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滨国，潮州文化的独特之处

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国家博物馆，坐东朝西。从面向天安门广场的正门进去，首层大厅的“中国历史陈列”，就是从浮滨文化的一个大陶罐开始的。

潮水往复，州，就取名潮州。就是说，历史上，潮州就在海边？事实正是如此。外地人常常戏谑，当地人也经常自嘲，潮州，是“省尾国角”。是！打开全国地图，潮州在广东的最东，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最南。对，东海和南海，就在潮州交汇，或者说，东海和南海，就在潮州分界。

以前，地图上有一条细虚线，从潮州饶平的大埕湾伸出去，或者说标出去，然后，在虚线东边的某一处，用一行浅浅的粉红色的黑体小字标注着：东海和南海分界线。现在，地图上不作这样的标注了，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地理书上呢是这样写：东海与南海的分界线，是台湾岛的南端和福建、广东两省交界处的连线，具体来说，是广东省的南澳岛，和台湾岛南边的鹅銮鼻的连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王仁湘，在发表于1999年第3期《文物季刊》的《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程序问题》一文中讲到，“考古发现的诸多史前遗存，有地域的不同，也有时代的区别，为了描述它们，研究它们，需要给它们进行命名，给一个合适的代号，这样就确立了考古学文化。”王仁湘接着说，“考古学文化的命名纯粹是考古学家的主观行为，常常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而且还会引发许多争论。为了避免分歧，达成共识，需要确立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根本原则，还要设计体现这些原则的关键程序。”

考古学家夏鼐在更早的1959年第4期《考古》杂志上，发表了《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明确指出考古学文化，大多数是以第一次发现的典型的遗迹的小地名为名。此后在指导中国考古学文化命名的过程中，他一直反复地不断地强调这样一个国际考古学界的惯例。

考古学文化，真的是让人遐想，又让人专注，让人思绪放飞，又让人敛神屏息，让人驰骋在史前文化，又让人定格在当下现实。就像我们看考古发现，看考古展览，乍一看，都是石器、陶器，都一样，都差不多那个样子，都那么回事。但是，如果你仔细地观察，仔细地辨析，你就会惊讶地发现，哇，原来石器和石器之间，是不一样的；陶器和陶器之间，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陶器，看到没有，器型有不同，纹饰有不同，颜色和材质也有不同，有的是红陶，有的是黑陶，有的是青灰陶，有软陶，有硬陶，有粗陶，有细陶，有红泥陶，有夹砂陶，有的上面是画了彩绘，有的是划了划纹、刻了刻纹，有的则是印了印纹，彩绘的花纹不一样，划纹、刻纹的花纹不一样，印纹的花纹也不一样。这些不一样，这些不同，就表明了差异，表明了差别，表明了你是你，我是我。

考古学文化就这样出其不意地让我们应接不暇，让我们耐心品咂，让我们感觉到、意识到、认识到某种神秘神奇，某种奇妙奥妙、某种难以言明的独有、独一和独特。

“浮滨文化”，就这样以独具一格、自成一家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这是迄今为止，广东地区继“西樵山文化”、“石峡文化”之后，可以给予命名的另一个考古学文化，也是广东地区首次给予命名的青铜文化。

浮滨文化的发现，说意外，其实也不意外。早先就有零星、零散、零落的发现，只是人们没有注意到，没有感觉到而已。确实也因为零星、零散、零落，当时人们把它们与其他遗物混为一谈，一般地划属于新石器青铜文化。

但是，冥冥中注定，它总归要冒出头，总归要面世，总归要高光亮相。

历史，在还没有揭开面纱之前，就这样在地底下潜行，直到这一时，这一刻。

1974年，应该是农闲时刻，也应该是风日正好，气爽天高。农人在饶平县的浮滨和联饶平整土地的时候，在浮滨的桥头村塔仔金山发现了16座古墓。接着，在联饶深涂村顶大埔山又发现5座古墓。经过考古清理，这21座古墓，确认是青铜时期的文化遗存，属于距今3000多年的商代。

