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旅游文化的兴盛时期-旅游文化教程

旅游文化的勃兴时期，主要是秦汉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经历了秦汉阶段的大一统。旅游文化以不可抑制的态势发展起来。从旅游形式来看，有秦汉时期的巡游之旅、壮行之旅和宦游之旅。

从旅游主体来看，有秦汉时期的秦皇汉武等帝王、司马迁和张骞等奇志之士以及为数众多汲汲于功名的文士。其中，秦汉文士之宦游亦有三变，由秦时的销声匿迹至汉初复兴游说诸侯王，再至西汉中期离乡去国，奔赴京都长安和洛阳，结交权贵，以求晋升之阶。

从旅游客体来看，不仅有兰亭、富春江等自然山水，而且还建造了大量的宫室苑囿、皇家和私家园林以及形成了众多宗教旅游景观。宫室园林，秦汉时期有阿房宫、未央宫、上林苑等，私家园林则有西汉吴王刘海的池园、梁孝王刘武的“菟园”等。

从旅游介体来看，中国陆路交通网的形成，始于秦朝。秦始皇首次巡游西北后，深感交通阻塞，原六国道路自成系统，互不衔接，极不便于行军作战和南北巡游。为了镇压六国残余势力的反抗和把新开拓的疆土与内地融合为一个大一统整体，秦朝规定了车轨的标准宽度，即“车同轨”“舆六尺”；又下令拆除原六国边境上关卡、堡垒，以便陆路交通的往来。秦合并列国的种种驿传机构，举凡道路的开辟，传舍、邮亭的修建等，客观上促进了各区域的交流往来和旅游旅行的发展。

汉初，社会经济凋敝。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发展。至汉武帝时，国力强盛。为了经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相继修筑了通北方的“回中道”，通蜀中的“褒斜道”，跨越秦岭而抵汉中的“子午道”，通西南（今贵州、云南）地区的“夜郎道”。由此，最终形成了以京城长安为中心向四面辐射的交通网：自长安而东，出函谷关，经洛阳，至定陶，以达临淄，为东路干线；自长安向西，抵达陇西郡（今甘肃临沸），为西北干线；自长安而北，直达九原郡，为北路干线；自蒲津（今山西永济西）渡黄河，经平阳（今临汾西北）、晋阳（今太原市南），以通平城（今大同），为河东干线；自长安向西南经汉中，以达成都，并远至云南为西南干线；自长安向东南出武关，经南阳，以达江陵，并继续南进，为南路干线。汉政权尤其注重交通与通信的建设，在秦代邮传的基础上，开辟了通达全国各郡的交通线。同时，加强了交通要道沿途的食宿设施建设和管理，设立了亭传、传舍、馆舍、邸舍、谒舍、客舍、逆旅等。

秦汉时期的水上交通工具较以前也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船舶制造，形成了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舟船的生产规模和制造技术均有显著的发展。秦汉时期舟船的数量和种类迅速增多，有漕船、战船以及各种民用船只等不同类型。水上航行已采用了橹、帆和舵。《汉书·艺文志》中还记录了通过航船观星象、定方位的书籍有一百三四十卷，足见当时的航海知识已经较为丰富。

（一）帝王巡游封禅之旅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秦始皇在位时期巡狩天下，公元前220年至公元前210年出游5次。秦始皇沿袭周穆王“勒石王母之山，纪迹元圃之上”的摩崖传统，将其发展为“刻石”，即另外打凿坚硬平整的石面，在上面刻字，为自己纪功志游。《史记》记载的有泰山勒石、芝罘勒石、峄山勒石、琅琊勒石、会稽勒石、碣石勒石等。为了强化统治，威服海内，秦始皇曾到泰山举行封禅仪式，并留下五松亭的典故。《史记》记载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率领文武百官来到泰山脚下，召集齐鲁儒生博士70余人，讨论封禅大典的礼仪。“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草，恶伤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蕴稽，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细儒生。”秦始皇认为，儒生博士所说仪式过于简陋，于是斥退儒生博士，“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从阴道下，禅于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

在江南游太湖、杭州、绍兴、苏州、金陵等地；至今都流传了许多关于秦始皇巡游的种种传说：在虎丘，为得吴王阖闾的宝剑，他下令掘墓；在金陵，为截城市的王气，他把金陵改为秣陵；在洞庭湖，因湖水波涛汹涌险些翻船，他命令侍从上君山，把娥皇、女英两个神庙烧毁，并在山石上刻下“永封”二字。

