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战后日本的第一次“流通革命”与日本流通体制的重大变革
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摆脱了战后国内经济衰落、萧条的困境，开始步入了高速增长的轨道，日本国民经济全面地转向了以实现经济现代化、赶超欧美为目标的战略方向。大批量生产体制的确立和国民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巨大变化，要求流通机构具有大量、快速流通的功能。然而在现实中，以小规模性、前近代性为特征的流通部门却呈现出发展缓慢迟滞的状态，使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都面临如何适应大规模生产和大量消费问题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以厂商的流通系列化和大型零售店的发展等为主要内容的流通变革，这场流通变革的目标是促进流通的合理化和现代化发展。这次变革，在日文文献上被称为战后日本的第一次“流通革命”[1]。那么，第一次“流通革命”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以及变革的意义是什么?战后日本流通体制的基本特征有哪些?日本政府为了推进流通现代化推行了哪些有效的政策?弄清这些问题，将给我国流通变革和流通现代化政策的制定带来有益的启示。
第一节 第一次“流通革命”产生背景和环境条件
流通领域的深刻变革是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生产与消费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市场运行机制的客观要求。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是战后日本经济史上的高速增长期，这一时期社会经济领域的许多层面都对流通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和冲击，成为日本发生战后第一次“流通革命”的直接诱因。
一、“流通革命”产生的社会经济环境
(一)步入经济高速增长阶段
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全面复苏，日本经济企划厅在1956年度的《经济白皮书》中指出:“现在已经不是‘战后’了。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局面。在恢复中求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今后的发展要靠实现现代化。”这标志着日本经济开始进入了一个赶超欧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新阶段。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在20世纪50年代为9.1%，到20世纪60年代达到了11.3%。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还要快，1970年比1950年增长了15倍，20年间平均增长速度为15.2%。[2]电子工业、汽车工业、塑料工业等新兴工业部门的实力也是急速提升。
经济的高速发展，一方面为流通部门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另一方面也使流通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同步性更加明显。20世纪60年代初，流通部门仍与农业、中小工业并称为劳动生产率最低的三个部门。流通部门被视为日本经济二重结构的底边部门，必须改变其低生产率的落后状况，以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二)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发展
经济发展和繁荣，政治局势的稳定，也导致了人口的大量增加，1948年，日本的人口为8000多万，1967年突破了1亿，到1970年达到了1.037亿，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达到了280人。至此，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人口密度较大的国家。[3]一方面，日本人口剧增;另一方面，人口迅速向城市集中，向都市圈聚集。从1950～1970年，约4000万人由农村迁移到城市。尤其在1965 ～1975年10年间，日本人口约半数集中到了三大都市圈内。[4]随着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形成了大量消费的聚集地。都市化、郊外化的发展，大都市圈周边部分和地方中心城市的通勤型职业者的出现，以及新的人口聚集与新的住宅地的出现，给流通企业的店铺立地带来了机会。
(三)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二战后初期，日本就业机会出现过匮乏的局面，但是20世纪60年代，工业发展的关联作用使劳动力市场总体上出现了求大于供的局面。从理论上讲，“有效求人倍率”是反映日本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一个统计指标。“有效求人倍率”是指一定时期劳动力有效需求量与有效供给量的比率。20世纪60～70年代中期，在1961～1962年、1967～1974年等十个年份，这一比率都超过了1，最高的1973年达到了1.76。[5]
中小企业对年轻人的录用随着经济的增长越来越难，这一倾向对中小企业居多的批发业及零售商店的影响最大，这也是导致流通革命的原因之一。
二、社会经济系统环境:生产革命与消费革命
社会经济系统的构成可以看成是由生产、消费与流通三大系统构成。若把生产者和消费者看成是支撑经济运行的两大支柱，那么，连接两者之间的便是流通部门。因此，生产部门和消费市场的变化是流通变革的最直接的影响因素。
(一)生产革命——大批量生产体制的形成
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扩大生产和提高效率是政府和企业优先考虑的问题和战略出发点，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从总体上看是生产主导型经济，企业一直把如何提高生产技术，实现大批量化生产的“规模经济”作为重要的课题。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消费资料的许多领域确立了标准化、规格化的大批量生产体制。到了20世纪60年代，与制造企业利用机器自动化的力量实现了现代化的大批量生产相比，销售方面无论形式上还是思想上都处于停滞状态，生产部门与流通部门现代化的“跛行性”是非常显著的。
林周二在其1962年出版的《流通革命》一书中，深刻地揭示了当时流通领域的滞后性。他以房子作比喻来说明生产部门与流通、路径部门的关系状况，把生产部门比作“房间”，把流通部门、路径部门比喻成“走廊”、“楼梯”及“平台”等连接房间与房间的部分。日本传统的房子走廊部分很小，房间与房间是直接相连的，当房间数增加，居住者也增加时，传统房子的格局就不能有效地发挥居住功能。林周二将当时日本经济的状况比喻为只注重增建房间数(即只抓生产)，却舍不得为走廊和休息室腾出面积(基础设施和流通企业)。林周二还指出，近几年相对于生产状况来说，路径状况是日本经济的“瓶颈”，因此有必要完善流通基础设施与对流通企业进行变革。[6]
(二)消费革命
在生产快速发展的带动下，日本居民收入水平不断增加，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进入了“大量消费时代”。居民消费出现了两次大的热潮，第一次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20世纪60年代中期，主要标志是黑白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被称为“三种神器”)的迅速普及;第二次消费热潮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购买个人小汽车为特征。消费者不断购买新产品、耐用消费品，表现出“因为邻家要买了我家也要买”的横向的同质需求的特征，使“大众消费社会”得以诞生。在1960年的《经济白皮书》中，日本政府称这一现象为“消费革命”。那么，消费革命对流通变革的主要影响有哪些呢?
1.市场需求发展
生产发展为农村人口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带来了劳动者收入的增加。日本的名义工资水平(固定职工月均现金工资额) 1948年是5342日元，到1955年则增加为18343日元。从1950～ 1955年，日本的名义工资水平年平均增长率为10.6%，1955～1960年为8.6%，1960～1965年为10.1%，1965～1970年为14.0%。可见，日本的工资水平一直是稳步提高的。收入增加，消费者购买力、购买欲望增强，兴趣与爱好趋向西方化。以实现物质富裕的生活为目标，消费者的价值观念发生改变，消费需求不断上升，为商品流通的发展与变革提高了市场需求。
2.中间消费阶层增加，促进零售业态发展
认为自己属于“中流”的人数越来越多，根据日本总理府的舆论调查，1958年，有37%的人认为自己是“中流”阶层，加上认为自己属于中上、中下阶层的人，这个比例达到了73%。到1961年，认为自己属于中间阶层的人占到了41%，加上自认为是中上、中下阶层的人，这个比例则达到了87%。
在大众消费市场上，消费主体是中间消费阶层，他们购买能力虽然大幅提高，但是却特别关注价格因素，而摆脱了“廉价”形象，以上流阶层为目标市场的百货店，根本无法满足这一阶层的欲望和需求。这一真空地带为新兴零售业态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间。超市正是以中间消费阶层为目标市场而开展经营并因此获得成功的。
3.信息传递工具发展，刺激了消费
1955年，日本电视机和电冰箱的普及率不足1%。到1962 年2月，日本耐用消费资料的普及率为:城市家庭电视机为79.4%、洗衣机为54.1%、电冰箱为28.0%;在农村家庭，电视机的普及率为48.9%、洗衣机为22.9%、电冰箱为4.8%。电视机普及以后，有关消费品的信息通过电视得以直观送达消费者家中，逼真的画面强烈地吸引了最终消费者，从而进一步诱导了消费。
生产革命与消费革命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正如日本《1963年度国民生活白皮书》中所描述的(见图3－1)，生产与消费领域的变革，必然导致作为两者媒介和桥梁作用的流通机构的变革。
