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学研究之我见(1)
我国的人学研究在黄楠森、陈志尚教授的倡导和策划下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更凸显出人学理论建设的重大意义。我对人学没有专门研究,只是二十多年前讨论人道主义的时候写过两篇与这个主题有关的文章。(2)这里我只能就比较一般的问题谈两点看法。
第一点:在人学研究中要提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不能不认识自己。因此,人对人自身的认识的历史可以说与文明史一样久远,视角和领域之广也是任何其他认识对象不可比拟的。神话、宗教、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特别是医学和心理学)和许多交叉学科,无不以各自的方式关注着这个主题。然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对自身的认识又是最困难的,它几乎成了司芬克斯之谜。古今中外关于人的理论和学说汗牛充栋,不可胜数。这里面固然闪耀着无数的智慧之光,但在漫长的岁月里,“人是什么”这个“谜”的“谜底”并没有真正揭开。只有当马克思把科学的实践观引入了哲学,创立了唯物史观的时候,才真正揭示了人的本质,从根本上解开了这个千古之谜。不错,马克思并没有建立系统的人学,也没有对一切有关人的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我们现在讲的人学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的重复或汇编。对人的研究还有未曾涉足的广阔空间。这正是人学这门科学有可能和有必要作为独立部门建立的根据。但我以为,只要是论及关于人的问题,都不能不涉及人的本质。正是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最科学的回答,从而也就为人学这门学科提供了最普遍而又最科学的方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可以在研究工作中高屋建瓴,避免不必要的弯路和歧途。
毫无疑问,在人学研究中必须充分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上一切先进思想的合理成分,包括西方人道主义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合理成分,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无视思想遗产的简单做法恰恰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作为今天我们人学研究的指导思想,这些宝贵的思想遗产毕竟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我想以西方人道主义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为例,谈谈个人的看法。
我们都知道,过去有颇长一段时间我们曾经不加分析地否定过这两种思想。那是非常错误的,也是非常不明智的。错误的症结就在于没有把伦理原则与历史理论区分开来,没有把某种历史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与由这种理论引申出来的伦理原则是否具有合理性区别开来,似乎只要某种历史理论不是科学的理论,由此引出的伦理原则也必定一无是处。这就造成了两种貌似相反而实际相通的后果:有人断言马克思主义连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也一概反对;有人又断言马克思主义可以归结为人道主义,甚至人道主义还高于马克思主义。这是很深刻的教训。现在我们在讨论人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时,就应当把不同的问题辨析清楚。
产生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人道主义反对以神权压制人性,张扬以人为中心,后来发展到鼓吹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对摧毁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建立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即使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作为一种伦理原则,这种人道主义的进步作用也是无可否认的。鲁迅曾尖锐批评过那种不加分析地“大骂”人道主义的做法,他指出在反革命屠杀革命者的时候,人道主义者的抗争是有重大进步作用的。(3)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这种人道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盟友。许多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道主义者有伟大的济世情怀,善良而真诚地关心人民,为人民的幸福献身。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人道主义作为伦理原则,也大有益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和人际关系的友善,有益于社会进步。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如果作为人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就不能不看到这种人道主义的弱点。第一,它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不是科学的历史观,而是抽象的人性论。抽象人性论的根本缺陷就是离开人的社会性和历史发展来谈论普遍人性,把人性描绘成与生俱来、一成不变的东西,不是用历史来解释人性,而是用人性来解释历史,把历史的发展解释成人性的异化和复归。这就无法合理地解释历史,也无法合理地解释人性。而且,这种普遍人性实际上是以资产者的现实要求为模特儿描绘出来的。从根本上说,人权,就是资产阶级的权利;自由,就是商品交换和贸易自由,也就是资产者占有无产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自由和无产者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平等,就是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包括资产者购买无产者劳动力的等价交换原则;博爱,就是利益冲突的阶级之间的互爱合作。在它看来,最符合人性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这种人道主义是以普遍性形式掩盖着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某些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也有激烈的批评,甚至很像是颠覆性的批评,但从他们的实际眼界来看还是以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和合理性为前提的,批评的目的还是维护和改善资本主义制度。这就决定了它并不能科学地解释历史和现实,也不能提供人的彻底解放的现实途径。第二,正因为这种人道主义以普遍性的形式掩盖阶级对立的实际,它也就无法彻底实行。许多真诚的人道主义者的呼吁和呐喊可以给人们以很大的启迪和鼓舞,但他们并不能指出消除利益冲突的现实途径,他们的善良愿望终究只是愿望而已。至于现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一面鼓吹人权,一面又干涉别国的内政,侵犯别国的主权,屠杀别国的人民,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空想社会主义主张的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阶级基础不同,它是无产阶级在很不发展的时期对未来社会的本能渴望的反映。但是这种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是抽象人性论,只不过它认为合乎人性的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社会主义社会而已。它也同样不能科学地解释人的问题,指明人的解放的现实途径。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历史背景和阶级基础不同。它在中国数千年的宗法社会中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思想遗产。从《尚书》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到《管子》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从孔子的“仁者爱人”、“泛爱众”、“修己以安百姓”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都大力宣扬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基本思想。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和诗人以“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情怀真诚地关心人民疾苦,谴责剥削压迫,揭露贫富悬殊,留下了大量撼人心魄的不朽篇章。