浮滨位于饶平的中部，距离潮州城31公里，联饶位于饶平的南部，与福建诏安交界。

在这两处遗址的21座古墓中，除6座因受到破坏，形制未明之外，其余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墓。墓坑位置都是按山势地形而掘，墓向无一定规律，排列分布极不整齐。从这两处遗址出土的300多件遗物——其中发掘的197件，加上后来发现的——给了考古人员一个崭新的感觉，器物的那种组合形态，器型的那种设计样式，与其他类型的遗存，完全不同，令人耳目一新。

这么说吧，这300多件遗物，有这样几个特点：

在石器中，石戈均是两侧起刃，锋呈三角形；石锛以长身梯形为多；石凿则呈长条形。塔仔金山6号墓出土的石戈，长25厘米，内有一个圆孔，援较内略宽，前出收杀三角形锐锋，援部近锋一段隆脊。这反映了从无栏戈到有栏戈的发展过程，是中原地区所不曾见到的。

陶器造型多种多样，而且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两处遗址和古墓出土的陶器160多件，有大口尊、长颈陶罐、带把流陶壶、鸡形陶壶、陶豆、陶纺轮等等。基本的造型是敞口，小平底，或者圈足。施釉陶器已经较多地出现，并且多在尊、壶、豆上应用。

陶器的花纹主要是印纹，以条纹为主，也有编织纹、方格纹，还有绳纹，大多装饰在尊、壶的腹部。同类的器物、花纹，在饶平的多处古墓都有发现，在粤东和闽西南也有所发现，但没有浮滨和联饶这样集中和成套，这是区别于几何印陶纹的另一种文化类型，在其他地区还没有发现。

在塔仔金山1号墓出土的釉陶大尊，高39.5厘米，口径23.7厘米，为硬陶容器，大敞口，宽沿长颈，斜肩折腹，小平底，肩有三枚铆钉，肩与腹拍印直条纹，陶器的表面施有厚薄不匀的酱黑色釉，虽然已有部分脱落，但那种高贵典雅、不同凡俗，仍然让人过目不忘。此器造型高古独特，是难得一见的商代釉陶器。

塔仔金山2号墓出土的细陶把壶，是高20厘米、腹径17厘米的硬陶水器或酒器，敞口有流，圆腹圜底，与流口相对的另一侧，附有一个把手，肩部有三枚铆钉，腹部有拍印直条纹，刻划有一个“”记号，器内和器外均施上了肥厚的酱黑色釉。3000多年前啊，遥远偏僻如此，那时候，这里的人们，也完全懂得了审美和享受。

让人念念不忘、心有所思的，是那17件陶器上刻的17个单字符号，计13种，分别为：。这种单字符号，很有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那种简朴刻划的味道。

这些古朴的单字符号，蕴含着什么内涵？表达着什么意蕴？有什么特殊含义？昭示着什么心迹？啊，旷远的历史就这样迎面走来，来得让人有些措手不及，有些猝不及防。然而，这些实实在在已经摆在面前的物件、字符，又都让人沉不住气，稳不住心，急于去解读，急于去考释，急于去破译。对了，还有啊，这些刻有字符的陶器，是用器，还是礼器呢？也必须赶紧弄清楚。

青铜器也颇具特色。顶大埔山商墓出土的商代铜戈，长17.5厘米，援长13.3厘米，援狭窄，隆脊有棱，两侧有刃，无胡。援与内之间有一道不大明显的栏，内有一圆穿，援部栏侧亦有一圆穿。这是一件原始型铜戈，与中原地区的青铜戈，也有着明显的区别。

浮滨塔仔金山商墓的发现和出土着实令人瞩目，还来不及喘口气，旋即，出土的最大的陶器就上调到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

浮滨文化的发现，犹如打开了一扇天窗，让我们看到了史前的这一片地方，是怎么样的一种别开生面，欣欣向荣。也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命中注定，什么叫一脉相承。原来，3000多年前，或者，在更加久远的以前，这一片地域的文化，就已经悄悄萌芽，扎根生成。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土养人，归根到底，就是文化基因传承。文化基因，是世代相传，改不了，洗不掉，刮不去的。

