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妇女解放历程

苏区的社会变迁过程，是苏区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变迁，同时也是人的解放过程，是千百年来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过程，这其中的妇女解放是最能代表苏区社会新旧变化的面貌。苏区妇女解放是苏区社会解放的缩影。

在中国历史上，由社会制度确定妇女的社会地位应得到保障与尊重，第一次在法律上得到承认的，就是在苏维埃政权统治下的苏区社会。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11条，对苏区妇女的法律地位作了这样的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彻底的实行妇女解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妇女的办法，使妇女能够从事实上逐渐得到脱离家务束缚的物质基础，而参加全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181]这条法律条文，是对苏区几年间妇女解放现实的确认，也是对苏维埃政权对解放妇女工作的法律肯定，它反映了苏区社会妇女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大历史性变化的事实。

苏区妇女解放是一个逐渐的实现过程。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作调查时，曾对妇女的状况作过调查，指出“她们是男子经济（封建经济以至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品。男子虽已脱离了农奴地位，女子却依然是男子的农奴或半农奴。她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182]。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前的农村社会，妇女不但在政治毫无地位，在经济上也承受极沉重的负担。精神上封建礼教的束缚，生产生活中的重负，使妇女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这是社会制度落后的表现，也是人类反文明的体现。因此，解放妇女，使妇女从劳苦束缚中获得解放，始终是农村社会变革的主题之一。

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历史过程的重点之一。在不同时期，中共对妇女的解放都作出了相应的政策和决议，目的都在于从政治上、经济上解放妇女，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引导她们加入到中国革命中来。在1928年7月中共六大作出的《妇女运动决议》中，对苏维埃区域中的妇女工作做了这样规定：“实行解放妇女的口号。苏维埃政府成立时，应立即颁布解放妇女的条例，以实现在妇女中宣传的各种口号，使之明了只有苏维埃政府，是能实现他们的利益而能解放他们的政府，并于必要时，可以召集关于妇女的各种讨论会议。”^[183]妇女解放从“口号”到现实，只有在苏维埃政权建立起来后的农村社会才成为可能，它本身是苏维埃运动中农村社会变革的结果。

妇女解放的首要保障，取决于社会制度对妇女的政治认同。在中央苏区，由于苏维埃政权以国家形式对妇女的利益作了法律保证，《宪法》、《婚姻法》中的有关规定，就表明了这种保证的法律效力。1930年8月在江西吉安陂头召开的赣西南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表明了苏区劳动妇女开始以一支整体的社会力量发挥她们的社会作用，同时她们的主张如男女平分土地、妇女有参加苏维埃的权利、男女有同等受教育的权利等等，也开始得到苏区社会的认同。这是一种政治认同，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有一段文字，可以看作是苏区妇女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说明：“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在苏区是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在查田运动等各种群众斗争上，在经济战线（长冈乡是主要依靠她们），在文化战线上（许多女子主持乡村教育），在军事动员上（她们的扩大红军与慰劳红军运动，她们的当短夫），在苏维埃的组织上（乡苏中女代表的作用），都表现她们的英雄姿态与伟大成绩。”^[184]尽管毛泽东这个调查作于1933年，但类似于这种事实的，大抵上从1930年就已逐步成为苏区社会的一种新气象，从而一种新的重视妇女社会作用的观念产生了，妇女的解放已是苏区社会不争的事实了。

妇女得到苏区社会的政治认同，在政治活动层次上需得到各级政治组织的重视。闽西苏维埃政府在1930年12月曾发过一个通告，大抵反映出苏区社会中妇女的基本政治状况。通告对闽西妇女政治地位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原因作了必要的检讨，认为“一方面受了数千年来封建制度的压迫，旧礼教的束缚，对于妇女本身的痛苦，没有彻底解除；另一方面没有注意妇女群众的宣传教育，没有将陈旧的思想根本打破，没有严格的将错误观念完全纠正过来，所以妇运工作很无进步”^[185]。鉴于存在的这两方面的问题，通告强调了下述几点：第一，发动广大妇女群众参加政治斗争。通告认为，妇女要得到彻底的解放，“唯一的出路，就是革命”^[186]。必须将妇女组织起来，使她们在慰劳队、洗衣队、交通队、输送队、宣传队、侦探队等工作中发挥作用。第二，妇女加入一定的政治组织，女工加入工会，女雇农加入雇农工会，女贫农加入贫农团等。第三，加强对妇女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她们的政治水平、阶级觉悟、文化程度等。第四，鼓励妇女参加生产，这是妇女经济解放的前提。第五，发动妇女起来进行彻底的废除旧礼教的斗争，反对包办婚姻、买卖婚姻，争取婚姻自由。

