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老北大的图书馆在硬件条件方面显得有些差距。曾经的北大位于旧松公府，那里空间局限，而且以旧式建筑为主。一开始老北大还没有图书馆，只有一个藏书楼，设在马神庙校舍后院的所谓四公主梳妆楼里。藏书楼的书可以外借，但没有阅览室。过了一年，藏书楼腾出一些地方，辟出阅览室，阅览桌放在中间，四周摆上书柜，柜里都是西文书。
图书馆的旧址是个四合院，院内雕梁画栋，古柏参天，每到夏季，浓荫匝地，蝉声悠长，富有中国式的气息，进入馆中有“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感觉。然而，北大本身的经济状况比较拮据，这样旧式的建筑物，缺乏必要的修缮难免变成很陈旧、很腐朽的屋宇。于是阅报室的梁木上面就斑驳着尚未剥落的陈旧而古老的深红色的漆，仿佛一阵幽古的气息，深深地埋藏在几重的灰尘和朽黯的底下。交叉形的细纹的窗棂上面也垂挂着几重尘丝和并没有完全织成的蛛网。整个阅览室中透出一股北大特有的“老”的气息。
在冬天屋里也仅有一个小火炉，炉内的碎煤常常仅是闪烁着微弱的青蓝光的火苗，它的温度不能抵御那外面的零度以下的寒冷。有时候飕飕的大风可以把这间屋子的木门吹开，并且把里面的凌乱的报纸吹个满地。阅览室方砖铺地，阴冷潮湿，尽管全副武装，凉气仍直往上冒，坐久了便觉得腿脚僵冷，手指也不听使唤。
虽然这样，在这一方陋室里每天照例有几百个年轻的男女在那里川流不息地进出。充满着热烈的求知欲和爱知天下事的读报的青年们，黑压压地挤在一块儿看《大公报》上面王芸生写的《寄北方青年》的社论。
虽然硬件条件相当有限，阅报室的报纸却是很齐备，除了北平当地的各大报——《世界日报》《北平晨报》《华北日报》《益世报》，法文的《政闻报》，英文的《北平时事日报》，和小型版的《实报》外，还有天津的《大公报》《庸报》《华北明星日报》等，都可以当天看到。此外像上海、南京、汉口各大城市的报纸，也不过隔几天就可以寄来。甚至边疆各地的报纸，如迪化（今乌鲁木齐）的《新疆日报》等，也都按期收到陈列，看的人也很多。在大阅报室的东侧，有一排偏殿式的厢房，则是存储旧报纸的地方。各地各种的合订本的报纸，都按年月分类装订起来，随时可以查阅，毫不困难。
1917年年底，李大钊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一时红楼成了新思想运动的中心，许多进步的教员、学生聚集在这里读书、座谈。在李大钊的主持下，图书馆开始注意收集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以及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著作。
1918年夏，沙滩的红楼建成，图书馆也搬了进去，占了新楼的第一层楼。北大新建成的图书馆是立体式凸字形的建筑。后面是书库，前面朝南的两翼，包含着东西上下四间大阅览室，楼下西间是中文阅览室，东间是外国文阅览室，楼上西间是杂志阅览室，东间是特别阅览室。图书馆采用钢门窗结构，宽敞明亮，一扫旧馆沉闷幽暗的气氛。阅览条件大为改善，每间阅览室的四壁都粉刷得雪白，而其中间两面，开着自天花板下垂，直到齐腰的最新式铁格大玻璃窗，窗内张着厚厚的深色大窗幕。冬天时从南窗晒进一屋子的太阳，光明而温暖，而夏天厚厚的大窗帘可以将东西晒的炎阳挡出去，在室内留下清凉的福地。二十来张大阅览桌，整整齐齐地排列成两排，每张桌两旁整整齐齐放着八张很舒适的有扶手的靠背椅。每个座位前有一盏漂亮摩登古铜支架的桌灯，电线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只要在那玲珑光滑的小钮上一旋，就可大放光明。
