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颂遗民：杨盛、真山民、顾炎武等

第二节　称颂遗民

也许是同病相怜，刘声木十分关注历代的遗民，“苌楚斋随笔系列”中有大量的关于遗民事迹的记载。

刘声木直接称颂的遗民有杨盛、真山民、顾炎武、李傃、戴礼、黄锡鹏等，谢枋得、谢翱、王夫之、张其淦等在撰述介绍中亦有涉及。

杨盛(363—425)在东晋拜为镇南将军、仇池公，永初三年(422)封武都王，元嘉二年(425)卒，据史书载:盛闻晋亡，不改义熙年号，临卒时，诫其子玄说:“吾老矣，当终为晋臣，汝善事宋。”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亦提及此人，“宋之篡晋，义熙以后以甲子纪，而不奉宋之元朔，千古推陶公之高节。而武都王杨盛于晋之亡不改义熙年号……子之从违可与己而为变计哉?盛过矣。虽然，此非可以讹盛也。盛远在荒裔，虽受晋爵而不纯乎其为臣，进则不必为晋争存亡，退自有其不可亡之世守，则孤立而撄宋之怒，力不能敌，且以覆先人之宗社，固不可也。是以告其子以事宋而无贻危亡于后世，是亦一道也。”⁽⁶⁾王夫之后半截话语对杨亦褒亦贬，认为杨的“不改义熙年号”无法与陶渊明的高节匹配，主旨是从夷夏之辨层面立言的，但还是对他的节义有所肯定。到刘声木笔下则基本转为赞扬:“而不知同时有杨盛事，劲节高风，与靖节堪称一时瑜亮。其生平视依附草木之辈，真如蝼蚁之处于溷中，何其伟欤!”⁽⁷⁾

宋遗民真山民事迹业已不详，刘声木也对其生平资料作了相应的爬梳和整理，《蒲城县志》有载:“真山民，(真)德秀从孙，生宋季，入元不仕，埋名肥遁有箕颖风，所著《诗集》四卷……名字不传，仅以‘山民’为称。”接着他从清代吴之振《宋诗钞》、明代徐的《笔精》、《四库全书提要》等史料，对真山民的情况做了相应的补充与提示。⁽⁸⁾

明遗民顾炎武的遗民气节众所周知，刘声木在“苌楚斋随笔系列”中有8则涉及顾炎武，如《顾亭林母王氏殉明难》、《亭林遗书未尽刊》、《顾炎武异性》、《顾炎武勖甥语》、《顾炎武七家年谱》、《顾炎武遗佚撰述》、《顾炎武欲人同作遗民》、《顾炎武等谒陵》等文，其中《顾炎武等谒陵》将拜谒明陵的顾炎武、李天生、王山史与民初的梁节庵、林琴南、毓清臣等置放一起。从结尾处的长长案语可见刘声木对谒陵的态度:

历代以来，每当国家阳九百六之时，必至风俗颓坏，人心变幻，莫可救药。始至生民涂炭，流离颠沛，困苦备尝，无所控诉。乃天为众生示之警罚，非仅降祸福于一人一家已也，必至人心厌乱，天心始厌乱也。然礼义廉耻，必有人为之拨乱反正，上契天心，始克久安长治，然吾谓亭林先生等，即其人矣。⁽⁹⁾

虽然顾、李、王、梁、林、毓等人谒陵的虔诚和动机各异，但刘声木认为顾炎武等人的谒陵不仅是以人心挽救天心，而且是拨乱反正之举，足见刘声木对于谒陵的赞赏。

刘声木对于明代遗民奇女——史可法妾李傃——的描述颇为详细:李傃号空云，金陵人，父官都司，母则广陵名妓也。傃才貌双绝，年16，为史阁部道邻簉室。年25而遭国变，史忠正公殉难，傃誓不再适，出家为女道士。居扬州缑笙道院，自名其室曰空云主静轩。后入王屋山，不知所终。

与李傃史籍记载相关的材料是周同谷的《霜猿集》，丁祖荫的虞山丛刻本收有周同谷的《霜猿集》，附录有李傃的序言、野史氏跋等。李傃序言后亦附有碧簪子撰的《李空云女冠小传》，专门介绍李傃的生平事迹。1936年出版的《越风》半月刊第17期有金石寿的《记奇才李傃》短文，刘文、金文的内容与碧簪子作的小传基本吻合。

李傃的《霜猿集骈文序》共有四百余言，起首用《诗经》的《麦秀》、《黍离》，《楚辞》“游兮不归”的王孙，嵇中散(康)的《广陵散》，采菊东篱的陶渊明等因“故都之倾覆”而悲鸣不已的历代遗民典故，表达了她及周同谷明亡后的麦秀、黍离之悲悯，接着述其读《霜猿集》的感受，最后抒发其贞烈女子性情:(www.xing528.com)

