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旅游文化发展及旅游文化教程

近代时期指1840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中国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内忧外患交加，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前所未有的深刻的转型时期。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近代旅游文化也具有时代的烙印。从旅游形式来看，有师夷求强的出境之旅、壮游忧国的境内之旅、西学渗透的入境之旅，其中出境之旅又可分为文人士子的修学博闻之旅，政府官员的出使考察之旅和爱国志士的政治流亡之旅。从旅游主体来看，有文人士子、政府官员、政治家、驻外使节、商人、传教士、探险家等。从旅游客体来看，西方殖民者将公园引入中国，中外私人花园的建造亦颇具规模。建设了很多近代西方别墅，庐山、北戴河风景区的开发和建设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近代中国也给后人留下了众多闻名遐迩的历史遗迹，如苏州的太平天国忠王府、武昌的起义军政府旧址以及南京的中山陵等。从旅游介体来看，出现了中国人开办的第一个旅行社，中国旅行社的诞生则标志着中国近代旅游业的兴起。公路、铁路的建设，航线的开辟，汽车、火车、轮船和飞机等新式交通工具的出现，大大便利了人们的旅游旅行。新式旅馆、中西式饭店等新的旅游设施也开始在中国出现，并在20世纪初开始发生突破性的变化，于二三十年代臻于极盛，著名饭店有北京的北京饭店、六国饭店、西山饭店、中国饭店和上海的汇中饭店、维多利亚饭店、华懋饭店、国际饭店等。

（一）旅游主体意识的转化

20世纪初，较多中国知识分子游学国外。中国的众多青年学子学成回国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科技等领域的精英人物，在中西文化知识交流下极大影响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科学的发展。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先后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16年6月，在克利夫兰参加第二次国际关系讨论会，提出改革中国文学，同年11月，写出《文学改良刍议》，揭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徐志摩游学英国，写出名作《再别康桥》。艺术大师徐悲鸿留欧8年，将西洋绘画艺术引入中国。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宣传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的爱国革命之旅，如“新安旅行团”“湘黔滇旅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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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旅行团：淮安小学由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创办于1929年6月6日，陶行知兼任校长，后由汪达之接任。1933年秋，淮安小学挑选7名学生，组成“新安旅行团”到上海进行修学旅行，他们遵照陶行知“行事知之先，知是行之成”的教育思想，在沪参观学习50多天，增长了见识，拓宽了知识面。这一新创举获得中外舆论界一片赞誉，轰动了上海江苏教育界。1935年8月，淮安小学汪达之校长再次成立“新安旅行团”，14名学生抱着“即使讨饭，也要宣传抗日，卫国保家”的决心，以文艺宣传形式旅行各地，宣传抗日救国。他们在国民党沦陷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旅途艰辛，但得到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得到周恩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毅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和热情支持。1939年3月，淮安沦陷，新安学校停办，新安旅行团在宣传和旅行活动中迅速壮大，毛泽东同志还在1941年5月20日亲笔写信，鼓励他们“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皖南事变后，新安旅行团北上，进入敌后抗日根据地，随新四军，以后随解放军活动，直至1952年6月进驻上海。新安旅行团历时达18年之久，足迹遍及18个省、市、自治区，行程22500余千米，先后参加人数达六七万人。

湘黔滇旅行团：1937年“七七事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平津相继沦陷的情况下，先迁往湖南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上课仅仅一个学期，日军进逼长沙，“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迁往昆明。于是当时还在学校的875名学生志愿前往昆明就学。1938年2月，学校师生分两路搬迁，女学生、体弱师生及教职员家属乘火车至广州取道越南，由滇越铁路到蒙自入昆明。250多位体魄健康的师生组成了“湘黔滇旅行团”，徒步去昆明。闻一多、黄珏生等十余教师组成辅导团，黄珏生任“湘黔滇旅行团”指导委员会主席，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特派黄师岳中将担任旅行团团长，毛鸿等3名教官分别担任各中队队长。湘黔滇旅行团于1938年2月20日启程，边行边游，饱览沿途的壮丽山水，访问苗、彝等少数民族山寨，宣传抗日，了解风土人情，搜集民歌民谣。250多名师生经过68天的长途跋涉，步行1750千米，于4月28日胜利到达昆明，体察了祖国大西南人民的贫穷疾苦，深受磨炼。

