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29日，第九次玉帛之路考察团一行10人，自甘肃通渭、庄浪、华亭、崇信、平凉一线辗转东行，翻过有“黄土高坡第一大塬”之美称的董志塬，来到位于泾河流域上游的蒲河边之镇原县，在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佐东陪同下到县博物馆参观拍照。该博物馆的突出特色在于常山下层文化的展厅。常山下层文化因为20世纪后期发现于镇原县城郊的常山村而闻名于考古学界，成为西北地区齐家文化的一个重要来源。在该展厅中，有一个从大塬遗址发掘现场移植来的佩玉巨人墓葬模拟景观，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和更多的思考。目睹4 500年前身高2.1米的巨人随葬72件陶器和两件玉器，大家震惊之余，百思不得其解。馆中还有两件不大起眼的器物，对别人似没什么吸引力，而对笔者而言，却如遇神助一般。这就是出土于当地汉代墓葬中的两件彩釉陶器：一件是现场展出的黄釉鸱鸮立像（图7—1），出土于屯子镇包城村，高18厘米；一件是《镇原博物馆文物精品图集》中展示的红釉神熊坐像（图7—2），该文物是当地文物工作者在城关镇东关村征集来的，通高19厘米，[7]其形象特征是熊被塑造成如同人一般的端坐姿势，丰乳而鼓腹，明显是要表现母熊，突出刻画其性别特征。汉代人为什么喜欢在制作随葬冥器时，除了批量制作出常见的陶猪、陶狗、陶鸡之类家畜形象，还要较少地塑造出此类的鸮与熊之形象，这猛禽猛兽的陶瓷塑像，承载着什么样的文化蕴含呢？
图7-1 汉代黄釉鸱鸮（局部）
（摄于镇原县博物馆）
图7-2 汉代红釉色陶熊，镇原县博物馆藏品
（引自王博文主编：《镇原博物馆文物精品图集》）
一般把带有釉色的陶器看作瓷器，汉代冥器中常见的釉色瓷器以绿釉最多见，业界俗称汉绿釉；黄釉相对较少，大约不足绿釉的三分之一；而红釉则比较罕见。这就使得镇原出土的两件彩釉动物形象愈发显得非同一般。
2015年，笔者出版了国学新知识普及型的《图说中华文明发生史》，总结出一个从华夏文化大传统到小传统的远古神圣图腾大置换原理。这个原理在近年来被概括为两句顺口溜，即：“姬姜从女王”和“鸮熊变凤龙”。说的是从大传统遗留下来的崇拜对象以女神及其象征动物为主，鸮和熊都曾经是史前女神的化身形象。姬和姜是黄帝和炎帝的姓，喻指黄炎二帝为早期华夏社会形成期的统治领袖。姬和姜二字皆从女旁，这似乎表明远古姓氏由来以女性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现象，学术上与此相对应的术语叫作“母系氏族社会”，古书上则称为“知母不知父”。笔者主持的“文明起源的神话学研究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在2016年3月推出第三部书《女神的语言—西方文明早期象征符号解读》中译本，原作者马丽加·金芭塔丝是20世纪后期“女神文明”论的代表人物，书中论证距今3万年至距今5 000年前的欧洲和西亚史前宗教崇拜的偶像是以女神为特色的，女神除了以女性人体形象加以表现之外，其常见的动物象征主要有八种，其中熊与鸮（猫头鹰）的形象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女神的语言》第十三章题为“作为太初母亲的鹿和熊”。其中有关熊崇拜的论述是从“熊妈妈”开始的：
熊作为一种强大、雄伟的动物和森林的荣耀，其神圣性在北半球极为普遍。作为植物的灵魂，公熊每年都要被用作一次献祭，以确保生命在春季的更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些画像中，熊的嘴巴、鼻孔和耳朵都在流血，身上还有标枪的痕迹，这些画像可能与一年一度的熊的献祭相关。熊的神圣性的另一面，确切地说是与母熊有关的一面，是她与母性的联系。民间的记忆告诉我们熊是一位女性先祖，也是一位赐予生命的母亲，如同鹿一样。语言学证据表明，熊与生育（即怀胎和生子）及孩子之间存在着联系。古欧洲词根bher-，日耳曼语beran的意思是“生小孩”“怀胎”。日耳曼语barnam意为“孩子”，古挪威语burdh意为“生育”。[8]
