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还第一次提出：“中正无邪，礼之质也”的看法，礼制规定“中正”之位为至尊，以“中正”来显示尊卑的差别、等级的秩序。表现在建筑上就是主要殿堂应该建在中轴线上接近中心的最重要的位置。这一观念，又叫做“择中论”。在中国古代建筑中，为强调“尊者居中”、等级严格的儒家之礼，其平面便常作对称均齐布置，正如梁思成先生所说：“……宫殿、官署、庙宇乃至于住宅，通常均取左右均齐之绝对整齐对称之布局。庭院四周绕以建筑，庭院数目无定。其所最注重者，乃主要轴线之成立。”[15]在中国古代社会，王权是至高无上的，于是国都要设在国之中，而王宫设在都城之中，即“择中立宫”。王行使最高权力的场所——“三朝”(外朝、治朝、燕朝)，则布置在宫的中轴线上，以中央方位中心轴线来显示王权的威严。礼制思想定“中央”这个方位最尊，其崇高的地位被看成是统治权威的象征。荀子说得更具体，认为君王应该住在天下的中心，才符合礼仪。《吕氏春秋·慎势》载：“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天下之地，方千里以为国，所以极治任也。”这个择中统治的思想一直为统治者重视和继承，它的规整方正，中轴对称，以君权为中心，以族权、神权为拱卫等规划思想，完全符合儒学的理念，成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和设计理论。
中国历代都城的建造都基本采取这种布局，典型的有隋唐时期的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元大都、明清北京城。北京城在南北长约7.5 千米的中轴线上，排列着五门五殿及钟鼓楼，皇宫位于轴线的中段，太庙、社稷坛分居宫前左右，显示族权、神权对皇权的拱卫。城外四面分设天地日月四坛，与高大的城墙一起，成为皇宫的呼应。在向外，则是府第、寺庙及低矮的民居、胡同等建筑，起着映衬、烘托的作用。全体一气呵成、气势宏伟、序列层次丰富、强烈显示了都城设计中以皇权为中心的中轴对称意识。
宫殿建筑也以南北为轴线，取中轴对称格局，沿中轴线作纵深对称构图，主要的殿堂都放在中轴线上，次要的建筑以对称方式映衬在中轴线的两侧。而在中轴线上的殿堂又以“前殿后寝”的方式，营造出庄重、宏伟、严肃的氛围。这种对称之美，不仅彰显建筑物的阳刚壮大之美，更渲染了帝王权威的至高无上以及都城的雄伟和华美。更为有趣的是，受印度佛教影响下的寺院建筑，无论是平面布局还是整体建筑都以中轴为对称。寺院建筑大多以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为中轴，表现出强烈的尚中意识。
寺庙建筑也接受了这种中轴线的空间意识。梁思成说：“我国寺庙建筑，无论在平面上，布置上或殿屋之结构上，与宫殿住宅等素无显异之区别。盖均以一正两厢，前朝后寝，缀以廊屋为其基本之配置方式也。其设计以前后中轴线为主干，而对左右交轴线，则往往忽略。交轴线之于中轴线，无自身之观点立场，完全处于附属地位，为中国建筑特征之一。故宫殿、寺庙、规模之大者，须在中轴线上增加庭院进数，其平面成为前后极长而东西狭小之状。其左右若有所增进，则往往另加中轴线一道与原中轴线平行，而两者之间，并无图案上联系，可各不相关焉。”[16]所谓“庭院深深深几许”“侯门深似海”“深宅大院”等文学描写也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
这种关于中轴线的建筑空间意识，也体现在北京明清时代的四合院民居形制上。其平面布局特征一般为：矩形平面，四周以围墙封闭，群体组合大致对称。大门方位一般南向，往往位于整座住宅东南一隅。进大门，迎面为影壁，入门折西，进入前院，前院尺度一般不大，视感较浅，就此建筑空间形象审美角度而言，采用的是“先抑后扬”法。继而穿过前院，跨入院墙中门(常为垂花门) 到内院。内院以抄手游廊左右包绕庭院之正房。正房为整座四合院的主体建筑，尺度最大，用材最精，品位最高，其以耳房相伴，左右配以厢房。大型四合院可多种进深，庭院接踵，先是纵深增加院落，再求横向发展为跨院。但不管怎样，四合院的基本美学设计思想是，其正房(主体建筑)、厅、垂花门(中门) 必在统一中轴线上。
中国传统建筑这种空间处理上的平面布局和群体组合，在于讲究建筑个体与群体组合的和谐统一，在地面上热衷于建筑群体的四面铺排，象征严肃而有序的人间伦理，鲜明地体现了中华先民的空间观念和审美意识，是中国建筑有异于西方建筑的重要特色，历经千年而持久不衰。从建筑文化的角度加以审视，既是高度重视现实人生、具有实用理性取向的文化精神的表现，也融渗了中国人的宇宙观、人生观和审美理想，充满了既理性又浪漫的艺术精神，展现了中华先民的无比智慧和独特风采，也展现了中华传统建筑的强烈个性和艺术魅力。(www.xing528.com)