图3－1 生产与消费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三、“流通革命”的社会制度环境
日本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由“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市场经济成为现代日本经济制度的核心，为流通机构变革创造了制度条件。日本作为后发展国家，要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目标，也离不开政府有力的行政干预和政策支持，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因此，日本战后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也有学者称日本是政府计划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当时，政府对流通经济领域干预程度、深度要强于欧美国家，流通行政成为流通发展的重要规定因素。
流通行政就是国家、地方自治体(地方政府)等行政机关，以实现有秩序的流通为目的而对流通部门和流通活动进行行政干预和介入。这种行政作用的基础是计划引导和流通政策。
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流通政策之一，作为竞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禁止垄断法》，是1947年在美国占领军的旨意下制定的，其目的是防止私人垄断和不公正交易等，促进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不公正交易是指有可能妨碍公平竞争，使行业竞争秩序遭到破坏的行为。经过日本政府1949～1953年的三次修改，《禁止垄断法》变成了日本式“禁止私人垄断”的法律，即相对支持集中和组织的大规模化发展。但是，这个法律在维护市场流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大型店规制政策是具有代表性的流通政策。1947年，日本政府在制定《禁止垄断法》的同时，废止了1937年制定的《百货店法》，使日本开始了自由的市场流通系统的建设，大型百货店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当百货店的发展威胁到中小零售企业的利益时，日本政府又对百货店加以限制，1956年再次制定了《百货店法》。新《百货店法》把营业面积在1500平方米以上的(政令指定都市3000平方米以上)大规模百货店加以规制，以企业为规制单位，实行许可制。超市等大规模零售店通过分割法人形式规避新《百货店法》对营业面积的规定，迅速发展起来。
对流通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也是流通政策的重要内容。1959年，日本政府又制定了《零售业调整特别措施法》，以限制对中小零售店形成压力的组织和行为，如对生产直销、购买会、农协、生活合作联合体、零售市场等都加以限制。这一措施保护了中小零售业者的利益，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零售机构的现代化发展。
此外，日本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紧急对策，制定或修改一些法令，如《物价统制令》、《农产品价格稳定法》、《商品交易所法》、《粮食管理法》等一系列规制法，以规范市场和稳定物价。
日本战后初期流通政策的重心是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保护、鼓励发展中小商业企业，避免过度竞争。日本政府充分认识到流通经济发展缓慢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1960～1973年前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的流通政策以提高流通的效率性为中心目标，以流通现代化和物流合理化为中心课题，从以保护中小商业者为主要目标转向以谋求流通业的合理化、近代化为主要目标。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流通现代化政策，推进了流通机构的现代化。
另外，在政府“生产第一主义”政策思想的指导下，日本生产企业中的大型垄断集团不断成长，产业资本实力增强，产业资本家中的垄断势力有实力对流通渠道进行支配。
四、“流通革命”是战后日本流通部门发展的客观要求
战后初期，流通业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足够重视，流通部门经营体制相对较弱，合理化进展迟滞，成为妨碍提高流通企业经济水平的主要因素。当时，日本流通体制的微观层面的基本特征表现为:①零售业的零细性，即在零售业中，除百货店和一部分专门店外，以家族式的、小而分散的中小商店占绝大多数，没有形成合理的结构和有效的竞争体系。②批发的多阶段性，即商品的流通渠道长、中间环节多、复杂迂回性强。在批发业中，除一部分有实力的批发业外，几乎所有的批发业都是商圈狭窄的中小规模的二三次批发企业。③批发商主导型流通渠道体制的存在。批发商主导型的流通体制是指大型批发商处于生产与销售的中间环节，发挥着调节生产与零售的作用，对价格具有支配力。从德川时代(1600～1868年)起，日本就确立了以批发商为主导的流通体制占主导地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没发生改变。
总之，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零售业的经济地位仍然非常脆弱，流通企业规模总体上较小。与生产部门相比，流通部门表现出发展迟缓、现代化程度滞后等特性。这样的特性不仅制约了流通相关企业的发展，也成为阻碍所有产业前行、消费大众的福利增进的最重要的制约因素。
商品生产、消费以及联结两者的流通部门呈“哑铃”状态，打破这种“瓶颈”状态，就需要一场“流通革命”，以建立起使大量商品流通成为可能的流通系统。在日本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时代，要求流通机构具有大量、快速流通的功能或作用。然而，流通系统却不能马上适应生产发展的步伐，原有的流通机构没有充分的经营资源(包括资金、设备、人才、经营方式和经营能力等)来满足生产厂商大规模销售的要求，也无法充分承担起为生产者销售商品的职能。不论是批发商还是零售商，几乎都无法能承担数量上不断增加的商品流通，使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都面临着如何适应大规模生产和大量消费的问题。流通机构要适应社会发展，就需要变革求新。于是，垄断生产厂商凭借自身力量建立大量流通渠道的流通革新开始了。与此同时，在渠道的另一端，作为现代零售业态的超市的出现，引发了零售革命。[7]于是，战后日本的第一次“流通革命”开始了。
第二节 第一次“流通革命”的基本内容
日本的第一次“流通革命”主要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中期(也有学者认为是20世纪60～80年代，如明治大学的上原征彦教授)。超市(超级市场)是这次“流通革命”的急先锋和主力军，流通渠道和其他流通机构也发生了深刻变革。“流通革命”使流通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
一、零售革命:零售领域的重大革新
(一)超级市场的兴起与发展
超市，顾名思义是规模巨大、商品繁多的大型购物场所。超市最早出现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的迈克尔·库连在纽约首创了世界上第一家超级市场，其后超市在美国迅速发展，并逐渐扩展至欧洲乃至全球。超市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零售业态的第二次革命，兼容了前一次业态革命的大量销售的优势，[8]再加上开架自选、品种齐全、低价格、货款一次结清等方面的革新，将零售业推向了标准化作业和规模化发展的道路。
1.日本超市的初创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9]
日本第一家超市一般是指1953年12月在东京青山建店的纪伊国屋。纪伊国屋的前身是增井浅次郎在1910年开办的水果零售店，名为“增井浅次郎”商店。该店以上流社会成员为对象销售高级水果，成为宫内省御用商店，二战时期停业。[10]战后，商店继承人增井德男于1949年再建蔬菜水果零售店，因毗邻美国基地，积极将传统的经营方式与美国基地商店的无人售货方式有效结合，使之成为日本第一家无人售货的蔬菜水果店。因为纪伊国屋不经营综合商品，同时又是以外国人所占比重较大的高级顾客为对象，现金销售和赊账是6比4，不属于低价格、大量销售的不配送的超市经营形态，且规模仅有132平方米，所以有学者认为不应该把它看做日本第一家超市。
日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超市，是吉田日出男在小仓市开设的丸和食品超市。1956年3月，吉田日出男接受了曾去美国考察学习超市经营管理技术的长户毅[11]的建议，在面积400平方米的综合食品店实行无人售货，实现了一站式购物和低价格、高周转战略，月收入达到了2000万日元。在1956年的除夕，该店日销售额达到了400万日元，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12]之后，吉田日出男等人成立了日本超市研究所，并对超市经营进行技术指导，推进了日本超市的快速发展和标准化、效率化。现今著名的零售企业大荣集团也曾得到吉田日出男的经营指导和帮助。
超市是以无人售货、方便购买的陈列式销售方法及低价格、品种丰富、连锁化经营为特点的大规模零售业态，并且引发了零售革命。经营范围从食品为主很快发展到包括食品、衣料等，然后迅速扩展到包含日常用品和耐用消费品在内的综合商品，并以连锁经营的方式在全国广泛拓展。
今天的大型零售集团伊藤洋华堂、西友、大荣、佳士客等都是在这一时期相继开始创业的。1957年4月10日，中内功在大阪创立了“大荣主妇之店”，这是大荣企业开设的第一家零售店，明治大学上原征彦教授称其为第一次“流通革命”的开始。1958年，大荣的超市一号店“三宫店”开业，适应消费者需求，采用了产品多角化和综合化的经营策略。大荣企业在提出“物美价廉”、“价格破坏”的口号下，与生产厂商摆开了竞争架势，引起了厂商的恐慌。1958年，现今已成为日本零售巨头的伊藤洋华堂实行了股份制，成立了“洋华堂”超市。1959年，西友也开办了无人售货店。为了适应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的需要，这些企业的管理者都能够及时地从欧美引进了连锁经营的现代经营方式，不断开设或吸纳分店，扩大销售网点。
