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爱国思想的发展与实践：文化史散论

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有个形成发展过程，它的内容不断拓宽，思想境界不断提高，成为中华民族和国家的一种凝聚力，激励人民为捍卫民族、国家而奋斗，是我中华立足于世界的思想保障之一，也是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一个内容。在历史上，爱国主义在斗争中发展，民众与统治者有统一、有分歧。探讨爱国主义与实践的结合问题，是不可忽视的事情。

爱国主义，在我国历史上，人们主要把它理解为气节观，即对国家、民族无比的忠诚，为了它任劳任怨、历尽艰辛、不怕流血牺牲。不过古人所说的国家，系指一家一姓的王朝政权，民族也主要指汉族，因此，爱国思想，在古代包含着爱国君、爱王朝、爱汉民族，发展到近代为爱中华民族。

在“朕即国家”的古代，人们讲爱国就是爱国君，热爱国君个人，为了维护他的统治殚精竭虑，为了保卫他不惜身家性命。如楚汉之争中，汉王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汉将纪信伪装为刘邦出降，使刘邦脱逃，而他却被项羽烧死，成为替君王杀身尽忠的典型。但是臣民热爱君主，存在着尽忠与尽孝的矛盾问题，当个人及其家庭、家族受到危害时，人们是先顾君主，还是先顾家庭呢？即先忠后孝，抑或先孝后忠呢?这有个认识变化的过程。大约在先秦时代，人们把孝、家庭放在忠于国君的前面。楚国伍子胥的父兄被楚平王无故杀害，子胥认为“父母之仇不与载天履地，兄弟之仇不与同城接壤”，他逃至吴国，率领吴军打败楚国，把已故的楚平王尸首挖出来鞭打三百下，替父兄报仇。由此一例可知战国时代孝的观念重于忠的观念，也就是说把家庭、家族的利益放在国君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之上。到三国时代，曹丕在一次盛宴上让人讨论忠孝孰先孰后的问题，他问：国君和父亲都有病，有药一丸，只能救一个人，应该是先救君王，还是先救父亲?众人有说先救君的，也有说先救父的，莫衷一是。这说明三国时，君、父先后论尚未定于一说，不过比起先秦时代已经强调先君了。唐代以降先忠后孝论确立，人们把孝和忠糅合在一起，认为孝包含敬父母和忠君的双重意思，不忠就是不孝。这个意思的进一步发展是忠大于孝，民谚所谓“宁可终身无父，不可一日无君”。岳飞背刺“尽忠报国”四字，死于冤狱，即是忠于王朝的典型，又表明忠孝不能两全时，忠大于孝的观念的牢固确立。

在爱国君中，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爱国君的特定个人，即对任何君主都要无条件尽忠。不论这个皇帝政事如何，为人如何，哪怕再荒淫无道，也要忠实于他，为他尽节。比如北齐宦官田敬瑄侍奉无道昏君北齐后主，当后主被北周军队追赶的紧急关头，田敬瑄被俘，他宁可被打死也不暴露后主的逃跑方向，以死忠于后主。一是爱王朝社稷。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社稷和君主区分开来。社稷是一家一姓的政权，君主是皇家的一分子，可以代表社稷，但不等于社稷。因此，在忠君的观念里，王朝不可更改，而国君可以易人，这也就是孟子所讲的社稷比君主个人重要。这是主流观念。若君主有亏君道，臣下可以抛弃他，另立国君家族中的有道之人，这就是以社稷为重，并非是改朝换代，如霍光等废弃昌邑王，迎立汉宣帝，即是此情形。在重社稷中还有一种情形，是维护法统，反对篡位，如明初靖难之变，燕王朱棣（明成祖）举兵打败建文帝，取代其地位，忠于建文帝的方孝孺、齐泰等人誓死不顺从明成祖。明成祖叫方孝孺代他起草即位诏，方孝孺说成祖是篡位，明成祖则对他说无论建文帝及其弟弟或儿子做皇帝，还是由我本人登基，都是朱家内部的事，不用你操心，你只应当听新皇帝的话。结果，方孝孺坚持反对明成祖篡位的立场，虽遭灭十族的惨祸，也在所不辞。