妇女参加政治活动，是妇女在政治意义上的解放的第一步，因此“发动妇女加入并参加各种组织，动员妇女参加选举运动”，“妇女必须参加苏维埃政权，实际参加苏维埃工作”^[187]。以及鼓动妇女参加苏区的分田运动、扩红运动、教育运动等等，这些都是在苏维埃政权下受到鼓励与重视的。按照苏维政权的法律，妇女与男子有同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这是苏维埃政权之下妇女得到政治解放的重要标志。据有关统计，在苏区城乡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妇女代表一般占代表总数的25%以上，有的甚至由于妇女工作的突出，出现了更高的比例，如毛泽东1933年11月的《才溪乡调查》就记载如下数据：“去年十月选举时，上才溪五十三个代表中，女的十六个，占百分之三十。下才溪七十三个代表中，女的二十一个，也是百分之三十。补选以后，至今年十月选举时，上才溪五十三个代表中，女的三十三个，差不多占了百分之六十。下才溪七十三个代表中，女的四十三个，也是百分之六十。此次选举，上才溪七十五个代表中，女的四十三个，仍然是百分之六十。下才溪九十一个代表中，女的五十九个，则占了百分之六十五。”^[188]尽管这是比较高的比例，但在整个中央苏区，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中都能较稳定地保留一定比例的妇女代表名额，从而保证了妇女参政议政的可能。

苏区妇女解放的另一表现，在于妇女走进原来被男子垄断的各类机关，出现了职业上的变化。无论在党内，或在政府内，从乡村到省县乃至中央的各类机关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女干部。而在军事的或半军事的诸如红军妇女团、女子警卫队以及各种赤卫军等，都有妇女担任重要的职务。1933年11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提到女赤卫军一连中，“连长、副连长、政治指导员各一，排长、副排长各三，班长、副班长各九，均女子”^[189]。当然，这其中还有脱产与非脱产之分。不过，妇女在教育、文艺等方面的工作中担任重要职务的，相对较多。所以，对妇女在这些方面政治地位的提高，苏区有的妇女就这样表达了她们的感受：“以前女人是被男人管的，现在我们女人却不受男人的管理。以前女人‘话事’也不自由，现在我们女人都可以在会场上演说。以前女人不能在外面做事，现在我们女人都热烈的参加革命工作。我们兴国就有很多妇女当乡苏主席和委员。”^[190]至于妇女党团员人数的增多，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苏区妇女政治地位提高。如在吸收先进妇女入党入团的问题上，瑞金“比较好的还是城市区，他们在五天工夫发展党员三十六名，团员三十四名”^[191]。

妇女在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改变，也是苏区妇女解放的一个方面。苏区妇女在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主要是在生产领域，这其中的原因除了由于革命战争的环境，大多数青年男子脱离生产参军参战，客观上使劳动力短缺。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苏维埃政权对发挥妇女在苏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有正确的政策并给予极大的支持。比如，为了使妇女能掌握农业生产技能，苏区有的县区成立了“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负责对妇女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教学。通过必要的学习，使具有生产能力的妇女人数大大增加。如瑞金“到1934年5月，全县学习犁耙、莳田的妇女，共有1488人，学会的有348人。模范的武阳区，头年冬天还只有两个妇女会犁耙，后来就有104名会犁耙了，还有194人在学”^[192]。这种加强妇女生产技术的教育，反映出妇女在苏区社会生产中作用与地位日趋重要的倾向。总之，成立“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在提高妇女劳动技能的同时，也提高了妇女在生产劳动中的地位，从而从整体上提高了妇女在苏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有一则报道曾提到“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意义说：“这些工作方法，都是劳动妇女自己创造出来的，他们也应用这些方法获得了相常［当］的成绩，这一事实完全粉碎了那些说‘妇女不能劳动’的机会主义的胡说”^[193]！

从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以及参加必要的生产技术训练来说，妇女在家庭经济和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已不再是一种辅助性或依附性的，它完全表明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苏区社会由于特殊的政治军事背景使得在经济上对妇女的生产劳动依赖性大大提高，这就使妇女参与了社会生产的管理，妇女在经济生活中的独立性也随之加强，这些都会化成妇女解放的物质动力。