浮滨文化是指哪一个考古文化圈呢？1990年代，考古学界就已经取得了共识，明确浮滨文化是指分布于粤东、闽南区域内，具体就是韩江流域、榕江流域、九龙江流域、晋江流域，一处以长颈大口尊、圈足豆、带流壶等釉陶器，和直内戈、三角矛、凹刃锛等石器，以及少数几种青铜工具、兵器为基本组合的考古学文化。这是南方地区中，受到中原商周文化强烈影响的早期青铜文化。

最先发现浮滨文化遗物的，是意大利学者麦兆良神父。

麦兆良（1881 — 1953），1928年，他被派到香港传教。1934年，他跟随芬戴礼神父到粤东一带考古旅行。起先，麦兆良神父是协助芬戴礼神父作“福佬区域”的考古勘察的。“福佬区域”指的是粤东地区讲闽南方言-潮州话语系的一片区域。“福佬”这个称谓，最迟形成于明朝年间，它所指称的对象，是那些从中原辗转来到福建，在福建逗留一段时间，然后进入潮州一带，或者直接经由福建进入潮州一带定居的移民。后来泛指一切讲潮州话的人。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清末民国出生的那一辈人逐渐离世，这个称谓才渐渐没人使用。

有人指出，秦始皇征岭南、汉武帝征南越，给潮州地区带来了第一批移民；接下来是西晋晋元帝年间五胡乱华，衣冠南渡，潮州，又来了一批移民。“衣冠南渡”，是唐朝史学家刘知几《史通》“邑里”篇首次提到的，说的是西晋末年，天下大乱，中原政权南迁，中原士族相随南逃。“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就成了一个人人皆知的熟典。衣冠南渡，潮州人的理解，其实与史书上的记载差不多，就是举族南迁，抱团南迁，这样，才有古汉语在潮州地区的保存和活用。不然，你单家独户，几丁人口，到一个说其他方言的地域，你还用你原来的方言，与人家怎么沟通交流？这样理解是很有道理的。

当下，潮州话日常使用的、天天挂在嘴边的口语里，古汉语就比比皆是，出口就来，比如：雅兮、好兮、嬲兮、兴兮、热兮，雅哉、好哉、恕哉，食糜、食酒、食香，行路、行船、行棋，滴茶、扣茶、冲茶，做饭叫煮食，茅厕叫东司，坏人叫孬人，坏透叫孬绝，抓到叫掠着，娶儿媳妇叫娶新妇，家公叫大官，家婆叫大家，女人叫姿娘，邻居叫厝边，家里叫厝内，盖房叫起厝，日出叫天光，早上叫眠起，黄昏叫日晏，晚上叫夜黯，上灯叫落夜，出门叫出街，点心叫物食，开水叫滚水，书本叫书册，学校叫书斋，洗澡叫洗浴，澡巾叫浴布，舞台叫戏棚，厨房叫灶间，停业叫歇戏，瞎子叫青盲，小偷叫贼子，衣服叫衫裤，理发叫铰毛，修脸叫挽面，坐月叫月内，撒尿叫小解，酒家叫店铺，丰盛叫滂沛，打闹叫粗耍，吵架叫相骂，啰唆叫沓缠，认怂叫受输，误事叫害事，娼妓叫花娘，伴娘叫青娘，负担叫担枷，淘气叫童习，农活叫种做，懒惰叫偷脚，晒衣叫晾衫，商店叫行铺，伙计叫落铺，老板叫头家，请到叫约着，坐诊叫行医，寻找叫撩撬，致意叫捧手，发火叫激气，请客叫摆桌，举止叫做派，商量叫参详，品尝叫试味，回顾叫想往，停止叫吊曝，咨询叫借问，让路叫借过，方正叫四直，冥币叫银纸，跳神叫弄铃，乱来叫无说，辨别叫听声，无脑叫柴头，挂记叫数念，细碎叫些微，告别叫相辞，吓着叫惊人，厉害叫难险，打架叫相搏，群殴叫斗剆，怒骂叫嚇叱，裁弯叫掠直，无视叫勿看，休息叫歇目，结束叫收煞，愉悦叫松快，暴晒叫曝日，饥饿叫肚困，冷暖叫凉热，相通叫直亘，游戏叫相耍，看上叫相悦，不玩叫勿嬲，怠工叫疲沓，推开叫撵掉，不从叫拒赐，学坏叫积恶，念咒叫做诀，中止叫叱停，来往叫行踏，摔倒叫躄落，纠结叫相袚，乩童叫闪师，神棍叫师公，道长叫治宫，遗失叫无去，有空叫闲了，工作叫做事、做食、赚食、讨赚，下班叫且歇、歇食、落工、收歇，勤劳叫力赚、拚做、落力、敢兮，满意叫心适、合想、称心、如意，等等等等，无穷无尽，举不胜举。

