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学与地理学的关系

地理学（geograph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它是描述和研究地球地貌、自然区划、人类生产区域组合和社会区域组合及其组成要素的空间科学。中国和希腊，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世界上兴起地理学最古老的国家。在中国，“地理”一词，首先出现于《易经》，而《尚书·禹贡》、《管子·地员》、《山海经》、《水经注》等历史著述，则被学术界列为世界地理学发展史中的早期重要文献。20世纪中叶以来，现代地理学的基本内容通常包括自然地理描述和人文地理描述两大部分。由于民族音乐学描述和研究的音乐对象（特别是其中的民间音乐类型），在留存和分布上总是依赖人类社会群体生活而表现为一定的自然空间区域范围，而且这些音乐事象又无时无刻不受赖以生存空间范围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民族音乐学势必会与地理学及其有关分支学科，在基础理论和方法论上发生相关的必然联系。

首先，地理学描述的不同范围和不同地貌的自然地理区划环境（自然地理学分支），常常是民族音乐学描述音乐种类分布，音乐风格、音乐文化类型的地理空间区划的依托。地理学所区划的地理位置，使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音乐事象，都有可能按照种属关系来进行空间方位确定，在有关民族的音乐志或音乐概述撰写中，都需要首先尽可能详细、准确地进行音乐种类分布及其传播的地理方位描述，接着撰者才可能继而导入有关音乐事象其他层面的描述和分析研究；并且音乐事象地理方位的准确划分，还能够显示出音乐的不同风格特征和不同文化类型，这就使得人们可以从地理方位和人文环境上，对不同音乐类型布局的音乐风格特征进行初始的区域性比较和区域化认知。

就此方面而论，对民族音乐学理论曾产生深刻影响的西方人类学历史地理学派，在早期相关研究和著述中就已充分注意到与此关联的事实。人类学历史地理学派奠基人弗朗兹·博厄斯在实地考察材料的综合分析基础上曾经指出：“原始音乐是依地区而异的，而各个地区之内的音乐都有其共同的基本特色”；“我们可以将音乐分为几大地区，音乐艺术是分地区向前发展的，各大音乐区域还可按地方特色进一步划分为小区，这种情况和装饰艺术相似。从现代欧洲的民间音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各国民族音乐的特色”^[26]。这是一种涉及艺术起源理论的典型的历史地理学观点。

中国的古代音乐文献，则早在两千年前就连续不断地注意到民间音乐风格的地理学分布事实，其中有关“十五国风”（《诗经》），“东音”、“南音”、“西音”、“秦音”和“北音”（《吕氏春秋》）；“吴歌”与“西声”（《魏书·乐志》）；“九部乐”和“十部乐”（《隋书·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北曲”与“南曲”（《南词引证》）；“秦声”、“赵曲”、“燕歌”、“吴歙”、“越唱”、“楚调”、“蜀音”和“蔡讴”（《方诸馆曲律》）等各种不同风格音乐的表述，也是这种音乐地理方位及其地域音乐风格区划的认识反映。至于中国近现代所见各种传统音乐留存，无论是民歌还是器乐，无论是说唱音乐还是戏曲音乐，都在分布和风格上鲜明地体现出地理方位各不相同的地域范围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中关于“民歌色彩区”划分的描述和研究^[27]，结合中国地理学某种区域划分认识和内容来安排中国民间音乐类型和种类的描述与研究^[28]，就属于此种地理方位音乐风格划分性质的研究课题。

其次，地理学所区划的不同地形地貌，使我们对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传统音乐事象，还可能从另一角度去进行空间地貌区划，从宏观划分角度来说，那就是被纳入海洋文化的沿海音乐，被纳入流域文化的河湖周边平原、河谷地区音乐以及纳入高原文化的山地音乐。就中国各民族民歌而言，据此即可能按全国自然地理空间地貌区划，划分为东南沿海民歌，黑龙江流域、松花江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环太湖流域诸平原、河谷民歌，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内蒙古和黄土高原诸高原民歌，天山山地民歌，中南丘陵民歌等。不同的空间地貌环境，常常使其依托的音乐及其相关文化，形成地域性差别，这也是人们已经普遍注意和感受到的事实。例如，中国大陆民族音乐学学者关于黄河流域民歌的考察研究、粤江流域各民族多声部民歌的考察研究，台湾学者吕炳川先生关于山地民族（大陆称之为“高山族”）音乐的考察研究等，就是这种注意力投射并付诸研究实践的成果。

