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日本冷脸欧洲热泪
丁刚
德国人理解二战的关键时刻不在于斯大林格勒战役或是柏林之战，而是在发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那一刻。而日本人对二战的理解不是南京大屠杀和731部队，而是广岛的原子弹。原子弹使日本人总把自己看成是受害者。
55年前的1月27日，苏联红军解放了位于波兰南部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在仓库里，士兵们发现了成堆成堆的人发。检验表明，这些头发中含有大量的毒剂。二战大屠杀最悲惨的一幕就发生在这里。据估计，仅奥斯威辛一个集中营，就至少有150万人被纳粹分子用毒气、枪决等各种方式屠杀。
如今，德国、瑞典、英国等许多国家都将1月27日确立为法定纪念日。今年的1月26日至28日，国际大屠杀论坛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4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和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他们当中有德国总理施罗德、法国总理若斯潘、以色列总理巴拉克等。本次国际大屠杀论坛会议通过的《斯德哥尔摩宣言》代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发出呼吁：国际社会有责任采取行动来促使人们永远不忘纳粹大屠杀的罪行，警惕新纳粹主义势力抬头。各国政府应该加强对学生进行有关纳粹大屠杀的教育，使人类世世代代永远铭记这段历史。
对二战的反思在欧洲是一个永久话题，50多年来，人们歌颂了许多英雄，同时更没有忘记那场战争中的丑恶。
5年前记者曾在瑞典工作，当时媒体因纪念二战结束50周年发起了一场大讨论。一些学者和记者依据新公开的瑞典战时档案，揭露出表面中立的瑞典其实并不那么光彩。在二战期间，瑞典的企业曾为德国纳粹生产过高质量的机械、轴承和铁矿石；瑞典还曾要求纳粹在犹太人的护照上打上印记，以便于边防人员辨认，好将这些前来避难的犹太人拒之门外。5年来，这场刮骨疗伤式的反思并没有停止。瑞典人仍在不停地揭自己身上的伤疤。据瑞典报纸揭露，瑞典的银行曾参与了纳粹掠夺犹太人黄金的交易；至少有260多个瑞典人参加过盖世太保，这些人战后回到瑞典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两年前，在瑞典政府的支持下，一些社会组织通过发放一本名为《告诉你们的孩子》的小册子，在中小学发起了一场“活着的历史”的大屠杀教育活动。这本小册子如今已成为瑞典许多中小学的教科书，并以10多种语言在全欧发行，这场教育活动产生了积极的效果。由美国一个犹太人组织所做的调查表明，有42%的瑞典家庭都了解这场活动；16%的家庭主动索取了这本小册子；94%的瑞典人表示，即使是在二战已经结束5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也不应忘记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在国际大屠杀论坛会议上，面对各国领导人、学者和犹太人，瑞典首相佩尔松为瑞典政府当初的行为道了歉。他说，我们知道瑞典当局在二战中未能履行自己的义务，为此，瑞典政府表示“深刻的道歉”，我们将永远为瑞典社会在战争期间所做的或没有做到的，负起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奥地利总理维克托·克利马也作了真诚的道歉。他说：“我在此再次向犹太人民表示道歉，我向纳粹的所有受害者们鞠躬。”还有，瑞士也为二战期间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进行了深刻反省。
其实，对二战的反思在欧洲许多国家都是一个永久话题。去年《荷兰人报》登出一篇文章，针对有些人说大屠杀早已是过时的老调，不值得重弹，文章用了这样一个词：Horrified（极其可怕）。那意思是说，忘记过去简直太可怕了。文章提到了荷兰的犹太小姑娘安妮。二战时，安妮一家和朋友共8名犹太人在荷兰朋友的帮助下，在“密室”中躲藏了两年，后来不知被谁告密，8人全被送进了集中营，只有安妮的父亲一人幸存。战后，安妮在“密室”中所写的日记以5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回顾战后西欧各国的反思浪潮，它对社会学、历史、哲学、心理学和神学等各个领域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显然，“奥斯威辛”已不再只是表示那个设在波兰的建有毒气室的集中营，它早已成为一个专有学术名词，象征着人类对自身文明和历史灾难的重新认识。
日本人对二战的理解不是南京大屠杀和731部队，而是广岛的原子弹，日本人仅把自己看成是受害者，由此产生严重的“角色错觉”