潮州人的日常对话，直到现在，也还保留着古汉语中名词、动词、形容词糅合在一起使用的又典雅又生动的修辞手法，这在别的方言区，已经很难听到了。比如：流眼泪，说成“目汁四垂落”；亮堂，说成“灯光烛红”；出乎意料，说成“惊人惊鬼”；流口水，说成“涎流涎滴”，痛苦，说成“号天叫日”；叫嚷，说成“抽喉拔舌”；困厄，说成“艰世人苦”；眼神明亮，说成“双目金金”；害怕，说成“无声气出”；无畏，说成“骑龙致鼎”；做错事，说成“行差就错”；脸失色，说成“ 面乌嘴紫”；旱情，说成“溪干水涸”；出洋相，说成“淋头盖脑”；损害，说成“除青去白”；亲密，说成“欢头嬉笑”；打群架，说成“相捶斗搏”；邋遢，说成“擎衫裒裤”；出殡，说成“擎灵置轴”；纠缠，说成“裙裾相袚”；几个团伙，说成“三四撮人”；温和，说成“宽心柔性”；慢慢走，说成“款款行”……

潮州人日常对话，大量使用古汉语中典雅的叠声叠字，别的方言区，也是很难听到了。比如：不讲理，用“无文无武”；干脆，用“敢斩敢截”；打架斗殴，用“擎槌擎棒”；胆小，用“惊生惊死”；生编硬造，用“无影无迹”；忙碌，用“人前人后”；乱来，用“拗情拗理”；摆谱，用“叱七叱八”；给脸色，用“鼻臭嘴臭”；好脸色，用“鼻笑嘴笑”；满出来，用“四淹四垂”；亲热，用“牵脚牵手”；马虎，用：“邋帔邋袚”；迅疾，用“猛脚猛手”；妆坏了，用“歪脂歪眉”……(www.xing528.com)

这样的说话、对话，听起来恍如隔世，听起来犹如古昔……

闲下来，闭目想想，那时的举族南迁，率族南迁，抱团南迁，会不会蕴含着一种可能呢，就是迁来的，大都是一些富人、才人、能人？舍此，他们兴师动众，劳师千里，迁什么迁呢？又有什么胆量、能力迁呢？

这样想来，南迁来的，最有可能，会不会是这三种人？

一种是商人，商人营商，逐利而行，哪里有利哪里去，其固守一方的观念不是特别强；一种是官人、文化人，官是文官，绝对不会是武官，武官大都在中原坚持抗敌，他们具有与生俱来的英雄情结，文官、文人，不能等着杀头，他们比较散淡，懂得避乱避险，随遇而安，而且，潮州话的文雅典雅，应该就是他们带来的；再一种就是手艺人、种田人，春耕秋种，夏收冬闲，一手精到的田间管理，农谚农时农技，烂熟于心，走到哪里，都胸有成竹，大有作为，而薄技随身，艺高胆大，也不惧故乡他乡。潮州人善经商，重文化，精耕细作，工精艺巧，源头在此？

举族南迁还带来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潮州人比较包容、宽容，不排外，不拒人，宋朝从福建来了多少移民啊。从唐朝时的地广人稀，到明朝时的地少人多，也就是一两个朝代的事，中间，还经历了宋末、元初的那次大杀戮。

居住在潮、梅交界，既讲潮州话，又讲客家话的，通常称为“半山客”，也称“半福佬”。语言是一种人们日常生活中，普遍能接触到的显性的表现，究其实，还有更为隐性的东西在起作用，“半福佬”的“半”，还是因为在他们的生活习惯里，一半是潮州文化习俗，一半是客家文化习俗。

