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碳：阿波罗11号背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志在治污，而非致污。

——青年气候活动家们的口号

经常有人问我，面对气候变化，我是个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因为无法忽视我们还需要付出大量努力的事实，我会回答：“我们别无选择，我是一个意志主义者。”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理解我的意思，我常拿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宇航员举例。

实际上，现在与半世纪前的对比给予我巨大冲击。1962年，为了实现将人类送上月球这一伟大创举，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J.F.Kennedy）决定开启登月计划，在他做出政治决定后，美国仅仅用了7年时间便完成了这次探索。1969年，阿波罗11号成功将人类送上月球。反观今日，尽管时间在不断流逝，但每每涉及保护地球的气候，全世界都止步不前；从某些角度来说，甚至在后退。换言之，50年前，虽然在另一个星球上留下足迹并不是非做不可之事，但一个国家仍愿意使出浑身解数来实现这个目标；50年后的今天，国际社会甚至都无法保证脚下这个庇护着我们的星球能否始终宜居。

如何解释这个近乎荒谬的现状？我们又能从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

有人会说，比起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肯尼迪总统的目标更明晰，也更容易实现。毕竟“登月”的口号听起来就要比“2100年前温升不能超过2摄氏度，甚至1.5摄氏度”更轻松。但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此，往日的“登月挑战”和今日的“气候挑战”本身就有着很大区别。前者仅需要一位决策者，也就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后者则需要多个国家和无数群体、企业与个人的切实行动才能得以实现。另一个区别在于，20世纪60—70年代的登月挑战不需要全世界共同做出承诺，但2020—2030年的挑战却需要每个国家都出一份力进行减排，因为每个国家都会排放温室气体。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在于，阿波罗任务的成功不会改变民众的生活方式，但是“生态转型”却会带来明显改变，其中也包括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最后一个区别，也是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肯尼迪总统的决定不会威胁到巨大的经济和金融利益，但《巴黎协定》的实施却利害攸关。对比不是目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对比中吸取经验来帮我们“从月亮回到地球”。

我们不能像1962年那样来应对这个气候挑战，因为肯尼迪总统曾说过：“应战是艰难的，因为这需要我们首先去衡量挑战，然后动用我们所有的力量和能力来应对它。”这一次，我们需要做的是应对气候变暖，气候问题已经向我们的生活发起挑战，每个人都牵涉其中，每个人都需要有所作为。

通过分析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为，我在前文中已经提起过一些政府机构仍畏葸不前或充满敌意，但它们其实起着决定性作用。很多企业领导都明白现在亟须做出改变，他们动员企业员工利用他们自身的专业技能在专攻领域做出努力，这一点值得赞扬。但我们也不要太过理想化，因为还有一些企业，尤其是那些公立或私营的能源企业还是会继续畏葸不前或充满敌意。改变确实举步维艰，不难想象，如果一家公司的业务是围绕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展开的，并且赚得盆满钵满，现在却需要大幅减少甚至不再使用化石能源，那么此时就会出现“经济模式”的问题。

长久以来，这些公司领导知道自己应该去适应现状，但他们却毫无作为，这样的态度应该受到谴责。甚至有时候，他们还会不择手段地歪曲事实或阻碍科学事实的传播。烟草工业巨头们的做法就与上述行径如出一辙。他们通常对事实心知肚明，但却不愿意有所行动。他们中的一些人做出了改变，这值得赞扬。但有一些人只是换了一套说辞，实则还在继续着往日的行径。还有一些人则是二者兼而有之，比如他们会严格限制煤炭的使用，稍微放宽对石油的使用，且将天然气吹得天花乱坠，虽然天然气的碳排放量确实稍低一些。他们会对新能源进行小额投资，并径自高估未来科技进步的速度和广度。他们假意赞同《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私下却认为这些目标不过是天方夜谭。一旦牵扯到自家企业，他们便声称“经济的需求与时限不可被压缩”。总而言之，他们在理论上同意必须要采取行动，但却又以“理智”和“现实主义”的名义来抨击那些敦促他们改变做法的人，认为他们是“理想主义”（当然还会说他们是“异端派”“不负责任”甚至“危险分子”）。但气候变暖确实牵涉到了巨大的利益，如果遗忘了这一点，那便是天真至极。

在意识到这些问题和它们的中心作用后，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更广泛地思考目前的发展模式。这也是非常合理的。于是在2015年，我们在联合国签署了有关气候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巴黎协定》^[1]。现在，在新冠疫情下，“转变模式”、绿色新政与《欧洲绿色协议》也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与政治领域的话题。(www.xing528.com)

2019年9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了一份报告，提出了“世界生态新格局”理念，这份报告是相关领域目前最全面的报告之一。报告指出，生态新格局可以让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加1%—1.5%，许多发展中国家年增速将增加1.5%—2%。这个新格局同时会净创造1.7亿个新岗位，同时也需要我们大幅增加生态方面的投资。这种重新定位不仅对于南方国家的“绿色工业化”大有裨益，并且能实现从现在到2030年碳排放量的整体降低。报告还指出，为了完成经济“去碳化”，交通、能源和食品领域大量的公共额外投资必不可少。同时，为了达成这些目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还提出了一个充满雄心且意味着根本性变革的建议：深化改革金融、货币与国际贸易系统。

