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笔点的追问：本讲稿的思维担当

一　粉笔点的追问：本讲稿的思维担当

有位美国学者曾讲述过这样一件事：

某先生到了某幼儿园，他在黑板上点了一个粉笔点，然后询问坐在下面的几乎目不识丁的孩子们：“这是什么？”孩子们像被点燃了一般，七嘴八舌答开了——“猫头鹰的眼睛”、“香烟头”、“电线杆子的顶端”、“星星”、“小石头”、“南瓜里的虫”等等，一口气涌出五十多个答案，彰显出相当灵动的想象力与美妙的原创力。而后，这位先生带着他的粉笔点又走进高中二年级的教室，也向坐在下面的高中生们——自然是颇有一点儿墨水了的准知识阶层询问：“这是什么？”在很整齐的几秒钟沉默之后，高中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道——“那是黑板上的一个粉笔点。”

此答案如何？

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个无比明确也无比正确的答案。然而，却又是一个可悲的正确答案。

其一，因为答案仅此一个。

自从20世纪末叶以来，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变幻不定、极为复杂、多元多极的世界。而每一个客体对象，都可能同时拥有360个观察角度，基于不同角度，势必得出不同的观察结论。多元的世界需要多元的阐释、多元的答案。因此，就像法国哲学家查提尔一语道破的——当你只有一个点子时，这个点子再危险不过了。

几年前，读书界有一本颇引人注目的书《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也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印证了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具有非凡才智与造诣的科学家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他们都坚信一个将普照自然与人类的新学科——复杂理论，这一理论是建构于近20年来知识热潮的成果（如神经网络、生态平衡、人工智能、混沌理论等）之上的一种崭新思维方式。它正以凌厉的思想气势冲破着自牛顿时代以来一直统治着科学及人类头脑的那种线性的简化论的思维模式，或者说，一元独霸的中心论时代的思维模式。人们将这一复杂理论称之为21世纪的科学、21世纪的思维。多极互补取代二元对立，宽容精神取代绝对精神，彼此倾听、相互联系取代唯我独尊、自说自话，成为人类文明进程的必然。而这也正是本讲稿所倚重、所要开宗明义的思维支点。

说得更平易一点，复杂理论提醒我们，世界上的事情万般错综，绝不是一种观念、一个思想——无论它有多么了不起的分量、出自多么至高无上的权威——所能诠释的。何况，人的认识有时还要出现死角，陷于悖论，成为谜团。比方，“他给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著名的罗素悖论），这个让人左右为难的结论就揭示出我们在认识上的尴尬处境，或者说，认识本身的复杂性就需要我们投之以复杂的心智目光。

将这一理念延伸到散文写作上来，不妨先考察一下关于它的主题设立——

在主题设立上，不少散文仍有意无意厮守着非此即彼、非善即恶的二元对立僵硬模式，未能摆脱“这是一个粉笔点”的思维惯性。譬如，散文习作中几乎成为公式定理的主题模式之一，只要笔墨一对准老师，其主题基调必是“啊，老师，你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因而，诸多“优秀作文选”版本中的诸多老师形象宛如克隆所得。

略作浅析不难想见，即便蜡烛，恐怕也有三六九等之分，有优有劣、有真有赝、有实用有摆设，而一动笔老师便矗立起一根标准型号的洋蜡，只生发出这样一种常规化的道德咏叹，委实失之于粗浅。若是一支有创造活力的文笔，大约会透过形形色色独特心性的老师，立体地、多维地去写，写出烙印着时代纹章与历史印记的性情与灵魂，从而抵达人性挖掘的深度，并折射出思想的光泽。在这里，每支创造性文笔都会托举出一位与众不同的老师，就其象征而言，可蜡可灯，可水可冰，可牧笛可挽歌。总之，作为阅读文化之一的散文文体，得依赖自己非同一般的美学品质去赢得读者。

再作浅析还可发现，若把这一流行性主题搁进时代语境去考量，它自身的可信性其实也令人起疑。窃以为，教书作为一种行当、一门职业，将一己微薄的知识与感悟传授于人，是正常的行业规则、起码的职业尺度，而并非了不得的人格操守，似乎不值得夸耀。就像铁路、邮电、医院等特殊行业的一些从业者，除夕夜的那顿饺子就得吃在班儿上一样，职业使然，大可不必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动情高唱“牺牲家人团圆、坚守生产岗位”之类的道德赞歌。何以如此？究其根源——当下社会正处于换轨期，从前的“政治中国”和当今的“经济中国”两种不同的思维谱系和话语陈述难免互相缠绕、时而错位，一不小心就会跑在后面的轨上却操着前面那趟车的心。作为一个有头脑的散文作者，对此应葆有一份清醒的判断力。