在苏维埃社会，妇女还从文化教育方面表明了自身的解放程度。按照苏区的法律，妇女享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这一规定大大地激发了苏区妇女学文化的热忱。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的报告，有一段文字有力地说明这一点。报告中说“妇女群众要求教育的热烈，实为从来所未见。兴国夜校学生一万五千七百四十人中，男子四千九百八十八人，占百分之卅一，女子一万零七百五十二人，占百分之六十九。兴国识字组组员二万二千五百十九人中，男子九千人，占百分之四十，女子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九人，占百分之六十。在兴国等地妇女从文盲中得到了初步的解放，因此妇女的活动十分积极起来。妇女不但自己受教育，而且已在主持教育，许多妇女是在作小学与夜学的校长，作教育委员会与识字委员会的委员了”^[194]。由于妇女受到文化教育，不但识了字，而且懂得许多道理，在思想意识方面对苏区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有了新的认识，因此她们能积极参加苏区的各项活动，如在扩红运动中，妇女就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妇女在参加各项社会活动中，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价值，维护了自身的权益，进一步增加了苏区社会的文明度，使苏区社会的变迁更具有了现代性。

【注释】

[1]参见《苏区党团组织与工作条件》，《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7～59页。

[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1931年11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1页。

[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1934年2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72页。

[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页。

[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第1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

[6]《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1931年11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0页。

[7]《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1931年11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0页。

[8]《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1931年11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页。

[9]《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

[10]《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1931年11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6页。

[1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4年1月），《红色中华》第149期，1934年2月14日。

[12]《热烈的参加苏维埃选举》，《红旗日报》（社论）第52号，1930年10月8日。

[13]《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布告》，《红旗日报》第52号，1930年10月8日。

[14]《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布告》，《红旗日报》第52号，1930年10月8日。

[15]《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苏维埃选举暂行条例》（1930年9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页。

[1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二十二号》（1933年8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页。

[17]《中共执行委员会关于召集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决议》，《红色中华》第86期，1933年6月17日。

[18]《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实施“苏维埃暂行选举法”的决议》（1933年8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3页。

[19]《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二十二号》（1933年8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页。

[20]《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二十二号》（1933年8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0页。

[2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二十二号》（1933年8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页。

[22]聂正芳：《模范区的选举运动》，《红色中华》第113期，1933年9月27日。

[23]《怎样进行选举运动？》，《红色中华》第114期，1933年9月30日。

[24]《选举运动训练班第一期毕业了》，《红色中华》第112期，1933年9月24日。

[25]《选举运动训练班第一期毕业了》，《红色中华》第112期，1933年9月24日。

[26]毛泽东：《今年的选举》，《红色中华》第108期，1933年9月6日。

[27]《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大会的总结》，《红色中华》第112期，1933年9月24日。

[28]梁柏台：《今年选举的初步总结》，《红色中华》第139期，1934年1月4日。

[29]觉哉：《怎样开选举会》，《红色中华》第116期，1933年10月6日。

[30]《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72页。

[3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72～773页。

[3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73页。

[33]《经济政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3页。

[34]《经济政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3页。

[35]《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31页。

[36]《经济政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3 ～ 564页。

[37]《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32页。

[38]《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32页。

[39]《经济政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4页。

[40]《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41]《苏维埃建设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38页。

[4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6页。

[43]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3期，1934年1月26日。

[44]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3期，1934年1月26日。

[45]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3期，1934年1月26日。

[46]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3期，1934年1月26日。

[47]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3期，1934年1月26日。

[48]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3期，1934年1月26日。

[49]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3期，1934年1月26日。

[50]《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的决议》，《红色中华》第17期，1932年4月13日。

[51]《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的决议》，《红色中华》第17期，1932年4月13日。

[52]《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的决议》，《红色中华》第17期，1932年4月13日。

[53]《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的决议》，《红色中华》第17期，1932年4月13日。

[54]邓子恢：《发展粮食合作社运动来巩固苏区经济发展》，《红色中华》第31期，1932年8月30日。

[55]《粮食调剂局与粮食合作的关系》，《红色中华》第94期，1933年7月14日。

[56]《粮食调剂局与粮食合作的关系》，《红色中华》第94期，1933年7月14日。

[57]《国民经济委员会成立》，《红色中华》第71期，1933年4月20日。

[58]《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三十九次常会》，《红色中华》第70期，1933年4月17日。

[59]《国民经济委员会成立》，《红色中华》第71期，1933年22日。另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各级国民经济部暂行组织纲要》，《红色中华》第77期，1933年5月8日。

[60]《国民经济委员会成立》，《红色中华》第71期，1933年4月20日。

[6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训令》（第10号），《红色中华》第77期，1933年5月8日。

[62]详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各级国民经济部暂行组织纲要》，《红色中华》第77期，1933年5月8日。