日本的行业协会作为政府和企业间的中间组织是十分发达的，在流通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8年，以对超市进行研究和促进信息交流为目的的无人售货店协会成立。以此为契机，超市的新设、开设分店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起来，1962年发展到1350家。
超市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倒闭破产现象，1964年，日本全国超市倒闭175家，总负债127亿日元。[13]
超市初兴之时，在社会上引起了下列反响:①初期的反对运动。中小零售业者的超市反对运动，是以1962年针对住友商事与美国一家公司合作而发起的对外资进入的反对运动为契机活跃起来的。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日本零售业对外资企业的态度。对初期的超市低价格销售的反对运动，只是在各地局部开展的。1958年主妇店(大荣的前身)开设尾鹫店连锁店时，曾遭到中小零售业者的游行示威抗议，使店方受到了威胁、恫吓。[14]②超市得到社会认知。超市不仅得到消费者的广泛认可，而且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从而获得了发展契机。产业构造审议会流通部会的第一次中间报告(1964年12月17日)中指出，现在的超市有很多缺陷，新陈代谢也激烈，但是可以相信，不久的将来，超市将对日本零售业的现代化发展做出贡献。这个报告的内容之一——“关于超市的报告”的结论中指出，“超市也有许多应该要改善的问题，不过其本来所具有的经济合理性、对国民经济贡献的可能性是不容否认的。尤其是在降低消费品的物价方面及保护消费者利益问题上……对超市寄予期望的绝不在少数”。②由此可见，当时日本政府给予了超市积极的肯定。
2.超市的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
超市步入快速发展阶段的主要原因:一是超市不在《百货店法》规制范围之内。二是超市建店的基础阶段结束，能大量建店的企业增加。三是随着超市的扩展，厂商和批发商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超市的未来潜力，对超市的态度由原来的对立转向协作，给超市以支援的企业增加了。例如，大荣以“价格破坏”为号召的经营引起了厂商的恐慌，使得很多日用品和食品厂商在1958～1959年间通过各种手法调查大荣的进货渠道，对大荣企业展开了一场围剿，但是也有一部分厂商支持大荣企业，味之素是较早支持大荣的制造商之一。随着超市的发展，厂商、批发商对需求其商品的老主顾态度变化，由原来的对立态度转向协作。四是贸易、资本自由化的冲击和影响。1965～1970年间，由于日本贸易、资本自由化发展，给各行各业带来了危机感，引发了席卷全国的兼并、重组的发展浪潮，许多产业都致力于大型化、高效化发展，为了追逐规模经济效益而寻求合作，以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应对自由化的来临。
这样的合并浪潮也冲击了流通领域。刚刚发展起来的超市企业采取了大型店的成长战略，不仅经营食品、衣料等，也经营与居住相关的杂品，商品的品种趋向综合化。综合化战略的理想状态不是食品中心，而是将与衣食住相关商品的综合化，是以低价格销售的“SSDS”形态，即“无人售货、折扣、百货店”的结合形态。
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日本大型综合超市的股票相继上市。超市以扩大规模和提高市场占有率为目的，不仅进行自建店，还掀起合并重组的扩展高潮。大荣、西友、伊藤洋华堂等当时有实力的零售商与地方超市联手推进集团化发展，形成了遍及全国的综合超市。20世纪70年代初到中期，大型超市、大型家电专卖店等大型零售店的发展势如破竹。1971年，大荣在一年的时间里在全国建店21家，并与伊藤洋华堂、西友、佳士客等展开了激烈的扩张竞争。1972年，大荣企业所属超市店数达到了90家。大荣经销商品的种类有食品、服装、珠宝、高级杂品、餐饮等，大荣还充分利用自己的销售能力与国内外的厂商协作，生产大荣的专用品牌。超市专用品牌的商品是年销售量大且消费者的嗜好变化不大的商品，价格比一般厂商产品低也能取得毛利。大荣在食品、衣料上与厂商直接进行价格和进货量的交涉，具有一定的价格权，缩短了流通渠道。
1972年，日本超市的年销售总额也第一次超过了百货店的年销售总额，超市成长为日本最大的零售渠道。在日本销售额最大的100家零售企业中，超市业态的企业占有37家，[16]1973年，大荣的销售额终于超过了号称具有300年历史的三越百货店而坐上了第一把交椅，成为日本综合超市连锁店的“领头羊”。这些标示着日本零售业进入了“超级市场时代”。
表3－1 日本超市的发展动向(20世纪50～70年代初期)
续表
资料来源:［日］渡辺達朗:《現代流通政策流通システムの再編成と政策展開》，中央経済社1999年版，第130页。
表3－2 百货店、连锁店业界的比率变化
资料来源:［日］小山周三:《现代の百货店》，日本経済新聞社1997年版，第59页。
(二)日本超市新业态快速发展的机理
1.经营技术革新是超市发展的原动力
连锁经营和自选销售方式的经营技术革命是超市发展的动力。
连锁经营分为正规连锁RC(Regular Chain)、自由连锁VC (Voluntary Chain)和特许连锁FC(Franchise Chain)三种形式。正规连锁是指由公司本部直接经营投资管理各个零售点的经营形态，此连锁形态并无加盟店的存在;自由连锁VC是已有商店自愿加入连锁体系，在自愿加盟体系中，商品所有权是属于加盟主所有，而运作技术及商店品牌则归总部持有;所谓特许，指的是由一个公司来做总部，大批中小商人在独立经营的前提下，加盟做分店，特许总部向加盟者提供经营商品、经验、品牌、信息等支持，加盟者以有偿的方式购买特许权，特许总部对加盟者既有控制力，但又不妨碍他们各自的自主性。三种连锁经营形式的主要区别详见表3－3。连锁经营的总体优势在于:有利于企业实行规模经济;有利于商品采购和物流配送体系资源整合，以降低交易成本和物流成本;有利于提高企业组织化程度，提高市场竞争力等。
自选销售方式适应了消费者的自主购物需求，削减了零售业人工费，缓解了日本劳动成本上升所带来的人力成本增加问题。超市也满足了顾客的“一店购买需求”的愿望，节约了消费者的交易成本。超市的出现，使零售业完成了从手工劳动到工业化生产的转变，使商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
表3－3 连锁经营三种形式的区别
2.市场竞争机制与企业家精神作用的发挥
超市是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产物，没有竞争机制也就没有作为新业态的超市的快速发展。这次零售革命属于诱导性变革，是日本企业家或组织在获利机会的刺激下，借鉴和学习美国的先进经验自发实施的创新，因此也是“学习性变革”。
1960年前后，日本流通业界涌现出许多企业家，如中内功、吉田日出男、伊藤雅俊等一些年轻的零售业主，当时几乎都是无名之辈，他们积极地学习和借鉴美国连锁店的理论和实务，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企业经营管理之中。正如久保村隆佑等学者所言:“如果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积极地、灵活地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利用有利时机，创造性地开展行动，革新性的企业经营新形态就会出现，零售业就会出现多种形态同时并存的局面。”[17]
3.政府政策制度的支持
在这一时期消费品物价上涨，流通部门的生产效率偏低被认为是引发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为了提高流通部门的生产率并促进其健康发展，日本政府采取了鼓励而不是阻碍超市发展的政策。当超市的规模扩大到《百货店法》的适用范围内时，企业为了避免超市发展受到限制，通过分割超市法人的形式规避《百货店法》关于营业面积的规定，使自己成为了疑似百货店，因为超市是流通现代化的旗手，得到政府的默许。同时，连锁化作为流通现代化政策的一环，被重点扶持和推进。1965年9月的流通部会第三次中间报告“关于零售商业的连锁化经营”肯定了连锁化事业的发展，提出了“应该同时促进正规连锁组织和自由连锁组织的发展”的政策。1966年，日本政府提出了促进零售商业连锁化政策，在自由连锁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官民协作”社团法人日本自由连锁协会。自由连锁店这种组织形态，日本早在战前就已存在，但是获得实质性发展却是在1966年以后。此外，政府还制定了《零售商业连锁化资金贷款制度》、《流通设施现代化资金贷款制度》等，规定政府进行必要的资金帮助，包括无息贷款和低息贷款等资助。
4.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中间组织的发展
在超市发展过程中，日本成立了各种协会，包括日本无人售货协会、日本超市协会、日本连锁协会等(见表3－1)，这些协会都发挥了重要的扶助和指导作用。
此外，在“流通革命”时期，大型零售店一般都选择在没有竞争对手的地方建店，因此获得了较高的增长率。[18]
(三)超市发展的社会影响
1.带来销售革命，使与大量生产相对应的大量消费成为可能
店铺大型化、多店铺化的超市成为大批量销售的承担者，超市将大量的商品集中，通过自我服务给消费者以充分的购物时间和选择空间，加速了商品在卖场中的流通速度，扩大了商品的流通规模，极大地方便了消费者，刺激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和购买频率。超市的发展也促进了百货店、专门店、中小零售店连锁经营的发展，对大量销售起到了促进作用。
2.促进流通渠道的变化
超市在采购、商品开发、销售价格等方面独立地开展活动，使得由生产者—批发商—零售商—消费者构成的流通渠道变成了由生产者—零售商—消费者构成的流通渠道。这就形成了日本流通机构中不曾有过的新的流通渠道，并且部分地排除了批发商，推动了批发业的革新。
3.与厂商的对抗力增强
发展后的超市，自身追求规模优势，与厂商对抗能力增强，宣称传统价格机制被打破，在流通过程中引起了价格竞争。甚至在厂商之间，也由价格竞争引发了技术革新竞争。这一点被评论为零售业超市革新的对抗机能。然而，随着连锁店的发展和规模化的实现，超市为确保稳定的供货渠道(包括新产品的供货)，又需要协调与厂商之间的关系，因此，这种革新性也在逐渐淡化。从整体上看，超市在运转中仍然存在着制造商的影响力。[19]另外，1973年，日本制定了《关于大规模零售店铺零售事业活动调整法律》，简称《大店法》。该法扩大了限制对象，将超市纳入了限制范围，大型零售企业发展受到了限制，导致了大型零售企业对制造商抗争性的组织系统不发达。“由于环境的变化，作为流通革新旗手的超市以龙头蛇尾结束。”[20]