综上所述，散文习作中的主题设立，不乏“这是一个粉笔点”的思维定势。

那么专业的散文创作呢，稍加审理，似乎也同样感染着这种主题“症候”。

比如，近年来中国文坛大致以散文面孔呈现的那场“文化论战”，即“现代化”是美景还是陷阱、当代人该如何应对急速的历史转向等论争，便生发、演变、强化出了激烈的两极对立主题模式。张承志等作家的散文坚守“清洁的精神”和人文理想价值，面对盛行于世的拜金主义、犬儒主义、“文以载欲”发出激情的警世之声；而王蒙之风的散文则保持了与时代新语境的亲和力，为现代化进步鼓掌叫好，对保守落后、持有文化戒心，发出的是一种冷静的新历史理性的通世之音。

对此论争，想来比较有襟怀的文化与文学心态当是兼容，对于“现代化”这只潘多拉的盒子，既见出其中的美景，又不无视其中的陷阱，从而使对立的看法在我们的整体感悟上构成互补，而不是非此即彼、偏执一端。因为执拗于人文精神一极，有可能会排斥商品社会而退回到传统社会的僵化保守；而把反人文精神推到极致，则有可能从多元的价值诉求走向失掉人类基准的零价值乃至负价值追求，将写作者的主体心性拖进“天下兴亡，关我何事”的冷漠。当拥有如此的文化襟怀，获得这样一种超越的文学视野时，就有可能摆脱“这是一个粉笔点”的纠缠拖累，使自己的散文主题相对享有开阔的眼界和视角选择的自由，使笔下的散文世界变得立体而敞开。正如俄罗斯作家洛扎诺夫的诗化表达——“我的肩头站着两位天使：一个是笑的天使；一个是泪的天使。她们永恒的争论乃是我的生命。”

这一兼容精神、对话心态其实不止于散文的主题设置，面对散文来自五湖四海的思想资源、面对不同的哲学与美学结论亦然。

比如，美学上那个著名的三段式揭示——传统美学认定“说谎皆坏人”；现代美学则发现并悲哀于“好人有时也说谎”；到了后现代美学则卸下重负、坦言“天下谁人不说谎”——尽管这个三段式表达出了美学发现的不同历史级次，显示了由远及近的纵向进程，但仍不妨碍我们从不同历史视角上作立体审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与侧观，皆是不同角度的体察观照；岭也好，峰也罢，原本都是那座山的真实写照。

今天，当众多的人们视传统乃至现代为落伍、兴致勃勃地沉浸在“颠覆与消解”的后现代情境之时，不妨听听帕斯在诺贝尔授奖仪式上深沉而恳切的一段散文声音：“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有一座桥梁。传统如果孤立地存在，会僵化；现代如果孤立地存在，会挥发。二者如果融为一体，那么一个就会赋予另一个以活力，而后者则会给它以重量和地心引力作为回报……对现代性的寻求是一种返璞归原，现代性将我引向自己的开端，将我引向远古。决裂变成了和解。于是我明白了诗人只是世世代代的长河中的一个涟漪。”

鉴于这一问题的非同小可，不妨再借助于散文范例，看一下开阔的世界文学眼光是如何打量文明进程、如何打磨主题的——

著名的劳伦斯写过一篇名为《在文明的束缚下》的散文，如题目所示，作家以炽热激烈的情感，揭示了文明对人之生命本能的剥夺，鞭挞了教育如何将人沦为“好孩子”式的奴隶。

而另一位美国作家的《父亲的手》，则透过父亲灵巧、有力、勤勉，然而永远没能学会写字的一双手，以他终因目不识丁没能打开那个急救药瓶而丧生的悲剧故事，充满疼痛地描述了一位文化落伍者的不幸，从而隐蔽地肯定了文明之价值。

可以说，两篇散文从几乎是势不两立的方向，各奏出了同样有力的哲思，相反相成地说明着我们这个幸与不幸交织、正负价值共存的复杂世界。

在当代中国的新生代散文里，也有两篇力作同样以对立的思想、相反的结论，构成感悟的互补，一同担当起对于人生意义的诠释——

先看鲍尔吉·原野的《英雄赴死如返乡》（节录）：

当人们读到一些深刻的话语时，会像海水流进眼里，就在一怔的刹那，痛楚已经令人难忘。

譬如英格索尔的一首诗：

“每一只摇篮都在问我们

你来自何处？

每一口棺材都在问我们

你去往何方？”

