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自幼便生活在坎布里奇浓郁的学术氛围中，接触了形形色色的学者，也许是对父亲在学术研究中对现实政治的深刻关怀耳濡目染，小施莱辛格对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这个问题很早就有所思考。他在哈佛大学就读期间所有早期研究成果均同那些在19世纪激烈的社会变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知识分子有关。如果说小施莱辛格最初选择以奥雷斯蒂斯·布朗森作为学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还是受父亲影响的话，那么他后来将理查德·希尔德雷斯这位被视为联邦党喉舌的史学家作为研究对象则完全是他自己深思熟虑的选择。而另一位同布朗森和希尔德雷斯两人都有着十分密切关系的知识分子也引起了小施莱辛格的高度关注，他就是19世纪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
乔治·班克罗夫特由于同施莱辛格家族可能存在的血缘关系，早已为小施莱辛格所熟悉。而小施莱辛格在对布朗森和希尔德雷斯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又对班克罗夫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发现班克罗夫特和他一样毕业于菲利浦·爱塞特中学，然后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后来，班克罗夫特被公认为美国第一位重要的史学家，同时他又是一位民主党政治家、总统撰稿人、内阁官员和外交家，所有这些事业都是小施莱辛格自己所梦想从事的。两人之间这些相似之处更使小施莱辛格在这位伟大的美国史学家身上感受到了强烈的吸引力。班克罗夫特在从政生涯中有着杰出的记录：他曾被范布伦总统任命为波士顿港的海关征税官员，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在詹姆斯·波尔克的总统竞选活动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并在波尔克当选后被任命为海军部长，在任上进行了积极的改革，创建了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后来他又担任代理陆军部长，在最终导致吞并加利福尼亚的美墨战争中发号施令；他在安德鲁·约翰逊任总统期间被任命为驻普鲁士公使，很快在柏林与俾斯麦成为朋友。而在繁忙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之外，班克罗夫特仍坚持不懈地进行学术研究，历经近50年的时间写下了十卷本的《美国史》；他在80多岁高龄时仍然废寝忘食地写作，一天之中连续工作达14个小时，这种执著的精神尤其令小施莱辛格钦佩。
在小施莱辛格早期的学术研究中，他之所以对上述几个人物给予特别的重视，这既取决于他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倾向，无疑也反映出他当时对知识分子在社会和历史发展进程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问题的高度关注。从小施莱辛格对布朗森、希尔德雷斯和班克罗夫特的相关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些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在激烈动荡的社会变革时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赞赏有加。从他们的经历中，小施莱辛格深深感受到，知识分子应该成为时代呼声的传声筒，应该成为社会中新生力量的代言人，站在社会变革浪潮的最前列。小施莱辛格憧憬自己的一生能像班克罗夫特那样，勤学不辍，成为声誉卓著的历史学家，学术研究之余则能在国家政治中叱咤风云，创造历史。他也期望能像布朗森和希尔德雷斯那样，成为美国政治中的进步力量，即自由主义民主思想的代言人，在时代的喧嚣中让人们听到自己的声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立场出现了明显的转向。莱昂内尔·特里林评论说：“美国知识分子对待自己祖国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他发现许多人对美国政府和资本主义制度不再持过去一贯激进的批判态度，而开始普遍接受美国社会的繁荣与共识。《党派评论》这样的刊物竟然开始讨论起“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文化”，要求聚集在其周围的知识分子们回答“美国知识分子在何种程度上真正改变了他们对美国及其制度所采取的态度？”[16]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20世纪上半叶的动荡历史中，旧大陆在美国知识分子们的心目中已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环，“与希特勒德国或苏联的集中营相比，美国生活中某些方面存在的残酷和庸俗根本就算不了什么”[17]，反而其战后放眼全世界而独有的安全、富足与稳定才倍显可贵；更何况与30年前相比，美国的文化形势已经前所未有地改善，使知识分子的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在这个长期流行反智主义，曾经让亨利·亚当斯感觉自己是个流浪者的世界里，社会结构和运转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需要将一个人数众多，且具有相当大的思维力量和复杂程度的阶层推向了社会等级制度中最接近顶端的位置”，政府、金融业、工业和新闻业都需要知识分子的专业知识服务于其发展，在此过程中知性与财富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其本身也开始制度化，特别是学院化，它开始前所未有地把自身与权力联系在一起，“而且它现在承认自己也是一种权力”。[18]既然发现自己与既存制度之间是一致的，再加上麦卡锡主义这类来自外部的压力，许多知识分子的沉默便也不难理解。