再次，被地理学规划描述的各种自然地理资源，又使人们可能从另一新视野——自然地理资源角度去进行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有关音乐事象的区域划分，这样就可以考虑划分出以牧草资源为主要生计的游牧区音乐，以稻粟等作物为主要生计的农耕区音乐，以河、海鱼产为主要生计的渔业区音乐，以林木资源为主要生计的林业区音乐等等。不同国家或不同民族居住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资源，常常是造就不同音乐品种的物质条件基础，人们依据不同自然环境和资源，采用相应生产方式去进行开发，同时即创造出相应的音乐类型。例如，在民间生活中呈自然状态的各种劳动歌曲（林区号子、牧歌、秧歌、茶歌、田歌、猎歌、渔歌等），就是人们在自然地理资源基础上，采用某种生计或生产方式的相应音乐文化产品。甚至某些在民间音乐生活中普及的风俗性乐器，也都与自然地理资源有关，像芦笙、葫芦笙之类的竹管乐器在南方诸民族中盛传，以及竹鼓、木鼓、竹琴之类的乐器在东南亚诸民族中盛传，就属此类典型事例。鉴于此，一些民族音乐学家在研究这些民族民间音乐类型时，即自然地涉及相关自然地理环境、资源和相关民族群体的生活生产方式，在音乐行为和音乐风格的考察和研究中体现出了与地理学相结合的一些特色来。

同时，地理学所描述的自然环境，也是民族音乐学学者研究音乐事象兴衰存亡、演化发展、流播传承等课题需要关注的一部分不可忽视的内容。较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往往是形成开放社会经济环境的物质基础，而开放的社会经济环境，又会反作用于自然环境，使其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速度加快，手段也更加先进多样，这两者都同时影响和作用于此环境中的音乐事象，使之具有变化迅速的特点，并不断推动、加快某些音乐事象的发展和演变，导致某些音乐品种不能适应现状而逐渐衰退和消亡。与这一势态相对应的则是：较为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往往会形成封闭式的社会经济环境，而封闭式的社会经济环境，开发和利用自然物质资源的能力即相对薄弱，其手段也相对单调，传统音乐事象反而在这种地理环境中容易保存和得以延续。这种与经济地理学理论相关的音乐文化现象，在近年普遍展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工程和科研课题选项及实施中，亦开始得到更多管理部门和研究者的关注。(www.xing528.com)

此外，在生产力较低和科技落后的历史阶段和一些地区，地形因素也可能更多地发挥出限制音乐事象的输出和输入以及传播和吸收的作用：海洋、河流和陆路通道，常常可以疏导音乐事象朝着畅通的方位传播和顺道吸收外来的影响；而高山峻岭则可能成为音乐事象朝某一方位流播和吸收某方位外来影响的屏障。如前节所述“流域文化”中的同流域民歌，其相似性就是由河流通道便于传播、交流而造成的；而各个不同流域所属民歌相互之间的差异，则是这些流域之间的绵绵山脉形成难逾屏障使之传播交流受阻所造成的。《音地关系探微》^[29]一文，所举由于秦岭山地的阻碍，陕西南部汉中地区的音乐反而与四川盆地音乐相近的情况；《白族那马支系音乐及其文化构成透视》^[30]一文，所述云南西部白族那马支系的两支“那马”人和“勒墨”人（图10）因分别居于碧罗雪山两侧的怒江峡谷和澜沧江峡谷，因经济文化交流所限而形成迥异的音乐形式和风格的现状，就属于地形疏导和限制传统民间音乐文化传播交融和独特音乐风格形成的两项个案研究实例。

图10　白族那马人的“打歌”（1984）

当然，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也应当充分注意到：自然地理因素作用于音乐事象，必须要经过一个联系二者的“中介”环节来实现，没有这个“中介”环节的细致考察与研究，把地理自然环境作为唯一因素，必然会导致问题的简单化、片面性，从而使之落入“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陷阱。因为任何单方面的单纯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作用于音乐事象的见解，都不能提供更为“确切的知识，只是起启发的作用，它没有自己特有的、必须自己努力加以确定和描述的大量事实”，“没有自己的大量事实，就将永远具有寄生的特征”^[31]。这个至关重要并可能提供大量事实的“中介”环节，就是前面已有涉及的“人类的创造性活动”。音乐事象是人类活动的文化产物，人类“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32]。所以，现代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人类地理学、社会经济地理学将区域观点运用到人类活动方面的思路和方法，与现代民族音乐学区域性音乐文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也相当接近，它们同民族音乐学一样，都提倡自然地理和人类社会经济地理相结合的区域性实地考察，通过深入细致的实地考察和所获具体材料来说明和认证相关地区的“区域性”或“区域化”命题，因为只有这种综合性考察，注意复杂而多样的具体内容，才可能科学地描述和研究所涉及音乐对象客体的地域性或区域性特征。

综上所述，地理学强调的区域性、区域化观点，基于地点与地点、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别性以及和别的社会现象相互作用的核心观点，与民族音乐学开展区域音乐文化描述以及区域音乐文化比较研究时所采用的基本观点，也是相通和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