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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福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新篇章

时间:2023-11-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时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早在全国社会科学的“六五”计划中,一套大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被列为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起步较晚。第八卷由于涉及世界上众多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在邀集作者、选择国度、分析评论上都有相当的难度。

庄福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新篇章

学者简介

庄福龄,1929年生于江苏镇江。时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主编并参与撰写的主要著作有: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毛泽东哲学思想史》(3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辞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本)、《马克思主义史》(4卷本)等,合著有《中国体制改革的哲学探索》。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人们期待了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终将于今年底由北京出版社全部出齐。作为这套书的主编之一,请您先谈谈这套书的成书情况。

早在全国社会科学的“六五”计划中,一套大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被列为重点项目。但是,这一计划的真正实施始于“七五”,完成于“八五”。从总体设计、组织队伍、撰写初稿到反复修改、最终定稿,先后用了近十年的时间,集中了全国58名专家学者参加全书编写,最后形成了近500万字的八卷正文和一卷《索引》。这套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史,其覆盖面之广、参加编写人数之多、耗费时间之长、成书篇幅之大,是国内外前所未有的。

这套书自1989年开始分批出版,请简要介绍一下国内对此书的出版有些什么反响。

此书所引起的反响是巨大的,它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和理论界的众多好评,首都的主要报刊,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等都分别发表了报道、书评和座谈纪要,同时也获得了各种奖励,如1989年出版的第六、第七卷先后获北京市优秀科研成果特等奖、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1991年出版的第一、第二、第三卷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

主编如此浩大的科研工程,一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请谈谈这方面的有关情况。

这确实并非易事。我们的经验主要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点:第一,全面发挥作者的积极性。在编写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尊重作者、维护团结、保证质量的原则。我们所邀请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拥有丰硕成果的专家,同时又是各具自己的研究思路和研究习惯的学者。来自五湖四海而又共同投入一项工程,最需要的是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寻求共同点,保证按时地出好每一卷,这一点应当成为大家的共识,尤其要成为全书主编和各卷主编工作的准则。第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各卷的具体要求和奋斗目标。各卷都要在其研究范围和研究领域内摸清底细,哪些材料、论点和问题是别人研究过的,哪些迄今尚未研究或研究不足。要避免内容上简单重复、文字上重新组合而实质上却毫无新意的作品,对于需要引用和补充的史料文献,需要填补的某项空白,需要深化和剖析的某些问题,都要精心安排、逐一落实,否则就很难超过已有的成果,很难写出有深度、有新意的著作。第三,完成八卷本的较长过程同撰写每一卷的一气呵成相结合。作为一套四五百万字的多卷本专著,没有较长期的积累和研究过程是难以完成的,但是具体到每一卷的写作,又必须一鼓作气,绝不能拖拖拉拉。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50年之前,国内外理论界、哲学界都从不同角度对它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八卷本与国内外的同类著作相比较,有些什么特色?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起步较晚。在教学和科研上开展比较系统的研究,大概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最早产生的是1981年的全国高校统编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然后有多种教材和著作陆续问世。从国外来看,主要是苏联做了大量工作,提供了不少成果,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哲学思想的研究,对某些原著的研究,等等。这其中,《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他们集中了相当数量的权威学者集体编写的,这套书虽然比较全面地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但也留下了一些薄弱环节和空白,如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除《资本论》以外的哲学思想、恩格斯的军事哲学思想、马克思晚年笔记中的哲学思想等,有些哲学思想的研究,如自然观历史观、方法论等都还有待深化。而后来拟编写的四卷本《马克思主义史》也因苏联解体而中途夭折,只出了两卷。同上述国内外研究成果相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具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它根据目前所能收集到的翔实史料,全面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19世纪形成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部历史,涉及众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文献,其覆盖面之广、篇幅之大,在国内外同类著作中是领先的。第二,从八卷本的各个组成部分看,也具有领先和开拓的特点:前三卷以150万字的篇幅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9世纪的发展,不论在内容的全面性、系统性和篇幅的数量上都超过了国内外同类著作。第四、第五卷以百万字的篇幅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和苏联的发展,阐述是从回顾和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提出的,反映了我们的观点。第六、第七卷以百万字的篇幅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从五四运动到中国社会主义跨入新时期,历史跨度达70多年,史料翔实系统、观点明确、不回避难点。第八卷由于涉及世界上众多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在邀集作者、选择国度、分析评论上都有相当的难度。对此,我们遵循的原则,一是作者应能掌握第一手资料,熟悉该国情况;二是力求作出客观公正的评论,避免简单地肯定和否定;三是在难以评论的情况下要如实地介绍其论点和论据。这一卷与原苏联哲学研究所于80年代集体编写的《当代国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相比,我们不仅在篇幅上有所超过,对于亚洲这一重要地区的空白有所填补,在立论的客观、公正上也有自己的特色。第三,八卷本是以揭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发展为主,但又从更广阔的视角、更广泛的意义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对于自然辩证法、军事辩证法、美学伦理学逻辑学、人学、哲学史观等,也都结合一定的历史人物和历史著作作出适当的介绍和评析,为读者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交叉学科提供了必要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文献。

