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对流动妇女群体婚姻质量进行了多元回归的解释，接下来我们同样对流动男性的婚姻质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进而对比流动男性和流动妇女婚姻质量影响因素的不同。
一、变量的处理与分布
（一） 自变量的分布
1.个人背景
调查所得数据，已婚流动男性年龄最小为21岁，最大为53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64年，略高于流动妇女。夫妻年龄差的平均值为2.3岁，略高于流动妇女夫妻，且流动男性丈夫大于妻子的占79.3%，其中大三岁以上的占22.3%。流动男性夫妻受教育年限差的平均值为0.62年，也略高于流动妇女。
2.婚恋意愿
所选用的已婚流动男性样本，择偶时注重对方物质条件、家庭背景以及社会关系等功利性因素的占76.3%，其中注重对方物质条件的占33.3%，略低于流动妇女。认识途径中，自己认识的占59%，略低于流动妇女，父母亲戚介绍的占21.6%，朋友同事介绍的占15.7%。而结婚目的中，同样进行因子分析后，分为功利性目的、传统性目的和现代性目的。与流动妇女相同，流动男性选择最多的也是现代性目的。
3.婚姻态度
流动男性样本中对傍大款、包二奶持反对态度的占75%，22%的流动男性认为可以理解，仅3%表示赞同，与流动妇女状况相似。对于婚外恋，78.9%的流动男性不赞成，19.5%的调查者认为可以理解。对于婚姻态度的调查显示，55.6%的流动男性认为“婚姻必须有爱，不能凑合着过”，略高于流动妇女的选答率。
4.婚育状况
可参照第四章。
5.流动经历与流动生活
打工时长、打工地区数以及工作收入第四章有所描述。关于结交当地朋友的数量，调查显示91%的流动男性和当地人交了朋友，高出流动妇女近13个百分点，交当地朋友的平均数量为10.4个，略低于流动妇女。对于住房，仅有13.7%的流动男性为购买或自建房，33.6%为单位集体宿舍，住房状况稍差于流动妇女。而关于孩子的居住情况，仅11.4%的流动男性的孩子和父母一起居住在打工地，远低于流动妇女的孩子。
6.性别角色与性别意识
据调查数据显示，流动男性的家庭地位46.8%较高，48.4%处于一般水平，仅4.8%较低，流动男性的家庭地位普遍高于流动妇女。对于家庭权力，21.8%的流动男性有时或经常感到不自由，53.8%的流动男性从来没感觉到缺少权力，可以说稍差于流动妇女，这与“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有关。流动男性夫妻的避孕措施，37.2%以女方为主，高于流动妇女家庭。而关于孩子的性别，流动男性家庭一孩中56.6%为男孩，二孩有53.1%为男孩，三孩中60%为男孩，这与流动妇女家庭孩次越高性别比越高的状况有所不同。
（二）因变量的处理
与流动妇女的分析相似，我们也将流动男性按照FFMQS框架的指标进行因子分析，简化为7个变量（见表6-9）。
表6-9 流动男性婚姻质 量变量的简化处理(www.xing528.com)
二、流动男性婚姻质量的多元回归分析
根据上述处理后的变量，建立流动男性婚姻质量的多元回归模型（见表6 -10）。
从回归模型来看，解释变量中对傍大款、包二奶的看法，当地朋友的数量，家庭地位以及家庭权力四个变量对婚姻质量各侧面的影响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其余变量均有对婚姻质量不同侧面的显著影响。七个模型的解释率，最高为互动状况，达到44.3%，最低为婚姻冲突模型，仅解释了13.1%的原因。
从各个模型来看，对互动状况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有年龄、择偶时注重的条件、传统性的结婚目的以及住房来源四个变量。其中住房来源为正向影响，即自己拥有住房的流动男性夫妻互动状况较好；其余三个变量均为反向影响，年龄较大、择偶时注重功利性的条件、有传统性结婚目的的流动男性夫妻互动状况较差。在性生活质量模型中，现代性的结婚目的、传统性的结婚目的、看重婚姻中的爱情因素、初育年龄以及避孕措施五个变量对其具有显著影响。现代性的结婚目的较强、传统性的结婚目的较弱、注重婚姻中的爱情因素以及初育年龄较大、避孕措施以女性为主的流动男性的性生活质量较高。性别平等模型中，受教育年限差、恋爱途径、现代性的结婚目的、初育年龄、孩子数量以及避孕措施的采取都对其有显著影响，通过自由恋爱、具有现代性的结婚目的的流动男性婚姻性别平等状况较好，而受教育年限差较大、初育年龄较大、孩子数量较多、避孕措施以女性为主的流动男性婚姻性别平等状况较差。