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高校图书馆发展的开端与繁荣期

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它在中国的产生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西方公共图书馆制度的传入，即新式公共图书馆的纷纷建立亟须图书馆学知识的指导；二是西方图书馆学知识在中国学术界的迅速传播，即一些美国图书馆学者、归国留学生在国内宣传先进的图书馆学知识。中国图书馆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其主要标志有三个：

1.1920年3月，韦棣华女士与其学生沈祖荣等仿照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在武汉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Boone Library School），中国从此有了自己独立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

2.1921年前后，胡庆生、戴志骞、徐燮元、杜定友、洪有丰等接受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留学生毕业后纷纷回国，在国内学术界崭露头角，兴起图书馆学宣传、研究活动。

3.1923年杨昭悊的《图书馆学》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分上下册正式出版，该书内容虽多取日、美两国现成内容糅合贯通而成，但已尝试用科学方法说明图书馆学原理及应用，开中国图书馆学通论之先河。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我国专门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文华图专”的成立，既有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正式起步的标志意义，也具有现代图书馆学在中国确立的标志意义。文华图专成立初期，经费主要依靠自筹，教员也以外籍为主，课程体系主要仿自美国图书馆学专业的课程设置。1928年后，才逐步建立起中西结合的课程教学体系，形成了初步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教育。如文华图专达到或超过40学时的课程主要有：中国目录学、中文参考书举要、西文参考书举要、中文书籍选读、西文书籍选读、西文书籍编目学（实习在内）、中文书籍编目学、西文书籍分类法、中文书籍分类法、现代史料、图书馆经济学、西文打字法、各种字体书写法、各种图书馆之研究、实习等。此外，学校还设“特别演讲”课（1933年改为百科性的“群育讨论会”），专门邀请各科著名学者、教授为学生演讲学科的进展、提供推荐书目、开拓学生视野、引导学生阅读。文华图专注重教学实习，以自建的开架借阅和基本免费看书的公共图书馆“文华公书林”（Boone Library）为实习场所，办馆与办学融为一体，学生的动手能力得到了很好的培养。当时国内尚无达到一定水准的公共图书馆，因此，这种办学路径有利于培养专门的图书馆人才，有利于推动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迅速发展。(www.xing528.com)

20世纪2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第一个繁荣期，除美国人韦棣华和沈祖荣创办文华图专之外，国内其他一些高校也积极创办了自己的图书馆学专业。1913年，美国图书馆学家克乃文（Harry Clemens）在金陵大学开设了图书馆学课程；1921年，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增设图书管理科（杜定友为主任）；1925年，上海的国民大学创设了图书馆学系（杜定友为主任，1926年停办）；1926年，成都的四川图书馆专科学校成立（穆耀枢主事，不久也停办）；1927年，南京金陵大学建立了图书馆学系（李小缘为主任，以后停停办办）等。此外，这一时期图书馆学短期培训也纷纷出现。1920年8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应各省之请，开办暑期图书馆学讲习会，各地参加者78人，首开中国图书馆学业余教育之先例；1922年，杜定友在广州开办图书馆管理员养成所，三周时间培训52名学员；1923年夏，南京东南大学举办暑期学校图书馆讲习班，第一期听课者达80人之多（以后又连续三年开班）；1924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图书馆也开办了图书馆讲习会，河南开封小学校教员讲习会设立了图书馆管理课程；1926年，华东基督教大学在苏州东吴大学举办的暑期学校，专设有图书馆学科；1927年，湖北教育厅在汉口举办了首届图书馆学讲习所；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办暑期图书馆讲习班等。这些短期图书馆学专业培训，为解决图书馆专门人才之需、提高图书馆管理水平做出了贡献。

进入20世纪30—40年代，国内的图书馆学教育进入一个动荡发展时期。由于战乱的影响，国内图书馆学教育进入了一个低谷时期，办学机构减少，条件也越来越恶化。但少数办学机构还是努力坚持了下来。如1938年文华图专为避日寇迁校重庆，1941年夏遭日军飞机轰炸，校舍片瓦无存，但师生坚持上课，共克时艰。此时期坚持办学的还有：1930年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民众教育系成立的图书馆组（供学生三年级分组时选择学习）、1941年在四川璧山开设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学业四年，三年级开始学专业课）、1947年于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附设的图书馆学专修科。其中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是王重民向北大校长胡适建议并核准后，专门由美回国创办的，1947年9月开始招生（当时只招收北大中文系、历史系成绩在75分以上的毕业生）。1949年北平解放之后，图书馆学专修科从中文系分离出来独立，王重民任主任。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事业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经受着国内动乱的考验，很多学校都只有短暂的图书馆学办学经历，有些学校甚至还没有招收到学生或学生还没毕业就被迫关闭。在如此恶劣艰苦的环境下，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事业却培养出了一大批献身图书馆事业的杰出人才。以文华图专为例，截至1953年，文华图专并入武汉大学之前，有专家估计文华图专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三十三年中培养了专科、讲习班等各类毕业生约有380人到400人。他们其中不乏著名图书馆学家，如汪长炳（南京图书馆馆长）、李芳馥（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家杰（中科院图书馆副馆长）、桂质柏（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以及后来去台湾的蓝乾章、沈宝环（沈祖荣之子）、严文郁等。还有一些毕业生在国外图书馆就职，如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创始人和馆长裘开明（1921年毕业，后发明燕京图书馆汉和分类法）、房兆楹（1930年毕业，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童世纲（1933年毕业，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及美国亚洲研究委员会东亚图书馆分会主席）等，他们在海外期间取得了巨大成就，获得了许多荣誉和奖励。

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此时期图书馆学教育模式基本是美国的翻版，即在专业内容设置上主要以图书馆实用技术为主，重视图书馆实习，在学生培养方式上强调学中做、做中学。这样的专业教育范式，优点是培养出来的学生与图书馆实际工作可以“无缝链接”，学以致用的成本低、效率高。缺点是培养出来的学生人文素养、科学基础比较薄弱，他们能胜任一般的图书馆业务工作需要，然而，对于一些学术图书馆来说，某些专深的知识信息工作甚至相应的学术研究却难以承担。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抗战前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馆缺乏馆员时，不断有人向研究所负责人傅斯年推荐图书馆专科学校的毕业生，结果都被他婉拒了。此外，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中国化”虽然有了一些进展，但还是仅仅在课程安排上增加了中文书籍的编目、分类、参考以及传统目录学的一些内容。在图书馆学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材编写、学术研究等诸方面，还鲜有系统地、有机地、深入地探索与建树。早在1921年，杜定友先生于菲律宾大学撰写图书馆学学士论文Chinese Books and Libraries时就曾经提到：“没有一所外国图书馆学校能够养成完善的图书馆学者，以应中国图书馆用的。”1925年6月2日，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仪式上发表演讲，专门提出了“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命题。他说，学问无国界，中国诚不能有所立异，但中国的书籍、读者有自己的历史与特点，文化、国情与欧美不同，因此，发展图书馆学要具有中国自己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