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伤痕的深化与人道主义

也许我们应该回到历史现场。1979年，以伤痕文学为标志的新时期文学已经酿就了声势浩大的主潮。如果前此的伤痕文学不过是一次序幕的话，那么，1979年也许可以称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正式开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遭到“凡是派”的抵制，但经过不到一年的较量，“改革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取得了全面的胜利。1978年12月18—22日，被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一个影响深远的“新时期”从这里拉开帷幕。这一年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如果回顾一下那个时期的政治文化生活，将不难发现这一年有过不少激动人心的场面。这一年的1月，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在中国文联举行的迎春茶话会上慷慨陈词，对文艺界提出热切希望。10月30日—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辞。这一年有《收获》、《当代》、《花城》、《长城》等多种大型文学刊物复刊和创刊；各式各样的学会、研究会宣告成立；涌现了许多文学艺术类的出版物，例如小说集《重放的鲜花》、话剧《救救她》、电影剧本《苦恋》、社会特写《人妖之间》等等，轰动一时，并且激起旷日持久的反响。在叙事文学方面，这一年发表的作品构成了新时期舞台上最壮观的布景。镌刻在身上和心上的伤痕，虽然不能作为深入反省历史的依据，但可以作为重建知识分子的现实意识的起点。伤痕文学对历史的解释简明扼要，纠正历史悲剧的根本方法，就是重提人性论，强调人道主义精神。

1980年，戴厚英（注：戴厚英（1938—1996），安徽颍上人。1960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曾在上海作家协会任职，后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大学文学院任教。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人啊，人！》、《诗人之死》等。《人啊，人！》据说根据诗人闻捷的生平经历而创作。戴厚英1996年8月25日在上海寓所不幸被入室抢劫者杀害。）出版长篇小说《人啊，人》，讲述知识分子在“反右”运动中遭遇的厄运，并对“文革”时期惨无人性的文化专制进行了揭露。通过展示知识分子的心灵和肉体所遭受的种种磨难，戴厚英叙述了一部严重压制人性的当代政治／文化史。小说叙事主观性语感强烈，自由挥洒，结构开阔，主题明确。作者要表达的意义在“后记”里说得很清楚：遭受过历史劫难的“人”理所当然应该认识到“人”的现实意义。在这部小说中，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这样连接的：反省一代知识分子所走过的曲折历史，看到那“充满血泪的、叫人心碎的命运啊！”，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于是“一个大写的文字迅速地推移到我的眼前：‘人’！一支久已被唾弃、被遗忘的歌曲冲出了我的喉咙：人性、人情、人道主义！”（注：参见戴厚英《人啊，人》后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51、353页。）大写的文字——“人”，从反思“文革”的语境中浮现出来，对历史的批判，转化为对现实的祈求。这个祈求作为集体的愿望对现实并没有多少作用，但就戴厚英个人经验而言，可能有相当的真实性。50年代，还是一个幼稚的大学生的她，跳上讲台批判她的老师钱谷融先生，钱谷融先生当时是中国几个主张“人性论”的学者之一。戴厚英后来对自己的这一行为懊悔不已。

方之（注：方之（1930—1979），祖籍湖南湘潭，生长在南京。原名韩建国。50年代初期发表第一篇小说《兄弟团圆》。1957年因参与创办文学社团“探求者”受到错误批判。1977年回到南京重新开始文学创作，1979年发表《内奸》，不久病逝。）的《内奸》（《北京文学》1979年第3期）在当时引起极大的震动。小说讲述一个拥护共产党、为抗日作过贡献的商人的故事，这个人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救共产党的干部，解放后却被当做内奸，受尽了折磨。方之试图写出人的善良美好的感情是如何被践踏的悲剧，在当时提出了应关心普通人的命运这样一个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命题。

久受压制的中国人在那个时期确实渴求恢复真实的人性，给人以基本的情感自由。1979年11月，《北京文学》发表张洁（注：张洁（1937—），原籍辽宁抚顺，生于北京，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毕业后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1978年发表第1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著有作品集《张洁小说剧本选》，小说散文集《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小说集《祖母绿》等。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无字》分别获第2届、第6届茅盾文学奖。另有长篇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的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以她女性的敏感写下了那个时期人们对爱的朦胧向往。小说讲述女作家钟雨痴情爱着一位已有家室的老干部，他们的感情只限于心心相印，两人终生只能默默相望，铭心刻骨。爱情与婚姻的冲突，道德与人性的矛盾，使这篇关于爱的祈祷的小说具有尖锐的思想挑战意义。委婉细腻的女性笔致和缠绵的爱的情思，赋予这篇小说以特殊的韵味，在当时激起了强烈的共鸣。