二、生产厂商的流通渠道革新
战后许多消费资料的垄断生产厂商自己着手构建流通渠道网，灵活地将已有的商业组织通过投入人力、财力等逐步按自己的意愿形成渠道系列化，这是日本流通革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生产厂商主导的流通渠道政策的开展
战后的日本，生产领域生产企业规模化发展，不断开发新产品，使产品进入多样化、规模化，大批量生产方式得以确立。生产企业加强市场营销，消费者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不断购买耐用消费品等新产品，生活方式趋向欧美化。在流通领域，流通的各环节主要是由没有实现现代化的保守的商业组织构成，传统的流通企业无力承担大量销售的重任，迫使生产企业不得不自己组织销售，并很快成为一种自发的行为。正如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所指出的那样，“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的结合，……是因为现有的销售商无法销售和分配他们生产出来的如此大量的产品”[21]。而且，零售企业不顾成本的廉价竞争，损害了生产厂商及商业企业的经济利益，也阻碍了现代化大规模生产体制的正常发展。在这样的情形下，生产厂商采用各种手段控制流通渠道，实施对流通渠道的组织化，形成了以流通系列化为基础的厂商支配流通的组织化模式。
所谓流通系列化，是生产厂商在销售自己的产品的过程中，为了确保销售者的合作以及在销售者中实现自己的政策而控制销售者并对其进行组织化的活动。通常，大型厂商利用自己原有的中小商业机构或代理店、专卖店等，并加以组织和控制，专门或优先销售自己的产品，形成销售网络。流通系列化的目的是通过组织一批优先销售本企业产品的批发商和零售商，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销售体系。
日本厂商流通系列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经出现萌芽形态，广泛开展则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到20世纪60年代，当时是以汽车、家电、化妆品和钟表业、医药业界为典型领域，但是并不仅限于这些产业，而且不同行业系列化特征有所不同。
1.家电业的系列化
日本的家电业是在战后实现了快速发展的典型的耐用消费品行业。家电业传统的流通渠道特征，以松下电器为例，该企业一直到1945年，都是通过代理店批发将商品流向零售店。具体流通渠道为:
战后初期，松下电器的代理批发店由于经济不景气等原因而陷入困境，松下电器为强化销售渠道，于1950年与在高知县的代理批发店共同投资成立了“高知国际制品贩卖株式会社”，此为松下销售公司的一号店，也是松下电器在高知县的独家销售公司。到1959年，这样的销售公司已经超过了100家，形成遍布全国的销售公司网。1961年，松下幸之助在热海召集系列销售公司和代理店社长召开恳谈会，在会上得知与会企业大多数处于赤字状态，生存面临危机，起因是企业品牌内的激烈价格竞争。松下幸之助对此感到震惊，并针对此进行了销售制度创新，具体包括:
第一，销售地区制。即采用一个地区一家销售公司(或代理店)制度，这是阻止价格崩溃的有效政策。
第二，事业直结制。即厂商事业部不经过厂商营业部(所)，而是直接与销售公司进行联系，减少了中间环节。
第三，改革月赋销售制度。将各地区的月赋销售公司的销售业务转给销售公司，使商品流通与事业直结制一体化。
上述新销售制度的共同目标是维持产品的销售价格。新销售制度的实施，使销售公司、代理店和零售店都逐渐表现出良好的经营状态，使松下电器厂商能够保持稳定的销售额和利润。但新销售制度是供给者优先思想的体现，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流通企业的竞争，使通过自由竞争降低价格让消费者获利不可能实现。
1965年后，地区销售公司逐步实行一体化，将批发和零售两个阶段系列化。零售店系列化主要以特约店的形式出现，并建立了量贩专门销售公司，形成了与量贩店(家电量贩店、超市等)的成长相适应的销售网络。具体如下:
1961年，松下电器的系列零售店有4000家，到1970年增加为7000余家。在1973年，松下厂商系列店的销售额占松下产品总销售额的76%，超市、百货店、大型电器店、其他的销售额分别为3%、3%、8%、10%，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松下产品系列化渠道销售的所占份额最大。其他大型电器生产企业，诸如日立、东芝、三菱等也追随松下电器，也建立了类似的各自流通渠道。
2.汽车业的系列化
汽车产业在产品销售战略上与家电业不同的是，轿车的销售渠道完全不通过批发环节，除少数委托销售外，绝大部分是由“系列销售公司”进行销售。几乎所有的经销商，都通过与制造商和销售总公司签订合同来确定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有限的区域内只销售有限的车种。并且，制造商通过向经销商出资、融资、人员派遣等方式，构建了强有力的系列控制体制。这种形式由丰田汽车公司摸索出来后，很快普及到日本整个汽车产业。在流通系列化与生产系列相配合的体制下，汽车生产与销售企业间密切联系，市场需求信息等可以及时反馈给生产企业，使汽车生产企业具有了强大的市场竞争力与应变力。
3.化妆品业的系列化
超级市场等新型零售企业的发展，使日用生活用品厂商也采用“系列销售公司”的销售渠道方式。以花王企业为例，1969年花王销售公司达到了128家，形成了覆盖日本全国的销售网。因为建立销售公司需要大量投资，后来花王销售公司数量缩减为22家。而且，由于化妆品作为日常生活用品，其资产专用性不强，化妆品零售店较多，厂商无法有效控制零售环节，因此，许多化妆品厂商依然采用依靠批发商的流通渠道。
总之，这一时期，许多大型垄断生产厂商利用自身的资金、人才、信息等优势管理流通过程，对流通渠道进行革新，构建了自身高效率的流通渠道，也有效地制止了价格混乱，维护了流通业的市场秩序。并且，不仅生产厂商，大型综合商社和农协也开始发展流通系列化。厂商支配的流通系列化在日本较为普遍。
(二)生产厂商的流通渠道管理手段
垄断生产厂商建立稳定的流通系列化渠道，采用渠道管理的手段可概括为两个方面:
1.对销售商的业务活动进行限制
主要限制办法是:①提示交易条件。提示交易条件，包括对销售价格、回扣、返品、物流条件(交货期限)、销售地区、销售方法等做出限制，其制度形式是建值制、回扣制、返品制、销售地区制等。②停止交易和限制供货的威胁。如果不按照厂家的销售政策行事，厂家会采取一些制裁政策。例如，1964年，松下电器因大荣超过了指示价格15%的降价幅度，降价了20%，而采取对其停止供货的制裁。尽管大荣向公平交易委员会提起了诉讼，但是此后长达30年间，大荣一直没能与松下电器进行正常的交易活动。③监督体制。通过审查、试销、巡查、销售报告、查账等制度，监督销售店是否执行了厂商的销售政策，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2.向系列销售店提供利益
只有互利互惠才能实现双赢，仅靠单方面的强制是不行的，必须使销售商获得必要的利益。垄断生产厂家通常采用以下几种方式向销售店提供利益:①赋予销售店品牌使用权及新产品的优先销售权。②在采购中给予价格优惠或提供回扣。③向销售店出租销售设备，使用资金援助的结算制度。④对销售店进行经营指导。指导销售公司、系列销售店增强销售能力是厂商系列化政策的重要课题。因为厂商流通系列化的流通渠道是否有竞争力，依存于渠道构成成员销售公司及系列零售店的销售能力。具体做法是派遣员工参与销售店的业务活动，提供人员支持，努力增强销售能力。⑤提供研修机会。公司向不具备教育研修体制的零售店，积极提供教育研修机会，目的是改善其经营素质。以上手段厂商往往是综合使用的。在整个经济成长期，流通系列化对流通企业的成长做出了较大贡献。在流通系列化渠道体系中，厂商和流通业者之间不仅是支配、从属关系，也是利益共同体。
(三)流通系列化的理论说明
生产厂商与商业者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商品买卖联结的，必然要围绕买卖关系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在传统的市场营销理论中的渠道讨价还价理论认为，生产厂商与流通渠道中的其他成员具有利害关系，时常发生冲突和矛盾，商业企业具有一定的讨价还价能力，生产厂商要削弱这种讨价还价能力就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对厂商和流通机构的关系进行调整，控制流通体系就是厂商约束商业企业讨价还价能力的过程和方式。
如果把商品流通渠道作为一个系统的话，渠道系统按照厂商与商业者的关系可分为三类:独立系统(自由交易)、统合系统(垂直整合)、管理系统(介于自由交易和垂直整合具有双重性格的系统)。流通系列化更准确的定义就是制造企业要构筑管理系统的营销渠道系统的市场行为。[22]在流通系列化渠道中，几乎所有的零售商与厂商和销售公司都是合同关系，因此，流通系列化可以看做是一个中间组织形态，尽管流通系列化有各种形式，但是厂商与商业者间的关系都是长期交易关系。
依照交易费用理论，流通系列化使厂商与商业者之间交易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减少了，这样就节约了所需的搜索、选择与谈判的费用。交易主体积累了交易伙伴的有关信息，并形成信息资本，使交易过程中的信息偏差被减少，进而减轻了交易风险，节约了交易过程中的信息费用。厂商提供给销售店的利益也是一种关系型投资，包括前述的物质和人力方面的投资。由于双方是互惠的，可以对交易关系中产生的关系准租金进行分配，这是双方长期相互信赖、稳定经营的基础，可以使流通渠道成员机会主义的利己主义行为容易受到抑制。
从物流费用的角度来看，流通系列化的具体作用包括:①维持了流通领域内的社会分工的利益;②促进了流通渠道的缩短化，并排除了大量输送的交错运输;③通过合理化的在库管理，可以节约库存费用。
从企业层面来说，流通系列化的优势在于:①流通系列化是市场条件下生产企业经营努力的一部分，降低了交易费用和物流费用;②流通系列化稳定了交易关系，维持了高水平价格，扩大了市场占有率，形成了与大规模生产体系相适应的大规模流通体系。
从社会层面看，流通系列化存在着以下弊端:①流通系列化内流通业者间缺乏有效的竞争，使商品价格僵硬化，商品容易维持高水平的价格和造成价格上涨;②流通系列化的持续交易关系一旦确立，双方便陷入相对封闭状态;③厂商和流通业者之间发生支配现象，从属关系强化，诱发了厂商优势地位的滥用。尽管流通系列化存在一定的弊端，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厂商独自的商品流通渠道的构建，对商品销售、生产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批发业的革新
