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史学流派：胡适实用主义简析

胡适（1891—1962），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后改名胡适，字适之，取自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意。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因提倡白话文和新文学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

胡适在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打下一定的古文基础。后到上海梅溪学堂、澄衷蒙学堂求学，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进入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入文学院学哲学。191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学习实用（实验）主义哲学，并服膺一生。

1917年7月毕业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他反对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1922年5月，胡适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文科学长，同月创办《努力周报》，宣传自由主义思想。1923年北京大学出版《国学季刊》，胡适为编辑部主任，撰写了《发刊宣言》。他说：“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20]《国学季刊》陆续出版了7卷，直到1952年，对推动国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28年3月，与徐志摩等创办《新月》月刊，任中国公学校长，倡导人权运动。1932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与傅斯年等创办《独立评论》，拥蒋反共，但赞成抗日。抗战时期，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寄居美国，后去台湾，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胡适一生获得36个博士学位，学识渊博，名扬天下，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至今无人望其项背。1919年2月，他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采用西方近代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他的重要著作收录在《胡适文存》《胡适学术文集》中，近人编有《胡适文集》，其作品广为流传。

胡适是一位历史感极强的学者，他认为自己最感兴趣是历史学。他晚年曾说：“有时我自称为历史家；有时又称为思想史家。但我从未自称我是哲学家，或其他各行的什么专家。”^[21]但是，相对于其它领域丰硕的研究成果来说，学术界对胡适史学思想的研究却相当薄弱。

1.多元渐进的历史进化观

胡适坚持渐进的历史进化观，反对社会革命。他说：“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22]他认为这种渐进的历史演化观才是科学的，有科学的进化论作根据，辩证唯物史观是出于黑格尔的玄想而非生物学的实证。他说，进化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决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但却面临“五鬼闹中华”的局面。“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它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地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不断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们的目的地达到之时。”^[23]同时，胡适也明确反对历史单因论，认为历史前进是由多方面促成的，除了“经济史观”外，还有思想文化的作用，这就是他“要从在思想文艺的方面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非政治的基础”的原因。^[24]

胡适认为，社会历史（大我）是由无数个人（小我）构成和不断创造出来的，因此人人在历史中都有他的地位和作用，不仅历史伟人可以不朽，普通的民众同样可以不朽。个人造成历史，历史造成个人。他反对中国传统的立德、立功和立言的“三不朽论”的“英雄史观”，认为“冠绝古今的道德功业固可以不朽，那极平常的‘庸言庸行’，油盐柴米的琐屑，愚夫愚妇的细事，一言一笑，也都永远不朽。”^[25]这种人人创造历史的观念具有民主精神，是对传统英雄史观和帝王史观的革命。

2.实用主义的史学价值观

胡适的历史认识思想主要源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强调知识或思想（真理）的效用与价值。胡适重视认识主体的作用，强调人的主体认识（感觉）对认识结果的决定作用。他说：“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26]有学者将这段话演绎为“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也并不为过。因为按照胡适的逻辑，历史也是一种“实在”，历史被不同观点的人研究后，自然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历史也就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女孩”。(www.xing528.com)

从实用主义观点出发，胡适主张史学致用，无用的历史也就没有价值。他说：“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的。”^[27]他提出的新文化运动的纲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就体现了他的目的性。胡适主张治学应当与社会和人生实际相结合，表明了他功利主义的学术观。

3.“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史学方法

胡适十分重视方法的运用，他晚年说：“‘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28]1921年11月，胡适在总结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时，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1931年11月，在介绍自己思想时，再次说明自己的科学方法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10个字。^[29]

胡适自称两个人对他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赫胥黎教给他怎样怀疑，不信任一切没有证据的东西，这是存疑主义，一切都要拿证据来。杜威教给他怎样思想，处处要顾及当前的问题，对当前无用即没有价值的，不予关注，这是实用（实验）主义。

存疑的方法就是把不可信、拿不准的历史暂时搁置起来，进行考证研究，即审定史料。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审定史料乃是史学家第一步根本工夫。西洋近百年来史学大进步，大半都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了。”他批评中国传统史学说，“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官书，都可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所以“凡审定史料的真伪，须要有证据，方能使人心服”。这种证据可分五种，通过史事、文字、文体、思想、旁证来进行。^[30]关于史料的整理，约有三种方法，即校勘、训诂和贯通。校勘是对书的版本的整理，训诂是对书的字义的整理，贯通是对脉络条理的整理。

审定和整理史料，是为了求证，求证要解开存疑的问题，就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说，假设不大胆，就不能有新发现。证据不充分，就不能使人信服。“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31]

比如考证《水浒传》《红楼梦》，胡适假设元代还没有《水浒传》，考证出《水浒传》七十回以前是施耐庵所作，七十回以后为罗贯中所作。又假设《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然后寻找证据，进行考证，结果虽然推翻了最初的假设，但却摸清了曹雪芹的家世。假设是在现有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想象大胆猜想，提出的假定命题，但求证是要有目的地搜集整理资料，以严谨科学的态度进行的验证过程。

胡适的“十字法”历来评价不一，但肯定者居多。季羡林就说：“胡适提出来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认为是不刊之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针。古今中外，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概莫能外。”^[32]

胡适还很重视比较研究的方法，在“整理国故”中，就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材料的整理与解释。他说：“比较的研究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有许多现象，孤立的说来说去，总说不通，总说不明白；一有了比较，竟不须解释，自然明白了。”^[33]“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胡适最根本的方法，其他如史料的审定与整理、历史的比较研究等，是在具体史学研究领域中的体现。

胡适的史学思想相当丰富，他提出了不少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术话题，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史学和文化事业的建立与发展。他培养和影响了一代中国学者，如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罗尔纲、吴晗、冯友兰、季羡林、俞平伯、周汝昌等，都是大师级的学者。同时，胡适的史学思想又常常表现出矛盾性和局限性，尤其是在历史观、史学认识论和价值论方面，这又影响和制约了他的思想发展和史学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