美国未来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在他最近一部作品中预言到，一方面，因为不再使用化石能源，在接下来的10年间，我们会看到“碳泡沫”的破裂；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用智慧的方式来引导生态转型（20年内实现电力100%清洁可再生），那么我们将迎来基于可再生能源的又一次工业革命。杰里米偏好进行综合分析，他认为，19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电报、煤炭和铁路的革命，围绕着民族国家展开；20世纪的工业革命以电、石油与电话为基础，以联合国和世贸组织那样的国际组织为标志。他认为，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区域层面将是最重要的，届时，企业将不再通过提高货物产量或者增加服务的方式来谋求利润，而要从节能入手。我们的经济模式将转变为一个以节约能源为主的模式。他在书中写道：“这个全球化的新世界既实现了网络完全交织互联，同时也将是一个以社区和房屋为电力生产单位的世界。国家的角色将会因此发生深刻改变。”

对杰里米的上述分析进行深思是很有趣的。但当关乎行动计划时，尤其是关于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欧洲绿色协议》的评估或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新冠疫情后复兴提议，当我们从宏伟的蓝图或是学说上的争执中抽身，真正要切实施行一定措施时，我们就需要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了。现在美国民主党人发布了许多不同版本的“绿色新政”，“绿色新政”的名字实际上是以20世纪30年代美国施行的罗斯福新政作为参照。这个政策颁布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让美国脱离化石能源，成为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领头羊，也是为了创造数以百万的就业岗位。其中最激进的一个版本认为，对于那些被动员起来投入退耕还林活动中的几百万人民来说，联邦政府归根结底扮演着雇主的角色。民主党代表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甚至提出联邦应为那些受到能源转型影响的劳动者们提供就业保障。我们应该大量投资绿色能源、清洁交通、可持续农业，同时取消对化石燃料的补贴，从而人工地给化石燃料降价。现在最受争议的部分在于对这些计划的资金支持，同时对遗产和高收入人群征税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基于这个激进的版本，不同作者撰写或提出了各种草案，但这些草案的目的和方法是统一的：发展清洁能源，降低甚至取消化石能源的使用；加大投资来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并确保受到变革影响的产业完成转型；改进税收制度、预算方案与筹资渠道来实现目标；发展教育与培训以便更好地应对这些变革。草案指出，这样的变革不应只关系到各国家和地区的内部活动，也应关系到国际交流的方式与内容。所以这会是一场真正的变革。“绿色新政”也启发了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Joe Biden），他承诺若在2020年11月当选，他将拨款7000亿美元用于疫情结束后的美国生产力重振工作，并表示低碳经济将是他的首要目标。

正如当时《欧洲绿色协定》、欧盟复兴计划以及环境相关话题的增加在欧洲引起了广泛讨论一样，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内部发生的争论也见证了一个重大变化。交通出行、城市化、生产与消费的模式也随着人们的忧虑而发生改变。在瑞典，疫情发生前，flygskam（坐飞机羞耻）运动减少了航空运输量，与此同时，köpskam（购物羞耻）运动也在年轻群体中进行着。现在在一些行业中，比如纺织业中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与批判。除了价格竞争力之外，环境竞争力、风险竞争力以及整体竞争力也越来越常被提及。新型经济、新型社会甚至“新世界”与“未来世界”成为社会与政治辩论的重点话题，在这些新经济、新社会、新世界中，环境问题将不再被边缘化，也不再与发展相冲突，反而会成为发展的核心。当今的世界，金融资本雄厚，经济与社会不平衡显著，自然环境饱受威胁，促使着人们进行相关讨论。毋庸置疑，这场争论将逐渐蔓延到全世界。

另一个争论的主题是变革中国家的角色。即将到来的改变如此之多、如此激烈又如此多样，以至于提出倡议、独立自主以及扎根地方这三点具有决定性意义。同时，不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从国际层面，变革已经如此深入，以至于可能无法巩固国家的角色。我们不能只是榨取“自然资本”，更要去保护、维护这份财富，让它增值并得到发展。我们的经济会越来越有“循环性”，这需要我们改变生产消费模式，改变城市、交通、农业、饮食以及我们的许多行为，随着税收与社会制度的改进，一定会需要集体去制定新的规章与惩罚制度。这一系列地方的或是全球的、国家性的或非国家性的、自由的或管制的手段，对于控制日益严重的环境现象是极为必要的。

正如我在前文提及过的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另一句名言所说：“当我们签订《巴黎协定》时，我们认为这只是一个外交问题，而不是一场文明的悲剧。”在他和其他分析学家看来，整体经济放松管制、不平等现象增多所带来的社会冲突与对全球变暖的否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定义了目前的世界局势。沿着气候失调这条主线，我们可以有更广泛的思考。全世界动员起来应对气候问题，这也是在思考我们生命的意义的一种方式。应对气候问题，全世界的普遍动员也是对我们生命的意义的发问。

【注释】

[1]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共有17条，目标是拥有更美好且可持续的未来，目标将于2030年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