更为重要的是馆中藏书资源愈发丰富，使用也更为便利。中文阅览室中，常用书、工具书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二十四史》《册府元龟》《说郛》《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玉海》等书，沿墙排列了一周，随手查阅，十分方便。为了弄清楚一些版本记录方面的问题，有时要查阅好些版本的正史。从检查便利的开明版二十五史起，到五洲同文本、汲古阁本、局本、殿本、百衲本、明南监本，以至于元版、宋版，都能得心应手取来用。这样比对便能发现许多世传的讹错是由于后来版本之误刊，这种发现的快乐对学者来说是很珍贵的。(www.xing528.com)
这个藏书丰沛的图书馆正合了北大学生的胃口。那些学文史的学生，平时不见得上课，但泡图书馆却是例行的，铁架上的钟声响过之后，腋夹书包，出红楼后门，西北行，不远就走入图书馆。同学自带的书，从书库借来的书，都可以摊在阅读桌上。中午出去吃饭，摊开的书不用收拾，回来接着看。需要剪剪贴贴的，还可以把剪刀糨糊放在手边。
勤奋的学生有时候还有机会享受到一些“特权”。图书馆内，有为文学院院长、法学院院长和文法两院各系的系主任设的专用阅览室。为了方便查阅资料，当时还是助教的邓广铭（后为宋史专家）鼓起勇气求助胡适，问他在图书馆的那间阅览室可否借用？胡适毫不迟疑地答应了，而且立即打电话给图书馆的负责人，要他把那间阅览室的钥匙交给邓广铭。从此，邓广铭得以“独享”这间专用阅览室，也为他的工作带来了不少便利。[4]
图书馆不仅馆藏丰富，里面服务的工作人员也让当年的学生读者难忘。有一位老工友出身的职员，半老的年纪，乍一看并不起眼。他并不是从美国的国会图书馆或武昌文华大学的图书馆专修学校毕业的，看上去好像有点儿不够资格。但他在图书馆工作了20多年，积累下丰富经验，而且记忆力惊人。报给他书名，他不用卡片，拍两下秃额头，略沉吟一下，便说，馆里有，在什么什么丛书里，过一会儿就能把书找来。张中行有时候看的书很生僻，他拍过额头之后，便会告诉张中行说馆里没有，但可以从北京图书馆代借。他甚至记得借书人的姓名、职务和面貌，因此，他可以把几大册的合订本的旧报纸借给一个空手的学生，用不着验看或问询他有无借书证。[5]
图书馆不仅对本校学生方便，即使不是北大师生，也可以进来自由阅览，他们除了不能从书库借书外，享有查阅中西文开架书刊文献的一切便利。这使图书馆真正成为“国民大学”，使大家得到机会均等的教育。
在那些“蹭”图书馆的学子里面真的走出了几位默默无闻、毫不起眼的“扫地僧”般的高人。曾经在北大就读的严薇青记得：“1935年下半年北大新建图书馆一楼负责出纳图书的职员中出现了一位新来的青年员工。他身材不高，身穿长袍，瘦瘦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不管对谁总是面带微笑，非常客气。最初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谁，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初露头角的诗人金克木。”[6]
金克木本是一个自学的青年，因为正在学习法语，受朋友推荐前来北大听法文课。因为没有工作，受到老师关照的他得到推荐到图书馆短期工作，管借还书。他的自学便是以图书馆为老师开始的。平时他是个有心人，通过来借书学生的借书条，他试试看自己能不能看懂那些书。有时候借书人发现他对借的书有兴趣，也会指点他一二。有次学生来借关于绘制地图的德文书。经过请教，他才知道了画地图有种种投影法，经纬度弧线怎样画出来。又有一次，一位数学系的学生来借关于历法的外文书。他见金克木对那些书有兴趣，便告诉他，他正在听历史系一位教授讲“历学”课，还开了几部不需要很深数学知识也能看懂内容的中文和外文书名给金克木。碰到古籍方面的问题，金克木便主动去请教书库里的人。就这样，把借书人和书库中人当作导师，他白天在借书台和书库之间忙碌，有空便翻阅书架上五花八门的书籍，晚上再仔细读读借回去的书。通过这样的交流和自学，金克木渐渐知道了“畅销”和“滞销”的书，查找论文资料的途径，论文写作的规格等，逐渐找到自学的门道和方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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