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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论坛节目泛娱乐化:传媒批评研究

时间:2023-11-0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商业化充斥日常生活、人们的心理普遍浮躁、媒体泛娱乐化当道的当下,电视论坛节目在收视率指挥棒的驱赶下,定位于“文化品位、科学品质、教育品格”,力图“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等理念和心路开始让位给了娱乐化甚至低俗化的路线。收视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妇孺皆知、历史人物、通俗、故事、悬疑、眼球等的节目设计,使观众在获得电视泛娱乐化的满足之后,加重了心灵的空洞化和无聊化。

电视论坛节目泛娱乐化:传媒批评研究

自湖南卫视开创《千年论坛》到央视科教频道《百家讲坛》热播,全国兴起了一股专家学者介入电视的潮流。北京《中华文明大讲堂》、上海文化中国》、江苏《万家灯火》、安徽《新安大讲堂》,以及《西部论坛》《学术报告厅》《世纪大讲坛》《人文讲坛》和《开坛》等在荧屏上遍地开花,一种以学术面貌出现的电视传播形态,在带来高收视率的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学术明星”。

知识分子介入电视媒体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借电视(如同书刊)来传播思想理念和科研成果,如做客央视《大家》栏目的诸位先生,他们能够恪守知识分子的学术品格,但此类节目的美誉度高而收视率低;第二种是以专家的身份,对某项知识做电视化改造,如《百家讲坛》的诸多嘉宾,他们为了达到学者和电视的双赢,就难免需要做出某种让步甚至妥协,从而适应电视节目的需要;第三种是布尔迪厄所批判的那种媒介常客和快思手,他们几乎丧失掉自己所有的理念和原则,在电视所能带来的巨大声名和财富的诱惑下,假借着学者的头衔,进行着各种伪学术的表演。不管哪种类型,既然举着专家教授的牌子,就已经不再是以个人身份发言,应当体现出公共知识分子的学养和准则。

商业化充斥日常生活、人们的心理普遍浮躁、媒体泛娱乐化当道的当下,电视论坛节目在收视率指挥棒的驱赶下,定位于“文化品位、科学品质教育品格”,力图“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等理念和心路开始让位给了娱乐化甚至低俗化的路线。这可以从《百家讲坛》的节目变迁和学者演说中管窥:

表1.1《百家讲坛》节目流变

从上表简略可以看出《百家讲坛》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体现了开坛时的宗旨:开放式大学架起专家通向大众的桥梁,内容涉及物理数学、生物、医学、儒学、伦理学、女性问题、书法文学等,企图拿出一坛坛学术美酒让没有喝过的大众饱尝,达到以文化“化大众”的目的,但事与愿违,收视率持续走低,几乎办不下去;第二阶段改弦易辙,把学术性的知识讲课变成了一场文学性的电视说书,收视率大幅度提升,与此同时,谩骂声、讨伐声、抨击声也狼烟四起,说“误导公众”者有之,说“歪门邪说”者有之,说“败坏学术”者也有之;第三阶段基本上在前两阶段中找到了一种平衡,呈现平稳的发展态势;第四阶段真正回归了节目的应有宗旨,但此时电视大屏已失去了观看的优势。

《百家讲坛》自刘心武粉墨登场以后,于丹、易中天阎崇年、王立群等响应制片人的号召,从海选中脱颖而出。采用了制作电视节目的惯用手段,包装出了自己的明星,打造出自己的栏目品牌,营造出自己的文化焦点,烘托出自己的公众效应,创造出自己的商业价值等。而这些就是电视通过制造娱乐、兜售娱乐而达到自己商业成功的常用模式!是把认知功能和娱乐功能统为一体的具有深度娱乐性质的节目![38]其娱乐化程度可以从以下一些“雷人”的话语中看出。

纪连海: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因为“大禹生命中还有另外一个女人”。(www.xing528.com)

易中天:曹操是喜欢美女的,他不管走到哪里都喜欢“搂草打兔子”,收编一些美女什么的!……可以说这时的周瑜是战场、官场、情场,场场得意……反正我是很羡慕!所谓的空城计也是编出来的……诸葛亮搬个琴,摆个香炉,召两个小孩子,在城楼上唱卡拉OK……

王立群:司马相如卓文君的追求是“有预谋的劫财又劫色”。“可以负责任地说,汉朝的很多皇帝,包括刘邦都是双性恋。”

儒家经典中一再出现的“小人”,于丹“创造性地”解为“小孩”。

这种泛娱乐化、庸俗化的视角,无疑投合了观众的猎奇心态。于丹讲《庄子》的风格更是把每个寓言用华丽的语言去诠释、与生活态度相联系,相当于用学术来娱乐大众。《百家讲坛》便成了“三无”产品:“无学术、无学理、无学者”。

《百家讲坛》的“泛娱乐化”倾向是隐藏在节目内部的,不像普通综艺节目那样张扬于外。收视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妇孺皆知、历史人物、通俗、故事、悬疑、眼球等的节目设计,使观众在获得电视泛娱乐化的满足之后,加重了心灵的空洞化和无聊化。为了掩饰这一内在的空洞,娱乐神话则需要通过更具吸引力和迷幻感的产品来维持。于是,不少学者明星便出入其他媒体机构,参加各种论坛、演讲、签名售书,担任各种社会职务,以外部的狂热信念,催生出偶像崇拜的意志迷狂。

“学者明星化”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隐藏在“学者明星化”背后的问题——“知识阶层市侩化”,屈从于商业模式并制造一些虚假的大众文化需求。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因此,他们充分利用着一切可能的传播手段,著书立说,奔走游说,向社会传达着自己独特的声音。[39]而“明星学者”对文化的态度是“玩味”“猎奇”,而不是审视和批判。

电视是共建共享的公共空间,提高其文化品位迫切需要知识分子的热情参与。北京大学著名学者陈平原先生认为:当客卿而不是雇员,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可能是知识分子介入大众媒介时应采取的姿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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