[63]德峰：《对于财政统一的贡献》，《红色中华》第14期，1932年9月16日。

[64]《财政人民委员部训令》（财字第6号），《红色中华》第33期，1932年9月13日。

[65]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3期，1934年1月26日。

[66]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3期，1934年1月26日。

[67]《人民委员会第十七、八次常会》，《红色中华》第26期，1932年7月7日。

[68]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3期，1934年1月26日。

[69]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3期，1934年1月26日。

[70]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3期，1934年1月26日。

[7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75页。

[72]《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红色中华》第126期，1933年11月17日。

[73]《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红色中华》第126期，1933年11月17日。

[74]《闽西苏维埃政府目前文化工作总计划》（1930年8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47页。

[75]《苏维埃学校建设决议案》，《闽西苏区教育资料选编》，第252页。

[76]《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红色中华》第126期，1933年11月17日。

[77]《业余补习学校的办法》，《闽西苏区教育资料选编》第318页。

[78]《识字班办法》，《闽西苏区教育资料选编》第320页。

[79]《教育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教育工作决议》，《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5～586页。

[80]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3期，1934年1月26日。

[81]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3期，1934年1月26日。

[82]《教育行政纲要》，李桂林主编：《中国现代教育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1987年版，第50页。

[83]《苏维埃学校决议案》，《闽西苏区教育资料选编》，第252页。

[8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闽西苏区教育资料选编》，第263页。

[85]《小学管理法大纲》，《闽西苏区教育资料选编》，第299页。

[86]《人民委员会第四十八次会议》，《红色中华》第106期，1933年8月31日。

[87]《苏维埃大学的创立》，《红色中华》第106期，1933年8月31日。

[88]《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开学志盛》，《红色中华》第170期，1934年4月3日。

[89]《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红色中华》第60期，1933年3月12日。

[90]《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红色中华》第69期，1933年14日。

[91]《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文化研究组》，《红色中华》第127期，1933年11月20日。

[92]何长工：《二十几年前的红军大学》，《光明日报》1957年9月15日。(www.xing528.com)

[93]何长工：《二十几年前的红军大学》，《光明日报》1957年9月15日。

[94]《俱乐部纲要》，中央教育部1934年4月制定。

[95]《工农剧社成立各地分社》，《红色中华》第81期，1933年5月20日。

[96]《发刊词》，《红色中华》创刊号，1931年12月11日。

[97]《发刊词》，《红色中华》创刊号，1931年12月11日。

[98]《特别通知》，《红色中华》第49期，1933年2月4日。

[99]《发刊词》，《红色中华》创刊号，1931年12月11日。

[100]参见［美］C·恩伯—M·恩伯：《文化的变异》，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2页。

[101]毛泽东：《井冈山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

[102]《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1929年7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页。

[103]《赣西南的（综合）工作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8页。

[104]《赣西南的（综合）工作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9页。

[105]恽代英：《闽西苏维埃的过去与将来》，《红旗》第87期，1930年3月26日。

[106]《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情况及各项文件》（1930年7月8日—20日）

[107]左权、施简：《给南方局和中央的报告——关于闽西军事问题》（1930年12月29日）

[108]《另一个世界的闽西》，《红旗日报》第14号，1930年8月28日。

[109]《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4页。

[110]《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4～356页。

[111]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3期，1934年1月26日。

[112]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3期，1934年1月26日。

[113]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3期，1934年1月26日。

[114]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3期，1934年1月26日。

[115]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3期，1934年1月26日。

[116]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3期，1934年1月26日。

[117]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3期，1934年1月26日。

[118]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3期，1934年1月26日。

[119]《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1930年3月18日）。

[120]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3期，1934年1月26日。

[121]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3期，1934年1月26日。

[122]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3期，1934年1月26日。

[123]《井冈山土地法》（1928年12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1页。

[124]《兴国土地法》（1929年4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4页。

[125]《土地法》（1930年2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7页。

[126]《修正土地法令决议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21页。

[127]《富农问题》（1930年6月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0页。

[128]《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9页。

[129]《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0页。

[130]定龙：《闽西的土地革命》（闽西通讯），《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2页。

[131]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

[132]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236页。

[133]毛泽东：《兴国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福建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59页。

[134]毛泽东：《兴国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福建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59页。

[135]江虞：《赣西南工农群众的斗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7页。

[136]江虞：《赣西南工农群众的斗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8页。

[137]参见中共上杭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上杭人民革命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9～80页。

[138]《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1933年6月1日），《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5页。

[139]《苏区中央局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1933年6月2日），《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6页。

[140]《苏区中央局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1933年6月2日），《六大以来》（ 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6页。