您刚才谈到八卷本各个组成部分的特点,现在我还想就这些部分分别提出一些问题。首先,前三卷是如何立足历史、面向现实的?

“史”的研究从来都是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历史是按照客观规律发展演变的。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就是发现了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前三卷的许多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一发现而展开的。针对国内外“早期热”、“手稿热”、“异化热”和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转变的不同评价,我们都提出了自己的分析、评论,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关于历史发展的曲折性,突出了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总结,分析了如何对待革命失败、如何对待政治冷淡主义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着重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主客体的思想,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把历史规律看作是独立于历史主体活动的某种先验的存在,历史规律体现在历史主体的活动之中,历史的必然性正是历史主体得以能动地表现自己的客观依据。因此唯物史观的决定论有别于机械决定论、宿命论,它所强调的历史必然性体现于主体的能动作用之中。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存在“人学空场”的问题,通过对《资本论》的剖析,阐明了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已经对人性和人的本质概念作了明晰的区分,人性(Die Humanität)是一种直接性的范畴,它与人的存在是直接同一的;人的本质(Das Wesendes Menshus)则是间接性的范畴、反思的概念,两者的相同点在于它们都是“人的规定性”,《资本论》中所涉及的“人”的问题,正是建立在这种区分之上的。这一思想的发掘有力地驳斥了西方某些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人学空场”的诘难。其他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军事哲学思想、科技哲学思想、美学思想、伦理思想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填补了某些空白,加强了某些薄弱环节。

请您谈谈第四、第五这两卷的研究提出了哪些有创见性的或新的观点。(www.xing528.com)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和苏联的发展经历了极为艰难曲折的过程,无论是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俄国的普列汉诺夫,还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列宁、斯大林等,他们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都面临着许多前人未曾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第四、第五这两卷从20世纪末的视角对上述历史经验和是非得失力求作出客观的分析和评介。我们既注意摆脱苏联长期存在的个人迷信的影响,避免那种肯定一切的倾向,也注意摆脱西方某些思潮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的倾向。对于列宁有关社会主义建设新经济政策的哲学思想等,作了比较充分的挖掘和展开,对于其中有待发展的论点则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予以说明和分析。针对有关列宁认识论思想的争议,则从历史联系的角度,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哲学笔记》作为整体进行分析,从中探索列宁认识论思想发展的全过程,指出列宁全面地阐述了认识论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只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强调的重点不同,那种指责列宁的认识论是机械反映论的观点是错误的。

