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艺术：数字媒体叙事研究的关系

一、技术与艺术

在字典中，技术与艺术的解释截然不同：技术是对科学的实际运用，这种应用使得某一种自然科学能够在经济或工业领域发挥作用，我们可以运用科学的知识来解决现实生活中很多实际的问题；而艺术是一种创造物，它通常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并对社会有益，它也是人类富于创造力的劳作之后产生的作品的总称，有时我们也用它来指代一种可以通过观察练习学会的高超技艺，例如“谈话的艺术”、“人际交往的艺术”等等。由此看来，技术与艺术应该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

但实际上，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科学与艺术从来都是不分家的。例如，亚里士多德既是哲学家，也是科学家，还是艺术家；文艺复兴时代的达·芬奇不但画出了举世闻名的《蒙娜丽莎》，还发明了潜水呼吸器械、悬挂式滑翔机、升降机、降落伞、嵌齿轮、传动装置以及军用坦克。再比如，从16世纪到19世纪，人们发明了许多不同种类的“透视器”，用以挑战各种透视角度的绘画和雕塑的创作，或用来教学生绘画、吸引画作的买家或者作为开发智力的玩具。16世纪的著名画家杜勒（Durer）就曾经说：“神智清明的人憎恨那些没有技术知识的人乱作画，纵使他们很用心和努力……没有学习几何就无法成为一位艺术家，这应该怪他们的指导者对于这种艺术的无知。”^[1]此论断足以证明当时人们都认为技术和艺术是浑然一体、相辅相成的。

而正如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在其《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当中所阐明的，科学技术与艺术的内在联系在长达几个世纪的过程中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17世纪，“技术”一词被用来描述对技艺、手工艺（arts）的系统研究，到了19世纪中期，才开始具有实用技艺（practice arts）之意；而“科学”最早被宽泛地用于指称包括艺术在内的任何知识，直到18世纪，其词义才缩减为仅指示事实、真理或理性的模式。^[2]这种词汇概念上的变化证明了从某一个时期开始，技术与艺术被完全分开考量，代表截然不同的事物，这个时期距今大概仅有两三百年，但是就在这短短的历史进程里，技术与艺术双方形成了水火不相容的态势。如周传基教授所言：“在产业革命初期的文艺作品里是不出现工业产品的；画家也拒绝以机器为对象；小说中的火车和工厂烟囱则是邪恶势力的象征。”^[3]这种偏见和歧视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很多从事纯绘画的艺术家看不起那些摆弄电子显示管装置的艺术家，对通过编写程序而形成的电脑图形更是嗤之以鼻；反之，科学家和技术工作者又极力推崇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于艺术家们的鄙视，他们也是极不服气。其实，笔者认为，技术，尤其是计算机和媒体技术，正毋庸置疑地影响着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任何反对和鄙视都不可能阻挡技术变革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艺术家不应该回避这一点；而科学家也应该明白，如果缺少了艺术家的帮助，那这些了不起的技术就只能留给军队、政府、商业机构和广告商贩去使用，它们也就失去了被提炼为人类精神养料的机会。

媒体理论或艺术理论都很少以技术的发明作为开端来进行讨论。就拿电影来说，在中国顶尖的电影教育机构北京电影学院，电影一直被当做一门集合了戏剧、绘画、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艺术来讲授，而只有少数一两位教授，例如周传基教授，始终坚称电影首先是作为一种记录机器而存在的，创作规律也应该是以该机器的特征为依托的。这种现象之所以普遍存在于各种媒体的理论和教育领域，或许是因为媒体和艺术理论家们常常被“技术决定论”的阴影所萦绕和笼罩，他们害怕物质技术（material technologies）本身会模糊焦点，从而干扰其专业的特殊性和理论地位，因此往往“从文化、艺术等语境中去消解技术的重要性”^[4]。而本章虽然以“技术决定论”开头，但最终的落脚点仍是探讨技术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数字语境下媒体技术与叙事艺术的关系。