金芭塔丝女神研究的方法特色，在于对考古文物图像的意义解释，有类似于四重证据法的多方面文化对照和古今对照的内容，比如她能把数千年前的古物的辨识和意义解读，同以活态文化形式存留至今的欧洲民间习俗相联系，这就是我们所称的第三重证据对第四重证据的参照性解释作用。她注意到公熊的献祭与植物灵魂的信仰观念相关，而母熊的崇拜则与生育及再生的信仰相关。她接着举出东欧地区的民俗情况，作为史前熊崇拜一直延续至今的文化遗留现象。
直到19世纪末，熊宴在斯拉夫人中还有记载。保加利亚人在圣·安德鲁（Saint Andrew）日这天（11月30日）准备的膳食中，包括各种谷物、玉米和豆类。膳食中的一部分会被扔到烟囱里面，这时有人说道：“祝您健康，熊奶奶！”（Da si zdrava,baba meco）。白俄罗斯人相信熊在村庄中出现会给人们带来好运，因而他们会领着熊穿过村庄中的每一个角落。屋内的桌子上，为熊摆放着蜂蜜、乳酪和奶油。在保加利亚，人们会把熊引到住宅中，让它坐在墙边悬挂着神像的尊贵角落（神圣角落，这是史前时期祭坛所在的位置）。如果熊吃掉了食物，将是鸿运的征兆。熊有治病的能力，人们会让病人躺在地板上以便熊可以从他们身上跨过去。不育的妇女会向熊祈福，祈求其神圣力量对自己施加的影响。
在斯拉夫东部地区，直到20世纪新生婴儿仍会被祖母放在熊皮上。同样的做法在公元3世纪时波菲利（Porphyry）所作的描述中也可以发现。在立陶宛东部，妇女产后立即行动受限，她们被称为“熊”（Meska）。当分娩四五周后到桑拿室中举行仪式性洗浴时，人们会用这个名字称呼她。当准备仪式的妇女们突然看见年轻的母亲时，她们会惊叫：“熊来了。”这听起来像一个程式，它一度是仪式的组成部分，至今还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洗浴后，年轻的母亲向莱尔玛女神献上几份礼品，其中包括亚麻布和各种织物，如毛巾和腰带—这正是献给生育女神（人类生命编织者）的合适礼物。[9]
此类习俗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保留至今的文化大传统的情形。不过在华夏文明中，熊崇拜的遗留形式有所不同，汉字作为象形字本身就能提供丰富的证明，那就是从植物精灵信仰乃至一切生物的神圣生命信仰中提炼出的关键概念—“能”，这个汉字本来就是熊的本字，后来才在下面添加代表熊掌的四个点。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引王筠曰：“动物之象形而兼意与声者，能与龙是也。”又引徐灏曰：“能，古熊字。《夏小正》曰：‘能罴则穴。’即熊罴也。假借者为贤能之能。后为借义所专。随以火光之熊为兽名之熊矣。”[10]
熊的冬眠夏出体现着大自然生命力的季节性循环过程，所以代表生命潜能的“能”这个汉字符号，原来就像是熊的素描形象。华夏的造字者先民就这样，采用世间可见的最大的冬眠动物熊，来指代自然生命的自我更新（死而复生）能量。第三重证据的生动实例，就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华夏古人身体修炼秘方，以华佗五禽戏中的“熊戏”而著称的操练秘法，用模仿神熊楷模的各种动作练习，以求得仿生学的生命能量积聚之效果。华夏的修身健体古老礼俗，要比欧洲的熊宴之类习俗，更能体现熊崇拜的本来意义。