其实，“择中”的观念起源很早。远在仰韶文化时期的西安半坡村遗址中，其居住区的46 座房屋就是围绕着一所氏族成员公共活动用的大房子而布局的。无独有偶，在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村落遗址中，居住区的房子共分五组，每一组都以一栋大房子为核心，其他较小的房屋环绕中间的空地与大房子作环形布局。可见，村落中的大房子和中间的空地有着特殊的功用，具有崇高的地位。这说明，早在石器时代人们就有了“择中”的思想意识，并且存在着一种“向心型”的建筑布局。
到了商代，“中央”的概念已很强烈。甲骨文中有“中商”名词出现，据考证，“中商”即择中而建的商王城或位于中央的大邑。
周人也沿袭了商人在“中央”位置建王城的传统思想，《逸周书·作雒》有：“坐大邑成周于土中”的记载。其实，“中国”的称谓就是源于地理方位中央的概念，《诗·大雅·民劳》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集解》中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古曰中国。”在观念上，“中央”这个方位最尊，是一种最高权威的象征，故“天子中而处”(《管子·度地》)。在城市规划布局上，以中央这个最显赫的方位来表达“王者至尊”再合适不过了。因此，自商周之际始，“择中”思想一直为后世所传承，并广泛地指导着城市的规划布局，以至形成了中国古代城市颇具特色的格局。这在中国最早一部关于工艺的文献《考工记·匠人》中有明确的规定：“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可见这是一座规整方正的王城，它的主体结构是以宫为中心，贯穿三朝的南北中轴线为全城规划的主轴线，连接左祖右社而组成。这便是周人所崇奉的按“择中论”来选择国都位置的规划思想，即“择中立宫”。考察我国历代王城规划布局，从明清的北京向前历数，元大都、金中都、北宋东京、隋唐长安……以至距今二千七百年前的周王城，基本上都遵循着这一王城规划布局。
古人“尚中”的意识，在儒学中被发挥为“中庸”“中和”思想。儒家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故无论“天文”“地理”“人道”，都不能离“中”而“立”。“天”“地”“人”三者只有“合”于“中”，才能真正做到“天人合一”。这样，“中”的概念已不仅是一个地理方位的词，而且发展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一种凝固的民族意识、历史意识与空间意识。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几乎无处不渗透着这种中和的美学思想，就连清故宫三大殿的取名也都有“和”字：太和、中和、保和。“中庸之道”强调社会的一种“内聚”性，即团结和睦。国家、民族、家庭的全体都应“向心内聚”。在建筑中就表现为“中心”的强调，均衡对称的布局，明确的中轴线，突出了王城的中心——皇宫，使国家、臣民团结，向心于帝王，服从于王的统治。在传统的四合院民居中则以居中的天庭、内堂作为全家人活动的中心。
这种建筑的规划结构体现了古代中国对“中”的崇拜，将“中”定为最高地位，严格的礼制规定了它的等级秩序，违者就是僭礼。没有“中”就难以体现礼制秩序，因此，中国古代建筑的“尚中”的风格才如此明确，这正是儒家礼制思想最集中的表现。同时，“中”即对称，是稳定，是充实，是和谐，因而也就成了永恒的象征。因此，“择中立宫”体现着君权的永恒；祭祀、宗教活动场所的依中轴对称布局体现着人道的永恒，建筑群体在中轴线上达到统一和谐，在和谐中达到永恒。如北京故宫，从各个局部看，处处是对比，庭院的尺度，房屋的形制，空间的节奏，变化的幅度都很大，但最终抓住了总体气度这一关键，使一切对比统一在以中轴线为主体的总体艺术效果中，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使人深感其气度风格之美，因而人们对封建社会秩序的永恒产生了皈依的情感。这种建筑艺术的永恒观念带有对封建制度的痴迷性，同时也深入到中国古代的审美心理中。于是，关于对称均齐的历史嗜好，不仅具有礼的特性，而且具有乐的意蕴，可以说，是中国式的以礼为基调的礼乐中和、礼乐和谐。西方著名美学家乔治·桑塔耶纳从人的视觉角度说明“对称”对人的心理机制所造成的影响：“对称所以投合我们的心意，是由于认识和节奏的吸引力。当眼睛浏览一个建筑物的正面，每隔相等的距离就发现引人注目的东西之时，一种期望像预料一个难免的音符或者一个必需的字眼那样，便油然涌上心头”。[17]“在对称的美中可以找到这些生理原理的一个重要例证。为了某种原因，眼睛在习惯上是要朝向一个焦点的。例如，朝向门口或窗洞，朝向一座神坛，或一个宝座、一个舞台或一面壁炉，如果对象不是安排得使眼睛的张力彼此平衡，而视觉的重心落在我们不得不注视的焦点上，那么，眼睛时而要向旁边看，时而必须回转过来向前看，这种趋势就使我们感到压迫和分心，所以对所有这些对象，我们要求两边对称。”[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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