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自我欣赏，自我宣扬，封禅泰山，自我歌功颂德。暴君夏桀自比是永不落的太阳，老百姓恨他，诅咒他，恨不得与他一块死亡。秦始皇封泰山，立石刻，颂秦德，文曰：“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所以司马迁说秦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不只是称“帝”，而称“皇帝”，称“朕”区别于自古圣王与臣民。[1]
臣下对皇帝讴歌颂德。诸如圣明天纵，神文圣武，开疆拓土，轻徭薄赋，爱民如子，乃真龙天子。造势者是大臣、御用文人和史官。秦始皇二十六年，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南齐书》卷1《高帝纪上》云：“（萧道成）姿表英异，龙颡洪钟，鳞文遍体。”（第1册第3页）卷2《高帝纪下》赞：“与皇太祖，有命自天。”（第1册第40页）卷3《武帝纪》，世祖武皇帝，小名“龙儿”，出生之夜，陈孝后、刘昭后，“同梦龙据屋上”，故名。（第1册第43页）《新唐书》卷3《太宗纪》，谓唐太宗生于武功别馆，“时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三日而去”。年四岁，善相者谓李渊，公贵人，且有贵子；见太宗，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因名“世民”。（第1册第21页）史臣曰：“臣观文皇帝，发迹多奇，聪明神武。”（第1册第63页）《宋史》卷1《太祖纪》，“生于洛阳夹马营，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识者知其非常人”。（第1册第2页）
百姓接受并笃信好皇帝。在古代，民家都供奉包括皇帝在内的“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君”为五神之一，且在父祖之“亲”及师傅之“师”之上。可见君的地位之崇高。“君”和“亲”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次序，有个变化过程。开始是亲高于君。先秦人们对处理家庭利益与国家利益关系的看法，如若“出仕”与“事亲”有了冲突，人们以事亲为重，就不出仕，而且出仕也是为得到俸禄以养亲，出发点也不在为国君，而是为家庭。这就表明人们将家放在国之上。家、国利益的冲突、忠孝孰先孰后的问题，在历史上长期存在。
楚国的伍子胥因父亲蒙冤而投奔吴国，领兵蹂躏楚国，鞭尸楚平王（或云《史记》记载不实），显然是把家的利益放置在国之上。曹丕在当魏太子时，在一次聚会中询问官员：当国君、父亲同时生病，只有一丸药，是给君主服用，还是给父亲，结果是众说不一。表明此时人们并没有把国看在家之上。到了宋代，大约是两晋南北朝以来长期民族战争的影响，在汉人中家国先后论才基本统一，岳飞背刺“尽忠报国”四字，在忠孝不能两全时，将忠君（即国家）放在首位，家庭置于其下。
到了后世，民间乃有“君恩重于亲恩”的说法。洪秀全先世、广东嘉应州进士洪钟鸣作《原谱祖训续训》，专写“忠君”一条：“君恩重于亲恩，谚云：‘宁可终身无父，不可一日无君。’生当明圣省刑薄敛，敬先尊贤，永享太平。其敢忘诸！”[2]以忠君重于孝亲，所以要做顺民。
平民和身居九重的皇帝关系疏远，还谈什么忠道？平江叶氏《家训》就此教导族人：君主给百姓一个好的社会环境、生存环境，“家训莫大于人伦，人伦莫先于君父。君也者，祖宗所赖以存身家，所赖以立子孙，所赖以生长陶成，而绵绵延延维持于勿替者也”。首先说明宗族和家庭所以能够生存、延续，就是因为有国君，接着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必搢笏垂绅也，即此食旧德，服先畴，凡隶版图，悉归统属，皆所谓臣矣。……况自先世以来，久享太平之福，使吾侪得有今日，何莫非受用不穷、所当图报者哉！”[3]草泽小民也是在皇帝治理之下，既然是子民，当然就得尽忠。(www.xing528.com)
武进高氏更进一步讲皇帝圣明，为民造福，所以尽忠有理：皇帝对天下所有臣民都有恩，一个小民能种田，有居处，安居乐业，就是因为皇帝“宵旰忧劳，为之兴利备患”，否则怎能坐享太平之福。[4]皇帝夜不安寝，食不甘味，勤劳国事，小民才能勤耕力作，养妻育子，能不感戴君恩吗！这些训诫认为君恩大于亲恩，先尽忠后尽孝，是天经地义之事，与中古以前的人还要讨论忠与孝孰先孰后的思想状况不一样了。族规认为忠君，不得议论朝廷得失，否则是做人不当，还会惹是生非。直隶郎氏家规有可戒者十二则，其一不可是“妄议论”，谓昧理之谈，不经之吐，欲寡尤也得乎？况臣子而议君父，卑下而言高尊，虽不羁祸幸而免也，尚谨之哉。[5]任邱边氏祖训有二禁，一为“不许谈朝廷政事，道听途说是无涵养之人也”；二为“禁谈县父母得失，招祸在此，且失忠厚之道”。[6]崇拜皇帝，民间自称“小民”“草民”“蚁民”，自贬为微不足道之人，而突出皇帝的高大。