这种民本思想对抑制过度的剥削压迫,调节社会矛盾,促进生产力和文化的发展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作为人学的指导思想,它同样也有弱点。民本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离开人的社会性和历史发展的另一种形式的抽象人性论。无论是性善论、性恶论或其他理论,也都不能科学地解释社会历史和人的本质。在不改变阶级社会结构的前提下,他们的爱民理想不可能实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状况不可能消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黄金原则”实际上也很难做到。而且,这种民本思想毕竟还是统治阶级“御民”、“牧民”、“使民”、“用民”、“治民”的方略,是“仁政”和“王道”的依据,根本前提还是维护和改善奴隶主或地主阶级的统治。管仲说的“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孔子说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归根到底都还是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着眼的。即使是极有远见极有作为的明君贤相,也只能把“民”看成载舟之水,也就是支撑这个统治的基础,而不可能把人民看成历史的主人,让人民当家作主。韩愈说得直截了当:“民者,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民不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孟子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还是“天下之通义”。
马克思主义与此不同。马克思恰恰是从批判对人的本质的抽象议论开始创立唯物史观的。以往的一切张扬人、推崇人的理论,共同的根本缺陷就在于脱离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来理解人。在这些理论中被渲染得极为神圣的“人”,只是从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的概念。这样的“人”,正因为被说成属于一切时代和一切社会,所以也就不属于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只是思想家虚构的幻影,而不是现实的存在。马克思的贡献就在于发现了打开这个“黑箱”的钥匙,第一次指出全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本质应当从人的实践活动造成的社会关系中探求,人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改变着自己。实际存在的人既不是脱离物质的精神实体,也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物质实体,而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历史的人。这一石破天惊的发现使思想史上的千年迷雾为之一扫。从此以后,社会历史不再是无规律可寻的神秘王国,而是可以用科学方法认识和改变的对象。人的解放也不再是悲天悯人的善良愿望,而是可以通过实践活动逐步实现的目标。这是思想史上最具全局意义和长远意义的成果。在今天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研究人的问题,都不应该离开这个正确的观点和方法。离开了这个观点和方法,就如同有了电灯之后还秉烛夜游了。(www.xing528.com)
第二点:人学研究应当密切联系当代中国实际,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来理解、诠释、运用和发展科学发展观。
人学研究的领域非常广阔,什么问题都可以研究,但我以为应当力求密切联系当代中国的实际,使研究的成果有助于正确理解和合理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问题,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日趋和谐。当前的重点最好放在与科学发展观有关的问题上。
科学发展观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这句话谁都可以讲,事实上过去也有人讲过很多。但这个命题在不同的理论体系中涵义是有区别的。我们现在讲的以人为本不是随便一种理论体系中的命题,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为根据的命题。我们讲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人。对我们来说,最需要关注的是生活在当代的人,特别是生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人。在历史发展的现阶段,我们讲的以人为本只能是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不错,我们党的宗旨从来就是以人为本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就是以人为本。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要特别强调以人为本呢?我认为这是因为人民利益的内容和满足利益的方式都是随历史条件而变化的,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同,在这两个时期的不同阶段也不同。如果不与时俱进地准确地把握这些具体内容,体现为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并转化为人们的实际行动,以人为本的原则就会落空,甚至南辕北辙,事与愿违。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个原则有贯彻得好的时候,也有贯彻得不大好甚至很不好的时候;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沉重的教训。症结就在于是否准确地把握了以人为本的具体的历史的内容。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由于国际国内的情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利益的内容和满足方式的变化也空前巨大。在这种新情况下如何使以人为本的一贯宗旨落到实处,并不是可以自发地解决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发展是硬道理,但如何发展才是科学的发展,这就需要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而发展观是否科学,又要看是否正确理解和贯彻了以人为本的原则。有些同志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只要发展经济,又把发展经济理解为不顾一切地追求GDP的增长,于是为了某些不恰当的“指标”和“数字”,为了不真实的“政绩”而做了一些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事,结果是浪费了能源,破坏了生态,影响了科技文化教育的相应发展,阻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是损害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损害了子孙后代的利益,这就违背了以人为本的原则。现在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是全面的协调的和可持续的发展。全面的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协调的发展,就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协调,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的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世世代代的永续发展。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和子孙后代。一言以蔽之,都是为了确保以人为本的宗旨得到切实的贯彻。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要准确地理解和贯彻科学发展观,避免这样那样的误解和曲解,并不容易。这就需要从理论上弄清楚“以人为本”的科学涵义,就需要对人的问题作深入的研究。我们的人学研究是应当而且可以对此作出应有的贡献的。
【注释】
(1)本文是作者2006年11月27日在中国人学学会与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主办的“科学发展观与人学理论建设研讨会”上的大会发言,原载《高校理论战线》2006年第12期,原标题为《人学研究应当坚持的两个原则》。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少量的修改和补充。
(2)两文为1984年发表的《人道主义的哲学基础》和《两种伦理原则》,均见本书“问题与求索”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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