（一）技术决定论

技术（technology）一词在英文中词根为“techne”，在艺术以及与艺术相关的领域中主要是指一种“关于如何制作（making and doing）的知识”，后来逐渐演变成一个用来描述实用技艺的专门词汇。这种词汇角色的转变发生在几个世纪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过程中，它从某个层面说明了新的机械、物质和产品是如何渐渐被发现或发明出来的。而且，科技逐渐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强大、重要和自主的作用，甚至带动了文化的转变，正如美国技术哲学家兰登·温纳在他的著作《自主的技术》中所说：“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又构建了整个社会……技术变革甚至是社会变革的唯一重要源泉。”^[5]这也成为对所谓“技术决定论”的最好解释。

“技术决定论”并不是非常严谨的，它所涉及的现实状况和学术观点非常宽泛，和其他所有的“决定论”（如道德决定论、逻辑决定论等等）一样，它也存在强弱两种版本：“强技术决定论”把技术看做是一种完全独立于社会约束的自主力量，它极端地认为是特定的技术驱动了历史进程的发展，并且构建了人类社会中的各种关系；而“弱技术决定论”则认为“新发明仅仅是打开了一扇门，它没有强迫人进去，特定技术的存在仅仅是为特定社会的变化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的授权因素或促进因素”。^[6]

然而，当我们在讨论“技术与艺术的结合”这样的议题时，“硬观点”与“软观点”之间的区分似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技术决定一切”的论调显而易见占据了主导地位。例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对视觉艺术的探索中，“技术”因素就一直如影随形。其中，欧普艺术[光学艺术（Optical Art）]就是西方科学技术革命催生出来的产物。艺术家[尤其是奠基人维克托·瓦萨雷里（Victor Vasarely） ]通过对光学现象、光谱构成以及人眼观看光现象所产生的视像幻觉进行研究，开始用几何图形与精确校正的色彩来描绘光的各种效应。图2. 1正是瓦萨雷里利用线条和色彩的有机搭配来模拟人眼对光产生的错觉的作品；再比如极少主义艺术，其突出特征就是以工业方式生产艺术品，追求数学的精确性。在20世纪60年代工业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方式取代大自然和古典人文传统，成为艺术家和设计师的重要创作源泉。极少主义雕塑家多选用非天然的工业材料，比如不锈钢、电镀铝、玻璃等作为其创作的原材料；在创作手段上又极为崇尚机械加工过程，刻意追求画面或雕塑表面的光滑平整。这也是追求无内涵、无先例材料运用的自然延伸，祛除人为的痕迹，体现工业化生产的特点。

图2.1　Vonal-Stri维克托·瓦萨雷里1975（来源：http://www.op-art.co.uk/victor-vasarely/）

由此可见，在艺术的生产过程中，技术因素是极为重要的。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艺术的技术因素可以说是艺术生产的生产力，它具有着改变艺术的形式功能；技术的更新对艺术生产也是有着革命意义的，所以他强调——技术的更新应该受到重视。”^[7]从某种层面上来看，“技术决定一切”的论调在现代艺术创作的实践过程中也的确是可以成立的。

（二）技术与艺术的关系

较早以文献方式对技术与艺术的关系进行总结的是斯图亚特·克兰兹（Stewart Kranz），他在1974年出版的《艺术中的科学与技术》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词组——科学/艺术（science/art），有趣的是，作者选择斜杠代替了科学和艺术之间的连接词，意图预想一种科学与艺术完全融合的理想状态。克兰兹认为，从本质上说，科技与艺术从最原始的时期开始就是一个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8]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得到答案。早在遥远的史前时代，人类就开始利用大自然所提供的各种可能创造和发展技术，例如最原始的颜料和各种石器工具等，而这些物质材料又被进一步地用来创造当代人所认知的艺术。那些艺术形式虽然简单，却将当时人们对外部世界的奇思妙想清晰地表达了出来。