宗璞的《三生石》（《十月》1980年第3期）描写一位大学女教师因为写了一部爱情小说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惨遭迫害的故事，小说也闪现着关于人性的理想化的片断，但更多的是对非人性的彻底揭露。小说的女主人公渴望自己被改造好，但无止境的政治迫害使她终于明白，改造是没有希望的，她认识到所谓的“继续革命”，所谓的“反修防修”，就是灭绝人性：“我很恨。恨这样的‘革命’！我再也不想改造了。”

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上海文学》1980年第1期），则把目光投向了贫困的乡村。存妮和小豹子的青春冲动以悲剧告终，在遭受“文革”浩劫后的中国农村，那种封建意识依旧牢牢控制着人们。作者对“文革”的反省，已经压抑不住对自然的人性欲求的表现，这篇小说的崭新意义正在于此。作者对“本能冲动”的批判态度则显然是无法逾越的时代局限。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描写爱情的小说已经与单纯地呈现和反思“文革”的小说有所不同，这些作品更专注于表现人的情感，在肯定性的意义上重新去确认属人的那种精神世界。

在这一维度上可以说，张抗抗（注：张抗抗（1950—），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祖籍广东新会。1969年到黑龙江国营农场插队，1977年进入黑龙江艺术学校编剧班学习，1979年毕业。1975年创作长篇小说《分界线》，1979年发表短篇小说《爱的权利》。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隐形伴侣》、《永不忏悔》、《赤彤丹朱》、《情爱画廊》、散文集《风过无痕》等。）的《夏》是一次更为鲜明的推进。《夏》（《人民文学》，1980年第5期）展示了清新而富有活力的大学生活，把青年人的个性如此醒目地推到现实面前，个人的情感需求超越了集体主义，小说出版后引发了关于“现代人”的种种思考。作为对现代性中早已缺失的个性的呼唤，张抗抗这篇小说的意义非同凡响，它使后来的现代主义式的对个性的强调有了情感的前提。张抗抗的写作一直关注个体的感情世界和个性的丰富性，从建构当代中国文学中“人”的形象这一角度来说，张抗抗的小说的意义应该受到更充分的肯定。她在这一时期的创作势头很猛，仅在1980年，除了上面谈到的《夏》，她还发表了《悠远的钟声》、《鸡蛋里的哲学》、《白罂粟》、《飞走了，鸽子》、《去远方》等5个短篇小说，另有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

陈建功（注：陈建功（1949—），出生于广西北海市，1957年随父母迁居北京。曾在京西煤矿当了十年矿工，这期间开始文学创作。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期间发表不少有影响的作品。短篇小说《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分获1980、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从北大毕业后到北京文联从事专业创作。1995年2月调中国作协工作，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职。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迷乱的星空》、中篇小说集《陈建功小说选》、《丹凤眼》、《鬈毛》、《前科》、《建功小说精选》等。）的小说《丹凤眼》（《北京文学》1980年第8期），刻画了一个漂亮姑娘的心灵世界，小说写得朴实淡雅，清新明朗，如此理想的女性形象，是书写在空白的历史布景上的关于人的理想，给从历史阴影中走出来的人们以一种情感的抚慰。陈建功随后又发表了《飘逝的花头巾》（《北京文学》1981年第6期），对人的情感世界刻画得更加委婉细腻，那些微妙的心理变化显示出人性的自然深化。这些作品从历史反思的侧面分离出来，向着人自身的情感世界切入，给新时期渴望的“大写的人”提示了更为具体的属人的情感活动。