（二）旅游介体专业化发展(www.xing528.com)

旅行社的诞生是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产物。20世纪初，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外国公司先后在中国的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开设旅行社。中国旅游业务均为少数洋商所垄断，如英国的通济隆、美国的运通、日本的国际观光局等，它们又多以西侨为服务对象。

1923年8月15日，陈光甫创办上海银行旅行部。这是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旅行机构，标志着中国近代旅游业的兴起。从此，中国旅游进入了由分散、个体化的传统旅游向有组织、团体型的近代旅游转化的新阶段。旅行部创立之初附设于上海银行国外部之下。1924年1月，迁至上海市四川路420号独立门户。5年之间，先后设立分部11处。1927年改名为“中国旅行社”。1928年1月，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第1号旅行业执照。1931—1937年，随着交通线的开辟，中国旅行社业务陆续增设的分社和办事处达45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旅行社几乎毁于一旦。1949年，陈光甫迁居香港，中国旅行社的重心随之迁移，专门办理从香港到内地的客运业务，并经营中国台湾地区、南洋一带和日本的旅行业务等，1953年宣布撤销。

（三）出现具有半殖民地时代特征的旅游客体

在被帝国主义列强辟为租界地不久，上海就建成近代意义上的第一座公园：黄浦滩公园。园址原为滩地，1864年，英国殖民者擅自填滩修筑公园，同年竣工开放，当时称“公家花园”。此园位于外白渡桥，故又称“外白渡桥公园”，另称“外滩公园”“大桥公园”“外国公园”。该园初建时仅允许外国人入园，门口设立标志有“华人和狗不得入内”的条文，令国人气愤，遂激起上海人民抗议斗争。英殖民主义者为缓和上海人民的激愤，在苏州河南岸涨滩营建公园，专供中国人游览，时称“新公园”，次年易名“华人公园”。1905年和1909年，又相继建造有“虹口公园”，即“虹口体育场”和“复兴公园”，曾经名为“法国公园”。1911年，辛亥革命后即修建开放的无锡城中公园，因完全为市民公众免费享用，被称为“公花园”。

随着西方的园林艺术和建筑风格的逐渐传入，近代中国的一些风景名胜区的开发与建设也因而具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特色。庐山是中国人文荟萃、风景秀丽的历史名山。千百年来，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吟诗作赋，热情讴歌这一大自然赋予的瑰宝。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1895年12月31日），英国传教士李德立通过《牯岭案十二条》，强行租借庐山长冲一带（今东谷一带）1029亩土地，取得了开发牯岭避暑地的特权。随后，美、法、俄等国传教士、商人也纷纷上山租地。同时，成立了以李德立为主席的董事会，制订《牯岭避暑地约法》和详细的规划方案，并由外国工程师和社会学家共同主持。他们大都依照本国生活方式和建筑风格建造别墅。1935年，牯岭有各种别墅、店铺、教堂、学校、图书馆、剧院、茅屋等建筑总计近2000栋。同年，国民政府正式收回牯岭英租借地。1937年，牯岭建有正街、西街、下街、后街、新路等街道，城镇的主体框架基本定型。

庐山最引人注目的人文景观是数百幢近代别墅所构成的别墅群。这些别墅因地制宜，或在幽谷之侧、或在溪涧之畔、或在峻岩之旁，千姿百态。这些建筑大都采用欧洲的山地别墅建筑样式，楼层不高，以一至两层居多，有的还布置有庭院。外墙由岩石砌成，并基本上保留了原本粗糙的岩石石面。这些别墅建筑广泛采用平面几何式屋顶，屋顶多以尖顶为主，尖顶又有正方形、六边形、八边形和圆锥形多种组合形式。庐山别墅群被称为“万国建筑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