奸臣成为皇帝罪恶的挡箭牌。臣下不能议论君主是非，不得不曲意回避皇帝罪责；在不得不承认皇帝有责任的情形下，曲意为皇帝遮饰，并以谴责奸臣为皇帝开释。回叙岳飞之死的故事。绍兴八年宋金议和，岳飞反对，谓：“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指左相赵鼎、右相秦桧）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议。”赵鼎主和，但反对下跪称臣，宋高宗不惜一切代价求和，希望速成，乃罢斥赵鼎，专用秦桧，并同意秦桧的“乞决和议，不许群臣干与”。反对和议的枢密副使王庶离去，秦桧却参奏他“卖直而去”，是让皇帝下不了台。宋高宗为议和，表示曲己为社稷，云：“大金遣使至境，朕以梓宫未还，母后在远，陵寝宫阙久稽汛扫，兄弟宗族未得会聚，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曲己以就和。”似乎委屈之至！又云：“若使百姓免于兵革之苦，得安其生，朕亦何爱一己之屈。”岳飞对秦桧诬陷，不上书自辩，认为“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义；万一不幸，亦何所逃”！在狱案上写“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字。宋高宗在秦桧等所拟刑罚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依军法监斩。是宋高宗与秦桧为清除求和障碍而杀岳飞，宋高宗是主凶，是最终决策人，罪甚于秦桧。事实如此，反对和议的枢密院编修胡铨亦持宰相无谋之说，责备求和使王伦是“宰相无识”所用。并云：“秦桧为心腹大臣，而不为之计，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于唐尧，而欲导陛下于石晋（石敬瑭、儿皇帝）。”用宋高宗受秦桧蛊惑蒙蔽来减轻他的责任。[7]再看杨贵妃之死。安史之乱，唐玄宗逃亡四川，是咎由自取，亡命路上，军士哗变，杀杨国忠及其姊妹，缢杀杨贵妃，消弭可能发生的政变，杨贵妃等成为替罪羊，陈玄礼曰：“今天下崩离，万乘震荡”，即杨国忠之害。《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认为乘舆播迁，“皆国忠之召祸”。史臣曰：“李林甫蔽主聪明，杨国忠致禄山叛逆，以玄宗之睿哲，而惑于二人者，盖巧言令色，先意承旨，财利诱之迷而不悟。”（第10册第3247、3256页）“蔽主聪明”，李林甫、杨国忠成为罪魁祸首，玄宗只是受蒙蔽而已。颠倒了肇事的主从关系，掩盖玄宗主恶的罪责。
造反者对皇帝或亦多所原谅，所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官逼民反，“替天行道”，等待招安。有造反者反皇帝的，如李密讨隋炀帝檄文，谓其罪“罄竹难书”。然而造反者中“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除掉贪官，期盼明君，寄托皇帝身上）很多。朝廷剿抚并用，两宋是最明显的时代：要做官，先造反；受招安，去攻打新的造反者。宋朝招安，各予免罪，显示皇帝宽宏大量，海容反叛。明代武宗时，北直隶刘惠起兵，参加者赵
更名怀忠，对招抚者云：“群奸在朝，浊乱海内，诛杀谏臣，屏斥元老。乞皇上独断，枭群奸之首以谢天下，斩臣之首以谢群奸。”具有“清君侧”的味道。明末王左卦、张献忠被招抚。（《明史纪事本末》）1644年二月，李自成在太原檄文：“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忠公绝少。甚至贿通宫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绅，闾左之脂膏尽竭。”“公侯皆食肉纨绔，而视为腹心，宦官悉秕糠犬肫，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恩，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明季北略》、谢国桢：《南明史略》）认为主要是辅佐群臣的罪恶，崇祯皇帝并非太坏，只是受蒙蔽而不明。檄文是战斗宣言书，虽是指向崇祯皇帝，可是又为他开脱，罪在受蒙蔽，这是照顾到民众情绪，还是不要太给君主难堪。
皇帝挨骂，有女人伴随，女人是祸水，以此也或多或少减轻皇帝罪责。前述唐玄宗与杨贵妃关系之外，尚有最为著名的三组关系：夏桀与妹喜；商纣与妲己；周幽王与褒姒（“千金难买一笑”“烽火戏诸侯”故事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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