二战后，处在批发店下游的超市作为新生势力与处在批发店上游凭着巨大资本成长起来的垄断厂商，将批发业从流通渠道领袖的地位上拉了下来。另外，“批发无用”论的兴起，也给传统批发机构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震撼。面对外部严峻的环境，处于危机境况的批发机构能够比较顺利地发展，批发业的革新战略和结构重组可以说是重要原因。
(一)批发店连锁化发展
在昭和30年代(昭和年代为: 1926～1988年)后半期，即1956年后，一部分有实力的批发店实行了自由连锁，如酒类食品批发店广屋(总社在东京)便设立了批发连锁店。批发店作为自由连锁总部，将受到超市等冲击的中小零售店组织化，并为之提供各种服务，使中小零售店和批发店都得到有效发展，收到了“一石二鸟”的功效。
(二)中央批发店与地方批发店的相互提携
在加工食品批发业界，中央城市的一次批发业与地方的二次批发业共同组成了系列集团。中央批发业为地方批发业提供各种助成对策。具体来说，总部设在东京的国分、明治屋、菱食等有实力的中央食品批发业，在采用集团化发展策略、强化销售网络的同时，也能够为地方批发业留下基本的生存空间。
(三)削减二次批发的销售比例
为了适应超市等大型店的发展，总部设在中心城市的实力派食品批发店、日用杂品批发业店削减了二次批发的销售比例，提高了直接销往大型商店的比例，即批发业自己推动了流通渠道的短缩化。
(四)批发店大型化发展
在20世纪60年代，日用杂货、化妆品、医药品等批发店之间的兼并、重组相继发生，促进了批发店的大型化发展和批发业的结构变革。
四、物流领域的革新
物流是商品流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物流领域革新通常包括物流组织革新、物流技术革新和物流成本管理革新。这一时期物流革新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统一的物流组织、形成专门的物流机构，即物流组织革新。物流组织的具体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企业内非独立核算物流机构;一种是企业外部独立核算的物流机构(物流公司或物流中心)。
物流组织革新是以物流概念的产生为前提的。在日本，“物流”一词是在20世纪50年代从美国引入的，当时的物流还仅仅被看做是流通技术，被认为是销售过程中的辅助手段。1963年后，由于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货物流通量猛然骤增，但物资流通、信息流通的基础条件不完备的弊端更加显现。例如，运输、包装、保管条件恶劣，信息传递不畅等问题突出。据日本《建设白皮书》的记载，1964年，日本一般国营公路的铺设率为45.3%，都道府县运营公路的铺设率为11.7%，市町村公路的铺设率仅为2.8%。[23]日本全国出现了交通拥挤、商品堆积、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等现象，物流的滞后性成为束缚商流的主要因素之一，流通现代化首先必须建立在商流现代化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物流引起了人们高度关注。1964年，“物的流通”一词首次在媒体上亮相，日本政府在通产省产业构造审议会的流通部会中设立了“物的流通部会”，日本政府文件中正式使用“物流”一词是在1965年，出现了独立运营的物流企业，从此日本物流业开始快速发展。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企业将流通费用与生产费用放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由于当时社会物流系统不发达，加上物流信息成本较高，有实力的生产企业便开始积极地投资进行自身物流系统的构筑，将过去由企业许多部门分别管理的各种物流活动集中管理，建立了专门物流部门即物流子公司。也就是说，物流子公司是由母体公司或企业集团将物流部门和物流业务从总社的本体中分离出来，并出资或部分出资成立的独立核算经济单位，其主要任务是承担本企业的物流业务。此后，物流子公司在日本迅速发展，特别是在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在日本成立物流子公司形成了一股热潮。
物流子公司的大量出现具有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可以协调企业内部各物流环节间的关系以及企业物流与生产、销售系统之间的关系;②可以节约物流成本，限制物流费用外流，提高物流管理业务效率和生产销售效率;③可以充分利用本企业的富余人员和设备，建设企业自己的物流系统。比如，三菱电机的物流子公司是“菱电运输”，日立公司的物流子公司是“日立物流”。
与生产厂商(企业)不同，大型综合超市的物流功能基本上还是依靠批发企业，采用的是“商流物流分离”的管理方式。而批发业也强化了其物流功能，使配送能力大大增强。
物流技术革新是通过运输工具、仓储设施、包装技术和材料的革新实现的。这一时期的物流技术革新主要集中在企业内部，比如，输送方式的高速化、大型化和专用化，采用集装箱方式，建设高层自动仓库等。1972年，日本企业一共新建了688座高层自动仓库，在自动仓库的总数上位列世界第一。但是，物流成本管理的革新，在本次“流通革命”中没有很好体现出来。
总之，日本第一次“流通革命”是社会大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和流通发展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流通变革推动力主要来自具有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的企业家，而市场竞争机制是变革的前提和保证，同时日本政府也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流通革命”的过程中，连锁经营和流通系列化等新的组织形式和制度模式的形成和确立，就是企业家在外部环境变化条件中不断调整自己营销战略的均衡解。通过这次“流通革命”基本建立了与工业化社会的大量生产体制相适应的流通体系，促进了商品流通渠道的效率化，满足了人们快速实现殷实的、富裕的物质生活的愿望，也促进了居民消费的发展。
流通变革对日本流通业发展、生产的稳步增长、经济持续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次“流通革命”也存在着主要是以企业为出发点的革命，强调了企业利益，忽视了消费者利益等局限性。(www.xing528.com)
第三节 战后日本现代流通体制的形成及其特征
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期也是战后日本现代流通体制的确立期。第一次“流通革命”及其成果对战后日本现代流通体制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日本流通体制的微观层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当时许多日本人感觉恍如隔世。然而，从历史发展中探究战后日本现代流通体制的形成与基本特征却一直被学者们所忽视。笔者认为，对此课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现今日本流通体制变革进行深入的理解。
一、“流通革命”与流通组织结构变化特征
在“流通革命”中，垄断生产厂商的流通系列化，以超市业态为核心的连锁经营模式的出现和发展，成为促使日本流通结构变化的两大推动力。
(一)“流通革命”与零售组织结构的变化
在“流通革命”中，大荣、西友、伊藤洋华堂等新生力量脱颖而出，显示出了日本零售业第一主力军的气势，使零售业落后的组织结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形成了综合超市、百货店、大型专卖店等大型店与大量维持生计型小规模流通业者同时并存的二元零售结构特征。此特征与战前不同，比较稳定地存在着，可以认为这是战后日本零售结构的特征之一。
1960年，前十位零售企业的企业平均拥有商店数为3.6家。1972年，前十位零售企业的企业平均商店数达到了61.9家，其中综合超市的企业平均店铺数为116.2家，百货店平均为7.6家，可反映出日本零售企业的规模化发展趋向。
从表3－4中可以看出，从1962～1970年间日本从业者在4人以下的零售店的数量和销售份额均呈下降趋势，而100人以上的大型店的从业人员和销售额均为上升趋向。从店铺的面积来看，面积在49平方米以下的商店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而1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店呈上升势头。
表3－4 不同规模零售商店数与销售额的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日本商业统计表。转引自:裴桂芬:《战后日本流通体制的改革》，《日本学刊》，1992年第3期，第60页。
另据日本经济新闻社调查，1968年，居零售业之首的100家企业的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14.5%，1970年上升为17.3%， 1972年又上升到19.1%。在家用电器、照相机、钟表等专业商店中，大型店集中化倾向更为明显。
1960年，日本从业者不满50人的中小零售企业占零售企业总数的比例为90.2%，到1972年下降为82.9%。从1958～1976年，生计店(不用雇员的个体商店)占零售企业总数的比率从80.4%下降为63.9%。[24]这说明，“流通革命”后日本中小零售企业在零售企业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虽然下降了，但仍然大量存在。在同一时期，美国中小零售企业在零售企业总数中所占的比例是71%。[25]可见，日本零售业的零散性高于美国。
在“流通革命”中超市等大型店大发展的态势下，日本中小零售企业在零售业中所占比重仍然较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经济增长，店铺需求扩大。日本超市发展的初始条件与美国不同，美国的超市兴起于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需求不足，由于生存空间的局限，导致处于竞争弱势的大量中小零售企业被挤垮。日本的超市则兴起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市场需求不断扩大，给中小零售企业提供了生存机会。②日本流通系列化发展。前面已经提及，日本垄断生产厂商将中小商业企业作为自己的系列店，并提供种种优惠，使作为系列店的中小商业企业有生存的基础。③日本人的购物习惯。日本消费者有多次少量购买(专职家庭主妇较多)和日用消费品就近购买的偏好，使社区或附近的中小规模的零售店有生存的土壤。④日本流通政策对零售业结构的影响。与美国相比，日本政府更提倡给众多中小商店提供事业发展机会，以谋求不同规模企业的共同发展，并对大型店开始进行规制。因此，日本大型店没有得到充分自由发展的空间，可以说是在限制中成长起来的。