历史人类学家陈春声在《地域社会史研究中的族群问题——以“潮州人”和“客家人”为例》一文中，对“潮州人”和“客家人” 称谓的出现，曾作出一番独到的钩沉爬梳和分辨剖析。

可以看到，一直到20世纪40 年代，“潮州人”还从来没有作为一个与“客家人”相对应的概念被使用。此前的“潮州人”，其实还一直包括被称为“客人”、“客顶”的那些人。“客”当然是外来者、后来者之意，“顶”是山上、山顶的意思。想一想也就明白了，传统上，中国人称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为 “潮州人”、“洛阳人”、“徽州人”或者“泉州人”，更多的是指他的郡望或者籍贯，而不是他的族类。在近代以前的历史文献中，“客”也从未作为一个族类的概念，与“潮州人”相区隔。倒是一直到清末的时候，韩江中下游地方讲客家话的人群中，有许多人仍自称“潮州人”。

1993年，在《潮学研究》创刊号上，历史学家饶宗颐发表了《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何以要建立“潮州学”》，饶宗颐倡导的潮州学研究，实际上也是把“潮州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潮州地区的人文现象，而不仅仅是与“客家人”相对应的另一个方言群体——讲潮州话的人们。饶宗颐的意思很明确：“在清雍正十年（1732）嘉应直隶州未设立之前，整个梅州原是潮州所辖的程乡（后分出镇平、平远），长期受到潮州统辖。大埔、丰顺二县，亦属潮州所管。北京的潮州八邑会馆，只有说客语的大埔没有加入，但大埔仍是潮属的一邑，至近时方才割出独立。所以研究雍正以前的潮州历史，梅州、大埔都应包括在内。”那20世纪40年代以前，广东地区的“客家人”，是如何被称呼的？

找找看。在此之前的数百年间，文献中对于讲客家话的人群的描述，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讲其他方言的群体的描述，用词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不过，细心地读过之后，综合起来看，大概也就用了两三套词组，“客人”、“土人”， “客民”、“土民”，“客族”、“土族”，客家人自称“客人”、“客民”、“客族”，对另一方则称“土人”、“土民”、“土族”。在雍正《揭阳县志》中，描写顺治二年（1645）六月，刘公显起义的“九军动乱”时，用的是“客贼”和“平洋人”，徐旭曾在惠州丰湖书院做山长时，针对当时土客争斗事件，向诸生论讲客家问题，后来整理成《丰湖杂记》，其中将嘉庆二十年（1815）与“客人”发生冲突的博罗、东莞讲广府话的人，称为“土人”；咸同年间，台山、开平、恩平、高州等地，客家人与当地土著发生大规模械斗，死伤数百万，这次广东西路“土客大械斗”，被描述为“客民”与“土民”之间的冲突；黄遵宪在《己亥杂诗》中，用的也是“客人”与“土人”；到了温廷敬写《潮嘉地理大势论》的时候，用来表达两个方言群体的词语是“客族”和“土族”。“客”是自称，所有对面方就都是“土”的一方，而不管这些人讲的是什么方言。

光绪三十三年（1907）以后，韩江流域的两个方言群体，开始被学界正式称为“客家”和“福佬”。这样的表达，就具有了比较清晰的以方言作为分类的标志。1933年，兴宁人罗香林出版了《客家研究导论》一书，这本书在学术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也对“客家人”观念的形成和强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香林为了表示客家仍属于汉族的一部分，不用“民族”这个词来定义客家人，而是发明了“民系”这个独特的术语，并且提出将广东人按其不同的方言，划分为“客家”、“福佬”、“本地”（广府）三个“民系”这样的分类方法。这个提法对在接近现代学术规范的基础上，表达的有关“客家”的观念，确实具有不一般的价值和意义。

但“福佬”一词，其实只是“客家人”对韩江下游讲闽南方言的人群的称呼。而这些被别人说成讲所谓“福佬话”的人群，并不以“福佬人”自称，他们把自己所讲的属于闽南语的方言，称为“白话”。就像一直到了20世纪70至80年代早期，潮州一带的人们，见面相互打招呼，还会问：“你是说白话，还是说客话？”