至于古文字中的“能”字，其写法类似“鹿”字的写法，[11]难怪许慎《说文解字》要说：“能，熊属，足似鹿，从肉。”如今所知，甲骨文中没有“能”字，金文中始见这个字，其象形的写法中果然保留着鹿的身体特征，不过看上去不是像鹿足，而是像鹿角的形状。“熊”字与“鹿”字在写法上的相似性，古今没有什么合理的解释。金芭塔丝把鹿与熊并列作为女神象征物的处理方式，似乎可以获得神话信仰方面的观念解释，即熊的冬眠循环现象和鹿角的周期性生长与脱落现象，被神话思维看成是同一种神秘的生命能量作用的结果。这就应验了前文中金芭塔丝说的“熊的神圣性的另一面，确切地说是与母熊有关的一面，是她与母性的联系。民间的记忆告诉我们熊是一位女性先祖，也是一位赐予生命的母亲，如同鹿一样。”中国东汉的古文字专家许慎没有说清楚的汉字字形雷同问题，在20世纪的女神神话专家的相关论述中得到很好的诠释和参照。至于“熊”字与“龍”（龙）字的相似性问题，只要知道中国的龙形象常常以熊头蛇身加鹿角为特色的表现模式，就能够有所领悟。
回看镇原出土的这件红釉陶熊形象，其母熊特征十分明显，若出土地点是在墓穴之中，这件汉代冥器当能发挥祈祷死者魂灵再生的祝祷功能。从史前欧亚大陆的整体情况看，这样的冥器功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十分流行。如古欧洲陶塑中常见的熊形陶瓶。
熊在古欧洲仪式中的重要性从熊形瓶可等到证实。一些熊形瓶做工精美，它们是从公元前7千纪到公元前3千纪相继制作而成。
在包括希腊中部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新石器时代塞萨利遗址、南斯拉夫的黑塞哥维那、达尔马提亚和波斯尼亚，以及阿尔巴尼亚和西西里北部的利帕里诸岛在内的广泛区域中，发现过一些造型奇异的容器，这些容器有着熊腿和环形手柄，上面装饰有条纹或网纹三角形、带状纹和Z形纹。
这些容器在每一个生产地都呈现出显著的区域性变异，不过，环形手柄和肥壮的兽形腿表明它们属于同一类型。此外，对于表面装饰的处理也明显表现出同一性，它们包括装饰性边缘上红彩边线的使用、黑色或灰色抛光的表面以及白色刻纹。这些类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一种制约着礼器造型和装饰的共同传统。
带环状手柄的熊形容器似乎在公元前5000年之后逐渐消失，但是与象征性母题相结合的熊的重现，表明熊几千年来在神话中一直很重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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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捷克出土红陶熊形灯，早期朗耶尔文化
（引自马丽加·金芭塔丝：《女神的语言》）
熊作为“女神的语言”的一种特色鲜明的表达形式，经常以熊形陶灯的面貌出现在史前文化中。而在华夏文明传统中，只有距今2 000年左右的汉代才是熊形陶灯流行的真正年代，在史前文化中却难以觅见其踪影。在图文并茂的《女神的语言》一书中，就展现出两件熊形红陶灯（图7—3），其中一件上面饰有平行线条纹。这两件文物属于捷克斯洛伐克西部的早期朗耶尔文化，在公元前5000—前4500年间，这个年代相当于我国史前的仰韶文化时期。为什么在东亚地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夏商文化中都不见熊形陶灯的制作传统，而到了汉代则小批量地出现这种动物造型的冥器呢？笔者管见所及，似乎迄今为止还没有学人思考此类问题，更谈不上解答了。为此，需要结合汉代其他出土文物的神熊图像（图7—4），重构出汉代神话世界观，这才有利于解说神熊在神话世界中的角色位置及其意义功能。这就需要再度诉诸四重证据之间的证据间性，立体地重现那个时代的模式化的神话想象景观，而不是就事论事地为单个文物形象勉强作解说。
图7-4 宁夏固原出土汉绿釉熊形陶灯（灯柱局部）
（摄于宁夏博物馆）
图7-5 陕西华县出土仰韶文化陶鸮面，距今约6 000年