(二)“流通革命”与批发组织结构的变化与特征
1.商品批发环节短缩化，但仍具多阶段性
以家电流通渠道为例，家电业在1955年后相继设立了厂商系列销售公司，批发阶段由原来的两阶段(代理店和二次批发)变为只有销售会社一个阶段。这说明，生产企业对批发阶段的垂直整合能力越强，批发环节就越减少。这也是高速增长期形成的日本流通体制的重要倾向。
超市、专卖店等大型店的发展促进了批发环节的短缩化。例如，在中心城市设立总社的有实力的加工食品批发业、日用杂品批发业等削减了向二次批发店的销售比例，提高了直接向大型店销售的比例，推进了批发环节的短缩化。[26]
日本虽然出现了批发渠道短缩化的发展倾向，但是与欧美型的批发结构相比，却仍然是多阶段的。一般用W/R比率(批发业销售额与零售业销售额的比率)进行对比分析，1972年日本的W/R比率为4.33，1979年为5.22。而在美国，1972年W/R比率为1.64，1977年为1.73。[27]
在欧美，大型超市作为革新的零售业态在成长过程中，取消批发这一中间流通环节的较多。而在日本，中间批发环节却作为惯例被保留下来。产生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是在生产厂商建立大批量生产体制阶段，美国的大量销售渠道就已经存在，而日本在同一时期几乎都是中小零售业。二是欧美的批发业开发自有品牌，与厂商的品牌商品相对抗，使厂商绕过了批发商这一中间环节。三是日本中小零售企业比例较高的零售结构特征必然影响到批发业的结构。
批发环节的多阶段性并非一定是非效率的。在大批量生产体制和信息系统不发达的情况下，如果生产者直接批量向零售店发货，零售商就会增加库存成本，导致流通费用较高。如果批发商与零售商分别库存，批发商起到了“蓄水池”的作用，则与前一种情况相比要节省流通成本。日本与欧美国家相比，国土狭窄，土地资源匮乏，零售店卖场狭小，商品库存不多。批发业的多频度而少量的交货服务，使零售业以最小库存量经营成为可能，日本的批发业发挥了“毛细血管”的重要功能。
2.“专业批发商”是批发店的主导形式
厂商的流通系列化或特约店制使批发店成为生产商的系列批发机构或特约店，商品货源和批发范围受到了生产商的制约，因此，“专业批发商”成了日本批发业的主导形式。专业批发商一般只以某一特定地域的营业对象为目标市场，为数众多的批发商同时存在，互不竞争且合理分工。这种特性也是与日本业种单一的中小零售店广泛存在密不可分的。
3.批发业的组织化
一是流通系列化的垄断厂商对批发业的组织和指导，强化了部分批发企业的实力;二是通过批发团地，实现大批发店对中小批发店的组织和管理;三是批发业的自由连锁发展，推进了连锁组织化。1972年，批发业中法人企业占企业总数(259163家) 的62.4%，个体企业占37.6%。[28]可见，批发业的组织程度较高。
此外，日本的综合商社成为了重要的综合批发商。日本综合商社不仅承担原材料进口业务，还负责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销售，直至负责在国际上推销产品。在国内产品的销售中综合商社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日本的综合商社主要是在生产资料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流通革命”与现代流通经营方式——连锁经营模式的建立
连锁经营是通过对若干零售企业实行集中采购、分散销售、规范化经营，从而实现规模经济效益的一种现代流通方式。它把现代大工业、大生产的组织原则应用到了商品流通领域，具有协调运作能力和提高规模经济效益的作用，是大流通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流通经营形式。连锁经营模式的确立，突破了单体扩大的方式，提高了流通企业的组织化程度，有利于商业实现规模化经济。
连锁店在日本战前就已经出现，1929年，以零售为主导型的大东京洋品商联盟，拉开了日本连锁经营的序幕。1937年前后出现了大东京文具连锁、和服共同进货联盟等连锁机构，均采用自由连锁的组织形式。二战爆发后，这些组织被当时的“统制经济”所吞没。
前已提及，连锁经营一般分为三种类型:正规连锁、自由连锁和特许连锁。无论哪一种连锁经营形式，其目的都在于获取规模效益，即通过批量进货、批量销售，达到规模化的效益。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正规连锁、自由连锁都得到了发展，但是自由连锁形式占主导地位。自由连锁之所以能作为政府的流通现代化政策内容之一被重点加以扶持和推进，主要基于以下原因:自由连锁能将中小零售店组织化，在不对商店的资产关系进行大的调整，不进行较大投资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自由连锁从组织形态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零售企业为主导的;一种是以批发企业为主导的。通过建立本部，广泛吸纳中小零售店积极加入，尤其是将有密切交易关系的中小零售企业聚合起来，可以通过经营指导、资金援助、共同采购等方式协调各加盟店的经营活动，从而节省流通费用，实现共同的经营目标。但后来，自由连锁没能达到政府预期效果。
二、“流通革命”与厂商主导型的流通渠道体制的确立
在“流通革命”中，垄断厂商主导型的流通体制替代了传统的以批发商为主导的流通体制，[29]日本流通渠道的主导权，从总体上进入了生产厂商处于主导地位的阶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尤其是在日本的明治时代(1868～1912年)、大正时代(1912～1926年)，生产厂商一般都是小规模的，一些作为厂商的总代理店的批发店，由于其在资本实力和信用等方面远远超过生产厂商，从而成为了流通渠道的领袖。在这一时期，生产与流通的功能分工也在厂商与批发业者间形成，生产厂商专心致力于生产，产品销售是批发依存体制，批发业承担了销售促进、配送、资金回收等功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生产设备的现代化程度提高，厂商生产能力不断增强，单靠一两家总代理店销售产品，变得越来越不适宜，因此，有实力的生产厂商开始对流通渠道进行控制，废除了总代理店，在全国各地设置了特约批发店和批发代理店。尽管如此，直到二战前，批发业支配流通渠道的体制并没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日本生产厂商主导型的流通渠道体制是通过消费品行业大量生产体制的确立和市场营销活动的开展而实现的。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在以供给者为中心的经济结构中，垄断厂商通过流通系列化建立自营流通系统，使流通渠道的支配权从批发商转移到了生产厂商。掌握了控制权的生产厂商管理流通渠道，建立了优先、重点经营自己产品的批发店和零售店，从而形成了垂直交易限制的流通体制。
生产厂商控制渠道的目的包括短期目的和长期目的。[30]短期目的有:控制商品销售活动、改善渠道收益、提高商品市场占有率、调整渠道成员政策、预防渠道冲突、引导渠道成员的非价格竞争等。长期目的包括:保证与经营活动有关的权利、价格控制、规定竞争产品的经营行为、控制销售区域势力范围、控制销售促进活动。厂商总是尽可能多地掌握属于自己“系列”的零售终端，从而扩大销售。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厂商的系列零售店数量都是不断增加的，到20世纪90年代后，才呈现出明显的减少态势。以日本知名家电厂商松下为例，厂商的系列零售店数20世纪60年代为1万家，70年代为1.7万家，80年代为2.6万家，90年代初为2.5万家，1999年为2.1万家。[31]
三、战后日本的商业交易惯例制度
一提到交易惯例，人们往往认为是历史沿袭下来的进行交易的固定的业务模式或交易规则。事实上，交易惯例作为非正式制度是生产者与流通业者以及流通业之间进行交易的习惯做法，是以在长期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形成的组织间文化、意识形态为基础而形成的。重视长期交易关系是日本交易惯例制度的思想基础。笔者要强调的是，任何国家的交易惯例都有其形成、发展与消亡的过程。交易惯例与流通系统特征是紧密相连的，流通系统发展变革，交易主体之间流行的交易惯例也要发生变化。
经过二战后的经济复兴期，日本在消费资料领域的许多生产厂商建立了大批量生产体制，为使规格化、批量化的产品有计划地大量销售，积极开展营销活动。当时，对生产厂商来说，面临的最大课题就是中小零售机构的大量存在，无法承担大量销售的重任。尤其是在同类企业品牌间竞争激化的条件下，生产厂商为促进生产产品的销售，自己组织销售，实现更有利于自身产品交易实现的“装置”是必要的。发挥了“装置”作用的，就是今天也能够看到的日本交易惯例。日本的交易惯例多是从战前沿袭下来的，二战后则是在厂商主导下的重新再整备。[32]
关于商业交易惯例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极为丰富，在内容的界定上也存有分歧。有学者将流通系列化、特约店制等作为交易惯例;[33]有学者将进口总代理店制、销售地区制等也作为交易惯例的内容。日本学者铃木武认为，日本的交易惯例包括建值制、希望零售价格制、专卖店制、销售地区制、差别回扣制、返品制等，并说明这些交易惯例都与垄断厂商的流通系列化手段有较密切的联系。[34]在此，笔者综合借鉴日本学者铃木武和木绵良行、三村优美子的观点，认为建值制、回扣制、返品制是战后日本交易惯例的核心内容。
(一)关于建值制
建值制被看做是日本交易惯例的基础和核心，也称厂商希望零售价格制。建值制是以厂商设定的希望零售价格为基准来决定希望批发价格及厂商的出货价格的制度。
战后，松下电器和许多业界的厂商都构筑了建值制的价格体系，通过回扣制的运作来维持零售价格。[35]厂商在推出产品后，提出的价格虽然不都是强制的(有些是强制的)，但是厂商对那些遵守指导价格的批发、零售机构会采取回扣等优惠措施，批发、零售机构一般都会尽量按照指导价格销售商品，以确保其利润。
虽然跟当时的许多零售店相比，超市对众多的商品实现了廉价销售，可是这种廉价销售是在建值制的框架内进行的，并不是完全由自己决定价格。也就是说，超市的廉价销售只不过是以厂商的标准零售价为基准然后打折，主导权仍然在生产厂商，超市的“价格破坏”还是有局限性的。
建值制不仅保证了厂商的利益，维护了业界秩序，同时对流通业者也是有好处的。流通业者没有被卷入价格竞争的危险，且按厂商确定的价格销售容易保障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制度下，价格关系在交易者之间是稳定的，批发商、零售商和其他流通参与者都存在安定感。消费者按照厂商提示的希望价格购买商品，在心理上也逐渐有认同感。因此，建值制逐渐成为一种长期的交易习惯。
(二)关于回扣制