徐怀中的小说《西线轶事》（载《人民文学》1980年第1期）以对越自卫反击战为背景，写一群女电话兵在经历了战火磨练之后的成长。这是一群富有青春活力的女孩子，嗑瓜子、爱哭、沉迷于爱情……这些在世俗生活中正常的现象，在军队里却要受到管制。就是这样一群女孩子，在军营里，尤其是炮火中成长为坚强勇敢的战士。徐怀中是当代军旅文学的代表作家，在“文革”后拨乱反正的时期，他把人性、人情味的描写带入战争文学，小说并不描写战场暴力，着意刻画战争的间隙和战场外，一群青春女性的性格心理，她们的天真单纯与面对任务时的勇敢坚定。其中穿插的刘毛妹与陶坷的情感纠葛，写出了当今和平年代青年军人的某种精神状态。那副单架上的负伤或牺牲的战士，几乎重述了《百合花》和《洼地上的“战役”》中的经典情节，战争与年轻生命的成长或者夭折，都是令人感奋的后果。当然，其中陶坷的母亲老干部曾方要求送陶坷上前线，并且拿出其父129师的绑腿带激励陶坷，可以看出重塑老干部形象的历史渴望。但整篇小说写得自然朴素，笔调轻灵精细有力。(www.xing528.com)

同时期的作品还有轰动一时的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十月》1980年第1期）、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当代》1980年第1期）、高行健的《有只鸽子名叫红唇儿》（《收获》1981年第1期）。这些作品在更为广大的历史背景上，展开了饱受压制的爱情主题。在这些作品中，一代人的命运，他们的内心生活，与变动的时代悲剧交融一体，浓烈的抒情性和铺陈舒畅的叙事，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个人的情感需求是如此强烈地反衬着历史和政治的风云变幻，从中可以看到对人性的呼唤是如何深刻地植根于中国的政治无意识的结构中。关于人性的解释显然不仅是一个文学的命题，也不仅是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它属于政治学范畴，它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公开的情书》和《晚霞消失的时候》都写于“文革”期间，都是通过强烈的历史批判性来思考人的存在价值。《有只鸽子叫红唇儿》从不同的人物角度来叙述，在叙述文体上有探索意识，这在80年代初无疑是大胆的尝试。

也有一些小说对“文革”的揭露更加不遗余力，古华（注：古华（1942—），原名罗鸿玉，湖南嘉禾县人。1962年毕业于农业专科学校，之后开始文学创作，1981年发表《芙蓉镇》、《爬满青藤的木屋》等作品。1988年起旅居加拿大至今。）的笔墨就显出更鲜明的批判意向。长篇小说《芙蓉镇》（《当代》1981年第1期）讲述芙蓉镇上的“豆腐西施”胡玉音和右派分子秦书田的遭遇，揭示从“四清”到“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运动对中国人的尊严和生存权利的任意践踏，对中国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近20年的历史做了严肃的回顾和深刻的反思，也对在特定的历史情势下人性恶的激发给予了批判。芙蓉镇人的命运，正是中国激进革命进程中普通中国人命运的写照。小说笔法细腻，人物性格鲜明，强烈地呼唤人的尊严和人性的美善。同时古华还发表了中篇小说《爬满青藤的木屋》（《十月》1981年第2期），对“文革”颠倒黑白的历史进行了更为彻底的抨击，小说写知青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当地的护林人是一个根本不懂林业常识的愚昧农民，但这个人依仗势力欺压知青，最终居然以毁林栽赃的手段，陷害知青。小说揭示的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发生的悲剧。

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出版于1979年，于1982年获得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小说讲述四川偏僻山村葫芦坝农民许茂与他的九个女儿的不同命运遭遇。小说延续了“十七年”时期通常的叙事方法，农民如何经过教育转变而走到正确的道路上。许茂在土改和合作化运动中都曾经是积极分子，最后却成为一个孤僻自私的农民，经过工作组的启迪教育，他又逐渐醒悟过来。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写出了许茂的四个女儿或忍耐或反抗的不同性格，有些心理刻画相当细致动人。周克芹长期生活在农村基层，熟悉巴蜀农家生活，故而作品富有乡土生活气息，对人伦风习也描写得相当出色。