[141]毛泽东：《查田运动的第一步——组织上的大规模动员》，《红色中华》第87期，1933年6月20日第3版。

[142]毛泽东：《查田运动的第一步——组织上的大规模动员》，《红色中华》第87期，1933年6月20日第3版。

[143]《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员查田运动大会所通过的结论》，《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5页。

[144]《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员查田运动大会所通过的结论》，《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5页。

[145]《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员查田运动大会所通过的结论》，《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6页。

[146]《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员查田运动大会所通过的结论》，《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6页。

[147]毛泽东：《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1933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第611页。

[148]毛泽东：《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1933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第612页。

[149]毛泽东：《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1933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第612页。

[150]《博生查田运动初步成绩》，《红色中华》第96期，1933年7月28日。

[151]《博生查田运动初步成绩》，《红色中华》第96期，1933年7月28日。

[152]《查田战线上的捷报——瑞金清出大批豪绅地主富农》，《红色中华》第95期，1933年7月23日。

[153]《苏区中央局关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党的紧急任务决议》（1933年2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154]《苏区中央局关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党的紧急任务决议》（1933年2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155]《纪念五一论红军建设中当前的几个重要问题》，《斗争》第9期。

[156]《中共闽西特委扩大会关于扩大红军决议案》（1930年10月22日），《闽西革命文献资料》第4辑，第285页。

[157]《闽西苏维埃政府通知第四十八号》（1931年5月21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6辑，第31页。

[158]江涛：《扩大红军的经验与教训》（1931年9月21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6辑，第171页。

[159]江涛：《扩大红军的经验与教训》（1931年9月21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6辑，第171页。

[160]江涛：《扩大红军的经验与教训》（1931年9月21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6辑，第172页。

[161]《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十七号——关于扩大红军的实际工作》（1931年2月10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5期，第46页。

[162]《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十七号——关于扩大红军的实际工作》（1931年2月10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5期，第47页。

[163]《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十七号——关于扩大红军的实际工作》（1931年2月10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5期，第47页。

[164]《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十七号——关于扩大红军的实际工作》（1931年2月10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5期，第47页。

[165]杨荣楷：《红军兴国模范师成立了》，《红色中华》第84期，1933年6月11日。

[166]杨荣楷：《红军兴国模范师成立了》，《红色中华》第84期，1933年6月11日。

[167]汝南：《瑞金模范师集中了——四千五百余新战士》，《红色中华》第89期，1933年6月29日。

[168]《红五月扩大红军的伟大胜利》，《红色中华》第86期，1933年6月17日。

[169]李中：《领导整排模范队当红军》，《红色中华》第78期，1933年5月11日。

[170]李中：《宁化上杭新泉地方武装整团整连加入红军》，《红色中华》第84期，1933年6月11日。

[171]李中：《宁化上杭新泉地方武装整团整连加入红军》，《红色中华》第84期，1933年6月11日。

[172]中共上杭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上杭人民革命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

[173]《关于创立“少共国际师”的决定》（1933年5月2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6～687页。

[174]《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工人师）成立宣言》（1933年8月1日），《红色中华》第98期，1933年8月1日。

[175]《胜利迅速创造工人师》，《红色中华》第93期，1933年7月11日。

[176]《博生县工会积极动员——两天集中五百余人》，《红色中华》第93期，1933年7月11日。

[177]黄衍诚：《扩大工人师的女模范》，《红色中华》第93期，1933年7月11日。

[178]《公略县模范师全师加入红军》（1933年6月1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8页。

[179]《兴国扩大红军的模范——兴国谢名仁同志在江西党大会上发言的记录》，《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09～710页。

[180]《兴国扩大红军的模范——兴国谢名仁同志在江西党大会上发言的记录》，《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10页。

[18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4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

[182]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

[183]《妇女运动决议》（1928年7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39～440页。

[184]毛泽东：《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页。

[185]《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七号妇字第一号——目前妇女中心工作》（1930年12月6日），《闽西革命文献资料》第4辑，第432页。

[186]《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七号妇字第一号——目前妇女中心工作》（1930年12月6日），《闽西革命文献资料》第4辑，第432页。

[187]实球：《执行青年妇女工作的转变》（1931年7月10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6辑，第124页。

[188]毛泽东：《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页。

[189]毛泽东：《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190]刘长凤：《苏维埃女工的话——一个女工的自述》，《红色中华》第159期，1934年3月8日。

[191]见珍：《瑞金“三八”节工作的初步检查》，《红色中华》第159期，1934年3月8日。

[192]中共瑞金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瑞金人民革命史》，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

[193]《瑞金的妇女学习生产运动——建立了模范的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红色中华》第169期，1934年3月31日。

[194]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3期，1934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