另外耐人寻味的是，在一些知识分子因为自己能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文化”发挥作用而愈来愈在思想和政治上认同于战后美国社会的同时，也有人仍然认为自己是没有影响的小团体，“即便其阵营在膨胀却仍然孤独，即便处于公共生活的最高点却依然孤立”[19]，不仅20世纪50年代的一些社会学研究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当时的社会舆论也表明，它们对知识分子仍然有一种潜在的敌意。1952年9月，著名专栏作家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把支持斯蒂文森竞选的知识分子称作“鸡蛋头”（egghead），斯蒂文森本人在对威斯康辛大学的一批“鸡蛋头”听众发表演讲时也使用了这个词。之后各种日报、周刊和杂志纷纷载文支持或反对，使该词在短短几天之内便风靡全美，这种迅速的流行表明“它恰好满足了美国人话语中的某种需要，或者触碰到了社会有机体中某根敏感的神经”。[20]在此过程中，这个原本用来表达亲切友善态度的词语的含义迅速地演变，成为斯蒂文森的政治对手对其进行恶意讽刺的工具。在艾森豪威尔获得大选胜利后，《时代》周刊对他遭遇“鸡蛋头的反叛”却仍然赢得胜利的结论是，这证实了它的编辑们长久以来的怀疑：在美国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存在“一条宽大的、不健康的鸿沟”。[21]之后数年，《时代》对知识分子的评价也一直颇为苛刻。生活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无怪乎雷蒙·阿隆说美国是“知识分子的地狱”。(www.xing528.com)
然而在这段对美国知识分子而言十分特殊的历史时期，小施莱辛格从未放弃过履行自己的职责。冷战伊始，面对国内掀起的反共浪潮，小施莱辛格多次发表文章对此进行抨击，呼吁坚持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则，支持言论和思想自由。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许多知识分子自身的转向和麦卡锡主义肆虐全国，美国社会中的激进思想和对现存制度的批评之声几乎完全窒息，出现了所谓“沉默的一代”。针对这种现状，小施莱辛格继续拿起自己的笔作为武器，发表了多篇讨论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文章。根据种种迹象，他认为50年代的美国知识分子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糟糕境遇。美国社会中长期存在反智主义情绪，它曾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高点，但在随后的大萧条和新政时期则几近销声匿迹，只有偶然的机会才能够发泄对知识分子的不满；同时，20年代的美国知识分子虽然感受到沉重的社会压力，但要逃避这种压力也相对容易，他们可以通过讽刺作品嘲笑各种社会现象，可以离开美国前往巴黎，也可以自己出版刊物，即便最乏味无趣、最古怪反常的作品在当时都有可能发表，总之在任何情况下知识分子都能为自己的情绪找到发泄的途径。三四十年代，美国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虽然一直遭到知识分子的批评，但仍然能够理解、尊重和保护知识分子的这种做法。艾森豪威尔政府却不仅忽视对知识分子的使用，而且听任麦卡锡主义者将其作为替罪羊，指责曾经为政府工作的知识分子应该对珍珠港事件以及国家债务等一系列问题负责。这是反智主义的再次爆发，并且知识分子无法再以20年代的方式逃避这种压力，因为冷战和苏联威胁的存在，“对自由的嗜好在现实世界中必须不可避免地让位于生存的尖锐需要”。[22]处在这种情势之中的知识分子不能再以讽刺作为武器，否则就会引起怀疑和攻击，甚至被指责为颠覆政府的行为；其他的出路也日渐狭窄，创办新刊物的代价已经让人难以承受，这使得曾经由美国社会中的两个群体分别控制的政府和大众传媒现在已经被同一个群体所掌控，让言论自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面对美国社会再次爆发的反智主义，小施莱辛格指出，知识分子如果选择逃避，只会使自己的处境变得更糟；他们不能对此听之任之，保持沉默，更不能为时局所利用。他提出“公民自由是知识分子的阶级问题”，认为尽管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愿意或能够理解政治问题的复杂性，但他们至少应该愿意理解自己的阶级利益，因此知识分子即便不喜欢政治，也不能逃避或拒绝政治，而应该努力实践之，“没有什么比某些知识分子被召唤站出来争取言论自由的时候却急忙躲避更为可悲的了”，只有政治自由才是同民主社会可能产生的邪恶进行斗争的有效途径。[23]