强调人性论、人道主义，是现实诉求还是历史反思？是指责极左路线压制了人性，还是希冀中国以后的历史不再重蹈覆辙？强调人性使反思的主体具有了真正的历史起点，它继承了中国现代以来一度中断的启蒙事业，以人的自觉，人的存在价值为主导理念，这是专制制度终结之后产生的最低限度的自主性诉求。如果说一个人的存在都得不到尊重，如果说人连存在的肉体基础都不可能得到保障，那么，其他任何更高的精神自主性就更无从谈起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80年代初期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思潮，是对中国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政治运动进行的一次初步的“人学”请愿。那些关于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呼吁给人以一种有尊严的生活。那些被塑造成爱情的故事，那些在政治／爱情的绝境里挣扎的人们，说到底不过是在诉求对人性最低限度的需求予以合法化。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理论并没有多高的社会理念和思想目标，但它却为人的社会存在找到了绝对必要的合法性的前提。但即使是这样最低限度的历史诉求，在那时也具有那么强大的历史反思效应，究其原因，应该归结于主流意识形态对人性论确定的内涵边界——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过于狭隘。

刘再复在谈论新时期文学十年的经验时，就这一时期的文学对历史现实的反思进行总结说：“无论在政治性反思还是文化反思中，我们的作家主要的身份还是受害者、受屈者和审判者。因此，主要态度还是谴责和揭露。但是，从总体上说，在这种伟大的成功中也包含着一个目前作家还未普遍意识到的弱点，这就是谴责有余而自审不足。谴责的必要性与正确性是无可怀疑的。但是，谴责者在对历史事件的批判中基本上还是站在历史法官的局外人的位置，即使是站在局内人的位置上，也只是受害者的角色。他们还未能意识到自己就在事件之中，就是历史事件的一种内容，即未充分意识到自己在民族浩劫中，作为民族的一员，也有一份责任，自己不仅是被‘罪犯’所迫害、所摧残，而且自己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犯人’，至少是一个缺乏勇气和力量的怯懦者……”（注：刘再复：《新时期文学的主潮》，《文汇报》1986年9月8日。）刘再复的批评可谓击中要害，新时期文学缺乏自我反思的精神，事实上也是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缺乏自我批判精神。这种现象与孔子所说的“吾一日三省吾身”大相径庭。如果试图勾勒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自我反思线索，可能直到21世纪初也依然非常模糊。

80年代上半期，当代思想还是在其有限性地对“文革”的反思中引领向前，“思想解放运动”为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创立了理论基础，拨乱反正在思想领域进一步深化，理论讨论也取得了初步的成就。文学和思想界，反省十年“文革”得出的两个基本结论是：其一，政治对文学艺术的直接干预导致“假、大、空”的文艺作品横行文坛；其二，由于极左路线对人性的极端践踏，反省的深化就是要重新理解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精神。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关于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讨论，在80年代初期构成理论界的核心主题。这场讨论明显还带着“文革”遗风，对立的双方引经据点，都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进行重新解释，来论证文艺与政治、文艺的人性论问题。在这里，“历史化”与“重新历史化”构成一种紧张关系，在“历史化”中生长出“重新历史化”的需求。在主导性文化本身的变革中生长出“崛起的文化”（注：参见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威氏把文化划分为“主导的、剩余的和崛起中的”（dominant，resedual，and the emergent）。），新崛起的文化要对历史做出新的阐释，并且要选择新的更具有解放意义的未来面向。由此，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核心的重新解释。

过去把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核心思想解释成“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如今的一些理论家，如王若水、王若望等人，打出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旗号，标榜“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他们把注意力放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上，特别是从国际上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方面找到凭据。80年代初期，中国思想界开始对马克思那篇深奥晦涩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俗称《巴黎手稿》）感兴趣。通过对经典的重新解释，来确定人的“本质力量”，确定人作为理论的主体，这对于一部分企图寻求思想自由空间的知识分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同此也就不难理解，80年代初期的中国何以会有美学热，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成为令一代青年最为激动的关于美的定义。但理论上的关于人的主体性问题的讨论并不是文学创作上的主体自我确认的直接延续，只是一个思想的前提，理论上的人道主义、人性论和主体论，必然要寻求新的思想起点。对于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这一起点也只是起点，其思想背景、动机和目标都不甚明确。理论的推论，思想的延续直至变革，必然有赖于更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去展开。但历史的前提是一回事，历史选择的结果又是另一回事。中国特殊的社会体制和思想氛围，使更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同样面临困难的探索。