中国在历史上形成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汉民族为主体，多民族国家是在斗争和融合中形成的，这中间就产生了爱汉民族的问题，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夷夏之防”“华夷之辨”。忠诚于汉人朝廷，反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就成为汉人的“爱国”气节问题。这个问题在古代随着民族交往的频繁而被人们所重视。孔子讲“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本来是公子纠的人，失败后归降齐桓公，帮助桓公成就霸业，孔子不责备他不忠于原主的失节行为，反而称赞他，盖取其扼制少数民族势力发展的作用。从孔子的语言中，可知春秋时代汉人已初步产生民族气节观念，但并不强烈。西汉初年韩王信、陈豨等人投降匈奴，并不以为可耻，其后韩王信部分遗胤回归汉朝，官封侯爵，仍为贵族。汉武帝时司马迁为投降匈奴的汉将李陵说话，可知汉初对华夷之辨尚不太看重。但也就在司马迁时代，汉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他宁死不屈，痛责原为汉官而降匈奴的卫律，被流放北海（今贝加尔湖），手持汉朝赐给的节杖，表示忠于汉朝。19年后苏武回归，汉宣帝在麒麟阁绘制名臣像，将苏氏列于其中。从苏武的表现和汉宣帝的表彰可知，汉朝时期汉民族气节观念有所发展。两晋南北朝是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华夷之辨的观念向前推进，主要表现是汉人大举南徙，渡江建立汉人政权；思想上强调夷夏之防，如江统在《徙戎论》中所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魏郡黎阳人桑虞，当羯族石勒建立后赵政权，他“耻臣非类”，拒不出仕，后来就任武城令，也是因为这个地方靠近黄河，便于逃跑到南朝。宋、辽、金的战争和对峙，使汉民族观念再度发展，特别是在南宋时期，张珏、王坚等在合川钓鱼城面对蒙哥汗的进攻，坚守36年，到1276年南宋临安政权灭亡，帝昺等南走，钓鱼城军民犹为宋帝建立行官，作为尽忠宋室的精神号召，即此一事，可知汉民族气节的高涨。至于众所周知的文天祥为宋朝杀身成仁的气概彪炳史册，诚如其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所诩，就不必细说了。

历史步入近代，我国受西方殖民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成为半殖民地国家，各族人民在反对外国侵略中，突破汉民族意识，增强多民族国家观念。孙中山建立民国，实行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即是这一观念的体现。人们在反对外来侵略战争中，倡言“保国保种”，这是保卫汉满蒙回藏苗瑶黎各民族共建的国家，保卫各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族群（即中华民族）。

综上所述，历史上的爱国思想，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尽忠于一个王朝的社稷观，即为其兴盛、延续、保存而奋斗；二是在一些王朝的皇室内部斗争中，部分朝臣反对篡位者，坚持正统观；三是保卫汉民族及其政权，具有汉民族气节观；四是第三种观念向多民族方向的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气节观。

历史上对于爱国思想与行为，统治者在通常的情形下乐于提倡，以维护其政权，像前述汉朝表彰苏武那样。但是爱国成为突出问题的时候，多半在对外战争，国内民族战争，改朝换代及一个朝代内部君主更替失序的时期。这种特殊时期所发生的民众爱国行动，往往会形成风潮，甚至出现民众运动，因而可能同造成社会混乱、政治黑暗、对外无能的统治者或部分当权派发生冲突，使昏暴的统治者认为民众爱国危害其利益，因而采取压抑以至镇压的措施。因此民众的爱国思想及其实践，能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能不能为统治者所接受，要取决于统治者的政治态度和政策。一般说来，爱国思想的实现，要靠民众去争取，群策群力，并富有智慧和谋略，同时要靠明智统治者的支持，上下同心同德，才能使爱国思想形成的正义力量发挥巨大作用，达到目标，否则爱国力量将遭到迫害，以至被屠戮，目的不能实现。这里仅以北宋末年太学生伏阙上书及其失败一例，即可明了前言不虚。(www.xing528.com)

宋徽宗时期，时人称为“六贼”的蔡京、梁师成等官僚、宦官秉政，政治腐败。1125年，金朝分两路向北宋进军，宋徽宗迫于形势退位为太上皇，宋钦宗继位。担忧国是的太学生陈东率领众多太学生到宫门上书，指责蔡京等人祸害国家，要求诛杀他们以安天下，朝廷不予理睬。次年陈东再次上书，宋朝以致死梁师成应付太学生。及至金兵到达汴京城下，爱国的主战派李纲等战斗失利，宋钦宗以取消李纲职务向金朝求和，投降派李邦彦、张邦昌得势。在这宋朝存亡的危急关头，陈东又一次率领太学生伏阙上书，赞扬李纲是社稷之臣，认为不应以小战失利归罪于他，要求恢复他的职务，让他主持政事。太学生的爱国行动，立刻得到居民和军士的支持，几万人聚集在宫门口，等候朝廷的回答，并殴辱李邦彦及宦官。钦宗迫于这种压力，不得不启用李纲。金朝东路军见到宋朝士气、民气旺盛，暂时退兵。宋廷回过手来惩治太学生和民众，想把太学生全部逮捕入狱，只因力不从心才作罢。金朝西路军又乘机加紧进攻，1127年俘掳宋徽宗、钦宗，灭掉北宋。徽宗的儿子高宗在商丘即位，建立南宋，信任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陈东来到商丘，反对黄、汪掌政，要求高宗北上亲征，不能南逃。与此同时，江西人欧阳澈以布衣身份连续上书宋廷，陈述安边御敌之策，又步行到商丘，上书痛斥黄、汪误国。黄潜善将陈东和欧阳澈的上书联系起来以恐吓高宗，声称不杀陈东和欧阳澈，将会出现当年汴京太学生和市民运动，高宗为之惶恐，同意杀害他们。陈东临危不惧，慷慨就义，爱国运动至此失败。