芬戴礼神父1936年去世后，麦兆良便独自对粤东、闽西南进行考古调查。他先后发现了几十处遗址，采集到了大批的文物，撰写和发表了许多文章，为广东尤其是为粤东的考古研究，留下了一笔丰厚、可贵、无可代替的遗产。

麦兆良的文章，大多在新加坡发表，1975年，香港考古学会整理出版了麦兆良《粤东考古发现》一书的英文版。在书中，麦兆良就讲到，20世纪40年代，他在粤东进行考古调查时，曾经在海丰、蕉岭等地，采集到石戈、釉陶器等遗物。1996年，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刘丽君翻译的《粤东考古发现》的中文版。

一个人的善意和修为，往往是在无意间、在意想不到的场合表现出来的。同样是在20世纪40年代，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杨成志，和考古学家顾铁符，到粤东一带考古，他们当面与麦兆良沟通、交涉，要求他把大部分文物留下来，捐赠给中山大学。麦兆良没有犹豫，他从中挑选了8大箱运送到中山大学去，但却因为日军侵华，这些文物不见了，只有一小部分还在中山大学。麦兆良把手里剩下的文物，都带到了香港去，至今也还留在香港，并没有带回意大利。

2009年，香港历史博物馆举办麦兆良神父南中国考古贡献展，表达对这位来自异国他乡，长年累月为粤东考古做出很大贡献的考古前辈的尊敬和感谢。

饶宗颐也是一位很早就关注“浮滨文化”的学者，他于1948年撰成，1950年在香港出版的《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一书中，也讲到，他在揭阳和普宁等好多地方，发现了一批考古遗存，其中，就包含了部分浮滨文化遗物。最早提出“浮滨文化”的，是学者何纪先生，1983年发表的他的一篇遗作中，指出“浮滨文化是近年发现的青铜文化，分布于福建南部和广东东部”。

当然，“浮滨文化”的命名，也是经过了一番争论。1986年，考古学家朱非素在《粤闽地区浮滨类型文化遗存的发现和探索》中，就提出，“对这一类遗址和遗物，暂且冠以‘浮滨类型文化遗存’”。1993年，考古学家邱立诚在参加“第一届‘潮州学’ 国际研讨会”时，在会上正式提出了“浮滨文化”的命名问题。接下来，不少考古学者纷纷响应，在撰写和发表的论文中，均以“浮滨文化”代替了先前使用的“浮滨类型文化”。1996年出版的《广东通史》（古代上册）一书，也采用了“浮滨文化”这一个命名。至此，“浮滨文化”得到了学界的确认。

浮滨时期的人，似乎都是能工巧匠，造屋、制陶、冶炼，一个个十分拿手。

居住在牛伯公山的那些人，他们把房子建成了圆形，还修起了排水沟，挖筑了蓄水坑。房子为什么建成圆形？是因为以前住惯了洞穴，刚开始建屋，习惯成自然了，想象的、接触的，都是那种形状，所以，房子就建成圆形的了。当初，牛伯公山遗址发掘，房子的柱洞，就曾引起人们的惊讶。从柱子洞的走向看，房子的平面形状是圆形的，有一处残存的活动硬面，也是近于圆形，这更是似乎在说明，房子确实是圆形的。

居住在墓林山的浮滨人，更加潇洒，他们直接利用天然岩壁，然后加筑石构墙，再加盖屋顶，这样盖房子，不会很费力。丰州狮子山的浮滨人，差不多也是这样子造屋，他们利用西面、北面的天然竖直岩壁做墙，然后再在南面和东面，用石块叠筑石墙。3000多年后，这种因地制宜的造屋方法，在一些僻远的山区，还有人在使用。

牛伯公山遗址中，生活区的排水沟和蓄水坑是相通的。他们居住在半山腰上，离河水差不多有50米，排水和蓄水都是生活里的必需，否则，下大雨了，或者雨季来临，山岗上的泻水，会来势汹汹，不可收拾。蓄水存用，是一着妙棋，对于居民来说，较之仅仅用罐、瓮之类陶器蓄水，是一件省心省力的美事。这种有蓄水功能的坑穴，在广东地区先秦考古中，是首次发现。