生活在公元前15000年的克罗麦昂人（Cro-Magnon）和他们的艺术就是最好的代表。1868年，法国克罗麦昂村发现一些原始人的遗址，这些原始人便被称为克罗麦昂人，他们被认为是现代白种人的祖先。克罗麦昂人脑容量大，与现代人极为接近。凭借原始的人类智慧，克罗麦昂人制作的石器颇为精细，有不少角器和骨器，以及矛状的复合工具等。其艺术品也相当丰富，其中的裸女雕像，更是成为母系社会的标志；而他们在法西南拉斯科岩洞（Lascaux Cave）所作的壁画，标志着艺术最初诞生时的形态。这些壁画的主要题材是动物，有野牛、马、鹿，也有人像，其中表现最精彩的是野牛和鹿。在世界的另一边，曾经在卡卡杜（Kakadu）地区生活了数千年的澳大利亚土著人（Gagudju），也用他们的岩洞壁画向两万年后的我们展示了其丰富的生活与内心世界。这些壁画的特征是以细线条勾画出人和动物的骨骼。壁画内容反映出当地加古族人先民的生活、生产方式以及某些野兽、飞禽的图像，其中一部分内容与原始图腾信仰、宗教礼仪有关。也有一些现代人无法理解的抽象图案，如：头常呈倒三角形、耳朵呈方形、身躯及四肢特别细长并常可见到多头臂的人体图形。壁画中的人多处于一种舞蹈姿态或曲身、跳跃、劲舞的姿势，可看出先民们热情奔放、能歌善舞而又极富幻想。加古族人相信，这些画作使得澳大利亚土著神话中的开天辟地时期（dreamtime）得以存活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他们将人与自然和谐存在的画面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艺术发展的同时，支撑这些艺术形式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是创作工具和物质材料的变化，也就是技术的创新。从打磨过的石具到中国传统毛笔和西方鹅毛笔再到今天的铅笔钢笔，从龟甲、竹片到今天的纸张，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工具和材质的发展变化其实并不大，我们的祖先一直用最简单的方式在各种岩壁画、凿刻和雕塑中传承着他们对自然的理解。(www.xing528.com)

工具制造的突飞猛进发生在公元1000～1750年的前科技时代。马蹄铁的发明、木制工具的使用以及水电厂的普及都为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和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始于14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以及大学的出现都证明了这一点。1348年，一种当时被称为“黑死病”的瘟疫流行病开始在欧洲各地扩散。该病从中国沿着商队贸易路线传到中东，然后由船舶带到欧洲。因黑死病死去的人极多，以致劳动力奇缺。整个整个的村庄被废弃，农田荒芜，粮食生产下降。紧随着黑死病而来的，便是欧洲许多地区发生的饥荒。在欧洲，黑死病猖獗了3个世纪，夺去了2500万余人的生命，据统计，这个死亡数字占了当时欧洲人口数的1/3。正是在这个黑暗的死亡年代，当科学和政治对瘟疫束手无策的时候，宗教和艺术成了人们的精神寄托。在死亡频发的状况下，人们开始自觉地意识到自身生命的存在。而在这之前的中世纪，人的生命是不被重视的。那时，人不过是上帝无足轻重的奴隶。但是，当死亡威胁着人类时，一种新的精神觉醒了，新的思潮和艺术复兴也在黑暗中酝酿发生。首先发生在意大利的可怕瘟疫要求人们必须重视现世的幸福和个体生命的存活。意大利作为苦难的首发地也同时成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一大批推崇“人文主义”的思想家、历史学家相继出现。彼特拉克、古腾堡、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提香、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这些光芒四射的天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人物，也成为后世现代文明的举灯人和真正的英雄。文艺复兴时期，在自然科学、哲学、美术、戏剧、文学等多个领域中，很多代表人物都是身兼数职的，雕塑家同时是哲学家，画家同时又是科学家。尊重科学是这一时期各个领域代表人物的最大特征，也使技术与艺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完美结合。列奥纳多·达·芬奇就是这方面的最好例证，他不但是个大画家，同样还是一位数学家、音乐家、发明家、解剖学家、雕塑家、物理学家和机械工程师。他因自己高超的绘画技巧而闻名于世，还设计了许多在当时无法实现，但是却现身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总的来说，达·芬奇推动了建筑学、解剖学和天文学的发展。他著名的人体比例（《维特鲁威人》）就表现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与科学结合的特色。