小施莱辛格发现，1952年大选后，美国知识分子时常成为《时代》周刊的论题。1953年为纪念其创刊30周年，它最终在所有选题中确定了反思“知性，其状况与前景”，因为“这个主题与所有其他主题都交互影响”。1954年在关于大卫·里斯曼的封面故事中，它评论说知识分子“可以理解地”没有跟上美国社会的变化，不过里斯曼似乎终于能够开始“改变对未来的想法”。在1955年关于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的封面故事中，《时代》的评论则不再如此节制，它盛赞沃克是反对“陈词滥调的反叛文学”的先锋，抵制了过去30年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持怀疑态度的批评、性解放、社会抗议和精神分析学说，“是在世的美国作家中少数不愤世嫉俗者之一，总是在小说里给美国的成绩单上打A”。[24]1956年6月11日，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出现在《时代》封面上，这次它提出的问题是：“在美国做一名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他是否真的像自己有时认为的那样处于如此不幸的困境中——这个被嘲笑的学问高深的鸡蛋头、激进分子、心不在焉的人，在自己的国家却感觉像个外来客？”接着又自己回答道：“不”，时代已经改变了，正如巴尔赞所说，虽然不信任思想是美国的传统，但这个国家的思想者仍然“比他们前辈中的任何一个群体都获得了更实质的认可”。而更重要的是，许多人最终认识到他们是美国梦真正的、自豪的参与者。“他们的时代也许是含蓄的，但明显缺乏热情绝不意味着他们不关注美国的命运。‘异议者’（Man of Protest）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让位于‘肯定者’（Man of Affirmation）——这个国家刚刚建立时知识分子扮演的这是这种角色。”[25]要求知识分子做“肯定者”，放弃他们历来认为自己应负的抨击和批判社会的责任，《时代》的这种论调让小施莱辛格深感不安。虽然他在20世纪40年代曾经多次为时代公司旗下的《生活》画报和《财富》杂志撰稿，也曾经同亨利·卢斯有过不无愉快的交往，但他同样早就了解，这个人“在思想上对一切事物都感到真正的好奇，同时却顽固地拒绝改变对任何事物的看法”，而他之所以能容忍自己的杂志接受自由主义者的文章，并非认同并鼓励其思想倾向，只是由于“一些该死的原因让共和党人不会写东西”。[26]
为了驳斥《时代》的观点，他立即撰写了“《时代》与知识分子”一文并在自由派左翼的《新共和》杂志上发表。他提醒读者们警惕《时代》所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时代》看到“肯定者”取代了“异议者”，并且认为巴尔赞这样的知识分子正在缩小美国知识分子与美国人民之间曾经存在的“宽大的、不健康的鸿沟”，这表明它所赞许的知识分子应该首先是一个说“是”的人，“并且在《时代》看来，他尤其必须对美国（卢斯先生的美国）说‘是’。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因为那些对爱默生的美国、杰克逊的美国或林肯的美国说‘是’的人可能希望对《时代》的美国说‘不’。”[27]小施莱辛格指出，时代公司正在着力打造一个“官方版本的美国梦”，这实际上是一个工商界掌控政治权力的美国，忠于这个美国并自豪地参与其中者便被它认可为“肯定者”，而“异议者”则成了一群心怀不满的势利眼和牢骚满腹的侨居者。他认为：小施莱辛格指出，《时代》该文的根本性谬误在于它试图让知识分子只扮演一种角色，但“肯定”和“异议”的分野在历史中不可能如此明确：今天的《时代》认为杰斐逊、富兰克林、爱默生都是美国的“肯定者”，并要求今天的知识分子也扮演他们的角色，但在19世纪初的美国，这些革命、自然神论和泛神论的鼓吹者显然不会被视为美国的“肯定者”；一个时代的“异议者”会成为另一个时代的“肯定者”，是由于一个时代的激进主义在另一个时代会成为保守主义，这便是美国历史发展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如果《时代》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对现实说“是”，“就误解了作为自由社会本质的多元主义，特别是美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28]小施莱辛格认为，作为一个自由社会，美国历史上有多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有预言家型知识分子，如爱默生和杜威；有分析家型知识分子，如萨姆纳和维布伦；有行动主义者型知识分子，如杰斐逊、汉密尔顿，直至如今的凯南、奥本海默和法兰克福特；也有牛虻型知识分子，如门肯。他强调，今天的美国需要所有这些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在一个社会受到尖锐的内部冲突威胁时，需要的是统一的声音，但在社会受到同一化的威胁时，则需要牢骚和抱怨的人，需要不同意见和反对的声音，“异议的存在几乎正在变得比它的性质本身更为重要”[29]，在这种意义上，即便是一些极端言论也有其存在的价值。
然而人们真的不知道，认为“异议者”是非美的，或者换种说法认为那些质疑《时代》的美国的人就会不忠于他们自己的美国，这又有多公平。大多数“异议者”是依据他们赞同的东西来提出抗议的而他们所依据的就是他们自己的美国梦。他们对这个梦想的解读有时也许比《时代》的解读更纯粹、更苛求，这或许解释了他们的立场为何倾向于批评而非迁就。……问题是：我们已经实现了美国梦吗？或者它并不是我们已经拥有的，而且要更好？如果是前者，那么知识分子应当是“肯定者”；如果是后者，那么他很可能是“异议者”。[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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