正是由于历史上的爱国思想与实践，常常因为统治者考虑自身利益而令其不能统一，造成无数爱国者的悲剧：罢官、坐牢、杀戮以至株连九族、十族。究其原因，主要是古代君主专制制度高度限制人的思想和行为，不允许人们有超越限定范围以外的思想和行动，即使爱国、爱君、爱王朝，也要在最高统治者的允许范围之内，所以爱国的人，往往为昏暴的统治者所不容，得不到好结果。加之重气节的人个性一般比较强烈，正直无私，反对腐败，这就必然要触犯帮助皇帝作恶、自身贪婪无厌的官僚，受到他们的围攻，好运自然也就离开了他们。

爱国思想，在古代其核心是维护社稷，安定天下。诚如欧阳澈所说：我的上书，切中时弊，必然触犯权臣，也有天子不高兴的内容，我为什么还敢写呢?因为我不怕死，杀了我，可以惊醒世人和当权者，造成天下太平局面，我的愿望就达到了。他们爱国是为了安定天下，百姓受福。所以爱国主义是凝聚民族、国家的精神力量，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苏武、刘琨、陈东、欧阳澈、岳飞、文天祥、方孝孺、于谦等人被视为爱国、有气节的楷模，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国人为实现王朝的政治清明，为保卫中原王朝、“正统”王朝和中华国家而奋斗，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这种爱国精神在近代发挥重大作用，是我国没有沦落为殖民地的原因之一。

对爱国思想也要作全面分析，因有时代的局限性，其中不乏消极成分，今天看来不足称道。古代爱国即忠君，而君主可能昏暴已极，朝政可能败坏异常，因此对他们爱戴尽忠，实在是愚忠。这种忠君爱国，把个人作为一个君主、一个王朝的附属品，以为生命、地位是他们赐予的，不管他们的政治是否清明，是否值得去维护，一味为其效忠，乃至于死。这种忠节观实质上是君主专制下宗法性伦理观，是君为臣纲的具体化。以热爱汉族为内容的爱国思想，在历史上是合理的，表现了民族正气，但随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这种爱国思想就变成了狭隘的民族观念，不能适应变化着的时代要求。所以，对于古代的爱国思想要分析其实质，取其有益成分，去其有害因素。近代以热爱中华民族为内容的爱国观，有益于各民族的团结，这是对古代爱国思想的升华，把爱国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应予高度评价。

古人讲爱国，往往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分割开来，似乎两者是绝对矛盾的，爱国忠臣就须为帝王、朝廷去死，不要性命和家庭，更不要说个人的幸福生活。“文死谏，武死战”成了最高的爱国忠君准则，似乎不如此就不是爱国忠臣。但是魏徵讲的做良臣的道理，发人深省。魏徵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不怕死的谏诤之臣，是热爱唐朝和唐太宗的，应该说是爱国的人。他有一次对唐太宗表白：希望陛下让臣做良臣，而不做忠臣。唐太宗不明白他说的良臣和忠臣的区别，他解释说良臣是自身获得好名誉，君主得到好尊号，子孙取得福和禄；忠臣的家庭被毁灭，国家也受到损失，忠臣虽以一死博得好名声，对国家又有什么用!唐太宗听了大受感动，要求他不要忘了这些话，同时表示自已也要以社稷为重，处理好君臣关系。魏徵说的良臣，是在处理君主、社稷、臣民三者关系中，对三方面利益都要照顾到，不能只顾君主朝廷，不顾臣民生死利害。只有三方面利益都顾全了，才符合爱国的本来愿望，国家才能兴旺，损害了哪一方，都与爱国本意不符，也达不到爱国目的。

魏徵的良臣观，在君主独尊的社会被埋没了，没有引起多少注意。其实魏徵的见识是相当深刻的。他所说的国家、君主、爱国臣民三个方面，应当以国家利益为第一位。如文天祥，南宋已被灭亡了好几年，仍不投降元朝，从容就义，他是在宋元民族战争中，把以宋朝为代表的汉民族国家放在至高无上地位，而不在乎君主之有无。以国为重，是中华民族的共识，是爱国主义的最主要内容。近代戊戌变法中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顽固派拘捕面前，拒不逃亡，大义凛然地说出声震华宇的名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在我国处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严重危机面前，倡导改革，是最大的爱国者，又临危不惧，以就义唤醒国人继续奋斗，是以国家为重的爱国主义的一种典范，永远值得纪念。在国家面前，爱国者不宜于强调个人利益，但是作为国家的代表——朝廷（政府）却要爱惜爱国人民的热忱和力量，予以保护，让它充分发挥出来，以利国家的发展，而不是只顾执政集团的利益而利用它，或遏制它。

（载《南开学报》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