另一个可以说明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与科学完美结合的，是在各种艺术作品中被大大推崇的透视画法。在这一时期的绘画中，画家充分地利用透视学创造真实的物景。比如，在中世纪绘画中，赞助人（或称为“凡人”）的尺寸一定比圣人小，就像在中国古代绘画中，帝王像一定大于宦官。但在文艺复兴绘画中，情况正好相反，只要赞助人离观者的视点近，其在画中的尺寸必定大于圣人。画家以透视原理而非表现题材来处理人物的比例关系。他们依据定点透视，把整个场面安排在统一的空间之内，让我们感觉仿佛可以真实地走入这个空间。在文艺复兴期间，透视学一直是艺术家关注的重要课题。有的画家甚至专注于对透视学进行理论阐述，不仅撰写绘画透视学专著，而且还会撰写纯数学的著作。

在前科技时代，人类的经济活动主要关注水和风怎样给人类带来最大的便利、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比如如何通过水路来运送货物以及在什么样的地形条件下修筑河道比较合适等等。结果，人类通常就会在那些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定居下来，从而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地区。在随后的旧科技时代，对煤和铁的开采利用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煤和铁是不可再生资源，掠夺性的采矿带来了很多生态问题，长途探险队的勘探和大规模大面积的开采，对自然环境造成了最野蛮的破坏甚至摧毁，同时也造成国家、地区之间对能源的争斗问题。

旧科技时代以量化、机械化以及最终的工业化为特征。这个时期的重工业与采矿业紧密联系在一起。蒸汽这一新能源的使用使工业中心由艺人和手工业者的店铺转移到了重工业的工厂，因此产生了新阶层和权力精英人物。在旧科技时代里，人类的生活开始围绕机器来运转，不可避免地，垄断与独裁也渐渐成为社会现实。

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推动社会进步的科学家，如发明和改良蒸汽机的瓦特、对电磁效应作出突出贡献的吉尔伯特、创立“经典力学”的牛顿、完善电磁波理论的麦斯韦尔，还有吉布斯、法拉第和达尔文等。

科技的革命和发展是近代艺术的催化剂，也是现代美术的催生剂。蒸汽机出现后，手和脚的力量增强了十万、百万倍。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观察和思考，不用专注于人类生存的苦难，他们将目光投向了阳光。于是，注重表现光线变化的印象派撑起了这一时期艺术领域的天空，不同阳光照射下的雾气、烟尘以及各种环境中的色彩成为画家们追逐的目标。莫奈、西斯莱、毕沙罗和凡·高成为此时最有名的画家。

当历史移步到新科技时代（1900～1950），电力的广泛运用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另外，这个时期的科学技术发展还呈现出专业化的趋势，无论是物理、化学还是数学，每一个领域的知识都被细化，不同的人专攻不同的部分。同时，工程技师成为一种与众不同的职业，他们将科学发现与实际应用联系在一起。大学里也开设了专门的课程来训练和培养工程师。