最初的回扣制是基于厂商、批发商对老客户的感谢金或奖金而设立的制度。[36]进入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厂商出于回避与现有老客户的摩擦、防止零售业乱定价的意图，从维护建值制的目的出发，回扣制被厂商广泛采用，进而被惯例化。
所谓回扣制，就是在商品交易过程中，卖方向买方支付商品售价以外的报偿，具有因买方促进了卖方的销售而给予奖励的性质。回扣制作为一种促进销售的手段非常有效，在商品经济社会中被广泛应用。欧美国家普遍实行的是数量回扣和现金回扣，而日本回扣制种类繁多，较为复杂，其中有基本回扣、现金结算回扣、目标达成回扣、累进回扣、专有率回扣、忠诚度回扣等。
其中，累进回扣是指销售者对某一特定生产厂商产品的销售额越大，所拿到的回扣越多。由于累进度越高越能排除竞争产品，所以能提高销售者的专卖化程度。专有率回扣是指销售者的交易额中，销售某一特定生产厂商产品的比重越大，从该生产厂商拿到的回扣越多，从而刺激销售者提高对特定生产厂商产品的专卖程度。忠诚度回扣是指对生产者的销售政策贯彻得越好，所得到的回扣越多，从而防止随意降价销售，维持再销售价格。这些差别性回扣制有助于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结成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排除竞争商品，提高零售店的专卖程度。特别是在垄断生产厂商参与交易的情况下，在回扣的数额、比率及交易条件上形成了差别性对待。垄断生产厂商以自身利益的实现程度为标准，私下对交易对方进行利益回馈，促进相互合作。
日本回扣制的特点，是生产厂商通过各种名目的回扣将零售商及批发商等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形成长期交易关系，排除竞争性的交易和商品，构筑封闭的流通渠道。回扣制是生产厂商通过将其作为控制销售商的一种手段来起作用。
(三)关于返品制
返品制也称退货制，是指流通领域中的商品经营者(批发商和零售商)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将没有售出的剩余商品退还给供货方(生产厂商或批发业者)的制度。返品制是垄断生产厂商和大型批发商控制市场的手段。返品制的出现也与日本批发业对流通系统的广泛介入密切相关，批发业具有能够有效地实现处理大量返品的机能。
返品制能够使供货和购货双方都从中获得一定利益。对于生产企业来说，实施返品制的益处主要表现为:一是有利于维持自己的流通渠道;二是防止因不能退货降价处理而导致价格体系的混乱;三是可以平衡地区间商品余缺;四是有利于新产品进入市场。对于经营者来说，返品制有利于减少库存积压和产品滞销，节约仓储、保管等资金和由此所支付的银行利息，加速商品的周转过程。另外，返品制也是对弱质零售企业的援助体制，导致零售企业竞争意识降低，产品价格僵硬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日本生产企业，返品制是维持生产企业销售价格制度的转化形式。对于外国生产企业，返品制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返品制成为外国生产企业进入日本市场的阻碍因素。
四、战后日本流通管理制度的特征
日本流通管理是政府主导型的，日本政府在流通领域资源配置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流通政策是日本政府实现对流通管理的手段和依据，日本政府以基本政策来向流通企业表明政府的意图，从而指导流通企业的经营行为。流通政策是政府对流通领域干预与管理的法律法规、计划、对策等一系列制度安排的总称。流通政策的总体目标是有效地解决经济中的流通问题，并实现流通费用和流通时间的节约，以充分发挥流通对社会经济的促进功能。流通政策作为政府流通管理制度是“流通革命”的外部条件。同时，“流通革命”使流通产业产生了新的变化，促使日本政府根据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地进行政策调整，以实现政府对流通经济运行与发展的有效调控与规制。本书将战后日本流通管理制度的特征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高度重视流通现代化政策
“流通现代化”一词起源于日本，在日本高速经济增长期，日本作为后发展国家为实现赶超目标而提出的。流通现代化政策在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家是不多见的，流通现代化政策是战后日本流通政策的重要特点。
在日本，“流通现代化”在第一次“流通革命”时期成为重要政策课题。日本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末充分认识到了流通经济发展缓慢已经成为妨碍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和经济效率的主要因素，认识到要消除与生产部门挂钩的流通部门的“跛行性”，使两部门均衡发展，制定综合产业政策已成为现实的迫切要求。进入20世纪60年代，日本面临通货膨胀和资本自由化两个课题的挑战，提高了日本政府对改革流通产业结构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当时，日本流通部门在资本能力、组织规模和销售技术方面都缺乏国际竞争力，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要求日本实现流通自由化给日本政府和流通企业以强大压力，因此，加快流通现代化发展，壮大流通产业实力就显得十分迫切。日本政府站在后发展国家的立场上，把追赶先进国家作为流通现代化政策的目标，出台一系列流通现代化政策，以促进流通经济的快速、高效发展。
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日本政府开始实施和积极推进流通现代化政策。经历了从注重中小商业企业现代化发展流通机构现代化，再到谋求整个流通系统的效率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一时期，1962年成立的产业构造审议会的流通部会在流通政策制定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从1964年流通部会的第一次中间答询到1972年的第10次中间答询，是“流通现代化”政策的典型内容(简要内容见表3－5)。
表3－5 产业结构审议会流通部会的中间答询的概要和变化
续表
资料来源:［日］保田芳昭:《国際化時代の流通政策》，ミネヴァ書房1993年版，第17页。转引自陈海权:《重新验证日本高度增长期的流通现代化政策》，载《政经研究》，第76号，日本财团法人政治经济研究所，2001年第2期。
日本产业结构审议会流通部会的第一次中间报告(1964年12月17日)中的“关于超市的报告”的结论里有这样的表述:“日本的零售机构是非效率的……不过，超市的出现刺激了大量购买、销售，经营方式和流通结构总体的合理化，或者说起到了先导作用。”[37]可见，当时日本政府对超市给予了积极的肯定。此外，连锁经营作为政府的流通现代化政策的重要一环，也被重点地加以扶持。
在1968年的《流通现代化的展望与课题》的报告书中，明确提出了关于流通现代化发展的四点建议，是其后流通现代化政策的主要框架:
其一，流通功能承担者的强化和现代化。具体建议:①组织化、协作化。具体措施有自由连锁化、零售商的店铺共同化、商店街的再开发或新建设及通过批发商的集团化进行功能统合。②经营方式、设施的现代化。③劳动力的确保和人才培养。
其二，整备市场条件。交易惯例、交易体制的合理化。
其三，物流的合理化。要进行物流技术革新。
其四，整备环境。具体包括:①立地条件的适当化;②流通信息网的形成与统计的改善等。[38]
1968年，通商产业省、运输省、农林水产省、建设省和经济企划厅等共同制定了全国统一的总体物流框架构想，确定了建设物流基地的具体城市，目的是统筹规划流通设施的合理布局。
流通系统化政策是流通现代化政策体系的核心内容。1969年，流通部会的第7次答询是“关于流通活动的系统化”，流通部会为了制定流通系统化政策，专门成立了研究机构——“流通系统化推进会议”，该机构的突出成果是1971年8月出台了《流通系统化基本方针》，明确规定了商流、物流和信息流的系统化的方针和具体措施。在物流方面，答询报告提出建立流通系统化的财政投资支持措施和税收优惠措施，以促进物流领域的各种规格化、标准化的统一。如传票统一化、交易条件标准化、交易编码一元化。强调要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形成信息化的现代化物流网络，这些是物流现代化政策的重要内容。在商流方面，答询报告中提出要促进中小生产企业与中小流通企业的连锁经营和纵向联营，建立新的商流网络。对此，日本政府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进流通系统化，特别设置了推进系统化的各种系统委员会。
在信息化建设方面，1972年，日本政府专门成立了信息系统开发中心，致力于流通信息网络的研究和推广工作，对日本流通系统的信息化建设、流通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3年出台的《中小零售商业振兴法》，旨在提高中小零售业的经营素质，加快现代化水平。采取的核心措施是以商店街的活性化、店铺的共同化、连锁化即“三化”为内容的事业计划的审批与援助，援助内容包括提供给中小零售业贷款、低息偿还、信用保险等。它与《大店法》相配合，为迎接流通业的全面开放做了必要准备。
(二)对流通业“护送船队式”的监管
“护送船队式”是指政府对产业发展进行积极的规制、保护、扶植。战后，日本“护送船队式”监管不仅限于金融业，对流通业中的零售业也是如此。
日本首次出台的保护中小零售企业、限制大型零售企业的政策，是1937年出台的《百货店法》。1956年，又推出了新《百货店法》，此后，中小零售业一直处在新《百货店法》的保护下。1973年颁布的《关于调整大规模零售店铺的零售业业务活动的法律》，简称《大店法》，将大型超市也纳入了规制的范围。总之，日本历来都是将对中小零售业的保护、扶持作为流通政策的重点的，并是在此前提下推进流通的合理化和系统化。
在流通现代化建设中，政府一直把扶持中小批发和零售企业的现代化发展放在重要位置。日本政府对零售业的倾斜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为人们提供了就业机会，零售业“就业机器”的职能得到了有效发挥，维护了高速经济增长期的社会经济秩序和政治稳定。
二是对大型商业设施建设进行限制，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大型零售店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所带来的弊端。
三是对欧美等国家大型零售业进入日本，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限制及规范作用。从战后到1974年，日本全部外资企业达到了824家，而零售业仅为3家，只占其中的0.36%。[39]同时，以低廉价格提供外国产品的大型零售商场，也因为行业进入的限制而影响了店铺规模和商品大量进口。