浮滨人的陶，相当惊艳。以前总是说，人类掌握了火，就有了烧陶的条件。还说，考古证明，最初的陶器，是在篝火中产生的，生活在河流边缘的人类，用泥土混合着贝壳，捏塑一些生活用品，壶啊，罐啊，还有他们崇拜的神明走兽。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陶埏》开篇讲到“百里之内，必产合用土色，供人居室之用”，而陶土选料，要“掘地验辨土色”。这说明在中国古代，制陶业很广泛，制陶用的泥土也很充足。

浮滨人制陶从不马马虎虎，应付了事。他们已经形成了聚落区、生活区，也有了制陶作坊和专门的陶工、窑场。在牛伯公山和南澳东坑仔两处遗址发掘，就采集到好多陶拍，即制陶时折印缠饰的印模。牛伯公山发现的1件还不足为奇，东坑仔一下子采集到7件，就有点出人意料了。烧陶是不能半途歇火的，半夜，山坳里升起熊熊的窑火，在那个时代，是惹人注目、浮想和久久不能入眠的。

浮滨人的陶器，不很讲究印纹，但特别注重器型。一个个陶工，总是凝神屏气，专注塑造，把器型捏塑得特别顺眼。他们还往往有神来之笔，在器物的肩腹部、豆把这些显眼的地方，刻划符号或者文字，是张扬个性，引人注目，还是另有意蕴？也有的工匠含蓄一些，选在口沿内侧、豆把内底、豆盘内底这些隐秘一点的地方刻符划字。现在，我们能见到的这些刻符，有“、、、、、、、、、、、、、、、、、、、、、、、、、、、、、、”等30种。

墓林山和大盈寨山的浮滨人更醉心于冶炼，他们的青铜器铸得炉火纯青。一套八件的铜铃，声声悦耳，袅袅不绝，可以用来载歌载舞了。

但是，浮滨人的生活并不全是悠哉游哉，也可能充满着风险，他们的墓葬中总是有戈、矛、箭、戚、匕首这些武器，虽然是狩猎动物的需要，是尚武的习俗，部落间的战争掠夺、械斗，看来也时有发生，也许是频繁出现。南靖三凤岭的一座墓，随葬的戈就有10件之多。

浮滨人玉器的选料有高岭岩、绿松石、翠玉，打造的多是玦、环、璜几样，也有玉戈。一些石戈的质料亦接近玉质。说明有的戈器，不是用来打仗、捕猎的，是用来摆架势、摆威仪的。揭阳仙桥和漳浦眉力出土了3件石璋，璋作为礼器的功用，甚为明显。

浮滨人的墓葬和随葬品也分得清清楚楚。墓葬都在山腰以上，大墓往往位于山岗顶部的平台，中小型墓则散布在山腰和山腰以上。大墓有二层台，即墓穴的四周有一个平台，中间为棺墓。迄今最大的墓穴是浮滨塔仔金山1号墓，有二层台，墓穴长4.2米，宽2.9米，深3.6米，棺室长2.6米，宽1.18米，深1米。

他们的随葬陶器，都是红泥陶，但是日用陶器，却全都是夹砂陶。专烧制随葬的陶器，看得出他们对葬礼、葬仪是多么看重和隆重。生活用器与随葬用器有区别，日常生活中等级和尊卑就有区别，有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据此作出大胆的推测和推断。有专家对浮滨陶器那些撩人心弦的刻符，作出了独到的解读，认为那些符号中有“王”的标记，并表明这个符号“似乎表示浮滨在殷周之际曾经是属于越族的一个王国”。

也有学者专门著文，指出浮滨文化的“地缘性与土著性十分鲜明。出现携带戈矛等武器的武装力量，说明掠夺性的战争及抵抗外族集团侵犯的战争都较频繁地发生。因此，浮滨人的戈类较之周邻地区都要发达。浮滨人的制陶业较之粤中、粤北地区也有进步的一面，一是出现形制巨大的陶器，如大口尊；二是首先使用施釉技术，这是原始瓷的萌芽。这些情况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一些不实用的戈以及璋的出现，是礼仪权杖的显露，可知在浮滨人的社会中等级观念已相当明显。我们推断当时已存在一个浮滨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