傃深闺弱质，相府小星。际此天倾地陷，赤符无再验之期;遽尔家破人离，素镜绝重圆之照。楼名燕子，与燕俱栖;院锁梨花，比花还悴。

对于李傃的文学才情，刘声木有较高的评价:“(傃)工文学，其三十五岁时，撰《霜猿集骈文序》四百余言。虽篇幅稍狭，而吐属雅洁，颇有《樊南甲乙集》之遗，在妇人诚属难能可贵。”⁽¹⁰⁾刘声木将李傃的《霜猿集骈文序》比作李商隐自编稿《樊南甲乙集》，不仅是因其贴切、好对切事，更主要的是它有“屈、宋之遗响”，有忠君爱国之情。

明末的女性遗民李傃进入了刘声木的视野，同样，民初的女遗民戴礼亦受到刘声木的关注。

赵炳麟的《柏岩感旧诗话》有段关于戴礼情况的记载:“湘阴郭复初编修立山……清退政后，守志不仕。有浙江戴玉环女士礼，亦感世道之日非，尝为诗云:‘何处容身女仲连。’慕复初之为人，因章编修梫为媒介，嫁之。女士自撰联云:‘北阙挂冠，愿结丝萝钦令节;西山偕隐，终餐薇蕨相孤忠。’士林传为佳话。”⁽¹¹⁾戴礼以遗民身份出现在人们视野中。除《柏岩感旧诗话》外，记载最全的是陈衍，因戴礼为其弟子，陈衍曾为其母、兄分别撰有《戴母王孺人墓志铭》、《戴扬家传》，间涉戴礼情况。

戴礼(1880—1935)字圣仪，远游京师问学，先后受业于章一山(梫)太史、沈潜经史，著述颇丰，有仿刘向《列女传》体例而成的《清列女传》七卷、《大戴礼记集注》十三卷、《礼记通释》八十卷及《女小说》、杂文等。

戴、郭的婚姻以失败告终，陈衍批评说:“惜故见自封，不知公天下之理，拘于《白虎通》三纲之旧学，而不知其非圣人之言。年三十尚未适人，值前清革命，遂自命亡国遗民，必欲得一旧官僚而不事民国者而后嫁之，于是误适非人，终为所弃，亦大可悯矣。”⁽¹²⁾

刘声木在“女士戴礼撰述”条目中却反陈衍之意而表述:“女士生当光绪末造，尚知以女德为重，笃守三纲之说，明君臣之大意(义)，以殷顽自居，编辑女学各书，欲藉以挽回颓风败俗，立志固若凤凰之翔于千仞，而锦心绣口，亦属高莫与京，洵属有功名教，为巾帼中之完人。”并特意申辩“《石遗室诗话》所云，非所以毁之，实所以誉之也。义理须求千载之是非，不在一时之犬吠厖鸣”⁽¹³⁾。

黄锡鹏(字百我)，西藏昌都人，光绪癸巳(1893)举人，官度支部主事，辛亥后，弃假南归，著有《凰山樵隐诗钞》、《蜇庐文钞》，“诗集三卷以下，多黍离麦秀之音，文集中《重修宗谱序》，自言有采薇之志”。尤其是黄锡鹏在其撰述中自称“作故国遗民以没世，则至荣之幸也”，声言其“备员外郎署已逾八年，必无改操易节之理”。在其复友人信中，表示愿“以漆室女自处，誓不再嫁”，因而斥“王湘绮髦年改嫁，易哭庵徇利屈身。二公声名，俱一落千丈”⁽¹⁴⁾，表示对易节的王闿运、易顺鼎不满和愤慨。

也许是爱屋及乌，刘声木因遗民之思联想到了中国皇帝及欧洲各国皇帝、国王的命运，《五洲帝室多故》即是一例。宣统三年溥仪让帝之后的10年左右时间，欧洲各国同时多事，无数的皇帝下台流浪，如德意志皇帝、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失国后侨居荷兰;俄罗斯帝国皇帝尼古拉斯第二，失国后流至西伯利亚荒原，被鲍尔希维克(即布尔什维克)所杀;奥匈帝国加尔第一，失国后两次谋复辟失败，流于马德里抑郁而卒;希腊帝国国王康斯坦丁与其子乔治第四，均被逐而失位，康斯坦丁居瑞士;土耳其帝国国王、回教教主阿白杜尔米杰德阿芬地被国民押解出境，寓居瑞士。作者最后感慨说:“诚五大洲亘古之变局也。”⁽¹⁵⁾惋惜之中多有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