请再稍为具体地谈谈第六、第七这两卷的内容在真实地再现历史的过程中,提出了哪些具有开拓性的见解。

要实事求是地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画面,既要如实地反映众多历史人物作出的贡献,包括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翻译和理论研究上作出的贡献,更要突出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同时还要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诸多哲学思潮相论争的情况。对此,我们作了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尽量收集和利用各种史料文献。例如,对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等作出的重要贡献当然需要突出,对于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等人的历史贡献要充分肯定,对于李达、艾思奇、杨献珍、冯定等人的学术活动和学术贡献要给以充分的历史评价,对于胡适戴季陶胡汉民等也应给予恰当的历史分析。这样,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纳入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而且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各种思潮的激荡和碰撞中产生的必然性作出了符合实际的分析,这有力地论证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实际经验的哲学概括,又是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研究成果对过去思想史研究中那种简单化、片面性的倾向是一个突破。二是不回避历史的难点和新问题,力求向读者提供翔实的史料,尽可能地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例如,对于十年“文化大革命”,我们本着科学的态度,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客观的分析,总结了具有启发鉴戒意义的经验教训。比如,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正确对待革命领袖?等等。对于新时期的成就,既要突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又要突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既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又要面向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实际;既要从理论上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又要从实践上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阐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此,我们在第二版中又为第七卷加写了一章,对于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四大期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系统化,作了历史性的分析和阐述。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在这段当代历史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呈现出极其错综复杂的情况,请您谈谈第八卷对此取得了哪些研究成果。

第八卷根据内容需要,篇幅较大,约80万字,共设置了13章。其中第一章对全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况作了综合性的介绍和评析,分别概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原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美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有关情况。其余12章则分别对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原联邦德国、原民主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日本、波兰、苏联和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作了客观的介绍和述评。

针对国内外相关著作所存在的局限和不足,本卷阐述的重点,一是根据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突破单一模式,日益呈现出多样化格局和不同思潮流派争先出现的情况,对于它们各自产生的背景和演变过程,对于各个代表人物的理论观点,力求作出较系统、较详尽的介绍和论述;二是对半个世纪以来各国研究的热点问题,历次论争的缘起、发展和不同见解,力求作出如实的介绍和评论;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真谛的多样化解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实中的引申发挥和扩展应用,也力求客观地作出反映和评述。

您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的主编和新时期马哲史学科建设的带头人,近年来又编写出版了多部有关马克思主义史的专著,那么,您今后在学科建设上还有哪些设想和打算?

学科建设是没有止境的。八卷本虽然已出版,但它还要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学科建设的深化,及时地修改补充。我个人的其他论著,也只是为学科建设打下了一点基础。对我们来说,从当前世纪之交的国内外形势出发,并以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基本出发点,是极为重要的。由此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今后的学科建设,首先要用科学的态度回顾和总结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总结它在百年历程中所面临的多次挑战和兴衰起伏的特点。这是一项需要集中相当人力、物力和浩繁史料,而同时又必须分段分类、彼此协作、精心研究的巨大工程。其次,要面向当代,从历史的发展上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的重点,或者说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研究的重点。在当代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同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结合起来。当代中国哲学如果脱离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关注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那就会失去时代的光彩和中国的特点。再次,跨世纪的形势和任务要求有跨世纪的人才。要刻不容缓地培养一支有良好基础和素质的专业队伍,他们应具有在市场经济和国际上风云变幻的形势下沉着冷静、刻苦钻研、博学多闻、矢志不渝的精神素养。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有更多的理论著作、历史文献和历史资料要求新一代专业工作者去熟悉、去驾驭、去运用。新一代人才将不断面临着新的课题、新的起点,要攀登新的高峰。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还要与教学紧密结合,要研究教学思想、教学方法、教材建设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需要,要开创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新体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增添新的活力,并培养和输送源源不断的后继人才。

(原载《哲学动态》1996年第9期)

学者近况

庄福龄(1929.1—2016.11),生前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开拓者之一,长期担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参与策划、主编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参与策划、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本);主编《马克思主义史》(4卷本)、《简明马克思主义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毛泽东哲学思想史》(3卷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3卷本)、《毛泽东思想概论》;著有《中国体制改革的哲学探索》(合著)、《庄福龄自选集》、《荀子新注》等。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本)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马克思主义史》(4卷本)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和国家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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