日本的流通政策一方面以保护中小企业为目的，另一方面以实现流通现代化、效率化为目的。流通现代化与流通保护政策的二律悖反的政策开展，无疑是流通现代化成果被延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流通领域中竞争机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日本流通政策有多种分类，按竞争机制的作用，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以促进竞争为目的的政策
以《禁止垄断法》为典型，它的目的是“促进公正、自由的竞争”，是创造并保持实现自由、公平竞争条件的法律，规制对象是垄断状态、垄断行为和限制竞争行为。它所保护的直接利益是由公平、自由竞争所体现的社会公共利益，间接利益是竞争者的利益和消费者的利益。
2.规范、限制竞争的政策
如《百货店法》(1956)及后来的《大型店铺法》(1973)、《零售业调整特别措施法》(1959)、《酒税法》(1952)、《挥发油销售业法》、《药事法》(1960)、《粮食管理法》(1942)等，这些政策本身就是限制竞争的规制政策。
3.竞争中立性法
如《批发市场法》(1971)。[40]《批发市场法》的目的是有计划地促进农产品的批发市场建设，明确食品批发交易的规则，确保生鲜食品等的交易合理化及批发市场的健康运营，从而实现生产流通的顺畅。
在理念上，日本政府是以维护、促进市场竞争为目的的竞争政策为基础的，而在现实中，日本的流通政策却在总体上存在着促进竞争和抑制竞争两种相反力量，在促进竞争政策中又特别强调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因此，在流通产业组织结构中，中小流通企业所占比例要高于欧美国家。垄断厂商的流通系列化政策也正是为了迎合众多中小商业企业的要求而构筑的厂商主导下的纵向流通体系。
总之，战后日本现代流通体制是适应了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流通体制，因而也是适应生产者优先的流通体制，同时又是具有内部性、封闭性的流通体制。而完全向开放性流通体制的转变，是经过第二次“流通革命”实现的。
战后第一次“流通革命”和战后现代流通体制的绩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日本流通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流通产业国民经济贡献率是指流通业增加值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量的比率，该指标是评价流通业对国民经济所作贡献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发展和实力的指标。表3－6反映了日本流通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它的贡献率是20%左右，仅次于制造业，居于第二位。
表3－6 流通产业对国民经济贡献
注:表3－6中的流通产业包括批发业、零售业、运输通信业。若流通产业仅包括批发业和零售业的话，流通产业增加值所占比率三个年份分别为12.1%、15.1%、15%。
资料来源:《日本の長期統計系列》第3章《国民経済計算，3－3経済活動別国内総生産－68SNA(昭和45～平成10年)》http://www.stat.go. jp/data/chouki/ 03.htm，笔者计算得出。
其次，流通产业对日本产业结构的优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流通产业为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不断上升及经济结构的高级化作出了贡献(见表3－7)。
表3－7 流通产业的就业比重的变化
续表
资料来源:［日］鈴木安昭:《日本の商業問題》，有斐閣2001年版，第6页。
再次，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流通部门有效地发挥了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功能，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流通体系，实现了内外贸协调发展和内需与外需的共同拓展。同时，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互相促进，还引领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在这一时期，日本的流通部门不仅适应了大量生产体制的发展，而且满足了消费者的购物需求，促进了大量消费和富裕生活的到来。正如法国重农学派的学者布阿吉贝尔所言:“所谓富裕，不是别的，只是一种大量的消费，也就是说，是一种极大的财富。”
最后，政府在追求流通现代化的过程中，给中小批发业和零售业留出了足够的生存空间，解决了就业问题，缓解了高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紧张的社会压力，避免了政治和社会危机的发生，对经济现代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注释】
[1]［日］三輪芳朗、西村清彦:《日本の流通》，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版，第359页。
[2]金明善:《现代日本经济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8页。
[3]余昺鵰:《日本经济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4]首都圈:东京、神奈川、琦玉、千叶;中京圈:爱知、岐率、三重;京阪神圈:大阪、兵库、京都、奈良。
[5]孙执中:《战后日本物价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378页。
[6]［日］林周二:《流通革命——产品、路径及消费者》，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7]［日］片三又一郎:《平成流通革命》，評言社1994年版，第12页。
[8]百货店的出现是第一次零售业态革命，1852年世界上第一家百货店诞生于法国的巴黎，它的出现是适应欧洲工业革命后大量生产和大量销售的要求。
[9]日本学者藤原将志把20世纪60年代前后称为日本超市的创业期。在以下的分析里，笔者采用了这一观点。
[10]铃木安昭:《日本の商業问题》，东京有斐阁2001年版，第157页。
[11]长户毅是美国制造收银机的“NCR”公司设在日本的分公司的科长。美国公司决定将以无人售货为核心的现代经营方法介绍到日本，以扩大该产品在日本的销售，于是派长户毅去美国学习一年，并在欧美进行实地考察、研究，掌握了相关技术，长户毅归国后在全国开展启蒙活动。
[12]［日］鈴木安昭:《日本の商業問題》，有斐閣2001年版，第159页。
[13]孙明贵:《流通前线》，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14]［日］鈴木安昭:《日本の商業問題》，有斐閣2001年版，第169页。
[16]胡欣欣:《中日流通业比较研究》，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90页。
[17]［日］鈴木安昭:《日本の商業問題》，有斐閣2001年版，第157页。
[18]［日］田村正纪:《日本型流通システム》，千倉書房1985年版，第34页。
[19]［日］安田武彦:《日本流通经济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载《国际政治研究》，1999年第2期。
[20]［日］木綿良行、三村優美子:《日本的流通の再生》，中央経済社2003年版，第29页。
[21]［美］(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30页。
[22]［日］田村正纪:《日本型流通システム》，千倉書房1985年版，第190页。
[23]裴桂芬:《战后日本流通体制的改革》，载《日本学刊》，1992年第3期。
[24]［日］田村正纪:《日本型流通システム》，千倉書房1985年版，第58页。
[25]吕一林:《美国现代商品零售业》，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页。
[26]［日］小山周三:《流通》，日本経済新聞社1985年版，第199页。
[27]［日］田村正纪:《日本型流通システム》，千倉書房1985年版，第112页。
[28]［日］鈴木安昭:《日本の商業問題》，有斐閣2001年版，第59页。
[29]牛保全在《世界范围内工商关系演变历程及其启示》(《中国流通经济》2005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世界范围内工商关系演变经历了从批发商主导(19世纪50～80年代)到制造商主导(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再到零售商主导(20世纪60年代至今)三个阶段。
[30]王月辉:《日本企业市场营销战略》，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页。
[31]孙明贵:《业态管理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2]［日］木綿良行、三村優美子:《日本的流通の再生》，中央経済社2003年版，第106页。
[33]李东贤:《日本现代流通产业》，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34]［日］鈴木武:《現代流通の潮流と课題》，创成社2000年版，第66页。
[35]［日］片三又一郎:《平成流通革命》，評言社1994年版，第26页。
[36]［日］木綿良行、三村優美子:《日本的流通の再生》，中央経済社2003年版，第109页。
[37]［日］鈴木安昭:《日本の商業問題》，有斐閣2001年版，第177页。
[38]［日］宫下正房:《現代の流通战略》，中央経済社1996年版，第22页。
[39]王月辉:《现代日本流通业》，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页。
[40]日本1923年的《中央批发市场法》是世界上最早的批发市场法，1971年修改为《批发市场法》，每5年修改一次。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