这样的诗触目更惊心。它无由地在心里浮现，默念两遍，如诵佛偈。我觉得这诗如同一尊白玉钵，里面宛然盛着生命的分量。

生与死都是人生大事，怎样生与怎样死共同显示着一个人的尊卑。

拿刘胡兰来说，我从小就熟知她的故事。这故事在当时激发的只是对国民党的仇恨。直到几年前，我才猛然想到故事的另外一面，即刘胡兰对死的态度，就有咀嚼不已的味道。

一个云周西村的农村女孩儿，如何能面对铡刀这样坦然呢？她只有15岁，虽然无知无识，身上却能淋漓展示高僧修炼一世的上乘境界。佛与耶稣亦不过如此。杀手当着刘胡兰的面，已经铡了6个共产党员，那场面可谓血光满目，一般人看也不见得敢看一眼。对刘胡兰，生的条件不算苛刻，自首就行，只要声明叛党便能保全性命。这对有人来说并不难，许多近年出国的人表示过放弃党籍。

刘胡兰选择了死，自己躺在了铡刀下面。

我顿悟，这种死法何等尊贵。的确“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www.xing528.com)

刘胡兰从容赴死的谜底原本也深奥，为了信仰。

塞内加说过：“倘若世上的一切都不允许你高尚地活着，那么世上没有一样东西能阻止你高尚地死。”

有一个人（仿佛是萧伯纳）说：从两件事上最能看清人的本质，即娶什么样的女人和临死时的表现。

爱因斯坦得知自己患上不治之症，断然拒绝治疗。他认为：“我的生命只意味着研究物理学，如果不能研究物理学，活着还有什么用呢？”

苏格拉底在被人用毒酒处以死刑之前，平静地说：“生与死，很难说哪一样更好。死，不过是另一场戏的开幕而已。”

苏格拉底被免除死刑的条件是放弃传播他的学说，苏氏一笑置之。

“我不放弃真理，”苏格拉底说，“如果我的儿子有一天放弃了真理，就请你用处死我的方法去处死他。”

这话让天地都为之一惊。

中国人讲究忠烈，其境界可使鬼神变色。西湖边上岳飞庙正殿后面，立一块石碑，上刻黄庭坚手书“武官不惜命，文官不爱钱，天下可以太平矣”。

大革命时期，广东佛山市大沥镇的农民自卫军领导人谢伦，在“四一二”之后，连同71岁的老父亲谢泰珍一道被捕，押到村边砍头示众。敌人欲先杀谢伦，他提出：“稍后老父一步而死。”谢伦跪行到父亲面前，叩头行礼道：“请父亲大人先行，儿子给您送终了！”

谢泰珍眼泪夺眶而出，镇定走向屠刀。

谢伦在父亲尸体前再次叩头，挺起身，随父而去。

谢伦尽忠于革命，尽孝于父亲，死得让人荡气回肠。

先贤殉身，不仅酷烈，也有似水柔肠……人们感受的不仅是悲壮，还有摄人心魄的美。这是人的精神在极点迸放的极美的花。

两相比照，再看止庵的《托尔斯泰之死》（节选）：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突然出走了……”1910年10月28日托尔斯泰夫人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其实只有一位对这一举动及其结局是看得清楚的，那就是托尔斯泰本人。

高尔基在得知托氏出走的消息后写信给柯罗连科说：“您知道，他早就打算去‘受苦’了……可是他想去受苦并不单纯是出于一种想考验自己的意志的强韧的正常愿望，而是出于一种很明显的——我再说一遍——是一种专制的企图，也就是想加重他的学说的分量，使他的说教成为不可抗拒的东西，用他的受苦使他的说教在人们眼中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强迫人们接受，您明白吧，是强迫人们接受！”

这席话里有着深深的担忧：托尔斯泰主义如果只在那里说教，反对者如高尔基就很容易指斥其为虚伪；如今托氏自己把它变成行动了，不免要怕它成为真实的，或者被认为是对的。其实思想付诸行动于这思想本身并无别的意义，唯一的价值在于它可能构成对思想者自己的一项考验。比如这里，我们就可以（也仅仅如此）说，托尔斯泰毕竟是真的相信他所倡导的托尔斯泰主义的。托尔斯泰的思想和托尔斯泰的生活永远不相协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于托尔斯泰来说它们都是真实的，所以他只能以他的死来自圆其说。说实话我从来就不认为托尔斯泰主义是多么结实的思想，我觉得有分量的（甚至可以说是我所佩服、所敬重的）仅仅是作为一种理想主义的倡导者的这个结局：一位导师把他的门徒引入他创造的秩序，他自己毕竟也在这个秩序之内；他可能毒害了他们，但是没有欺骗。任何人不信上帝我都不怕，我只怕上帝不信上帝。相比之下托尔斯泰是托尔斯泰主义的烈士，对于烈士我们无法批评——他确实为此死了。

