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私家藏书概述-中国私家藏书史修订本

元末各地农民大起义，最终摧毁了蒙古贵族统治的元政权，朱元璋夺取了这一胜利果实，建立了明王朝。朱元璋接受元朝灭亡的教训，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缓和阶级矛盾，在明初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社会经济、轻税薄赋的政策，在农业上奖励垦荒，兴修水利，这样，使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城市工商业和手工业也得到了繁荣和发展。到明中叶，特别是在自然条件优越的江南，出现了金陵、扬州、徽州、苏州等众多繁荣的商业城市。

在文教事业方面，明初也有了相当的发展，首先在京师金陵兴建了国子监，以培养和选拔人才。之后，各郡县也逐渐建立府县学。加上各地书院的兴建，造就了大批读书问学的知识分子。明成祖定都北京后，组织文人学士编纂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也是一项重大的举措，有助于人们聚书、著述风气的形成。

明朝前期社会安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其结果，直接推动了刻书事业的发展，所以在明代形成了规模超前的官刻、私刻和坊刻三大刻书系统，并且出现了金陵、徽州、苏州、建阳、杭州、北京、吴兴等刻书中心。到明代中叶以后，在刻印技术上又有了更大的提高。多色套印方法的出现，铜、木活字的使用，饾版和拱花的发明，呈现出刻书空前繁荣的局面。金陵、北京、杭州、建阳、徽州等地书坊林立，书籍交易十分繁忙。为文人学士的出书、购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自然又促进了明代私家藏书事业的空前大发展。综观明一代私家藏书活动，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明代藏书家数量大增，大藏书家层出不穷。仅据笔者已收集到的资料统计，明一代的藏书家，多达八百九十七人，近乎宋元两代的总和。明初浦江郑瀱藏书八万卷，襄城李敏亦收藏七万九千卷;明中叶，杨循吉收藏十余万卷，钮石溪世学楼十万卷，范钦天一阁七万卷;晚明黄居中、黄虞稷父子收藏八万卷，祁承㸁、祁彪佳、祁理孙祖孙三代共收藏十四万卷，而毛晋汲古阁竟达八万四千册，少说也有一二十万卷。

第二，明代藏书家进一步丰富了藏书学的理论和实践。首先在理论上，邱浚撰《论图籍之储》和《访求遗书疏》，对藏书的意义，明确提出了是“万年百世之事”，“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整治国家图书馆为治国平天下之首。高濂撰《遵生八戕·论藏书》，又提出:“藏书以资博洽，为丈夫子生平第一要事。”这是对藏书认识理论的重要发展。祁承㸁的《庚申整书小记》提出“因、益、通、互”四字论点，即承旧、创新、别裁和互著的理论，又是对目录学理论上重大的发展，已早被后世目录编制所采纳，至今通行不废。祁承㸁别撰有《澹生堂藏书约训》，总结了祁氏一生读书、聚书、藏书的经验和心得，很有劝学教育意义。聚书训中引录古代藏书故实三十则，是汇集私家藏书史最早之资料。购书训提出了“眼界欲宽，精神欲注，心思欲巧”的购书三术。特别提出了“辑纂众集以求佚亡”的辑佚法，对后世辑佚群书有先导启发之功。

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典》卷中对中国目录学发展史有很深的探讨，提出过宝贵的见解。有的学者认为其地位足可以与郑樵、章学诚相提并论。还有沈国元撰有《征书法》(见《明文奇赏》)，张萱撰《西园闻见录·藏书》一节。陈贞铉撰有《观书三益》、《四观》、《借书》，其《聚书十难》从不同角度补充了郑樵《求书八道》之论。(俱见徐《笔精》)这些论述都很有价值。(www.xing528.com)

在藏书保管上，经验积累更为丰富。建造书楼普遍重视到防火。虞守愚将书楼建在池中央。范钦天一阁的取名，即含“天一生水”，以水制火之意，在阁前凿池，以备灭火之用。胡应麟的藏书室是“屋凡三楹，上固而下隆其址，使避湿，而四敞之可就日”(《弇州四部稿·二酉山房记》卷六十三)。祁承㸁建书楼时，嘱咐子弟:“迥然与住房、书室不相接联，自为一境方好。分作两层，下一层离地基二尺许，用阁栅地板，湿蒸或不能上。前面只用透地风窗，以便受日光之晒。永不许在此歇宿，恐有灯烛之入也。”(见《祁承㸁家书》)

谢肇制提出防蠹时说:“书中蠹蛀，无物可辟，惟逐日翻阅而已。置顿之处，要通风日，而装潢最忌糊浆厚裱之物，宋书多不蛀者，以水裱也。”(《五杂俎》卷九)天一阁更是书中放芸草，橱下放英石，用以辟蠹和吸潮。

天一阁为防止藏书的分散流失，更制定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严格家规。

第三，明代有些藏书家，在藏书观念上思想开放，喜欢结社与人互抄交流。历史上相当多保守的藏书家，在遗训子孙时，再再告诫“借书与人为不孝”。而明代不少藏书家摒弃了这种旧观念，响亮地提出了与此相反的口号。胡震亨说:“秘不示人，非真好书者。”(《津逮秘书·题辞》)姚士粦又说:“以传布为藏，(是)真能藏书者矣。”(《尚白斋秘籍序》)陈贞铉作《借书论》说:“书亦何可不借人也?贤哲著书以俟知者，其人以借书来是与书相知也，何可不借。来借者或蓄疑难，或稽异同，或补遗简，或搜奇秘(何可不借)。”(见《笔精》卷六)李鄂翀的态度更开明爽朗，他尝言，“天下好书，当与天下人共之”，“有所求假则朝发而夕至”，必“倒庋相付”(钱谦益《草莽私乘跋》)。

在晚明时期，纷纷出现了几宗结社传抄交流的组织。在早“范钦与王凤洲家，岁以书目取校，各抄所未见相易”(《甬上耆旧传》卷十七)。之后，沈守正与吴符远相约“有秘本急录而传”(《明文海·吴德聚爽斋书目序》卷二百二十八)。又有“叶石君、冯己苍、陆敕先诸君子互相搜访，有亡通假”(《第六弦溪文集·爱日精庐藏书志序》卷二)，“梅鼎祚与焦弱侯、冯开之、赵元度订约搜访，期三年一会于金陵，各出异书遗典，互相雠写”(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而黄宗羲、刘城、许元溥三人结为“抄书社”。丁雄飞与黄虞稷结立“古欢社”。黄虞稷与周在浚订《征刻唐宋秘本书启》，曹溶则倡议与广大藏书家合立“流通古书约”。这是藏书史上一股极为可贵的新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