（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至于鸮即猫头鹰，从仰韶文化到红山文化一直被崇拜为尊神化身（图7—5）。江汉平原上距今4 000多年的石家河文化还出土有批量生产的祭祀用的陶鸮。和整个欧亚大陆上史前时代发现的母神信仰一样，猫头鹰是代表昼夜更替现象的阴阳转换之神，也就是隐喻着生命和死亡相互转换的母神。到商代时作为鸟图腾的正宗形象，压倒夏代的熊图腾，大量出现在殷商文物造型中。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河南博物院的双料镇馆之宝—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一对精美的青铜鸮尊（图7—6），就是商代图腾信仰以鸮为“玄鸟”的明证。更不用说中国台北南港的“中研院”博物馆陈列的殷墟1001号大墓出土的大理石神鸮形象了。西周人推翻商朝，为取代玄鸟崇拜而特意炮制和宣扬“凤鸣岐山”神话，从此后的国家意识形态将鸱鸮完全妖魔化，打入冷宫，成为凤凰的对立面，[13]影响到随后3 000多年的中国文学表现传统。文人墨客附和儒家的道德话语，将鸱鸮贬斥为恶鸟和不孝鸟，让它再也不能抬起头来。虽然有西汉大文豪贾谊作《
鸟赋》，依然让
鸟即猫头鹰充当智慧大神的角色，但是时代语境变迁，大传统的神圣已经日渐失落。猫头鹰还是被后人曲解为勾魂的神秘使者，暗示着死亡与灾祸。唯有在汉代文物造型中，在陪伴死者进入阴间冥府的冥器一项中，保留着远古母神鸱鸮的身影，那就是形形色色的陶鸮。最显著的一件是三门峡博物馆展出的一件汉绿釉陶鸮，其器形硕大而威武，多少保留着商代青铜鸮尊的神圣性色彩。相比之下，镇原县博物馆展出的黄釉陶鸮就显得小巧玲珑一些（图7—1），唯有圆圆的一对大眼睛，似乎在活灵活现地注视着所有参观者。
图7-7 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战国黄金镶嵌绿松石饰件“鸮熊抱双羊”线描图
（笔者绘图，根据2015年1月西安博物院羊年文化展的照片，该金器出土时为一组6件，现存河北博物院）
鸮与熊合为一体的神话化形象，在上古艺术中也有所表现，如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战国时代的“鸮熊抱双羊”金饰件（图7—7）。汉语成语“一代枭雄”的原型，就应该是此类神话化的鸮熊形象。至于“英雄”与“鹰熊”的谐音联想关系，已经有乾隆皇帝的御制题玉器诗在先，这里无须再费笔墨。有关鸟女神在新石器时代宗教神话观念中的发生原因，金芭塔丝还是从再生信仰加以论证的。其《女神的语言》第三部分“死亡与再生”指出：
尽管我们的主题是死亡与再生，不过图像学中更多强调的是再生而非死亡。这反映出每一次死亡都有新的生命诞生这一信仰。
死亡与再生女神也是鸟女神，即这位生命赐予者夜间的一面。不过，她能够以无数化身出现。作为死亡，她是一只猛禽—兀鹫、猫头鹰、渡鸦、乌鸦、鹰隼；她也可以是一只动物—野猪或狗。不过与此同时，这些象征死亡的符号又有着再生的力量。与死亡最为密切的象征符号是一具白骨。作为死亡形象的呆板型裸体像呈现骨头的颜色，它由大理石、雪花石膏或骨头本身制作而成。然而，这些呆板型裸体像上面又有着超自然的阴部三角区或形似太阳的猫头鹰圆眼，其中充满了生命之水。作为促使生命开始循环的力量，女神又化身为微小而神秘的胎儿或子宫形状的动物—蛙或蟾蜍、蜥蜴、乌龟、野兔或刺猬、鱼。[14]
在陇东黄土高原上出土的两件汉代彩釉冥器形象鸮与熊，就这样和欧亚大陆的大传统信仰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虽然其作为女神动物化身的文化记忆早已经模糊不清了，但是仍然能够默默无言地见证着死后再生的神话信仰。因为冥器的文化功能就是指向来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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