装武侠片及侦探片。一年来之制片公司，又大购坊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从事于真刀真枪，机关陷阱之摄制。……[36]

可知南洋市场之始的确是在1923、1924年间，也即自上海影业繁荣便有影片输入，加之南洋华人华侨观众文化水准这一因素，间接促成电影业取巧、跟风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