作为一个中国记者，我在从网上收看国际大屠杀论坛会议实况转播的同时，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我们的邻国日本。日本的中小学生对南京大屠杀有多少了解呢？他们是否知道日本731部队对中国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呢？
几年前，也是在瑞典，记者在一次瑞典人组织的抗议核试验集会上碰到了一位四十来岁的日本女士。当时，她在对一些瑞典人讲述广岛被炸的惨景，用了“大屠杀（Holocaust ）”这个词。听到这个词从日本人嘴里说出，而且又指的是日本，我的心里十分别扭。集会结束后，我问她：“犹太人为什么会遭到大屠杀？那是因为希特勒纳粹实行种族灭绝政策。而日本又为什么会遭到原子弹轰炸呢？”她没有回答。我又问：“你知道广岛被炸，但你知道广岛附近那个岛（大久野岛）上的毒气工厂吗？”她继续沉默。我说：“你也许不知道，因为你们的教科书上没有这一节。你们的文部省认为，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实731细菌部队的罪行。但我们中国人知道，因为那里制造的毒气毒害了数万中国人。”这位女士不愿再与我交谈，匆匆离开了。
3年前英国《金融时报》曾发表过一篇专家论文，将日本人对待二战的这种态度与德国人作了一个对比。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德国人理解二战的关键时刻不在于斯大林格勒战役或是柏林之战，而是在于发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那一刻。而日本人的理解则不在于南京大屠杀和731部队，而是广岛的原子弹。原子弹使日本人把自己看成了受害者。从此文的分析来认识日本战后的教育，我们不难理解一些日本人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严重的“角色错觉”。
德国人更理解“历史是教育与灾难的竞赛”这句名言的含义
英国作家威尔斯有这样一句名言：历史是教育与灾难的竞赛。在二战教育的问题上，德国人显然要比日本人对这句话含义的理解更为深刻。战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中小学推行了全方位的二战历史教育。在历史课上，德国史和世界史都用相当的篇幅来讲述这段历史。在时事课上，老师常常会结合当前的屠杀事件讲述纳粹大屠杀，帮助学生认识民主社会的价值，看清新纳粹的毒害。在宗教和品德课上，学生们通过对世界各种宗教的了解来认识宗教的多样性。学生们还常常就“我们是否要为保全自己的性命而容忍纳粹的罪恶”、“为什么许多德国人看到迫害犹太人而不能出来阻止”这样一些题目展开讨论。在德语课上，老师向学生推荐有关反战的小说和剧本，像《安妮日记》这样的书籍都是必读书。参观集中营旧址或有关大屠杀展览最多的社会群体是中学生。一些非政府组织还为中小学生提供资助，让他们在假期去一些集中营旧址或二战纪念馆打工，或是组织他们为年老的犹太人提供家庭服务。
记者从网上查到了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教育部公布的有关大屠杀教育的指导原则。这个原则的题目是“从反人道的思想到灭绝人类生命”。它要求学生通过学习认识到希特勒当年崛起的社会思想基础：破坏依法而建的民主政府；强迫服从领袖的原则；通过宣传来煽动整个民族；种族歧视和恐怖威胁；反人道的优等民族思想。“原则”指出，希特勒正是依赖了这些条件才得以发动一场世界大战，并且进行了一场有系统地残害人类生命的大屠杀。“原则”提出课程的设置要着重让学生了解纳粹在德国取得成功的原因，并使学生认识到，牢牢铭记纳粹的罪恶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更对未来有着长远的影响。(www.xing528.com)
战后，联邦德国还与美国、以色列的专家一起分别建立了有关教科书的合作委员会。合作委员会的专家们依据相关历史和合作国家的教科书的编写，对德国的教科书提出意见。1985年，德国——以色列教科书委员会公布了有关调查报告，这对后来德国教科书的修订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色列的一些教育专家虽然对德国教科书还有一些意见，但他们的总体评价却相当高。
在德国中小学的教科书中，有不少有关纳粹文件的详细介绍，比如1935年通过的种族歧视的法律、一些集中营中的规定、纳粹头子格林或戈培尔的讲话等。老师在让学生阅读了这些原始文件后往往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假如一个政府是建立在非法的基础上，那么作为个人该如何对待呢？老师不仅是在帮助学生认识这段历史，知道什么对什么错，更是在培养他们反对错误的勇气和良心，培养他们对人类与和平的爱心。因此，一些教师在教学时还着重让学生认识到，在发生如此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时候，即便是没有亲自参与，无动于衷、袖手旁观实际上也是一种犯罪。