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也为新的艺术形式的诞生提供了可能。机械和化学的进步使摄影变得更为方便，相机越来越便于携带，胶片越来越清晰，摄影师可以将相机带到任意的地方拍摄；相片能保存得更久，颜色效果更丰富。随着照相机逐渐成为艺术的载体，摄影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开始对绘画产生威胁，画家们开始担心摄影的发展会最终宣布绘画的灭亡。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任何一种新媒介形式的出现都无疑会造成旧有形式的恐慌，但新的并不会取代旧的，反而会刺激其进一步发展。摄影对绘画的影响正是如此。尽管摄影在发明初期遭到了画家的排斥，但他们都乐于把照片作为绘画的样片。随着摄影的发展，画家们从摄影中吸收了诸如高低视点的运用、大胆的剪裁、广角透视效果等新的视觉元素，使得现实主义在绘画中得到更进一步的发挥。而超现实主义画家们则试图在逼真再现客观世界方面超越摄影。相对地，绘画对摄影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例如印象派摄影就是从印象派绘画中得到了灵感。最早接受印象派观念的实际是英国自然主义摄影家埃默森。埃默森当时提出的焦点摄影理论，曾认为人的视觉边界是不明确的，中间部分清晰，边缘部分模糊。为了使照相机达到人类视觉再现的效果，他劝告摄影同行不必使影像都达到最清晰的程度，仅仅清晰地展现景物的部分完整细节，就能获得更自然的效果。不仅如此，后来的印象派摄影师还用画笔、铅笔、橡皮在照片画面上加工，特意改变其原有的明暗变化，追求“绘画”的效果。因此，印象派摄影也被称作绘画主义摄影的一个分支。

摄影作为当时的一种新兴技术，为人类的艺术表现提供了另一种表达途径，鼓励艺术家们创造出更新更丰富的艺术风格。短短几十年间（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超现实主义摄影、肖像摄影、时尚摄影等越来越多的风格流派陆续出现，摄影也逐渐奠定了自己作为艺术形式存在的地位。

在新科技时代，另一种迅速发展的艺术形式是电影。1873年，爱德华·麦布里奇（Eadweard Muybridge）拍摄了一套马从慢跑至飞奔的微型立体幻影；1877-1879年间，他又将马在奔跑中的连续照片翻制成回转式画筒的长条尺寸，并将之搬到“幻灯镜”上演出，从此，活动影像的诞生就为未来电影艺术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接踵而来的电子科技时代是广播、电话通讯信息化及科学计算迅猛发展的时代，始于20世纪40年代，以控制论、信息理论、半导体装置、计算机等作为科技领域的发展标志。

在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的领导下，芝加哥大学于1942年12月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利用浓缩铀和重水的可控核裂变链式反应堆，首次实现了可控的核裂变链式反应。这一成就为美国成功研制原子弹奠定了基础。接着，艾克特（J. Presper Eckert）和莫齐利（John Mauchly）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摩尔学院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电子计算机——电子数字积分计算器（ENIAC）。1947年12月23日，肖克莱（William B. Shockley）等人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制成了第一个具有放大作用的锗晶体管，为微电子产业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电影专业学校的建立，电影产业蓬勃发展起来。除电影外，这个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广播电视的普及，大众媒介的艺术传播方式此时完全突破了剧院舞台和绘画，进入电子科技的时代。

广播电视的普及和流行对电影业构成了严峻挑战。由于人们对这种新鲜的信息工具大感兴趣，一时间观看电视节目蔚然成风，这就造成电影观众人次的急剧下降。尽管当时的电视技术只能提供质量很差的画面，人们仍宁愿在家里看电视里重播的旧片。电视新鲜，免费观赏，还能节省外出开支和体力消耗等，对中老年人来说完全足以弥补早期电视技术造成的观赏缺陷。但从积极方面来看，这种威胁同时也刺激电影从业者想方设法将观众重新拉入影院，无形中促成了很多优秀电影作品的诞生。在与电视机构一番争斗之后电影机构最终与其握手言和，并开始投入到电视节目的创作中来。以美国为例，1949年12月28日，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宣布投入制作电视节目，随后10年间，各大电影公司纷纷效法，电视的制作水准和样式也就随这些专业人士的介入而逐渐提高和丰富起来。

从以上对史前时代、前科技时代、旧科技时代、新科技时代以及电子科技时代技术与艺术发展历史的回溯，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技术与艺术共存共荣、相生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