汉武帝在位共巡幸30次。汉武帝在泰山立无字碑，比喻自己的功德无法用言语形容；在庐山，他祭祀庐山的山神匡俗，封其为大明公；传说他登嵩山时，忽闻山谷里传来“万岁”呼声，他认为这是山神的呼唤，下令将此山峰命名为“万岁峰”。汉武帝的封禅活动也声势浩大，《史记》记载了第一次封禅：“上议曰：‘古者先振兵释旅，然后封禅。’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馀万，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如。”“上念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殊，不经，难施行。天子至梁父，礼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荐绅，射牛行事。封太山下东方，如郊祠泰一之礼。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祕。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太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阴道。丙辰，禅太山下耻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江淮间一茅三脊为神藉。五色土益杂封。纵远方奇兽蜚禽及白雉诸物，颇以加礼。克牛犀象之属不用。皆至太山祭后土。封禅祠；其夜若有光，昼有白云起封中。”封禅礼仪结束后，汉武帝在泰山下东北古明堂遗址接受群臣朝贺，又下诏今后五年一修封，令诸侯在泰山下各修治官邸，以作为将来按古礼实行的“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的朝宿地。此后，汉武帝先后于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五次封禅泰山。(www.xing528.com)

秦汉诸帝以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后盾，数次大规模巡游，使秦汉旅游活动呈现出浩大的特点。帝王巡游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但是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统治，促进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发展交通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时，为巡游开发名山大川旅游资源成为中国古代旅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士人壮行之旅

秦汉时期的开拓进取、恢弘包容的文化精神也深刻地影响了普通士人的精神风貌及其行旅观念。

张骞，汉中（陕西城固）人。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历时20余载，行程数万里，“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历尽人世罕见之艰辛。打通中亚细亚与西汉的陆路通道，以亲身经历和实践，发现和考察了被匈奴中断和阻塞的丝绸之路，详细记载了丝绸之路的具体路线和行经地点，详细报告了中亚各国山川、地形、风土人情、物产等自然和社会情况。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使得汉族和西北边疆各族以及中国与亚欧人民的友好交往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陕西韩城市）龙门人。其父司马谈是汉朝专管文史星历的太史令，熟悉历史，通晓先秦诸子学术。司马迁10岁后随父亲到长安学习经史。20岁开始漫游江淮，为收集古代王侯将相历史传说、考察各地风俗民情文化资源。司马迁一生博览群书、壮行天下，漫游了全国的中原、西北、西南、东南和东北广大地区，足迹遍及今甘肃、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四川、湖南、江西、江苏、浙江、贵州、云南等多省。这些实地考察格致之旅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加深了他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印象和理解，同时开阔了他的胸襟和视野。司马迁漫游天下行程万里的壮游之旅，代表了当时士人在学术方面的锐意进取和开拓创新的精神，这也为他撰写《史记》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三）宦游与及时行乐的旅游意识

在两汉时期，士人为步入仕途建功立业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宦游。由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原因，游士宦达的成功率极低，多数人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些仕途失意者人生追求的层次也因此由高向低跌落，从努力实现人生的价值到满足于及时享乐。因此，宦游的性质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增添了较多的娱乐和消遣成分。宦游生活也促进了我国汉代文学的发展，如汉赋中的篇章，大多出自宦游者之手，影响了日后知识分子的生活范式。如西汉的枚乘在其《七发》中直接阐发了旅游修养身心的功用。文中假借吴客之口向楚太子陈述强身养性的七种“灵丹妙药”，有三种是“浮游观览”，且皆具“其乐忘死”的功效，如曲江观涛，既可以“澡概胸中，洒练五藏”，又能“分决狐疑，发皇耳目”。

南朝萧统从传世古诗中选十九首入《文选》，后世称《古诗十九首》。一些学者对《古诗十九首》的产生年代和创作者尚有争议，一般认为是东汉末年，但无论如何，诗歌保存了当时人的生命意识，并展现了古人追求舒心适意的精神生活。如“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又如《芙蓉池诗》曰：“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双渠相溉灌，嘉木绕通川。卑枝拂羽盖，修条摩苍天。惊风扶轮毂，飞鸟翔我前。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鲜！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