荷兰作家布鲁马结识的一位女教师对他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她的学校里有一位老教师，看上去很难相处，总是一副很威严的样子。有一天，有些孩子向他问起有关“第三帝国”的事情，他竟突然哭了起来。“我们都是有罪的，”他说，“我们看到了墙上贴着那些要杀尽犹太人的口号标语，却无动于衷。”
教育的力量是巨大的。1992年，德国发生了新纳粹分子烧毁难民营的事件。全国各地的民众连续几天走上街头，举行反新纳粹烛光大游行。据统计，当时整个德国有300多万人参加了游行。而在当年纳粹影响深重的慕尼黑，几乎有一半以上的居民参加了游行，其中有许多人都是经历过二战的老人。对纳粹有着深刻认识的不只是德国的领导人和专家学者，更是德国的普通民众。
日本教育不仅仅忽视了历史的真实性，更忽视了对人性的培育
布鲁马后来到日本工作，他自然而然地拿德国与日本作比较。他说他曾看过一本日本历史教科书。书中没有任何有关日本军人杀人的照片，而只有广岛遭原子弹炸毁和美国战舰在珍珠港沉没的照片。
一位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提供给记者几段日本历史教科书的英译文。其中第一段引自1998年版的《新社会研究：历史（新版）》，据说大约41%的日本学校使用了这个课本。在题为“中日战争的开始”这一章中有这样一段话（第254页）：“在控制了满洲之后，日本进入了中国北方。中日战争于1937年7月7日因卢沟桥事件爆发。日本与中国军队在北京郊区的卢沟桥未经宣战而发生冲突。
战争从中国北方扩大到中国中部。这一年年底，日军占领首都南京。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军队杀死了大约20万人，包括妇女与儿童（南京大屠杀）。”
读完这段话，我不能不为教科书的撰写者如此“用心良苦”地选择用词而感到震惊。一场由日本侵略者发动的血腥战争被写成了“中日战争”，侵略被写成了“进入”（原文是Advance，意为前进）。“不宣而战”者究竟是谁，难道还要让中小学生去猜这个谜吗？
文中尽管提到了南京大屠杀，可稍稍关注一下有关日本教科书事件报道的人都知道，就是为了这轻描淡写的一笔，一些有良知的日本教育学家、历史学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家永教授为此打了32年的官司，他获得的赔偿却只有3400美元。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特约记者在对日本的中学教科书作了一番考察后说，教科书有关这段历史的页数与内容虽有所改善，但这种努力不完全出自政府。日本文部省对整个侵略战争记述的立场基本上变化不大，甚至在背后利用保守舆论或议员做“应声筒”，推销另一套历史观。
从日本的教科书联想到这几年从网上看到的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评论，最让我气愤的并不是那些极右翼分子，因为他们的言词原本就是无赖和疯子的狂言。可怕的是那些以一副“专家学者”面目出现的讨论者，他们似乎并没有不承认这场大屠杀，只是说没有杀这么多人，是20万，或者10多万；对于日军屠杀平民，他们的解释是，因为中国军人化装成了老百姓，继续向日本军队袭击，日军不得不还击。他们就像是在认认认真、冷冷静静地与你探讨一个学术问题。这简直太让人毛骨悚然了。我多多少少明白了日本的教育忽视的是什么。它忽视的不只是对历史真实性的维护，更忽视了对人性的培育。
近年来，日本也建立起了有关纳粹大屠杀的展览和教育中心，其中有一个就建在广岛。我不知道，讲述纳粹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屠杀犹太人的惨景时，是不是也会多多少少地提及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屠杀。从网上的介绍看，好像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不过，我还是查到这样一段颇具意味的对话。大屠杀的幸存者艾利希博士到广岛访问，与几位日本孩子交谈。有位14岁的日本小姑娘说她读过许多介绍安妮日记的书籍，有本书上说，人会变成野兽，他们甚至会像野兽一样对待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另一位日本孩子则问她：“在那种环境下，你会不会也成为纳粹的追随者呢？”艾利希的回答是：“绝对不会，因为我受过良好的热爱人类的教育。”
是啊，“请将它（大屠杀）告诉你们的孩子们，让孩子们告诉他们的孩子们，他们的孩子又告诉下一代……”大屠杀不仅仅是20世纪最残暴的罪行，也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罪行。任何否认和淡化大屠杀的人，都不具备最基本的人性。日本呀，请你一定要好好反省。
本文选自《环球时报》，（2000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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