在婚姻冲突模型中，仅有对婚外恋的看法和孩子性别对其影响显著，对婚外恋的赞成度越高，婚姻中的冲突越多，而第一个孩子为男孩的流动男性婚姻冲突较少。在婚姻关系的满意度模型中，受教育年限、夫妻年龄差、择偶时注重的条件、恋爱途径、对婚外恋的看法、初婚年龄、结婚年数以及孩子居住状况等都存在显著影响。受教育年限较长、夫妻年龄差较大、择偶时更注重功利性的条件、初婚年龄越大的流动男性对婚姻关系的满意度评价越低，而通过自由恋爱、对婚外恋的接纳度较高、结婚年数越长以及和孩子在一起居住的流动男性对婚姻关系的满意度评价较高。对婚姻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模型中，受教育年限、恋爱途径、功利性的结婚目的、初婚年龄、初育年龄、工作收入以及家务分工等变量都对其有显著影响。受教育年限越长、是自由恋爱、具有功利性的结婚目的、初婚年龄越小、初育年龄越大、工作收入越多、家务分工越公平的流动男性对婚姻生活的满意度评价越高。在对配偶的评价模型中，功利性的结婚目的、打工时长、打工地区数、工作收入、家务分工状况等几个变量对其有显著影响。具有功利性的结婚目的、工作收入越多、家务分工越公平的流动男性对配偶的满意度评价越高，而打工时间越长、打工地区数越多的流动男性对配偶的评价越低。
三、流动妇女与流动男性婚姻质量多元回归结果的比较
我们对流动妇女与流动男性的婚姻质量各自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后，接下来我们将二者加以比较，归纳以下几个特点：
1.受教育年限对流动妇女和流动男性婚姻质量的各侧面影响均存在方向的不一致性。对流动妇女性生活质量和对配偶的评价为负面影响，婚姻关系的满意度评价为正面影响，而对流动男性婚姻关系满意度为负面影响，婚姻生活的满意度为正面影响。总之，无论是流动妇女还是流动男性，受教育年限越长，个人各方面自身条件越好，对婚姻的期望也就越高，因而同等条件下，其婚姻质量的现实状况也许较好，但其婚姻质量的评价不一定高。
2.夫妻背景差异，包括年龄差和受教育年限差，对流动妇女和流动男性婚姻质量有着不同方向的影响。具体来说，夫妻的年龄和受教育差异对流动妇女的婚姻质量是正面的影响，丈夫比妻子的年龄越大，受教育年限越多，流动妇女的婚姻质量越高，而对于流动男性却恰恰相反，夫妻差异对其婚姻质量为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受传统的性别分工定轨模式的影响，丈夫与妻子的个人背景的梯度差距越大，越是符合传统模式的婚姻幸福的标准，但对于男性自身来说，也成为性别刻板印象的受害者，自身的婚姻质量特别是对婚姻的满意度并不高。
3.功利性的结婚目的以及对婚外恋的赞成度对流动男性的婚姻质量有正面影响，但对流动妇女的婚姻质量有负面影响。这也再一次说明了社会对两性的双重评判标准，一方面“富家子弟”就具备了“花花公子”的资本，但无论是富家小姐还是穷人家的女儿，都必须“格守妇道”。另一方面，女性注重功利性条件被称为傍大款，遭到社会的批判，而男性注重功利性条件则不被人们所关注。
4.择偶时注重功利性的条件对流动男性和流动妇女的婚姻质量都有负面影响，但注重婚姻中的爱情因素，对两者的婚姻质量都有正面影响。可见，幸福的婚姻必须建立在感情基础之上，功利性条件的掺入，也埋下了婚姻的隐患。
5.初婚年龄对流动妇女和流动男性的客观婚姻质量是正面影响，但对主观婚姻满意度评价为负面影响，这主要是由于对婚姻质量的不同期望所致。结婚年数对流动人口的婚姻质量为正面影响，孩子数量对其为负面影响，这分别是婚姻磨合和物质压力作用的结果。
6.流动经历对流动妇女婚姻质量的影响大于流动男性，打工时间越长，流动妇女婚姻质量越高，但流动男性婚姻质量越差，打工地区数越多，流动男性和流动妇女对配偶的满意度评价都越低，因而受到城市与农村双重文化模式的影响，文化震惊对流动人口的婚姻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住房来源与孩子居住有保障的流动人口婚姻质量都较高，也说明，流动人口基本生活条件的改善有利于其婚姻质量的提高。
7.性别角色与意识对流动妇女婚姻质量的影响大于流动男性，家务的公平对流动人口婚姻质量的影响为正向作用。避孕措施以女性为主对流动男性的性生活质量有正面影响，但对流动妇女的婚姻质量多方面都有反面影响。第一个孩子性别为男性无论对流动妇女还是对流动男性的婚姻质量都有正面影响，可见流动人口的男孩偏好依然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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