托尔斯泰为他自己选择的这个结局，可以认为是他几乎跋涉一生的心路历程的延续。而他死前四天（也就是他谈到农民的死法的那一天）写下的绝笔，在我看来是对他内心世界最真实的揭示：

“这是我的计划……完成义务……”

“这对别人也有好处，但特别对我有好处。”

我们作以简约的比较分析：

分析1——《英雄赴死如返乡》，显然意在张扬人的蔑视死亡的一腔凛然正气，颇有酒神精神的酣畅，肯定了英雄主义与道德信仰的崇高价值；《托尔斯泰之死》，则以现代人冷峻的怀疑精神，对理想主义者的深层动机予以剖解，对英雄烈士的信仰根底进行质疑。

分析2——《英雄赴死如返乡》感性饱满，着重对“不畏死亡”这一人类崇高行为过程本身作审美观照；《托尔斯泰之死》则寓结实理性于深沉情感，侧重对人类崇高行为的幕后真相加以追问。

两篇力作一热一冷、一情一理，从各自的价值取向出发，都有结实到位地抒发与揭示，不由得让人再次生发出洛扎诺夫式的感慨：“人身上有多少美好的东西啊，——出乎意外。人身上有多少丑恶的东西啊，——同样出乎意外。”受此感召，若轮到我们，该对这样一种散文主题做何处理呢？是不是既可倾向于原野，也可同意止庵，或将两者兼收并蓄，将他们当作自己思想之旅的始发港？

通过对散文主题相关链接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这是一个粉笔点”在散文领域里享有何等特权。对于一个有志远行的散文习作者来说，这种“一根筋”式的思维习惯，显然是路障，是樊篱，是使创造力落马的陷阱。在散文写作路途中，当习惯于以一两种观念格式去观照题材时，当安心于用套路组织形象片断时，当语言的切入角度与成分搭配已成顺手的模式时，久而久之，我们的文笔很可能因定势而老化，因老化而使文章成为一汪死水。

因为，创造性写作最忌讳厮守一种路数。

事实上“这是一个粉笔点”的悲哀不止于此，从教育学视角上我们还发现：

其二，它又是一个代价昂贵的正确答案。

从幼儿园到高中二年级差不多有十年，十年间学会了寻求一个正确答案，却丧失了寻求一个以上许多正确答案的想象力。知识在成长，作为原创性的人的宝贵想象力却在萎缩，这不能不说是整个人类教育的悲哀。就像教育学家波斯特曼尖锐指出过的，“孩子们入学时像个‘问号’，毕业时却像个‘句号’”。素质教育当下的一个棘手问题，就在于从事素质教育之人的自身素质。显而易见，素质不高的施教者，对于素质较高的受教者来说无疑是个灾难。

借助于粉笔点的追问，用来说明本讲稿的宗旨：

坦言之，在非常有限的文字讲述和写作训练里，写作能力恐怕很难获得大步流星的长进，像拔节那样的成长奇迹无异于神话。因为写作像打太极拳，是慢功夫，需要格外的耐心去长久地阅读、体验、思考、练笔，同时也需要具备相应的气质禀赋，难怪人们爱说，写家与课堂没关系。那么，在薄薄的这本讲稿里，希望达到的，相信也有可能达到的——

通过对散文写作流程的站站体察，力求融感性与理性于一炉，给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律与技巧。其中，作为一份学理化的讲稿，尽可能提供自己的思路以便呼应、碰撞读者的思考，但不准备搬弄艰深理论和玄虚概念，不打算把玩脱离写作实际的所谓框架体系。

在陈述上，尽可能将冷的学理思考以热的散文载体来传达，试着在讲稿里消解横隔在写作理论与创作实践之间的那道防火墙——笔者以为，一本比较真实的引导写作的书，当有一种燃烧习作者的魔力。同时，不在时髦话语里起舞，不玩“能指游戏”，不在文字上设障，也是本讲稿的一项自律。

通过出示构思与表达习题，借助训练，力求让散文习作者意识到自己可能正冬眠着的某些想象力，捡拾起被层层叠叠修剪掉了的某些感受力。

当读者合上这个小册子的时候，也许你全然忘记了它曾絮叨过什么，但是，就像十余年的散文课堂反馈于笔者的，重要的是你感到自己的某个地方好像悄然洞开了，开始有了一些若隐若现的感受，有了一种若明若暗的表达冲动，那时候，最想说的一句话可能就是——是的。那正是本讲稿想种的一棵愿望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